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埃德加•斯诺

我于1913年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160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1/3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1911年到1927年，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中坚分子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是夏，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我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计划。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助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每月8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不过当时我还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又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所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时，钱用光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可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了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知道有了大笔款子帮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直接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湖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的团体，这个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都督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平和西南去，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新闻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阉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府。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的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过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协会有回湖南“独立”的计划。

1920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儿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摘编自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

相关链接：①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后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八班。湖南师范第一学校，创建于1903年，前身是湖南师范馆，最初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拭创办的城南书院，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比肩。学校的教育思想先进，聘请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教师任教。与毛泽东几乎同时的一批进步青年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和陈章甫等，当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堪称是“新青年”的摇篮。（摘编自<毛泽东传》）

②张敬尧（1881～1933），当时的军阀，1918年3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任督军：他驻湘期间，曾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和伪造选举等等。湖南人民当时即有“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吁。1920年，张在一片声讨声中逃离湖南。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摘编自“百度”）

草堂·诗魂

    细雨蒙蒙，落叶飘飘。

    当我来时，又是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季节。老天像有意在营造一份思古幽情，像有意让人来品味一种人生意蕴——文章憎命达!

    茅屋而草堂，草堂而杜甫草堂，这绝代诗圣生命的一大栖息处，这和着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伟大灵魂沉吟的处所——杜甫草堂，早已成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公园。草堂公园由大廨、诗史堂、工部祠和柴门等景观组成，给成都人一个清幽的休息场所，也给远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以精神的慰藉。设施是对过往的纪念，也是对现在的经营。只是草堂，作为一个诗人艺术生命的凝结处，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纠结点，作为一段历史的现象台，太有特点了，情绪也太浓重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读清人顾复初的“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盘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那副对联，更让人嘘唏不已。草堂的文化意义与杜甫在世时命运的反差也太大了。然而，又让人坚信只要确实灿烂过，也就注定会占有辉煌。

    草堂足供观赏，甬道曲折，尽可徜徉，更何况又是细雨迷蒙，黄叶铺地!草堂，草堂，此时此际的草堂在诉说什么呢?从开元到天宝，《壮游》、《三吏》《三别》、《北征》、《秋兴八首》，直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代诗史再现了一个时代，仅这些就足以彪炳青史了。这是杜甫的不朽，这是杜甫的辉煌，这也是杜甫的价值所在。舍此，我们又何以了然在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里，有一个愈老大愈清瘦愈苦寒的杜工部!这些是不必说的。但仅仅如此，就远不能了然杜甫诗歌抑郁沉雄的内在生命力，也远不能了然士人的用世之志与命运悲剧。这正是文章憎命达的命意所在，是其深层的人生意蕴所在，也是中国历史上人才的成就与命运的二律悖反。

    中华传统，士人总有一份天下之志、用世之心，更何况出身于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杜甫曾抒写人生抱负：“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希望一出山就占据要津，而且充满理想色彩——要让君王赶上传说中的尧舜，要使全国民风淳朴敦厚。志莫大焉!然而，命运总是跟人开玩笑，历史也总在捉弄志士仁人。由开元而天宝，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唐王朝也已今非昔比，贤能之人想说什么做什么都已不可能了。这是国家的不幸，时代的不幸，也注定了杜甫一生宏图大志的落空。肃宗即位后，杜甫表面上拥有一官半职，比如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工部员外郎，而实际上却难有作为，薪俸也不足以养家。离开中原后，其行迹大略是同谷——锦城——夔州——潭州，同时他的生命也如一片黄叶飘到了尽头。

    可是，他的诗作却从此更加如长河激浪，深潭照物，映现出一代河山的风云、生灵的状貌。它们如钟，如鼓，回响在中华历史的长空。杜甫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杜甫的历史角色及其创作成就也就这样确定了。这时我们再吟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就会发现，个人的遭际，在诗圣眼中已不算什么了，此时他所想的只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苦寒到此已极矣，而忧患、仁慈至此亦已极矣!杜甫之胸怀，杜甫之心地足以光照日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或者说经邦济世，要的不就是这种德与才么?但是，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抛弃了杜甫，而历史却于风雨飘摇中造就了另一个杜甫。这究竟是杜甫的不幸，还是杜甫的幸运呢?历史总是把一份生命的朴素，让人咀嚼得百味丛生。

