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香楼主

聂鑫森

    在古城湘潭，矮矮胖胖、年届半百的甄仁，称得上儒商。 他在雨湖边的文昌街租赁下一家中等规模的三层店铺，悬一横匾，上书“清香楼”三个隶书大字。一楼是门面，右边专卖名酒，漂亮的陈列柜里摆放着轻易不卖的名酒样品，如贵 州茅台酒三十年陈酿、五粮液、杜康等。左边专卖纸、墨、笔、砚、印石、画框、笔洗……二楼三楼是吃饭喝酒的地方。一楼门面两边的楹柱上，是甄仁撰稿、名书家书写、名刻手雕 刻的一副对联：美酒佳肴舌尖滋味，宣纸端砚腕底风云。

    凡是有些文化情结的人，经过清香楼，总会停下来，细看这副对联，书法雅逸、刻工精妙。于是忍不住进店去，或买东西，或饱口福。

    清香楼的总经理是甄仁，具体的事由他的夫人操持。甄仁主要奔走于书画界联络感情，尤其对那些名家大腕访之甚勤。凡有头有脸的人来此设宴，他必自始至终地款待，绝不出半点儿差错。

    那一次，年近古稀的雷默在这里宴请外地的几位友人，幸亏甄仁在场，要不就会闹得不愉快。

    雷默为湘潭书画院退休画家，是全国少有的书画界全才，诗、书、画、印都让人称赞。诗擅长古风，起承转合，气势宽博；书法诸体皆能，尤以隶书得彩；治印师法汉宫印，又多有自悟，一刀既下，神采奕奕；画风狂野，大写意花鸟色墨淋漓，画松最让人称道，铁干铜枝，龙鳞粗拙，针叶鲜茂。虽每平方尺万元以上，他却不肯轻易出手。

    雷默设宴，只点菜，不要酒，他自带了两瓶贵州茅台酒三十年陈酿。按礼数，甄仁先在大门外迎客，再引之入雅间，然后亲自沏茶，并记下客人所点的菜名，

    退下，去厨房细细交代。酒过三巡后，甄仁自备一杯酒，到雅间来敬雷默及客人。雷默很高兴，向客人介绍甄仁：“他与书画界长年交往，亦是名人矣！”甄仁谦和地笑着说：“我只是附名人骥尾，惭愧，惭愧。请雷老和各位先生尽兴，有事只管吩咐。”

    不到一个小时，一楼的店堂里传来争吵声。跑堂的小伙子急匆匆告诉甄仁：雷默和客人把酒豪饮一尽，指名要买陈列柜里的两瓶茅台三十年陈酿，但甄夫人执意不肯。甄仁心里骂了一声“蠢婆娘”，忙去了店堂，把夫人拨到一边，拿出酒来，说：“雷老，贱内不懂事，请您海涵。这样的好酒，雷老不喝谁喝？我送给您，算是赔罪。”

    雷默仰天大笑：“酒不能让你送，酒饭钱用不了我的一尺画哩。你的话让我快意，雅间靠墙立着画案，你很有心啊。快把大册页、色、墨、笔等物摆上去，我和朋友边喝酒边轮流为你作画，算是答谢！”

    甄仁常备的大册页本，一折一面等于一张四尺斗方。书画家在酒酣耳热时，或遣兴或应甄仁之请泼墨挥毫。这些作品，为甄仁变了不少现钱回来。

    这一次，雷默及友人又画了十张。遗憾的是，雷默没有画松，画的是一篮荔枝，题识是“大利年年”。

    甄仁的母亲快满八十了，住在乡下的青松镇。甄仁的父亲过世早，母亲这一生吃过不少苦，现在生活好了，他要隆重地为母亲贺寿。他备了一个大册页本，题签为“百松多寿图”，自写了序，概说老母生平及儿孙的感恩之心，然后登门求请本地名画家各画一幅。

