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门

    江南古镇，普通的有一口古井的小杂院．院里住了八九户普通人家。一式古老的平屋，格局多年未变，尽管人们房内的现代化摆设是愈来愈多了。

    这八九户人家中，有两户是一人独居——单身汉郑若奎和老姑娘潘雪娥。

    郑若奎就住在潘雪娥隔壁。

    “你早。”他向她致意。

    “出去啊？”她回话，随即擦身而过。

    多少次了，只要有人幸运地看到他和她在院子里相遇，听到的总是这么几句。这种简单的缺乏温情的重复，真使邻居们泄气。

    潘雪娥大概过了四十吧。苗条得有点单薄，瓜子脸，肤色白暂，五官端庄。衣饰虽时髦又很素雅。她在西街那家花店工作，邻居们很不理解，这位端丽的女人为什么要独居，只知道她有权利得到爱情却确确实实没有结过婚。

    郑若奎在五年前步潘雪娥之后，迁居于此。他是一家电影院的美工，据说是一个缺乏天才的工作负责而又拘谨的画师。四十五六的人，倒像个老头儿了。头发黄焦焦、乱蓬蓬的，背有点驼。瘦削的脸庞，瘦削的身躯，只有那双眼睛大大的，闪烁着年轻的光，闪烁着他的渴望。

    回家的时候，他常常带回来一束鲜花，玫瑰、蔷薇、海棠、腊梅，应有尽有，四季不断。

    他总是把鲜花插在一只蓝得透明的高脚花瓶里。他没有串门的习惯，经常久久地呆在屋内。有时他也到井边，洗衣服，洗碗，洗那只透明的蓝色高脚花瓶。洗罢花瓶，他总是斟上明净的井水，噘着嘴，极小心地捧回屋子里。

    一道厚厚的墙把他和潘雪娥的卧室隔开了。

    一只陈旧的一人高的花竹书架贴紧墙壁置在床旁。这只书架的右上端，便是那只花瓶永久性的所在。

    除此之外，室内或是悬挂，或是旁靠着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别人的和他自己的画作。

    从家具的布局和蒙受灰尘的程度可以看得出，这屋里缺少女人，缺少只有女人才能制造得出的那种温馨的气息。可是，那只花瓶总是被主人擦拭得一尘不染，瓶里的水总是清清冽冽，瓶上的花总是鲜艳的，盛开着的。

    同院的邻居们，曾经那么热切地盼望着，他捧回来的鲜花，能够有一天在他的隔壁——潘雪娥的房里出现。当然，这个奇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于是，人们自然对郑若奎产生深深的遗憾和绵绵的同情。

    秋季的一个微雨的清晨。

    郑若奎撑着伞依旧向她致意：“你早。”

    潘雪娥撑着伞依旧回答他：“出去啊？”

    傍晚，雨止了，她下班回来了。却不见他回家来。

    即刻有消息传来：郑若奎在单位的工作室作画时．心脏跳搏异常，猝然倒地，刚送进医院，就永远地睡去了。

    这普通的院子里就有了哭泣。

    那位潘雪娥没有哭，眼睛委实是红红的。

    花圈。一只又一只。

    那只大大的缀满各式鲜花的没有挽联的花圈，是她献给他的。

    这个普通的院子里，一下子少了一个普通的生活里没有爱情的单身汉，真是莫大的缺憾。

    没几天，潘雪娥搬走了，走得匆忙又唐突。

    人们在整理画师遗物的时候，不得不表示惊讶了。打开锁着的房门，他的屋子里尽管到处灰蒙蒙的，但那只花瓶却像不久前被人擦拭过似的，明晃晃，蓝晶晶，并且，那瓶里的那束白菊花，没有枯萎。

    当搬开那只老式花竹书架的时候，在场者的眼睛都瞪圆了。

    门！墙上分明有一扇紫红色的精巧的门，门拉手是黄铜的。

    人们的心悬了起来又沉了下去。原来如此！

    邻居们闹闹嚷嚷起来。几天前对这位单身汉的衷情奉敬意，顿时化为乌有，变成了一种不能言状的甚至不能言明的愤懑。

    不过，当有人伸手想去拉开这扇门的时候，“哇”地喊出声来——黄铜拉手是平面的，门和门框平滑如壁。

    一扇画在墙上的门！

二十年以后

欧·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街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10点，街上的人已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儿等一位朋友罢了。”

