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之四（节选）

巴金

    关于说真话，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说现在的确有要求讲真话的必要，也有人认为现在并不存在说真话的问题。我虽然几次大声疾呼，但我的意见不过是一家之言，我也只是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

    说真话不应当是艰难的事情。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说真话。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讲出来让大家了解你。倘使意见相同，那就在一起作进一步的研究；倘使意见不同，就进行认真讨论，探求一个是非。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近年来我在荧光屏上看到一些古装的地方戏，戏中常有县官审案，“大刑伺候”，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古语说，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么压迫下面哪里会有真话？……

    奇怪的是有些人总喜欢相信压力，甚至迷信压力会产生真言，甚至不断地用压力去寻求真话。的确有这样的人，而且为数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谓造反派，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的办法可比满清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顾我这一生，在这十年中我讲假话最多。讲假话是我自己的羞耻，即使是在说谎成为风气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错误，但是逼着人讲假话的造反派应该负的责任更大。我脑子里至今深深印着几张造反派的面孔，那个时期我看见它们就感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当时对我爱人萧珊讲过几次），今天回想起来还要发恶心。我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封建官僚气味？！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惟恐学得不像，其实他们早已青出于蓝！封建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他们却是用压力、用体刑推广假话。“造反派”用起刑来的确有所谓“造反精神”。不过我得讲一句公道话，那十年中间并没有人对我用过体刑，我不曾挨过一记耳光，或者让人踢过一脚，只是别人受刑受辱的事我看得太多，事后常常想起旁听县官审案的往事。但我早已不是六七岁小孩，而且每天给逼着讲假话，不断地受侮辱受折磨，哪里还能从容思索，“忆苦思甜”？！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早已把真话丢到脑后，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让家里的人活下去，于是下了决心，厚起脸皮大讲假话。有时我狠狠地在心里说：你们吞下去吧，你们要多少假话我就给你们多少。有时我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有时我又因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惨剧而原谅自己。结果萧珊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会得到什么报酬，自己种的苦果只好留给自己吃。我不能欺骗我的下一代。我一边生活一边思考，逐渐看清了自己走的道路，也逐渐认清了“造反派”的真实面目。

    ……

    “四人帮”终于下台了。他们垮得这样快，我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爱听假话和爱说假话的人都受到了惩罚，我也没有逃掉。

完美的猎物

〔加拿大〕莫洛迪·坎贝尔 著 张维 译

    上年纪的老妇人可以说是最完美的猎物。

    萨莎按捺不住内心的窃喜，但表面上却装出十分尊敬的样子，欠着身子饶有兴趣地倾听着老妇人说话。

    “你喜欢猫吗？呃、呃……刚才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萨莎乐不可支，强忍着不动声色。“我喜欢猫，你养猫了吗？”她飞快地回答，同时扫了一眼这套公寓，屋内的高档家具登时映入了她的眼帘。

    “正打算养，”老妇人颤巍巍地说，“我找钟点工就是为了帮我照料猫咪。”

    萨莎朝老妇人笑了笑。她确信自己很有把握做这个活——她以前从未失过手。白发苍苍，不爱打扮，衣着朴素……这样的老家伙们最容易摆平。萨莎要的薪酬比那些中介机构开价低得多，只要给现金就行，有了现金干什么事情都方便。

    老妇人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唠叨着她的猫，萨莎的眼睛却一个劲地在房间里扫来扫去。昂贵的家具，高雅的雕塑，餐柜上摆放着银光闪闪的蜡烛台，那八成都是些纯银的。毫无疑问，主人的卧室里肯定还有许多珠宝和大量的现金，像她这样的老家伙一般都不大喜欢银行卡。萨莎沾沾自喜，想象着即将到手的果实。寻找贵重物品的藏匿之处对萨莎来说是小菜一碟。

    “亲爱的，再加点茶？”

    萨莎欣然应允，笑容可掬。老妇人拿茶壶的那双手青筋毕露，满是皱纹的手背上布满了深褐色的老年斑。萨莎灵巧地迎上茶杯，让茶壶里的茶水恰到好处地倒入她的杯中。

    “天哪！”老妇人失声咕哝了一句。

    “莫蒂菲夫人，没什么事吧？”