    夫人问：“怎么不请雷老画松？”“先让别人画，中间留出连着的两面再请雷老画，他不画就不好意思了。”在一个春雨潇潇的午后，甄仁先打电话预约，然后打的去了雷默的家。两人坐在宽大的画室里，喝茶、聊天，甄仁动情地说明来意，再打开册页本，请雷默观赏一幅幅松画。“还留了两面，想请先生赐画，不知行否？”“大家都画了，我不画有违常情。早些日子，有个房地产老板，说要为一个领导之母贺寿，愿出十万元购一张松画，我一口回绝了。这两人口碑都不好，我没有兴趣画。”“雷老，您的画无价，我不能说用钱买画，我是求画，请成全我这份孝心。”雷默拎起毛笔蘸上墨，画几株南方的马尾松，再画峭峻的石头。松干、松枝、松针，凸出土的松根，多棱多纹的石块，下笔沉稳快捷，浓淡兼施；再以赭色染干染枝，以绿汁涂松针，生意盎然。

    甄仁说：“先生画松得南宋李唐之气韵，但他画的是北地之松，而你画南方马尾松，是多年写生所获，透出一个‘秀’字，了不得，了不得！”

    雷默说：“你没有说外行话，我很高兴。”画完了，雷默题识：松谷云根图。癸已春应邀，雷默一挥。过了些日子，有人告诉雷默，在那位领导干部之母的寿宴大厅里，他看见了那幅《松谷云根图》，画的上边临时夹着一张大红纸条，上写寿者的姓名和贺寿者房地产老板的姓名。雷默马上明白了：他在册页上画的画，被甄仁挖截下来，卖给了那个房地产老板。“什么东西！”雷默狠狠地骂一句。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6年8月期，有删改）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苦恼

王蒙

    当钱莉莉的中篇小说《桦树林》终于在第一流的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出来的时候，作家金永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他想起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先写在一个笔记本上，后来抄到稿纸上。抄了改，改了勾掉，勾完恢复，然后撕掉……稿子寄出以后，得到回音以前，他好像得了热病。

    他想起他的第一个责任编辑，又矮又胖，说话是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每句话都那么高明，那么权威。“是不是先搁一搁？”这话就意味着稿子的死刑。“我们认为有修改的基础”，遥远的希望闪着光，曲折的道路上布满荆棘。“我们准备留用”，从此开始了折磨人的焦急等待。而最可怕的是甚至在通知你“已经发了”之后，仍然可能抽下来搁一搁，而这“一搁”，也许意味着永久。

    他想起他的恩师，已经长眠于地下的老作家郑之泰，他第一次见郑之泰的时候，“郑老”已经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老作家一面咳嗽，一面称赞他“能够写”，“我知道，你是能够写的……你能够把那种最微妙的感受传达给读者……你能够成功……读者会爱你的……但写作仍然是一件苦事情，你现在还想不到，这有多么艰苦……”

    郑之泰三十年前说这话的时候是含着泪水的。当时，二十二岁的金永不明白为什么老作家的语气里流露着感伤，但他的心深深地被那种父辈的情谊打动了。三十年后，在看到钱莉莉缭乱的小说稿《桦树林》以后，他的眼睛里也涌出了同样的泪。

    他这才明白，他的泪水既是为了钱莉莉的鲜花露珠似的才华，也是为了——他看得出来——这才华离真正的成功、成品、成就还遥远。让一个有着鲜花露珠似的才华、自负而又敏感、幼稚而又狂热的女青年去走这一段从小小的才华到真正的成果的路，他实在不忍得。而如果是让她独自去摸索，去沿着这崎岖的山径攀援，那简直是残酷。

    哦，才华！这令人战栗，令人苦笑，令人飞扬又令人大哭失声的字眼！它是财富，它是灾难，它本身就是辛劳和血汗，永远的不安宁，偶有的微笑，和常年的灼人的痛苦！

    所以金永不忍心说任何年轻人有才华，他怕毁了年轻人。他宁愿点燃自己的心做灯，为他们烛照。而才华的特点偏偏是要自己闯，哪怕鼻青脸肿，赴汤蹈火！他能不流泪吗？

    金永还体味到了这泪水里包含的欣慰——年轻人不断地冒出来了嘛！欣慰后面却好像有一种催促，一种莫名的、却又是分明无可逃避的惶恐——年轻人起来了，他呢？原来他也已经到了辅导青年、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的年纪了。

