林语堂传（节选）

林太乙

编一部好词典，是父亲林语堂数十年的心愿。早在1930年代，他便请三伯憾庐及张海戈编一部像《牛津简明字典》的中文词典，但是编成之后，由于中日战争，文稿毁于兵火，六十册的稿子，只剩下父亲带到美国的十三册。

对于编纂汉英词典，父亲说：

“国语必有详确记载国语的词书，这个观念与字书完全不同。中国字书，一概以字为本位，不以语文中之词为本位。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由现代语言学观点编成的一本中国语文词典的专书。西方的英文、法文‘字典’，都是以那些的国语为本体，凡国语中的词的用法及文法词类，及其变化，都记载详尽。我国的词书，如《辞源》、《辞海》，虽然以词为单位，内容却偏于百科全书性质，未能就词论词，研究其在句中之文法地位及变化，也不能于单音组及数音组缀合所成之词，加以整理反分析。”

“中国向来无国语，因国语尚未统一。经五十年来国语统一会诸公的高瞻远瞩，不断地讨论，始定北平话为国语。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1947年《中华新韵》颁布出版，而后读音始有统一的标准。又跟着1918年颁布的注音字母各处推行，始有今日普遍承认之国语注音法。又自从文学革命以来，以白话为文学工具，教育部乃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经三十年之搜集材料始由汪怡主编《国语辞典》，在抗战期间由1937年出版第一册，至1945年出版第四册，而后我们可以说中国国语有一部详尽准确的词书。对于已往的白话文学及现代北平国音所有的材料都已有系统的纪录。这是开山的工作，前人筚路蓝缕之功，我们后学乃受其赐。所以我才敢梦想做一本更合时代的汉英词典。”

父亲编纂《当代汉英词典》是由香港中文大学赞助的。当时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一是1892年翟理斯编的《汉英词典》，以及1932年麦氏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这两部字典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代的需要。1967年春，父亲受聘为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

在双城街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马骥伸、黄肇珩，他们担任收集资料、查核，后来添了陈石孚，他在英文方面有所贡献。北外还有秘书、抄写陈守荆和施佩英。

父亲认为编词典的工作“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寻发真理，自有其乐”。事实上，这份工作庞大艰难，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 

他拟了词典的蓝图，即编辑体例的概念，与马骥伸、黄肇珩商量，要他们仔细研究，提出意见。最初六个月，大概都花在体例问题上，父亲不惮繁琐，一再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了“大样”。这时，编辑小组开始试稿。他们帮助父亲选择单字和词句，加以注释，写在单张的稿纸上面，并依国语注音符号的次序排列起来。这一切做好之后，把稿子交给父亲，由他审定，再译成英文。凡在草稿中有疑问，他必反复问明出处、用法。偶尔触发灵感，想到佳妙词语，他便拔电话问办公室的同仁，是否已采录。译到得心应手，他会将纸片交司机送到双城街，供大家共赏。所有原稿自始至终他都一一过目、修改，并且一校再校。

这部被父亲认为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当代汉英词典》，于1972年10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全书约1800页。词典用的检字法是根据父亲发明“明快打字机”时所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再修订的。所采用的拼音法（简化国语罗马字）也是将他当年参与制定的国语注音法简化而成的，他首创的五十部首则成为这本词典的另一特色。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汪怡的《国语辞典》之前，《国音常用字汇》也是推广北京语音为标淮的国音的，但由于只收单字，作用受到很大局限。《国语辞典》着眼于词，除为单字注音外，凡立为条目的词或短语都按北京话的实际读音注出，这在以前的词典中是没有过的。（韦冰《槐市云烟录》）

②林语堂的“上下形检字法”，将取字之左旁最高笔形及右旁最低笔形，将汉字分门别类，以便索检。他发明“明快中文打字机”，根据这个检字法设计键盘，只需三键便可以打出一个字。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写信对林语堂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它的“好处是这键盘不用学便可打。”（施建伟《林语堂传》）

人民日报评论部：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

    新技术是伟大的“改变者”。如果以山峰为喻，从山脚的村歌社鼓，到山巅的阳春白雪，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类型文化构成的群落，拼贴出文化中国的四季春秋。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文化的层峦叠嶂架起高速索道，不必费力攀爬，便可悠游其间、览尽风光。

    打开微信“朋友圈”，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有痛心质问“传统文化怎么了”，也有娓娓道来“告诉你真实的美国”；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实体书店和报刊亭逐渐凋零，城市正失去文化之肺……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阅读吧！甚至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升级，都会引起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交流思想？哲人的忧思从另一个角度给出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接受新事物。看看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学者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但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时代变迁，技术条件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有改动）

    ①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他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并以此指导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从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这些思想是一笔宝贵的应该加以继承和借鉴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后人加以吸收、总结、研究和珍藏。同时，他令人称道的人格魅力和品德气质以及个人修养，都反映出近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和谐的融合统一。