     男子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这是20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20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小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俩约定：20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啰！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察先生。”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到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啧！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哦，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

    “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米·维尔斯。”他说，“20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容貌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20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自己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

    那时候刚好下着雨，柏油路面湿冷冷的，还闪烁着青、黄、红颜色的灯火。我们就在骑楼下躲雨，看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我白色风衣的大口袋里有一封要寄给南部的母亲的信。樱子说她可以撑伞过去帮我寄信。我默默点头。

    “谁叫我们只带来一把小伞哪。”她微笑着说，一面撑起伞，准备过马路帮我寄信。从她伞骨渗下来的小雨点，溅在我的眼镜玻璃上。

    随着一阵拔尖的煞车声，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上，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

    虽然是春天，好像已是秋深了。

    她只是过马路去帮我寄信。这简单的行动，却要叫我终身难忘了。我缓缓睁开眼，茫然站在骑楼下，眼里裹着滚烫的泪水。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人潮涌向马路中央。没有人知道那躺在街面的，就是我的，蝴蝶。这时她只离我五公尺，竟是那么遥远。更大的雨点溅在我的眼镜上，溅到我的生命里来。

    为什么呢？只带一把雨伞？

    然而我又看到樱子穿着白色的风衣，撑着伞，静静地过马路了。她是要帮我寄信的。那，那是一封写给南部母亲的信。我茫然站在骑楼下，我又看到永远的樱子走到街心。其实雨下得并不大，却是一生一世中最大的一场雨。而那封信是这样写的，年轻的樱子知不知道呢？

    “妈：我打算在下个月和樱子结婚。”

不识

（台湾）张晓风

    家人至亲，我们自以为极亲爱了解，其实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肤表的事件而不是刻骨的感觉。父亲的追思会上，我问弟弟：“追述生平，就由你来吧，你是儿子。”

    弟弟沉吟了一下，说：“我可以，不过我觉得你知道的事情更多些，有些事情，我们小的没赶上。”

    然而，我真的明白父亲吗？我曾认识过父亲吗？我愕然，不知怎么回答。

    “小的时候，家里穷，除了过年，平时都没有肉吃。如果有客人来，就去熟肉铺子里切一点肉，偶尔有个挑担子卖花生米的人经过，我们小孩子就跟着那人走。没得吃，看看也是好的，我们就这样跟着跟着，一直走，都走到隔壁庄子去了，就是舍不得回头。”

    那是我所知道的，他最早的童年故事。我有时忍不住，想掏把钱塞给那九十年前的馋嘴小男孩，想买一把花生米填填他的嘴……

    我问我自己，你真的了解那小男孩吗？还是你只不过是在听故事？如果你不曾穷过饿过，那小男孩巴巴的眼神你又怎么读得懂呢？

    读完徐州城里的第七师范的附小，他打算读第七师范，家人带他去见一位堂叔，目的是借钱。

    堂叔站起身来，从一把旧铜壶里掏出二十一块银元。

    堂叔的那二十一块银元改变了父亲的一生。

    我很想追上前去看一看那目光炯炯的少年，我很想看一看那堂叔看着他的爱怜的眼神。他必是族人中最聪明的孩子，堂叔才慨然答应借钱的吧！……

    然而，我真的认识那孩子吗？那个捧着二十一块银元来到这个世界打天下的孩子。我平生读书不过只求随缘尽兴而已，我大概不能懂得那一心苦读求上进的人。那孩子，我不能算是深识他。