    他现在已经比当年的郑之泰还要大一岁了，这是真的？但他的头发还是黑的，看来郑之泰有点未老先衰。三十年前，他觉得郑之泰是老头，他怎么没有想到如今自己也已经“老”了呢？

    看过手稿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与钱莉莉交谈。说服钱莉莉是不容易的，问题还不在于青年人常有的骄傲，可叹的是她那种执着，当钱莉莉用一两句尖刻而又大而无当、不负责任的话把他苦口婆心的“辅导”否定掉的时候，他气得真想动手把自己揍一顿。

    终于，她听了他的，不是全部，而是大部分。当她一旦接受了他的指点以后，《桦树林》的面貌是怎样地焕然一新了啊！

    金永提着提包回家。提包里有载有《桦树林》的大型文学期刊。他的提包变得暖人而且活泼，他的步伐变得活泼而且有力。他的眼前一会儿是郑之泰的白发，一会儿是钱莉莉的青丝，一会儿是夕阳照耀着的充满了温柔的生命的桦树……当他快要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桦树林》的最后三句话本来是可以删去的，删去以后全文会更加隽永和谐。但他在作品排成铅字以前硬是没有想到，硬是没有把这一点给钱莉莉指出来。他的脸红了，他的心痛了，他算什么“老师”哟，钱莉莉称他做老师呢！

    回家以后，爱人告诉金永，钱莉莉来过，并且留下两瓶小磨香油，一瓶广东腐乳。“小磨香油？”他茫然莫解。

    钱莉莉留下了字条，字条上说：

    金永老师：

    《桦树林》的发表，多亏您帮忙。您为我的稿子奔走的情形，编辑部已经透露给我了。一点小意思，聊表寸心，请笑纳。您有什么事需要我给办的，亦请尽管吩咐，过几天来看望您。

    莉莉

    这……这是怎么回事？

    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字条。

    打击是沉重的。

蒙娜丽莎的微笑

（俄罗斯）诺里斯塔夫

    女孩说，我叫蒙娜丽莎。凯莉便笑了，有种想要接近女孩的冲动。

    凯莉是一名画家，去拉马拉本是看望男友，却没想到刚踏上这片土地便遇到这样一个女孩，傻傻地朝着你笑，但那张脸上却有很多疤痕，显然与真正的“蒙娜丽莎”扯不上半点关系。

    “蒙娜丽莎，你家住在哪呀？”凯莉蹲下身子问道。可女孩却不说话了，一双眼大概是被大风刮久了，红通通浸着泪水，勉强才吐出三个字：“杜米斯。”

    杜米斯经常出现在国内各大报刊上，那是这个地区最大的一座难民营。凯莉的脑海瞬间出现一幅图画：眼前的女孩躺在一堵烂墙下，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一只苍蝇停在她的脸上，但她却一动不动。

    女孩一定饿了，凯莉把包里所有的压缩饼干都拿出来，塞在对方手里，想了想，又把脖子上的围巾取下，紧紧地裹在女孩身上，然后满意地点点头，看着女孩幸福的样子，忍不住当场拿出画架，刷刷几笔，一幅凯莉版《蒙娜丽莎的微笑》便完成了。

    “这是我来拉马拉的第一幅作品。”凯莉在男友面前炫耀，但男友却不置可否，不断叮嘱她要小心，拉马拉城的小孩比大人更危险。凯莉认真地点点头，毕竟男友是真正为自己着想的人。但第二天，凯莉便改变了看法，因为在比瑞德街头，她再次看到了蒙娜丽莎，她捧着那条围巾，就像捧着圣物一样，看到凯莉便奔过来说：“真主保佑你。”接着便把围巾交还给凯莉。

    蒙娜丽莎很丑，但却是一个特别的女孩，望着前面飞奔的背影，凯莉再次陷入沉思，第二幅微笑图瞬间在脑海里成形。这就是收获，一个画家最想要的便是这种灵感。她就地创作，完成以后，随手把围巾套在脖子上，却突然觉得脖颈一阵刺痛。

    被一滴鲜血染红了的围巾里，竟然包裹着一个尖利的铜钉。太可恶了，早就在报纸上看过报道，艾滋病患者为了报复这个世界，常常把沾满自己血液的钉子放在路边的凳子上，很多行人都平白无辜受害。没想到这样的悲剧竟然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且对方还以怨报德，太可恨了。