    流连一番，天色已晚，该走了。细雨依然。

鱼骨

迟子建

    他们说这条江在几十年前是用麻绳捕鱼的。他们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陶醉的光辉。

    漠那小镇的人们一到冬天就谈论起关于这条江的故事。风雪像铠甲一样包围了镇子的时候，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望大地，都给人一种白茫茫的感觉。而逼人的寒冷也像瘟疫一样弥漫了整个小镇。

    也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总之是有那么一天，漠那小镇最敏感的女人旗旗大婶忽然向全镇的人宣告了一条重要的消息：镇长成山家门前晃着一堆鱼骨。其中有一根鱼脊骨像大拇指那般粗。它们是鲜鱼的鱼骨，鱼骨上缠着带着红色腥味的血丝。

    于是，镇子上男女老少就像去赶着看一场露天电影似的，纷纷走出自家的门院，带着惊喜和疑惑去看那一堆鱼骨。

    那真的是一堆鱼骨，旗旗大婶没有说错。它们很生动地躺在一片白雪地上，极北的太阳很冷清地照出它们象牙般的肤色。

    “嗬呀，这么漂亮的鱼骨，一定是条二三十斤的大鱼！”旗旗大婶在人群中感慨着，然后把目光投在我的身上说，“外乡人，你没有见过这样的鱼骨吧？”

    “这么粗的我见过，但这么漂亮的没见过。”

    “是啊，这条江开了怀了！”有人跟着说。

    这条江在几十年前，可以很随意地用麻绳系起一张网，撒在江中，然后鱼就像爬满了篱笆的葫芦似的钻了一网。起网时鱼尾翻卷，鳞光闪烁，那真是让人百思不厌的美好时光。

    可是几十年后，江水不似往昔那般喧嚣，它平静而沉稳，就像个行将入土的人。而漠那小镇的人们，一到漫漫长冬的时刻，就热切地思恋起她的过去。

    人们议论了一番，兴致就蓬勃起来了。大家纷纷回家，准备着捕鱼的工具。旗旗大婶很慷慨地把那块最精彩的鱼骨送给我了。

    傍晚，天气骤然冷起来。白蒙蒙的江面上弥漫着无边的寒气。旗旗大婶凿好了第一口冰眼，将一张大网甩进江底。

    平素寂静的江面霎时活跃起来了。远远近近的都是人影。近处的人影像被风摇摆的黑橡树，而远处的人影则模模糊糊，像夜空中的云彩。

    一个小时过去后，旗旗大婶打算起第一片网了。

    “这网头很轻，好像是……”旗旗大婶顾自说着，蹲在冰眼前熟练地拽起网来。

    银白的渔网从黑沉沉的江水中被提出来了。一出水面，它们就变成了一块大花布。网上有的地方恰恰被火光照着，就成了一片霞光；有的地方隐在夜色中，就变成了灰蓝。旗旗大婶沉默着，我沉默着，寒风也冷峭地沉默着，只有火盆热烈地响着，那些贪婪的火舌活跃地舔着夜色。

    整片网起出来了，没有一条鱼。旗旗大婶一屁股坐在冰上，阴郁地抽起烟来。旗旗大婶抽烟抽得很凶。

    我走上江岸，把皮袄裹紧，站在黑沉沉的柳毛丛中。此时的漠那小镇，在风雪中静静地沉睡了。镇子中听不见狗吠，所有的房屋都融在蒙蒙的夜色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这条冰封的大江，却渔火点点，人影绰绰，全然一幅原始村落的平和的生活图画。