    “台湾出的东西，就是没老家的好！”父亲总爱这么感叹。

    我有点反感，为什么他一定要坚持老家的东西比这里好呢？他离开老家都已经这么多年了。

    “老家没有的就不说了，咱说有的，譬如这香椿。”他指着院子里的香椿树，“台湾的，长这么细细小小一株。在我们老家，那可是和榕树一样的大树咧！而且台湾属于热带，一年到头都能长新芽，那芽也就不嫩了。在我们老家，只有春天才冒得出新芽来。忽然一下，所有的嫩芽全冒出来了，又厚又多汁，大人小孩全来采呀，采下来用盐一揉，放在格架上晾，那架子上腌出来的卤汁就呼噜——呼噜——地一直流，下面就用盆接着，那卤汁下起面来，那个香呀——”

    ……但父亲形容香椿在腌制过程中竟会“呼噜——呼噜——”流汁，我被他言语中的拟声词所惊动。那香椿树竟在我心里成为一座地标，我每次都循着那株树去寻找父亲的故乡。

    但我真的明白那棵树吗？

    父亲晚年，我推轮椅带他上南京中山陵，只因他曾跟我说过：“总理下葬的时候，我是军校学生，上面在我们中间选了些人去抬棺材，我被选上了……”

    他对总理一心崇敬——这一点，恐怕我也无法十分了然。我当然也同意孙中山是可佩服的，但恐怕未必那么百分之百地心悦诚服。

    “我们，那个时候……读了总理的书……觉得他讲的才是真有道理……”

    能有一人令你死心塌地，生死追随，父亲应该是幸福的——而这种幸福，我并不能完全体会。

    年轻时的父亲，有一次去打猎。一枪射出，一只小鸟应声而落，他捡起一看，小鸟已肚破肠流。他手里提着那温热的尸体，看着那腹腔之内一一俱全的五脏，忽然决定终其一生不再射猎。

    父亲在同事间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听母亲说，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杠子手”，意思是耿直不圆转。他听了也不气，只笑笑说“山易改，性难移”，从来不屑于改正。然而在那个清晨，在树林里，对一只小鸟，他却生出慈柔之心，发誓从此不射猎。

    父亲的性格如铁如钢，却也如风如水——我何尝真正了解过他？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贾政眼看着光头赤脚、身披红斗篷的宝玉向他拜了四拜，转身而去，消失在茫茫雪原，说：“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才明白——”

    贾府上下数百人，谁又曾明白宝玉呢？家人之间，亦未必真能互相理解吧？

    我于我父亲，想来也是如此无知无识。他的悲喜、他的起落、他的得意与哀伤、他的憾恨与自足，我哪里都能一一探知、一一感同身受呢？

    蒲公英的绒球能叙述花托吗？不，它只知道自己在一阵风后身不由己地和花托相失相散了，它只记得叶嫩花初之际，被轻轻托住的安全的感觉。它只知道，后来，一切就都散了，胜利的也许是生命本身，大地上的某处，会有新的蒲公英冒出来。

    我终于明白，我还是不能明白父亲。至亲如父女，也只能如此。

    我觉得痛，却亦转觉释然，为我本来就不能认识的生命，为我本来就不能认识的死亡，以及不曾真正认识的父亲。原来没有谁可以彻骨认识谁，原来，我也只是如此无知无识。

在米脂

贾平凹

    走头头的骡子三盏盏的灯/挂上那铃儿哇哇的声/白脖子的哈巴朝南咬/赶牲灵的人儿过来了/你是我的哥哥你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你走你的路/

    在米脂县南的杏子村里，黎明的时候，我去河里洗脸，听到有人唱这支小调。一时间，山谷空洞起来，什么声音也不再响动；河水柔柔的更可爱了；山也不见了分明，生了烟雾，淡淡地化去了，只留下那一抛山脊的弧线。我仄在石头上，醉眼矇眬，看残星在水里点点，泛出明灭长短的光波。我不知这是谁唱的。三年前，我听过这首小调的唱片，但那是说京腔的人唱的，毕竟是太洋了；后来又在西安大剧院听人唱过，觉得舒扬有余，神韵不足；如今在这么一个边远的山村，一个欲明未明的清晨，唱起来了，在它适应的空间里，味儿有了，韵儿有了。

