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电话该谁管？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既能批量外呼，还能语音自动群呼，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滥用透传技术，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有媒体报道，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每通话1分钟，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

    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清除内部害群之马。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在电信号源、号码发放、资质审核、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让相关软件更有效。

打击骚扰电话，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为电信用户申请“别打我电话”服务，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全国别打电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1.1万美元的罚款。德国法律规定，乱打骚扰电话者，将根据情节，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

    这几年，为打击骚扰电话，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清网行动”，查处了不少伪基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自古以来，中国号称“礼仪之邦”，礼仪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包括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南宋时，著名大儒朱熹撰写了《家礼》一书，其中依据古时礼仪，并参考北宋时司马光撰写的《书仪》，对士大夫的冠、婚、丧、祭四礼作了设计，而加冠、结婚、丧葬、祭祀，确是古代人们在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四件大事；这四方面的礼仪，确是当时的家庭和家族所要践行的最重要的礼仪。自南宋至清末的近千年间，中国传统的家族礼仪，即当时大大小小的家族所遵行的居家礼仪，大体依据着《朱子家礼》中的规定。

    由于家族礼仪不仅有代代相承的基本面，也有不断演化的另一面，后世的人们仅凭古籍的文字记载往往不能真切地了解古代的礼仪。东汉时，著名的大儒郑康成率先对先秦的《礼记》作了图注。随后出现的同类著作有阮谌的《三礼图》，夏侯伏朗的《三礼图》，张镒的《二礼图》，梁正的《三礼图》，以及由隋文帝敕撰的《礼图》等。五代时，聂崇义“博采众家，参以己意”，又纂成了一种《三礼图》。随后，他又向宋太祖赵匡胤进呈了该书的修订本。此后，配有图说的礼学著作才有所出。例如，在南宋时，朱熹的学生杨复推出了《仪礼图》，布衣杨甲纂成了《六经图》。到清代，由于进一步认识到庶民直至皇室都应依据礼仪图来行各种礼仪，并要根据礼器图来制作器皿，如果这些图画出现错误，便会误导整个社会，动摇皇朝的根基，因而清政府就直接组织了礼图的编绘。在此期间，便出现了经乾隆皇帝御览的《钦定仪礼义疏》《礼器图》。尽管这些配有图画的著作不免有若干差错，但因它们的作者几乎都是著名的礼学专家，从总体来说，经他们确认的图说都较为精确。有了这些资料，后人对传统的家族礼仪便可有较为形象的认识。

    除了上述阐明礼仪的图画外，还有一批更为生动的作品可以帮助后人认识传统的家族礼仪。它们是自古代直至民国初期描绘民间日常生活的图画。于明代、清代出版的很多小说、剧本等，如小说《西游记》《聊斋志异》，剧本《西厢记》《金钗记》等等，都有插图。这些插图显示的是小说或戏剧的重要情节，其中的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的各种礼仪。到清代后期，随着近代新闻事业的逐步发达，多种图说社会新闻的画报先后问世。其中最著名的是《点石斋画报》。此外，较有影响的还有环球社的《图画日报》等。由于各地的人们在践行各种家族礼仪时往往受到地方风俗的影响，这些画报的绘画者们所绘的是他们目击或熟悉的情况，其作品的有些细节未必符合传统的家族礼仪。不过，这些图画有血有肉，描绘的常常是令人喷饭的社会趣闻，因而有较强的可读性。

    在经历了唐代末年与五代十国的大动乱后，自古以来拥有大庄园的名门望族土崩瓦解，小家庭成为宋初基本的社会细胞。后来，这些小家庭演化成了不同的家族。这些家族陆续纂修本族的族谱，兴建本族的宗祠，并大多参照朱子《家礼》制订了本家的宗祠祭礼。这些宗祠礼仪，以及家族在墓地举行的祭祀礼仪，无疑也成了传统家族礼仪的组成部分。各个家族在纂修或生修族谱时都会将有关文字，直至绘制的有关图画，载入此类家族的史册。

（摘自《中国家族传统礼仪•前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有删改）

    浅阅读指一种浅层次的、以简单轻松甚至娱乐性为目的的阅读形式，是流于文本浮表、感受愉悦的过程；而深度阅读以提升学识修养和理论思维、工作能力为目的，是对文本蕴含的思想、知识、智慧、情感及其艺术韵致乃至语言品位进行体悟和摄取的审美进程，是读者与作者心与心之间的深入沟通，是对社会与人生意义的探寻和追问，是激发想象和创造活力的情感活动。