    ②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③梅贻琦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许多人对“大师”有片面的理解，仅看到学问的一面，而梅贻琦讲的“大师”则是学问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为此，他提出了“从游”这一生动的比喻，以老师为大鱼，学生为小鱼。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种以教师的高尚品行和渊博学识来自然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的观点，就是著名的“从游论”。

    ④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的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⑤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并把体育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与梅贻琦的倡导很有关系，他认为这是学生“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高尚人格具体体现在“团体精神”、“急功好义”、“遵守纪律”上，要借团体的运动“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并在学籍管理上明确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这些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与深思。1928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的时候，就曾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1934年，已经担任校长的梅贻琦对自己的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他还说，体育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胜，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能否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在体育比赛中，“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假如在比赛之前，有人因为没有取胜的可能就放弃比赛，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在团体中应尽的任务。

    ⑥群育则是梅贻琦德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这源于他对人类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

    ⑦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该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相关链接】①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人物》杂志《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②梅贻琦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黄延复《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叶圣陶在四川

    1940年初夏，叶圣陶来到成都，在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工作。他白天去办公，晚上教儿女们写写文章。常常在晚饭之后，把油灯移到桌子中央，至善、至美、至诚就凑着光亮，认真地听父亲讲解。有时候，儿女们也和父亲热烈讨论。他们每人每星期交一篇文章。叶圣陶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对儿女们的作文，他也从来不出题目，随他们写去。这也是他们一天中最感兴味的时刻。叶圣陶一边看他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看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孩子们：“原来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他问得十分仔细，简直就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孩子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但是，对于叶圣陶，到了成都以后，使他格外高兴的事，却要算和朱自清的朝夕相见了。几十年来，这两位作家亲似手足。朱自清曾写过《我所见的叶圣陶》《叶圣陶的短篇小说》等文章。1931年8月，朱自清由北平动身访问欧洲，就是在叶圣陶鼓动下，才写出了《欧游杂记》的。朱自清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曾提到叶圣陶帮助“设计”“题字”“校对”等。叶圣陶曾写过《与佩弦》的散文，讲述他们之间的友情：

    促膝谈心，随兴趣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可谓随意之极致了。这当儿，名誉之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诳等心也都没有，只为着看出内心而说话，说其不得不说。其味甘而永，无所不领会，真可说彼此“如见其肺肝然”的。

    现在，很难得他们同处一地，又在一起工作，还先后合编了《精读指导举偶》和《略读指导举偶》，作为中学生学习国文的课外读物，列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丛书”出版。

    为了浇灌《中学生》这块抗战时期青年的精神家园，叶圣陶1945年9月离开成都到重庆，住在螃蟹井开明书店那个局促的小楼上。看稿编辑，和作者、读者书信联系，甚至校对都由他自己动手。他热情、认真、宽容，一心一意为作者和读者服务。来稿只要有可用之处，他就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赵景深在《文心剪影》里说：“他的复信措词谦抑，字迹圆润丰满，正显出他那谦和而又诚实的心。”正如当年他主编《小说月报》曾精心培育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新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时那样，他那公而忘私的精神和工作态度，给予年轻一代的教育、鼓舞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当时《中学生》杂志一位年轻编辑后来回忆说：“他是实际的教育家，但不是取教训态度的老师，而是取辅导态度的顾问……他是热忱的事业家，在编辑部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脚踏实地、以身作则，放手让青年编辑在实践中锻炼，有合理的建议欣然采纳，对可用的稿件热诚支持，有忽略的地方及时提醒，有弄错的地方予以纠正。”这就是真正的教育者的榜样。在他身上似乎更多的是儒家思想，从他为自己的儿女取名至善、至美、至诚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但是，他又能把握时代的潮流而有所取舍，不断前进。

（选自《叶圣陶和他的世界》第九章，有删节）

徐立平：在飞船和导弹上雕刻火药的航天人

央视网讯（记者王甲铸）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但是他雕刻的火药药面误差却不超过0.2毫米。面对火药整形这一世界难题，他一次次“亮剑”，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太空，也让自己成长为大国工匠。他，是西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

    徐立平的家庭是一个航天之家，家庭成员大多是航天人。1987年，他听从母亲建议，选择了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发动机药面整形车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

    固体燃料发动机是导弹装备的心脏，在上千道制造工序中，发动机固体燃料微整形极为关键。火药整形在全世界也一直是个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就蹭出火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这个极度危险的工作，全中国只有不到20个人可以胜任。

    母亲知道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但她却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有同事整个手指都烧掉了，却愿意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我想你们年轻人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徐立平开始了近30年发动机药面整形工作。

    工作后第二年，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出现问题，必须剥开填筑好的火药，工作难度和危险度非常大。徐立平凭着精湛的技艺和胆量加入了突击队。徐立平介绍：“可以说这是我们厂有史以来头一次钻到火药堆里去挖药。”