    歌唱的，是一位村姑。在上岸的柳树根下，她背向而坐；伸手去折一枝柳梢，一片柳叶落在水里，打个旋儿，悠悠地漂下去了。

    这是个极俏的人，一头淡黑的头发披着，风动便飘忽起来，浮动得似水中的云影，轻而细腻，倏忽要离头而去。耳朵一半埋在发里，一半白得像出了乌云的月亮。她微微地斜着身子，微微地低了头，肩削削的，后背浑圆，一件蓝布衫子，窈窕地显着腰段。她神态温柔、甜美，我不敢弄出一点响动，一任儿让小曲摄了魂去。

    这是一首古老的小调，描绘的是一个迷人的童话。可以想象到，有那么一个村子，是陕北极普遍的村子。村后是山，没有一块石头，浑圆得像一个馒头，山上有一二株柳，也是浑圆的，是一个绿绒球。山坡下是一孔一孔窑洞，窑里放着油得光亮的门箱，窑窗上贴着花鸟剪纸，窑门上吊着印花布帘，羊儿在崖畔上啃草，鸡儿在场埝上觅食。门前小路，一拐一拐，到了河里，河水很清，里边有印着丝纹的石子，有银鳞的小鱼，还有蝌蚪，黑得像眼珠子。少妇们来洗衣，一块石板，是她们一席福地。衣服艳极了，晾在草地上，于是，这条河沟就全照亮了。

    有那么一个姑娘，该叫什么名字呢？她是村里的俊仁者。父母守她一个，村里人爱她，见过她的人都爱她。她家在大路口开了个饭店，生意兴旺，进店的，为了吃饭，也为着见她。她却最是端庄，清高得很，对谁也不肯一笑。

    姑娘有姑娘的意中人，眼波只属于清风，只属于他。他是后山的后生，十八或者二十岁，每天要从这里路过去县上赶脚。进得店来，看见她，粗茶淡饭也香，喝口凉水也甜，常常饥着而来，呆会便走，不吃不喝也就饱了。她给他擀面，擀得白纸一张，切面，刀案齐响，下到锅里莲花转，捞到碗里一窝丝。她一回头，他正看她，给她一笑，她想回他个笑，但她却变了脸。他低了头，连脖子都红了，却看见了桌布下她露出的两只鞋尖。她看出他的意思了，却更冷了脸儿，饭端上来，偏不拿筷子。他问；她说：“在筷笼，你没长手？”他凉了心，吃得没味，出去了。她得意地笑，终又恨他，骂他“孱头”。

    他几天竟不来了，她坐在家里等。等得久了，头也懒得梳，她说：“不来了，好！”但却哭了。

一天却听见门外树上的喜鹊叫。她走出来，却是他在用石子打那鸟儿。她愣了，眼泪都流了出来。他瞧着她喜欢，向她走来，她却又上了气，“为什么打鸟？”“我恨！”“恨鸟儿？”“它住在这里。”“那碍你什么了？”“也恨我。”“恨你？”“恨我不是鸟儿！”她想了想，突然笑了。他一看她，她立即面壁不语。他向她走近来，她却又走了，一直走到窑里。只想他会一挑帘儿进来，回头一看，他没有进来，走出窑看时，他却走了，边走边抹着眼泪。

    她盼他再来。再盼他来。他却再也没来。每天赶脚人从门口来往；三头五头的骡子，头上缠着红绸，绸上系着铜铃，铜铃一响，她出门就看，骡子身上架着竹筐，一边是小米，南瓜，土豆，一边是土布，羊皮，麻线，他领头前边走，乜她一眼，鞭儿甩得叭叭地响，走过去了。

    一次，两次，眼睁睁看他过去了，她恨自己委屈了他，又更恨那个他！夜里拿被子堆一个他，指着又骂又捶又咬，末了抱住流眼泪。等着他又路过了，她看着他的身影，又急切切盼着他能回过头来，向她招一招手……

    小调停了，我却叹息起来，千般万般儿猜想，那后生是招了招手呢，还是在走他的路？一抬头，却见岸那边走来一个年轻人，白生生赶了一群羊，正向那唱小调的村姑摇手。村姑走了过去，双双走到了岩那边的洼地，坐在深深的茅草丛中去了。