    “哦，没什么，”她显得很尴尬，“实在对不起，我需要去……”说着，她摇晃着身体从沙发上站起来，拖着沉重的步伐朝卧室奔去。

    去卫生间了，萨莎自言自语地嘀咕着。她一边品茶，一边微笑，即将来临的财运使她非常开心。这些老家伙们从来都懒得查看证明、介绍信什么的，这绝对有机可乘。呵呵，这些老人们都是些“菜鸟”。

    萨莎靠在长沙发上闭上眼睛，接下来的事情对她来说易如反掌。

    20分钟过后，穿着外套的埃尔维拉·莫蒂菲从卧室走出来，直接来到躺在沙发上的萨莎·萨罕斯卡身边，她仍然步履艰难，但脸上却带着古怪的笑容。

    老妇人从萨莎身上飞快地摘下三根金项链、一对厚实的金耳环，还有金手镯和金戒指，她动作如此熟练，令人瞠目结舌。她把这些战利品统统塞进外套里面装有拉链的那个贴身口袋里。

   那双枯枝般的手指紧接着又在萨莎的手袋里寻找，翻出了她的钱包。

    竟然有800美元！这足以让我过上一段好日子，老妇人喃喃自语。最近账单上的各种费用都涨得相当厉害。

    老妇人把沙发后面的一个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长长的蓝色热水瓶，十分小心地把茶壶、茶杯、小奶壶里所有的东西都倒进瓶里，把每件茶具都用事前准备好的布袋套好。整理好这一切以后，她拉上包上的拉链，起身站了起来。

    老妇人的眼睛最后在房间里打量着。临时找一套这样的公寓十分方便，房主及其家人一般总是在这个时候离家外出度周末。

    沙发上的姑娘仍然沉睡不醒。挑选这样的目标就意味着机会和成功，因为她或他们绝不会去报警。这些年轻人总是自以为是，其实很愚蠢。即使她真的敢去报警，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这个年龄的老妇人看上去都差不多，年轻人绝对分辨不出谁的头发更白，谁的皱纹更多。

    老妇人弯下腰来注视着自己的猎物，摇了摇头。这些年轻人真的都是一些菜鸟！

(选自《译林》，有删改)

屋顶

朱成玉

    我来自人间，我是一团善良的骨肉，我手持艾蒿，我爬上屋顶。我把浩然之气做成一支簪子，插在家的发髻上。

    屋顶，是我最好的安放月光的地方。思念的月光，总是很滑，顺着你的脊背，一不留神就溜进心里去。

    我循环反复地播放一首思乡曲，今夜，我的屋顶，定是月光皑皑。

    我没有其他浪漫的法子，只能带着心爱的人，爬上屋顶。我的美好都是假设的，把月光载剪，为她做一件婚纱；把星星打捞，为她串一条项链，这些虚设的美好，竟然也会让她流出泪水。

    她说，她爱这屋顶。

    父亲打来电话说，屋顶上的瓦碎了一块，他正准备爬上屋顶，把那块碎瓦换掉，不然下雨天屋子该漏雨了。

    我担心他的安危，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我让他挺过这两天，过几天我请假回去弄。他说他听了天气预报，这两天有雨，漏雨的屋子可要不得，弄不好就哗啦啦地把好日子都给漏掉了。

    父亲有听天气预报的习惯，喜欢对每天的天气了如指掌，我不明白他为何要如此执着，他说一个人，难道不应该关心天气吗？天气就是老天的脾气啊，咱得随时留意着，不然他哪天发了牌气，你们都还蒙在鼓里呢！

    对自然的敬畏，让父亲的骨头里，又多了一样钙质。

    父亲担心着一块碎瓦，我担心着父亲的身子，他再也无法直起的腰身，爬上屋顶，会是一种怎样的艰难！可是，我在想象这个画面的时候，除了担心，还有一种骄傲的情怀，我仿佛看到一面旗帜的冉冉升起，是的，我可以把父亲比喻成旗帜，他并不伟大，他只是让我降生，让我长高，让我善待世界，这便足够。