    “深度阅读”，它和浅俗化阅读相对，不仅阅读对象不同，而且使用的终端也不尽相同。阅读本如听歌、看画一样，怎样做是个人的自由。但在拥抱数字媒体，浅俗化阅读、碎片化阅读和快餐式阅读渐趋弥漫的当下，“深度阅读”关系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深度阅读的提倡，阅读习惯的培育和阅读体验的重建，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还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正如作家贾平凹所说：“现在，人们为了生计，整天忙忙碌碌，读书成了一种奢侈。如果人人都不爱读书，国家的发展就没后劲了。”

    深度阅读通常意味着对书籍、期刊等纸媒的阅读，所包含的内容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菁华——宇宙的奥秘、历史的反复、世界各地文化差异的比较、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乃至小说诗歌等表现人性的文字……有深度的、优质的文章，虽然读起来吃力，却使大脑处于一种安静的、思维高度集中的活跃状态，不仅可以丰富头脑、增强智慧，还能安宁地和自己相处，与灵魂对话，进行终身学习，为个人的精神成长和人生境界提升提供充分的养料。

    我国古代有“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读书不向自家身心做功夫，虽读尽天下书无益也”之说，就是在说，浅俗化的阅读不能滋养身心，经世致用，往往会造成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化没教养的状况，同时窒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焕发。“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等刻苦读书的优良传统，也警策人们努力抵御各种诱惑，用顽强的意志养成静心阅读的习惯。“读书当读全书，节抄者不可读”，“读书无源委，有如断港流，濡润涔蹄间，不能溉田畴”，是在告诫人们，断章取义、掐头去尾的读书，肢解扭曲的名著讲授，就像把河水截断，用牛蹄窟里装的水灌溉庄稼，怎么能滋润心田呢？

    在严肃作家和学者眼中，数字化阅读危害极大。很多读者渐渐认识到八卦、段子、社会新闻无法填补精神空洞，不能够提升自我，反而无谓地浪费时间和精力，慢慢地趋向于读一些有系统知识、有深度的文章和书籍，比较经典的著作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在今年举办的上海书展上，我们也看到了深度阅读的复苏迹象。由元史专家蔡美彪撰写的《中华史纲》，是一本比较偏学术的著作，不想发行量却达到5万册。

    近年来，国内外众多报纸纷纷转型创办网络版和手机版，而书籍的数字化趋势，也有助于在电子终端上拓展深度、冷静和理性的阅读。一个国家，需要的是有远大理想、有创造激情、有头脑且精神高扬的国民，而不是拾人牙慧、思想浅薄和低级趣味的民众。推进全民阅读，倡导深度阅读的好风气，是当前我们社会建设、国家发展所迫切需要的。

中国传统文化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回应

    ①奥林匹克精神的源头是古代希腊文明，古代奥运中对人的体能、技巧的挑战体现着古希腊人的竞争与开拓意识。在古代奥运会文化背景中，有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捍卫个人的独立性。这些价值观念都已成为现代奥运的核心价值。

    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以来，奥林匹克精神经历了从挑战自我、追求人的身心协调和全面发展到追求运动竞技的人性化、人类文化的多元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历史演变。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上，曾经有“永远争取第一，永远超过别人”的口号。今天，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仅仅提倡“更快、更高、更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提倡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更为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那就是：“参与比获胜更重要。”

    ③现代奥林匹克兴起之时，也是人类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时。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革，也从各个方面深刻影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演变，为奥林匹克精神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西方文化中民主、自由、竞争、拼搏、开拓、进取、重视个体、尊重科学等要素构成了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灵魂与核心，这使奥林匹克运动染上了浓重的西方文化色彩。另一方面，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全球的开展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普及，奥林匹克运动已成为各国文明与文化集萃、对话与交往的论坛，成为全球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互补共存的平台，尤其是成为东西方文明交融与互动的平台。在当代科技、人文、生态伦理的交互影响下，奥林匹克运动的这种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对话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从奥林匹克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情况来看，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为全球化的超国家、超文化、超等级、超地域的百姓的巨型狂欢节，成为一种由国家主义、消费主义、商业主义共同主宰的泛文化。