    旗旗大婶起了三片网，基本都空，她忽然怀疑起那一堆鱼骨来。

    后半夜是最难捱的时光。寒冷、饥饿、疲乏同时袭来。我觉得双腿已经冻得麻木不堪。夜空中的繁星好像离我们这般的近，又那般的远。

    凌晨四点多钟，旗旗大婶已经起了十二片网了。冰面上扔着几条杂鱼。

    天有些灰蒙蒙了，灿烂的群星也显得不那么灿烂。江面上泼墨似的摊着一堆堆火盆燃尽的残渣，而寒气把每个人的脸都弄得又红又粗的，像是松树皮。

    旗旗大婶守了一夜，虽然哈欠连天，但精神却很饱满。她说这几条杂鱼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了。于是她又讲起这条江的过去。她说每次渔汛到时，捕上来的鱼摆满了江面，家家都要套上狗爬犁才能把鱼装回去。

    江面上残灭的渔火忽明忽灭。而远方大山的轮廓却渐渐澄澈起来。八点左右，在东边天出现一团毛茸茸的太阳，被寒气包裹着的像堆羽毛的太阳。漠那小镇的上空升起了一缕缕迷茫的炊烟。

    这时，镇长成山突然出现在江面上。他像巡逻兵似的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然后把江面上所有捕鱼的人召集在一起，庄重地宣布了一桩秘密。

    那堆鱼骨是他故意摆在那的。因为他们接到了一个任务：要把这山林中的一头大黑熊活活捉住。他们已经多年不做这样的事了，他担心他们胜任不了猎熊的工作。所以，就试探着摆出鱼骨，看他们是否还像几十年前一样的敏感而有耐力。

（有删改）

比邻而居

王安忆

    淤装修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不要使用这条公共烟道，应该堵上，另外在外墙上打一个洞，安置排油烟机的管子。可是，我没听他的。好了，现在，邻居家的油烟就通过我家的排油烟机管道，灌满了厨房。

    我可以确定，我家厨房的油烟仅来自于其中一家，因为油烟的气味是一种风格。怎么说？它特别火爆。花椒、辣子、葱、姜、蒜、八角，在热油锅里炸了，轰轰烈烈起来了。这家人在吃方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每顿必烧，从不将就。时间长了，我对他们生出一些好感，觉得他们过日子有着一股子认真劲：一点不混。并且，也不奢侈。他们老老实实，一餐一饭地烧着，一股浓油赤酱的味，使人感到，是出力气干活的人的胃口和口味，实打实的，没有半点子虚头。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没落下过一顿。他们在吃的方面，一是有规律，二是很节制。这些，都给人富足而质朴的印象，是小康的生活气息。

    有一段日子，在一日三餐之外，这家人还增添了两次草药的气味。草药的气味也是浓烈的，“扑冶一下进来，涌满了厨房。不知是因为草药气的影响，还是实际情况如此，一日三餐的气味不那么浓郁了。倒不是变得清淡，而是带些偃旗息鼓的意思。这段日子蛮长的，这么算吧，每周炖一次鸡汤，总共炖了四至五次。草药的苦气味和鸡汤的香味，是这段时间油烟味的基调。这也是认真养病的气味：耐心，持恒，积极，执着。

    之后，忽然有一天，我家的厨房里滚滚而来一股羊肉汤的气味。这就知道，他们家人的病好了，要重重地补偿一下，犒劳一下。倒不是吃得有多好，但它确有一种盛宴的气氛，带有古意。古人们庆贺战功，不就是宰羊吗？果然，草药味从此消遁，炖汤的绵长的气味也消遁，余下一日三餐，火爆爆地，照常进行。