    父亲执拗地在我回家之前，把那块碎瓦换掉了。还好，他安然无恙。

    我命中的旗安然无恙，屋顶安然无恙。

    顾城说：人的责任是照顾一块屋顶，在活的时候让它有烟。

    屋顶有烟，我就知道尘世安稳，就能想到亲人们安详的睡姿，能听见一会拢起一会散开的鼾声，能想到多年前养过的一只狗，怀抱一只充满脚气的棉拖，摊卧如泥。

    看吧，这就是我们的尘俗，那里有我们想要的暖。哪怕是生了草的屋顶，也不妨碍那暖，在屋子的任何一个角落流转。

    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屋顶。那里离星星很近，即便乌云遮天，我也喜欢抬头仰望。

    在我所有的漂泊里，屋顶是我忠实的岸。是我出发之地，也是我最终要赶回的地方。

    有生之年，我只想照顾好一块屋顶，让屋顶有烟。

    屋顶有烟，烟里有菜香，有父母的味道，那一丝看不清的缠绕，裹挟着我的灵魂，径直地扎下根去。

    屋顶有烟，眼里有泪。

    屋顶有烟，不管它是笔直的，还是被风吹得左右摇晃。只要有烟，它就是活着的。

    西风凛冽，父亲凌乱的白发招摇开来，像屋顶上干枯的草。我急忙给父亲带上一顶帽子，好像给屋顶换了一片新瓦。

（摘自《新青年》）

一根玉米

那年皖北一带大旱，那可是百年未遇的大旱，老天爷六个月没下过一滴雨，河床干裂成一块块的。田地里看不到一点绿色，到处扬着飞尘，整个世界在白晃晃的毒日下淡成一片模糊。荡在蛤蟆村人的头顶上死亡的气息稠得像雾。吃尸的乌鸦像云一样在村子上空飞来飞去，乌鸦血红色的嘎叫声让村人的目光变得青紫。

村长敲响了村头古槐树下的钟，干裂的钟声如玻璃一样在村人的心上划过。

村人都来到槐树下。

往年绿意葱茂的槐树如今光秃秃的，槐树叶子早让村人吃光了，但槐树又冒出淡淡的绿。

村长看着或坐或躺在槐树下零乱一片的村人，眼里就酸辣了。村长把酸辣咽回肚里去，说，我们不能等死，蛤蟆村不能绝，还是去外逃荒吧，熬过这荒景，就回。村长的话让村人的脸灰黑一片。

第三天，就有拖儿带女的村人拿着棍端着碗出了村。他们走得很慢很慢，两条腿似有千斤重，挪不开。女人的嘶哭声震得头顶上的槐树枝摇摇晃晃。男人不哭，紫黑色的泪水汪洋了他们凄凉的脸。

几天后，村里的房子大都空了。没走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土根和槐花不属于老弱病残却没走。槐花已怀了六个月身孕，土根说，赤地千里，往哪儿走？死在外面还不如死在家里。

但根本弄不到东西吃，土根只能吃红土，把那红土晒干，捏成粉，然后配一点晒干的槐叶、野草，煮成糊，闭了眼睛往肚里灌。吃了三天，土根拉不出来，肚子却涨得痛极。槐花说，再也不能吃红土了，吃多了会涨死。土根说，吃什么呢？能吃的树叶已吃完了，野草也吃完了……有了，树皮可以吃。土根就拿了刀剥槐树皮。

这样又熬过了一个月。

槐花说，再熬不下去了，你别管我，还是走吧。走了，或许可以活下来。槐花说这话时，泪水血淋淋地汪在眼里。“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土根把槐花揽进怀里说，泪水也一滴一滴地砸在槐花头上。槐花说，可怜了肚里的娃儿，他还未看一看这天、这地、这山、这水，也未看我们一眼，就……

槐花青一块紫一块的哭声鞭子一样抽打着土根的心。土根求道，别哭了，别哭了，我的心在滴血呢。土根劝槐花别哭，自己却哭了。后来两人索性抱成一团，哭了个天昏地暗。

这时传来踢门声，土根忙抹了泪，开了门，进来的是村长。村长说，你们吃了啥好吃的东西，还有精神哭？

土根看到村长手里拿着一根玉米，土根的目光就绿了，绿色的涎水也淌下来了。村长说，这玉米是给你的。原本我留着做种子，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村里没走的人每户给一根。土根接过玉米，恨不得一口吃了。但土根把涎水又吞回肚里了，他一口也没舍得吃。槐花说，不到真饿死的份上，我们不吃这个玉米。