    ④当前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了过度商业化、滥用兴奋剂、职业性腐败等问题。黑分、黑哨、假体育、假比赛、假球，使奥林匹克运动失去魅力和价值，危及了奥林匹克理想，玷污了崇高的奥林匹克精神。这些都与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核心价值的西方理性中心主义文化有着根本的内在联系。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无法仅靠西方文化去解决，需要从其它文化形态，特别是东方文化中寻求有益的启示。

    ⑤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和谐，从不过分强调人对自然、对自身的挑战，也不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人对自然、天地的超越，而是讲究 “象天法地”，向“天”与“地”来学习合乎自然、遵循自身限度的立身处世原则。“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就是讲人要不断进取，承担对个体存在的责任，但又要有所警惕，不要一味强调进取，要保持个人、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协调。这对于主张“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是一个重要的回应与补充。

    ⑥中国礼乐文化主张万物和谐，阴阳协调，以中和、和谐、协调为美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有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强调的不是技艺的竞赛，而是通过技艺的修养来完善人格，达到内心的和谐，促进心灵与体格之间的和谐互动。这与奥林匹克精神旨在推动人的体育与心灵的和谐发展的理想有着巨大的契合，对于当今奥林匹克比赛过度强调比赛成绩、忽视心灵提升的现象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⑦中国传统自然伦理观念认为天地宇宙间人与万物是都和谐共处的，主张克己复礼，把人的作用与行为限制在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宇宙秩序之中。中国古代社会提倡节制与合理控制人的欲望，反对对生命的无度消费和对外物的无度占有。这种伦理观念对于奥林匹克文化中的过度商业化、过度竞争化和兴奋剂丑闻都是有力的回应，它从东方哲学和智慧的角度回应了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奥林匹克精神。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主任冯惠玲在“创造的多样性：奥林匹克精神与东方文化—北京2008奥运国际论坛”上的演讲稿）

让历史文化滋养当下

    今年元旦，一部系统展现中国文物体系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开播，牵引观众目光跨越华夏大地八千年历史；正月初一，一部演绎中国历史传统诗词的综艺节目《经典咏流传》火爆荧屏，以富有创意的形式带领观众传唱中国的历史精神。这些与历史有关的文艺创作，都遵循了真实的历史框架，发掘了真实的文化精神，用影视作品对过往优秀事物进行了梳理与传扬，以此激起了人们对待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进一步增进了人们面向未来的共识与期待，作品本身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人类历史的每个发展时代，都必然自过往的岁月行进而来。先人的创造与发明，前人的经历与精神，会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影响着人们当下的选择。在历史给予的力量里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在与历史的对望中看清来路、认清自己，在对历史的推动中完善进步、创造未来，是历史的意义，也是当下的担当。对历史怀有同情和理解，于历史中获得丰富的滋养与浸润，更是艺术之花得以绽放的重要通途。遵循真实的历史框架，为创作获得丰富的素材空间与扎实的受众认同，应成为艺术创作者在选择历史题材时首要看重的原则。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彩色电视开创与发展时期令无数观众津津乐道的《唐明皇》《雍正王朝》等，到二十世纪以来在新旧媒介竞争异常激烈环境下依然脱颖而出的《孔子》等，真实的历史框架总是能给艺术带来丰厚的创作土壤，为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看体验与认真思考，与人们对真实历史的认知产生掷地有声的心灵回应。

    发掘真实的历史精神，寻求宝贵的历史价值，为艺术审美带来丰富的精神感触，为社会发展带来崇高的文化气质，这是第二重值得历史题材创作者积极探索的话题。古代历史题材中那些或风骨高洁，或胸怀天下，或壮志凌云，或故土情深的人物形象，近现代历史题材中那些舍生取义、一心为公、为国牺牲、为民捐躯的英雄精神，当代历史题材中那些视野开阔、自信开放、不断创新、追求理想的时代场景，在《闯关东》《十月围城》《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样的影视剧里，在《金山》《千年菩提路》《如果国宝会说话》这样的纪录片里，在《朗读者》《信·中国》《经典咏流传》这样的综艺节目中，实现了对当下的有效融入，完成了与当下的有效对话，让今人的精神受益于历史文化的滋养，也向世界展现了一个立体而生动的中国。

    了解真实的历史源流，不忘真实的历史伤痛，反思真实的历史问题，展现真实的历史华章，传承并弘扬优秀的文化脉络，为中华民族带来身份认同的增强，为中国民众带来凝聚力的提升，应成为艺术创作者在涉及历史题材创作时的重要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