    这世界疯了，连小孩都干这种勾当。凯莉气愤地说：“不就是杜米斯吗？我偏偏就是要过去把她找出来，蒙娜丽莎，没想到连微笑都是假的。”

    杜米斯的管理者是个英国人，名叫普雷第，听了凯莉的投诉后，先是一阵惊愕，接着便对身边的人说，把蒙娜丽莎叫过来，太不像话了。

    可是，蒙娜丽莎没有来，有人向普雷第报告，蒙娜丽莎宁愿不吃饭，死死抓着宿营广场的栏杆不肯过来，手都快抓断了。凯莉彻底被激怒了，她对普雷第说，既然她不愿来，我就过去，倒要看看，小小年纪到底是受谁指使干这种丧心病狂的事。

    在广场，当凯莉站在蒙娜丽莎面前，结果却并没有按着原来的计划走下去，蒙娜丽莎显然刚刚垂死地挣扎过，脸上毫无血色，但看到凯莉，却一下子兴奋起来：“求你，以真主的名义，请您亲手把那颗铜钉交给我吧！”到了这个时候，她还在提要求，凯莉带着愤慨与不屑，问：“凭什么？”

    接下来，凯莉简直无法理解，蒙娜丽莎竟然弱弱地说：“我想有个妈妈。”还好，有普雷第在，这位谙熟拉马拉文化的慈善服务者解释，在这个地区，铜钉代表母爱，你把铜钉交到她手里，就代表着你对她女儿一般的爱。接着，普雷第还指着铜钉上面的字母“M”说，看，这就是证明。

    蒙娜丽莎所做的一切，当然不是为了真的要凯莉做母亲，而是想让杜米斯难民营的其他孩子看到凯莉送她铜钉的情景，哪怕这一切都是假的，因为这些年来，大多数孩子都被远方来的白人资助甚至收养了，但蒙娜丽莎却因太丑而变得愈发孤单。

    她太需要我们的爱了，凯莉拿着手里的第三幅画对男友说：“《蒙娜丽莎的微笑》也抵不过她的真情。”我以真主的名义发誓。

钢的琴

申平

    我们扶贫工作组进驻红土沟的第二天，作为组长的我，就发现村里在精准扶贫方面存在重大纰漏。村里一户最困难的人家，竟然长期没有被列入扶贫对象。

    这户人家的男人叫吴更里，是个长相敦厚的中年人。我们到他家走访，发现他一点也不像其他贫困户那样要么哭穷装可怜，要么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他不卑不亢，神情淡定，对人热情实在。当我们得知他上有老母，下有病妻，还有一双上学的儿女都要他靠种地打短工养活，而村里却从来没有救助过他时，我立即对他充满同情，拍胸脯表示一定要帮助他解决困难。

    但是他却连连摆手说：“算了算了，我们有吃有穿，有手有脚，不想给政府找麻烦！”

    这使我对他更加同情，甚至有点喜欢，暗下决心一定要帮他解决问题。

    第二天，我就主持召开了村委会和扶贫工作组联席会议。会上，我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了上级的有关文件，接着重点讲了扶贫工作要全覆盖、一户都不能少的道理，最后我把话锋一转，把吴更里的问题当做炸弹抛了出来。在我的想象里，村干部们肯定会被炸晕的。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听完，竟然不约而同嘿嘿地笑了起来。村支书徐友谊说：“哎哟，看来老问题又摆上台面了。”

    徐友谊等人的态度令我十分不满，我厉声说：“怎么，难道因为是老问题就不解决了吗？请问老问题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不作为造成的？”

    见我生气，徐友谊赶紧说：“李组长，我们不是那个意思。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你不知道，吴更里家里，可是有一架价值几十万的钢琴啊！”

    “什么？钢琴！”他的话倒把我搞懵了。

    “是啊，他家的确困难，村里其实每次都想往上报他。可是一报吧，群众就拼死反对，到处告状。说家里有那么贵重的钢琴，还算什么贫困户！”