    虞在较长一段稔熟的相处之后，我家厨房来了一个不速之客，那是一缕咖啡的香气。这是另一路的气味，和他们家绝无相干。它悄悄地，夹在花椒炸锅的油烟里，进来了。这是一股子虚无的气息，有一种浮华的意思在里面，和他们家实惠的风格大相径庭。因此，我断定，这又是一户新入住的人家，很没经验地，也将管子接进了烟道，又恰逢顺时顺风，于是，来到我家厨房凑热闹了。这一路的风格显然要温和、光滑一些，比较具有装饰感，唤起人的遐想。和它不那么实用的性格相符，它并不是按着一日三餐来，不大有定规，有时一日来一次，有时一日来两次，有时一日里一次不来，来时也不在吃饭的点上，而是想起了，就来，想不起，就不来，显得有些孱弱似的。而那先来的，从来一顿不落，转眼间，油烟全面铺开，又转眼间，油烟席卷而去，总是叱咤风云的气势。但是，有时候，夜已经很深了，那新来的，悄然而至。咖啡的微苦的香味，弥漫开来。

    气味终究有些杂了，可是泾渭分明，绝不混淆。你来我往，此起彼伏。再过段日子，又来了一个，显见得是苏锡帮的，气味特别甜，空气都能拉出丝来了。第四位又来了，它一方面缺乏个性，另一方面又颇善融会贯通。它什么都来：香、辣、酸、甜，大蒜有，大蒜粉也有，麻油有，橄榄油也有。于是，所有的气味全打成一团，再分不出谁是谁的来路。我们这些比邻而居的人家，就这样，不分彼此地聚集在了一处。

    这一日，厨房里传出了艾草的熏烟。原来，端午又到了。艾草味里，所有的气味都安静下来，只由它弥漫，散开。一年之中的油垢，在这草本的芬芳中，一点点消除。渐渐的，连空气也变了颜色，有一种灰和白在其中洇染，洇染成青色的。明净的空气其实并不是透明，它有它的颜色。

（有删改）

木笛

赵恺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有一名木笛手。

应试者人头攒动，石头城气氛热烈——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招考分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比一。 终试在艺术学校阶梯教室。房门开处，室中探出一个头来。探身者说：“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他抬起头，他看见空濛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

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那种神色，仿佛罗丹打量雕塑。 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并回头望了一下坐在身后的助手。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谦恭地从台上走下来，把那张卡片递到朱丹手中。 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1．贝多芬的《欢乐颂》；2．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眼睛，踌躇歉疚地说： “请原谅，能更换一组曲目吗?”这一句轻声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效果。主考官们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发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

大师问：“12月13日是什么日子?”

朱丹答：“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问：“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答：“没有忘记。”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懂得珍惜。”

朱丹答：“请原谅……”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决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听到这句话，朱丹眼中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 没有目的，也无需目的，朱丹追随着雪片又超越雪片，开始他孤独悲壮的石头城之别。朱丹不知不觉地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石碑是一片莹莹辉光，像曙光萌动，像蓓蕾初绽，像彩墨在宣纸上的无声晕染。走近一看，竟然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一个自发的群体而不是一支组织的队伍。坚忍是童稚的坚忍，缄默是天真的缄默，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座雪松森林。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红宝石般的泪。

纪念碑呈横卧状，像天坛回音壁，又像巴黎公社墙。石墙斑驳陆离，像是胸膛经历乱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雪片密集而又宽阔，仿佛纷纷丝巾在为记忆擦拭锈迹。 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也一身雪白，手中也擎着一根燃烧的红烛。朱丹十分意外，他回身向大师鞠躬。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应该是我向你鞠躬。现在我该告诉你的是，虽然没有参加终试，但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朱丹问：“为什么?”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

捉鳖

朱树元

    纪伟回乡下看望父亲，给父亲捎了两条好烟。父亲说：“这烟老贵了。”

    纪伟说：“您只管抽，反正不要我花钱。”

    父亲又叨叨起来：“你走到今天不容易，得处处小心哪！”

    “我还是那句话，现金购物卡什么的一律谢绝。”纪伟说，“至于收两条烟孝敬您……”

    “先不谈这个。”父亲打断纪伟，拿起一根木棍状的工具，“走，咱捉鳖去，捉那只逃跑了的鳖。”