十几天又熬过去了。

土根说，留在村里的人只剩下我们俩人了，我们也要死了，还是把那根玉米煮了吧。槐花说，我就煮了。槐花从罐里拿出那根玉米，玉米的香味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一点缝隙也没有，土根贪婪地吸着这香味。土根说，这样死了也值。槐花说，我去外面看看有没有一点野菜野草什么的。槐花说着出了门。槐花并没有去寻野菜野草，槐花只是想把那整根玉米让给土根吃。或许土根吃了那根玉米，能多熬两天，到时一下雨，满山的野菜野草不就出土了？槐叶不就长出来了？那土根不就可以活下来了？槐花这样想着，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此时的土根也这样想。

土根也出了门，也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

第二天就下雨了，瓢泼样的大雨一连下了两天两夜，土根那茅草屋也倒了。

后来，出外逃荒的村人断断续续回蛤蟆村了。蛤蟆村原来有五十多户人家，经过这次干旱，现在只剩下八户了。

那八户人回村后才发现他们没种子了，都叹着气说，这是天意，蛤蟆村命该绝。有人说，再在村人家里找找，算不定能找到种子。

就有村人在土根倒塌的房子里发现了几株玉米苗。

一声欢呼，所有的村人都来了。都围着玉米苗跪下了，亮晃晃的泪水掩盖不了他们的激动。蛤蟆村有救了，蛤蟆村有救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如黄灿灿的日头一样，落满了村里的沟沟壑壑。

他们又都抱成一团疯了样的大哭。

白汪汪的哭声把头顶上的日头都震得一摇一晃。

（摘自《当代小小说集萃》，有删改）

文本一：

父亲的遗产

金狐

梁燕是我固定的“麻友”，她是个有钱的主儿，从头到脚都花钱倒饬过，这是别人说的，她自己从不承认这回事。她老公常年在江浙沪一带做生意，聚少离多，只要梁燕换了包包或者手指上又多出一枚亮闪闪的钻戒，我们就都知道他回来了。这样的女人，如果不吃点苦头，别人心里是很难平衡的。

没想到第一个让梁燕吃足苦头的是她父亲。那天，她牌运特别差，连输了几把，任凭手机铃音响个不停。她瞄了一眼说：“我老爸，特烦人，瞎操心，不让打麻将，要我出去找工作。”

哪知，这几个电话都是保姆打来的，她父亲病危了。等到打完麻将赶到医院时，人已经没了。令梁燕万万没想到的是，老人的遗嘱里，十几万的存款和老屋全部留给了保姆。

简直是晴天霹雳。

梁燕曾经的家，怎么舍得拱手让人？院子里的桂花树，那是父亲在她十岁生日的时候亲手种植的，如今已经枝繁叶茂，有一侧的枝条一直伸展到房间的窗子跟前，每到秋天，金黄的花瓣时时掉落下来，阵阵清香弥漫着整个庭院。梁燕无法想象，伴随着青春记忆的这座房子、这棵树会不再属于她。梁燕母亲去世得早，父亲怕她受委屈没再续弦，独自把她拉扯大，尽自己所能供她衣食住行，哪样都不比周围孩子差。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慈父，竟然剥夺了她的继承权。

我们几个“麻友”陪着梁燕去把保姆的东西一样一样扔在地上，用脚踩着、踢着。我们教她在网上发帖子“缺德保姆骗光老人所有家产”。她老公倒好，老人一下葬他就溜之大吉了，不但不帮她，还怒冲冲打来电话责问她：“发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保姆上网吗？有本事你打官司去。”

我拍拍梁燕的肩膀安抚她：“不怕，有我们呢。”可是，不久我就为自己说了这样的大话而羞愧了。打官司需要钱，梁燕找我借钱，我推说手头紧，一分都没借给她。俗话说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她真走了霉运，继承权的问题还没解决，老公又和她闹起了离婚。