    我悄悄退走了，明白这边远的米脂，这贫瘠的山沟，仍然是纯朴爱情的乐土，是农家自有其乐的地方。

回家过年

东方晓

    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田野一片银白。

    她伫立在村口，睁大双眼向远方瞭望。北风像无数只利爪，无情地撕扯着她的衣服。鹅毛般大小的雪片，一个劲儿地往她的脖子里钻。她紧了紧棉衣外边黛青色的围腰，又围了围那条深蓝色的头巾，继续瞭望。

    她在等待当兵的儿子回来。进腊月时，儿子就来信说打算回家过年，可究竟哪天回他却说不准。今天是三十，一年中的最后一天，她相信儿子今天一定能回来。

她已经成了雪人，但她并不愿拍去身上的积雪。身为农民，她懂得“瑞雪兆丰年”的道理。可这会儿她又担心雪下得太大，会阻断道路。心里默默念道：儿子你在哪儿呀?是在部队，还是在路上?这天气你还能回来吗?老天爷啊，给我儿子留下回家的路吧……

    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她就开始等啊，盼啊，盼着儿子早点回来。年根里事情多，家家户户都忙着置备年货，她的老伴儿有病，她家自然比别人家忙。可即便这样，她还是每天都到村口瞭望一会儿，一天不落。但直到现在，还是没看到儿子的身影。

    昨夜又下起了大雪。她知道，儿子今天要是再回不来，可能就不会回来了。是阻在了路上，还是部队突然有了任务?先前，儿子写信告诉过她，军令如山倒，一旦有命令，任何个人的事情都必须放下。但她依然满怀希望，在她看来，这么太平的世道怎么会有什么重大事情呢?肯定是被阻在了路上，这该死的大雪!

    今天吃过早饭，她把大年夜要吃的肉炖上，又吩咐女儿剁饺子馅儿，然后就冒着大雪到村口去瞭望。

    雪不停地下，风使劲地吼。她的脚早已冻得麻木，不停地跺地驱寒。跺着跺着，脚下成了一对儿冰砣窝子，但她决不挪开地方，她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等到儿子回来。

    “娘，回家吃饭吧!”

    她以为是儿子在唤她。回头一看，却是女儿。她才意识到已过了中午。

    吃过午饭，她又来到村口。洁白的雪路上，又留下她一串深深的脚印。而那脚印很快就像先前的脚印一样，被大雪盖得无影无踪了。

    来到村口，搜寻到自己踏过的雪窝子。雪窝子已被大雪盖住，但还是留下了浅浅的痕迹。她依然站在那对雪窝子上，生怕不能连续似的。她坚信站在老地方等，肯定能等到儿子。

    两个小时过去了，她什么也没等到。

    又过了两个小时，她仍然什么也没等到!

    天渐渐黑下来，家家户户挂起了红灯笼，鞭炮声也在四面八方响起。她才失望地对来唤她回家吃饭的女儿喃喃地说，你哥今年可能回不来了。

晚上，她还不死心。老伴儿和孩子们都睡了，她还坐在炕沿上，等着儿子回家。直到凌晨，鞭炮声再次响起。她才自言自语地说：“看来真的回不来了!”

    然而大年初一的清晨，一家人正要开始吃饺子，一封信送到她的手里。是儿子写来的!

    爹，娘：儿不孝，让你们失望了。儿原本要回家过年，但临行前突然接到命令，我们驻地附近发生特大雪灾，积雪超过30厘米，灾区牧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上级命令我们马上赶往灾区救灾。时间紧急，不能多写，请爹娘安心过年，不要牵挂我。

儿拜上

1988年1月5日

    随信寄上我新近照的照片，就先让它陪爹娘过年吧。

她拿起照片认真端详：穿着厚厚棉军装的儿子戴着像雷锋那样的帽子，双手端着枪笔直地站着，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脚下是厚厚的积雪，身后是碧蓝的天空和皑皑的雪山。

    眼泪一下子就溢满她的眼眶……

他把儿子的照片装进相框，端正地放在桌子的一边，又在照片后面放上凳子，然后含泪笑着说：“儿啊，过年了，吃饺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