    哦，原来如此。可我们去的时候，怎么没有注意他家有钢琴呢。

    散会以后，我带人再次到吴更里家调查。咦！眼前这几间村里最寒酸的土瓦屋，还有屋里灰头土脸的几个人，无论怎么也不能和高雅的钢琴联系起来。

    看见我们又来，吴更里好像早有预料似的，他啥也不问，只是冲我们笑一笑，就算是打过招呼了。

    我就问他：“吴更里，听说你家有一台很贵的钢琴是吗？”

    吴更里点了一下头，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呀，是有啊！”

    “能让我们看看吗？”

    吴更里又点点头，带我们来到一间上了锁的房间，打开门，说：“各位请吧。”

    尽管我们有精神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被屋里那架精美的钢琴震撼了。这间房里什么杂物都没放，就在屋中央摆了那架钢琴。它一尘不染，气势非凡地雄踞在那里，霎时使这间土屋蓬荜生辉。我们小心翼翼走过去，轻轻抚摸，通过视觉和触觉进一步感受它的高贵。说实话我对钢琴一窍不通，但是直觉告诉我这的确是一架非同凡响的钢琴。我对照上面的字母，用手机迅速上网查了一下，立刻明白这是一台立式施坦威牌钢琴，是钢琴中的精品，价值真的有几十万上下。

    我们都把疑问的目光定格在吴更里的脸上，等待着他的回答。

    吴更里走过去，手拿一块抹布轻轻擦拭我们刚才摸过的地方，话语也同样轻轻地说：“各位领导别见怪，这钢琴是我爸爸当年买的，是给我买的。那时候他在城里当包工头，赚了钱，就去买了一台最贵的钢琴运回来，他说他要把我培养成郎朗一样的人。可是，唉……”他停住不说了，似乎陷入回忆之中。

    “那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我爸打算专门请一个钢琴老师，先到乡下来教我。等条件成熟了，就把全家搬进城去，让我受最好的教育。可是那年，他承包的工程拿不到钱，还死了人，他赔光了一切，最后……他跳了楼。那年我才8岁。”

    屋里的空气立刻有点压抑，我感觉那架钢琴也似乎变得沉重起来。

    “那你就不得不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生活重担，你一直留着钢琴，是为了纪念你的父亲，对吗？”我是个急性子的人，忍不住说出了最后结果。

    谁知吴更里看了我一眼，说：“你只说对了一半。这钢琴，我是留给我儿子的，可是他偏偏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就想，将来我还会有孙子呀，孙子也会有儿子呀。我就不信，我家里就出不了一个钢琴家。”

    吴更里语气坚定，目光灼灼，仿佛对未来充满必胜的把握。

    “出钢琴家，那当然好。可你得面对现实呀。假如你先把钢琴卖了，你家现在的一切都会改变，政府也能名正言顺帮助你。将来有钱再买嘛……”

    “不，我不想那样过日子。李组长你说，人活着，除了钱，总得还要为点啥吧？”

    吴更里口气坚决，咬钢嚼铁。我不由再次打量眼前的这个农民，感觉他的质地真的比钢铁还硬。

    吴更里，就这样作为一个特殊的扶贫对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天夜里，我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去参加一个钢琴演奏音乐会。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上，有一个人坐在一架巨大的钢琴前，身体摇摆，十指飞舞，天籁般的乐曲汪洋恣意，跳跃流淌……大厅里掌声雷动。当那人站起身来谢幕时，我不由狂喊：吴更里！吴更里……

威风

相裕亭

    东家做盐的生意。

    东家不问盐的事。

    十里盐场，上百顷白花花的盐滩，全都是他的大管家陈三和他的三姨太掌管着。

    大东家好赌，常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去赌。

    那里，有赌局，有戏院，还有大东家常年买断的三间沿河、临街的青砖灰瓦的客房。赶上雨雪天，或东家不想回来时，就在那儿住下。

    平日里，大东家回来在三姨太房里过夜时，次日早晨大都日上三竿才起床，那时间，伙计们早都下盐场去了，三姨太陪他吃个早饭，说几件她认为该说的事给东家听听，大东家也不知道是听到了，还是压根儿就没往耳朵里去，大都不言不语地搁下碗筷，剔着牙，走到小院的花草间转转。高兴了，就告诉家里人哪棵花草该浇水了；不高兴时，冷着脸，就奔大门口等候他的马车去了。