    在装满火药的发动机壳体里，仅留一名操作人员半躺半跪地用木铲、铜铲非常小心地一点点挖药，每次只能挖四五克，高度紧张和缺氧使人每次最多工作十几分钟。徐立平回忆：“在里面除了铲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最终，经过两个多月高度紧张的工作，徐立平和同事们挖出了300多千克药，成功排除发动机故障。

像这样危险的任务，徐立平已不记得完成多少次了。“下刀的力道，完全要自己判断，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工作要求0.5毫米或0.2毫米，我们这一刀铲下去，铲不到要求的厚度的话，就可能造成产品报废。”徐立平说，“要做到心手合一并不容易，只能通过用心苦练。”如今，徐立平已经练就了仅用手摸一下就能雕刻出符合设计要求药面的绝活。

    徐立平还不断琢磨，针对不同的发动机药面，他先后设计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还被单位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立平刀”。

    7416厂远离西安市区，安静却也偏僻。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厂房里都难熬。工作时必须敞开“生命通道”的大门，夏天面对毒力极强的蚊子毫无办法，“闻了火药的蚊子战斗力就是强。”徐立平笑着，“冬天，长时间一个姿势会让冻僵的双手麻木，只能放在暖气上烤烤再重新拿起刀具。”

    更多的时候，车间的人数最多不超过两个人，戴上护具开始工作后，徐立平说感觉世界和时间都停止了，只听见挖药的沙沙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近30年来，徐立平就是这样与最危险的火药为伴，抬望航天梦，俯刻匠人心。

    徐立平说：“再危险的岗位都要有人去干，每一次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杀手锏的武器走过天安门广场，心中就充满自豪感。”

    徐立平说：“总理不是也说吗，工匠精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精益求精，其实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

    徐立平的母亲温荣书也说：“国家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国何有家？”

    春节过后，徐立平获得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赞扬他：“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发之差。这是千钧所系的一发，战略导弹，载人航天，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

杂交水稻之父

    1982年的一个秋日，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正在举行国际水稻科技界的盛会座无虚席。会议开始，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农业部前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庄重地引领袁隆平走上主席台。这时，屏幕上赫然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国际同行的推崇，确实使袁隆平感受到了心智与汗水的价值，以及来自光明正大的竞争对手的真诚友谊和温暖。想到国内学术界某些权威至今仍然把自己看作湘西泥巴地里滚出来的土老冒，把杂交水稻技术视为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袁隆平内心不由得黯然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哀。

    会后，袁隆平跟斯瓦米纳森博士开玩笑说：“您今天这样‘突然袭击’，大张旗鼓地‘贩卖’我，可真叫我有点措手不及呀。”“我就是特意要给您一个惊喜呀！”“可我1980年第一次应邀来合作研究时，您竟然给我定了个每月800美元的实习研究生工资！”袁隆平笑着说。那一次他曾向斯瓦米纳森提出严正抗议，准备拂袖而去。经斯瓦米纳森反复道歉，极力挽留，并把他重新定为特别研究员，每月工资提到1750美元，他才留了下来。

    “哈哈，您还记得那件事哪！说实话，那时候我们看您在国内地位也很低似的，这里给您待遇太高，反而使我们丢份。加上那时我们毕竟还没有亲眼见过成功的三系配套杂交水稻，所以给您定工资估计为您在国内的10倍，想来您该可以接受。没想到您还很有气派！而第二年我们就看到中国政府给您颁发了科技特等发明奖，而且您的伟大成果也让我们亲眼看到了。所以我们后来一直为那件事感到惭愧。今天，也算是我们正式为您正名吧！”

    “哈哈，原来阁下您也曾亲自参与歧视我的‘勾当’啊！坦率地说，我们在国内是从来不争经济利益的。可是，到了您这里，拿多少钱可就关系到中国科学家的尊严了，所以我一定要跟您‘斗争’到底啊。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这就像我们国际科技界的朋友们，实际都是同一阵地上的竞争对手。但是也正因为在同一阵地上竞争，才有机会成为朋友啊！我和您一见面就 ‘打了一仗’，所以我们的友谊也将更加长久。是不是？”袁隆平说。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使水稻平均亩产比原先增加20%以上。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不仅有助于中国已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惠及全世界。为此，他被美国科学院选聘为外籍院士，院长西瑟罗纳先生介绍袁隆平当选的理由是：“袁隆平先生发明杂交水稻技术，为全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湖南郴州农民曹宏球说“邓小平送来了好政策，袁隆平送来了好种子”，他专门花钱雕了一尊汉白玉的袁隆平石像 供在家里。

    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攻读博士学位，这些研究生学成后都选择留在外国工作。有人便跟袁隆平开玩笑说：“您老人家送出的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则认真地回答说：“你们不要见识短浅。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的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摘编自庄志霞《袁隆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