    纪伟年纪尚小的时候，屋后的小河里生活着一只小鳖。纪伟瞅见过它，就缠着父亲给他捉。父亲用猪肝钓，鳖就是不咬钩。父亲埋伏在河边，用鱼叉戳，可是鳖迅速下潜，鱼叉仅擦伤了它的背壳。

    后来，鳖转移到附近一条宽阔的大河里，把远在鱼叉射程之外的河心作为透气点，平安地生活着，年复一年，长成了老鳖。

    父子俩来到了大河边。

    纪伟望着水面：“鳖呢？”

    父亲说：“别急，它马上就会现身。”

    过了一会儿，河心果然浮出一只如小斗篷般的背壳带有伤痕的老鳖。

    “好大的鳖啊。”纪伟说，“可是它离我们有四五十米呢，怎么捉啊？”

    父亲没有作答，而是捡起一颗石子，瞄了瞄老鳖。

    “别砸。”纪伟说，“会把它吓跑的。”

    父亲还是挥动了胳臂。扑通一声，石子落在老鳖附近。

    老鳖竟然没有逃跑。

    纪伟说：“咦，它咋不跑呢？它咋不怕呢？”

    父亲说：“刚开始砸，它跑，砸多了，它就不怕了。”

    纪体说：“您总砸它干啥？”

    “它个头越来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大，我站在岸边时也敢大摇大摆出来透气，好像知道我拿它没辙似的。”父亲说我嫌它碍眼，招我生气，就用石子砸它，想把它赶走。”

    “石子没什么威力，伤不了它；石块砖块扔不出那么远，碰不着它。”

    纪伟说，“它这是公然向您挑衅呢。”

    “但是，我现在有了捉它的办法。”父亲扬了杨手中木棍状的家伙，“用我新制的鳖枪。”鳖枪长约一米五，最前端有一个小滑轮，后半端有一个绕着鱼线的大轮子。鱼线从大轮子上引出，顺着木棍，从小滑轮中穿出。鱼线顶端，挂着一个鹌鹑蛋似的铅坠，铅坠和小滑轮之间的鱼线上系着一串带有例刺的鱼钩。

    父亲抡起木棍，让铅坠垂在身后，然后瞄好方向，猛地向前挥去。木棍画出一个半圆，甩出了铅坠。铅坠嗖嗖往前飞，越过老鳖上方落在水里。接着，父亲飞速转动大轮子，往回收鱼线，老鳖就被鱼钩钩了个正着。

    父亲把老鳖拽上岸，装进网兜。

    “您先麻痹它，然后攻其不备。”纪伟感叹道，“这一招真是厉害！”

    回家后，父亲进屋取出一盒烟，抽出一支抛向纪伟。纪伟麻利地接住，叼到嘴上。父亲说：“别急，你先看看这烟能不能抽。”

    纪伟捏着烟，看到烟卷中装的不像是烟丝，就将它撕开，把里面的东西抽了出来，一看，居然是两张卷着的百元大钞。

    “上次你捎回一条烟，里面全是钱。”父亲把手中的烟盒抛向纪伟，“这是其中的一盒，你自己瞧瞧吧。”

    纪伟没有接烟，而是惊叫一声，侧身让开，像是躲避来袭的利器。

    父亲又把老鳖拎到纪体眼前：“你好好看看它！”

    纪伟看到了老鳖的眼睛。老鳖的眼睛亮晶晶的，如一面小小的凸面镜，纪伟从老鳖眼里看到了自己的模样，恍惚中觉得自己被关在一道栅栏里，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父亲拿开老鳖：“现在，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烟里的钱要么退掸，要么汇进廉政账户。”纪纬回过神来，“还有，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不是我的，我绝不能沾手。”

    “这就对了。”父亲说，“你一定要清清白白做官，坦坦荡荡做人。”

    纪伟认真地说：“我记住您的话了。”

    父亲说：“咱怎么处理这只老鳖呢？”

    纪伟想了想：“让我把它养起来，让它成为我的镜子，行吗？”

    “嗯，这个主意好，我看行。”父亲欣慰地笑了。

（选自2016年第2期《稻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