“麻友”小芳消息灵通，有一天在路上遇见我，非把我拖到附近的咖啡厅里去，神神秘秘地告诉我说，律师看了梁燕提供的安装在她家老房子的监控，不帮她了。

奇怪，我之前听说那个律师对这个官司很感兴趣，主动找上门来要帮梁燕。小芳看我满脸疑惑，说：“律师本来是想从监控里找出点证据对付保姆，结果发现保姆很尽责，梁燕很不孝。”

再怎么不孝也是他女儿呀？总该留一点儿给梁燕吧？“是有一个信封留给梁燕的，但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肯定是一封信，也可能是一张存折。”我猜测。小芳摇摇头说：“绝对不会这么简单。”我的好奇心被勾起来，很想跟梁燕问个究竟，可是许久不联系了，不好意思问。

十年后，再次见到梁燕。久别重逢。难免，旧事重提。梁燕感慨地说。那时候她难过得差点儿自杀，亲情、爱情、友情相继失去。犯罪学有个理论叫破窗效应，当你弱的时候，像一面破窗，坏人闻风而至，随意朝你扔石头。

梁燕的话使我感到不安，脸蛋莫名发烧。我开玩笑说：“我可没朝你扔过石头。”她点点头，嘴角分明闪过一抹嘲讽的微笑，说：“我并不埋怨任何人。上帝是公平的，他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打开了一扇窗。我从贩菜、贩卖服装开始，依靠自己的努力积累了资本。今天是我夕阳红养老院的开业典礼，你们几个都能赶来捧场，我很高兴。今晚我请客，一醉方休。”她的话使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看她眉飞色舞的样子，从前的亲切感在我们心头复苏。我趁机问：“听说你父亲当年还给你留下一个信封？”

“是呀。”梁燕说，“正是信封里的东西使我放弃了那场官司。”

梁燕把我们引进大厅，停在一处玻璃展柜跟前。展柜内，金黄的绸缎托着精致的相框，里面镶嵌着一枚亮闪闪的一元硬币，下面还有一行钢笔字：我留给你一块钱，因为你的孝心只值一块钱。

难怪梁燕要创办这样一所养老院。“真想不到，”我说，“你老爹也怪狠的。”

梁燕却坦然一笑：“我相信这是父亲的良苦用心，还有你们更想不到的。”她指着远处大厅的一角说：“那是我的贵人！”

一位大妈蹲在地上，细心而又娴熟地擦拭着花盆里沁出的水渍。哦，是那个保姆！窗外，桂香正浓。

（选自2020年8月上半月《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文本二：

好的小说建构丰富而温暖的人性空间。小说人性空间的容纳，并不拘泥于生命活动的客观真实，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状态中揣摩复杂的人性。作家在构建人性大厦的过程中，将人性置于世俗生存的空间里，又将其超拔出来，在聆听人性的多种声音中感受内在的张力。

（摘编自江腊生《好的小说以有温度的方式与现实生活相遇》）

象棋的故事

史蒂芬·茨威格（奥地利）

“我日复一日地把书上的一百五十盘棋照着棋谱有系统地下了一盘又下一盘，这段幸福的时间延续了大概两个半月。然后我出乎意料地又达到了一个死点。我重新面临着一片虚无。因为我每盘棋都下了二三十遍之后，这些棋局就失去了新鲜的魅力。这些棋局我刚走出开局第一步，以后的进展便仿佛自动地在我脑子里面展开，再也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令人紧张、让人思考的东西。我不得不设法和我自己下棋，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把我自己当作对手。这样一种双重的思维事实上是以人的意识的完全分裂作为前提的。我那可怕的处境迫使我至少尝试着把我自己分裂成黑方我和白方我，免得被我身边可怕的虚无压垮。”