    马车是送大东家去镇上的。

    每天，大东家都在那“哗铃，哗铃”的响铃中，似睡非睡地歪在马车的长椅上，不知不觉地走出盐区，奔向去镇上的大道。

    晚上，早则三更，迟则天明，才能听到大东家回来的马铃声。有时，一去三五天，都不见大东家的马车回来。

    所以，很多新来的伙计，常常是正月十六上工，一直到青苗淹了地垅，甚至到后秋收盐了，都未必能见上大东家一面。

    大东家有事，枕边说给三姨太，三姨太再去吩咐陈三。

    陈三呢，每隔十天半月，总要想法子跟大东家见上一面，说些大东家爱听的进项什么的。说得大东家高兴了，大东家就会让三姨太备几样小菜让陈三陪他喝上两盅。

    这一年，秋季收盐的时候，陈三因为忙于同各地盐商的周旋，大半个月没来见大东家。大东家便在一天深夜归来时，问三姨太：“这一阵，怎么没见到陈三？”

    三姨太说：“哟，今年的盐丰收了，还没来得及跟你讲。”

    三姨太说，今年春夏时雨水少，盐区喜获丰收！各地的盐商，蜂拥而至，陈三整天忙得焦头烂额。

    三姨太还告诉大东家，说当地盐农们，送盐的车辆，每天都排到二三里以外去了。

    大东家没有吱声。但，第二天大东家在去镇上的途中，突发奇想，让马夫带他到盐区去看看。

    刚开始，马夫以为自己听错了，随后追问了大东家一句：“老爷，你是说去盐区看看？”

    大东家没再吱声，马夫就知道大东家真是要去盐区。大东家那人不说废话，他不吱声，就说明他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

    当下，马夫就调转车头，带大东家奔盐区了。

    可马车进盐区没多远，就被送盐的车辆堵在外头了。

    大东家走下马车，眯着眼睛望了望送盐的车队，拈着几根有数的山羊胡子，拄着手中小巧、别致的拐杖，独自奔向前头收盐、卖盐的场区去了。

    一路上，那些送盐的盐农们，没有一个跟大东家打招呼的——都不认识他。

    快到盐场时，听见里面闹哄哄地喊呼——

    “陈老爷！”

    “陈大管家！”

    大东家知道，这是称呼陈三的。

    近了，再看那些穿长袍、戴礼帽的外地盐商，全都围着陈三递洋烟、上火。就连左右两边为陈三捧茶壶，摇纸扇的伙计，也都跟着沾光了，个个叼着盐商们递给的洋烟，人模狗样地吐着烟雾。

    大东家走近了，仍没有一个人理睬他。

    被冷落在一旁的大东家，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那帮闹哄哄的人群后面，好不容易找了个板凳坐下，看陈三还没有看到他，就拿手中的拐杖从人缝里，轻戳了陈三的后背一下。

    陈三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后的这位小老头，到底是不是他的大东家时，大东家却把脸别在一旁，轻唤了一声，说：“陈三！”

    陈三立马辨出是他的东家，忙说：“老爷，你怎么来了？”

    东家没看陈三，只用手中的拐杖，指了指他脚上的靴子，不温不火地说：“看看我的靴子里，什么东西硌脚！”

    陈三忙跪在大东家跟前，给大东家脱靴子。

    在场的人谁都不明白，刚才那个威风凛凛的陈大管家，陈老爷，怎么一见到眼前这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就跪下给他掏靴子？

    可陈三是那样地虔诚，他把大东家的靴子脱下来，几乎是贴到自己的脸上了，仍然没有看到里面有何硬物，就调过来再三抖，见没有硬物滚出来，就把手伸进靴子里头抠……确实找不到硬物，就跟东家说：“老爷，什么都没有呀！”

    “嗯——”大东家的声音拖得长长的。

    大东家说：“不对吧！你再仔细找找。”

    说话间，大东家顺手从头上捋下一根花白的头丝，猛弹进靴子里，指给陈三：“你看看这是什么？”

    陈三捏起东家那根头发，好半天没敢抬头看大东家。大东家却蹬上靴子，看都没看陈三一眼，起身走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