B博士说到这里，朝后往躺椅上一靠，闭上眼睛达一分钟之久。他的左嘴角出现了奇怪的抽搐，他没有能把它控制住。

“这一切看上去都毫无意义，事实上，这样一种人为的精神分裂，这样一种可能引起危险的情绪激动的意识分裂，在正常的情况下，在正常的人身上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您不要忘记，我已经被人用暴力从一切正常的状态中强拉了出来，我是一个无辜遭受监禁的囚徒，几个月来被人挖空心思地用孤寂折磨着，我是一个早就想把心里积聚起来的愤怒向什么东西发泄一下的人。既然我别无所有，只有这种荒唐的自己把自己当敌手的棋戏，那么我的愤怒，我的报复心，便狂热地全部倾注到这种游戏中去了。一盘棋刚下完，我就向我自己挑战，下另一盘，因为每一盘棋下棋的两个我总有一个我被另一个我所战胜，于是便要求再杀一盘报仇雪恨。这是一种我自己也无法抵御的风魔，从早到晚我什么也不想，尽想着象、卒、车、王、a3、b4、c5、将死和移位。我整个的身心都被逼到这些小方格里去了。它不仅在我醒着的时候纠缠着我，也侵入到我的睡梦之中。有时我醒过来，额上汗津津的，我甚至在睡梦中也在下意识地下棋。要是我梦见人，那么这些人也跟车、象一样地移动，也跳着马步或进或退。至于把我叫去审讯的时候，我也不再像开始被抓进来时能头脑清醒地想到我的责任；在他们盘问并且商量的时候，我简直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只等着他们再把我带回到我的囚室里去，好让我继续下棋，下我那疯狂的棋，重新下一盘，再下一盘，再下一盘。每一次中断我都觉得是个干扰。甚至看守来打扫囚室的那一刻钟，他给我送饭的两分钟，也使我那热狂的焦躁的心备受折磨。我下棋的时候一面考虑棋局，一面不停地走来走去，棋局越到见分晓的时候，我就走得越快。我焦躁得浑身哆嗦，因为找身上一方的我总嫌另一方的我走得太慢，我骂我自己：‘快点，快点！’或者‘走啊，走啊！’最后，这种偏执性的疯狂不仅开始袭击我的头脑，也开始侵袭我的身体。我日益消瘦，每次醒过来，我都得特别使劲才能睁开我那沉重的眼皮；我虚弱到了极点，我的手哆嗦得杯子都拿不起来，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杯子送到嘴边；但是，只要下棋，我就从心里涌出一股狂野的力量：我双手紧握着，像个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似的疯狂地走来走去，我有时好像隔着一层血雾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只听见它沙哑地恶狠狠地冲着自己大喊：‘将军！’‘将死了！’

“有一天早上我醒来，感觉和平时不一样。我突然发现身后有声音，有活人的声音在那儿说话。您没法想象我的喜悦，因为我将近一年来除了从审判席上传来的生硬、刺耳、凶狠的话语以外，没有听见过别的话。我对我自己说：“你在做梦！千万别把眼睛睁开！让这个梦再延长一会儿，要不然你又要看见你身边的那间该死的看似应有具有但又一无所有的囚室。你在做梦-接着做下去吧！””

“但是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一个女人步履轻盈地走了过来，一顶白帽子扣在头发上，这是个护士！一阵喜悦的痉挛透过我的全身：我整整一年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了。我目不转晴地凝视着这个清秀的身影，我的眼光非常狂野兴奋。护士使劲地安慰我：‘安静点！请您安静点！’可我只是竖起耳朵听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说话吗？难道世界上真的还有一个不审问我、不折磨我的人吗？这可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柔和的、温暖的、温柔的女人的声音。我贪婪地望着她的嘴，因为过了一年地狱生活，我觉得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话还会这么和蔼可亲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个护士冲着我微笑-是的，她在微笑，世界上还有人会亲切地微笑。她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表示叫我别作声，又轻手轻脚地走开了。”

“我想我是躺在医院里了。”

“中午大夫来了，他向我提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之一尤其使我惊讶；他问我是数学家还是化学家，我说都不是。”

“‘奇怪，’他嘟囔着说，‘您在昏迷中老是大声喊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公式，什么c3、c4。我们大家听了都不知所云。’”

“我向他打听，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异样地微微一笑。”

“‘神经急性错乱’，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环顾一番，低声补充：‘话说回来，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在三月十三日^①之后，是不是？’”

（节选《象棋的故事》，有删改）

【注】①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法西斯德国并吞奥地利，德军进入奥国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