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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2017年陕西省西安市铁一中学高考语文三模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提升思想境界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写作是特殊的精神生产。作家依据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艺术创造,文学作品的思想境界反映的是创作主体的思想境界。文章乃经国之大业,须敬畏,不可亵玩焉。“文载道”,“诗言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北宋张载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气概和高远的思想境界。

    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文学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大作家以他们的作品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当代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作家要深入生活,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切不可疏离时代主潮,躲避崇高理想,只顾把玩一己之悲欢,并把那当成整个世界。文学如果沦为列宁所说的那些“饱食终日”“百无聊赖”的人的消遣工具,将失去文学最珍贵的价值。

    创作自由是文学繁荣的基本保障,也是作家的权利。但在讲创作自由的同时,也不能忘记社会责任,这是辩证统一的。邓小平同志曾期望作家“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作家应该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认为作家只需要创作自由而不必承担社会责任,是偏颇。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过,作家“具有双重职责,个人的职责和公众的职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需要有两个灵魂”。所谓“两个灵魂”,是指作家既是个体的、又是公众的;既可以有个人追求,又必须有社会担当。当然,社会责任感的形成不是靠外在强制,而是靠作家内在自我提高、自我约束。

    文学既反映人们的精神世界,又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是各种思潮相互激荡,越要强调正确价值取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普遍认同和践行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文学的主导价值。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将其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要努力寻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情感世界的契合点、共鸣点,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所思所盼中汲取灵感、挖掘素材、提炼主题,以文学的方式筑造中国人民独特的精神世界,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众声喧哗,美丑纷杂,作家要善于分清主流与支流,认清现象与本质,深刻反映社会进步,体现人文情怀。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迎合低级趣味,不但不能给社会提供正能量,反而会制造文化垃圾,违背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与真善美南辕北辙。

    政治和思想倾向性是文学基本属性之一。过去和现在的事实都证明,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时总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与政治的联系,传达一定的思想倾向。社会主义文学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的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自觉地承担起为人民抒写的历史责任,是作家思想境界的核心。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学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学工作者的天职。只有把根深扎在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中,文学之树才能长青。要防止文学离开人民,变成无根的浮萍、无魂的躯壳。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0日07版))

(1)、下列叙述中,不属于文章定义的“思想境界”的一项(    )

A、电影《雷锋》,叙述了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饱含着作者的称赞之情。 B、周恩来在天津上小学的时候,面对一些学生读书只求名利,不关心国事,勇敢地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理想远大。 C、“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借《岳阳楼记》,劝喻朋友,也抒发了自己忧乐天下的情怀,震撼后人。 D、“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概括了“飞将军”李广辉煌而又凄惨的一生,也寄托了司马迁推崇高尚品行的思想境界。
(2)、下列的叙述,不符合文章内容的一项(    )

A、表现民族精神,反映时代风貌的优秀文学作品,体现的是文学最珍贵的价值;而疏离时代主潮,躲避崇高理想,他们的作品就会沦为“消遣工具”。 B、文学创作需要自由的空间,创作自由也是文学繁荣的基本保障,这个“自由”却是有“度”的,“度”就是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 C、以文学的方式筑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给社会提供正能量,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就不会违背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 D、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自觉地承担起为人民抒写的历史责任,具有这种思想境界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就能受到鉴赏家和评判者的称赞。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学作品是作家依据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出的东西,文学作品的思想境界反映的是创作主体的思想境界。 B、所谓“两个灵魂”,是指作家既是个体的、又是公众的;既可以有个人追求,又必须有社会担当。灵魂的形成需要作家自我提高、自我约束。 C、提升思想境界,一方面是提升作品的思想境界,另一方面是提升作家的思想境界;我们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学工作者的天职。 D、我们要防止文学离开人民,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只有把根深扎在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中,文学之树才能长青。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题。

汉字危机

王小峰

中国的书写交流进入键盘划时代只有十几年,任何一个初次接触电脑的人通过简单的学习都能迅速掌握文字输入。随着电脑的普及,现在很多人写字总是提笔忘字,尤其是经常使用的汉字往往一下想不起来了,这跟他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无数信息和知识的身份有点不符。很多人纷纷惊呼汉字危机来了,拯救汉字刻不容缓。

书写是记忆汉字的最好方式,只有经常书写,才能记住一个字该怎么写。过去用笔书写汉字基本上是音、形、义同时进行,键盘输入就出现问题了,它不是直接写汉字,而是让你在候选的重码中去选择正确的那个字。这就是汉字在键盘输入时代面临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说,这就是音素文字和语素文字的最大区别。所有音素文字(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它们只有音和形,而且音形基本统一,打字本身就是书写过程。我们是拼音解决汉字输入问题,而不是在键盘上打笔画。五笔字型不会让你忘记一个汉字怎么写,但是可能会让你忽略它该怎么读;拼音输入可以让你知道一个字怎么读,却让你慢慢忘记它怎么写。在信息时代,中国人开始遇到能说能读能输入但可能不会写的问题了。这也暴露了汉字的自身局限问题。

网络时代屡屡出现新词,人们对“雷”、“囧”这类汉字就赋予新的含义。从每年出现的网络流行语中不难看出,新的词语越来越多,看上去也越来越没文化含量,继而还可能导致汉语的使用环境和美感越来越差。网络语言通过互联网的病毒式传播迅速扩散全球,但死得也非常快。它只是迎合某一类信息某一种情绪在传播的当口被创造出来,并随着这种氛围的消失而慢慢消亡,能留下来的凤毛麟角。

为了提高书写效率,方便学习和交流,开始出现俗字、新字,汉字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却有不断简化的趋势。是否要恢复繁体字的讨论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很多汉字究竟怎么写,它的结构组合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可能都觉得不重要了。今天80%以上的中国人都会使用汉字、这其中多数人就像街头对话一样也仅仅是用来交流,而不是用来写作或研究。比如你打一个“爨”( cuan),用简拼敲四下就出来了,你不用去写31画,它比你打一个“装”(zhuang)还少两下,笔画已经不是键盘输入时代最让人疼痛的问题了。那么,汉字是否还要继续简化就不是问题了。

汉字在任何时代都有极强的适应性,不管是刻在龟甲上,还是刻在竹简上,还是写在帛上,或者写在纸上,乃至今天用计算机编码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汉字从来没有因为它的复杂性而被淘汰或异化。而眼前,我们汉字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如何适应全球化进程中的语言交流和传播。汉字在外国人看来是最难学的文字,汉语是最难掌握的语言。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和”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对于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钱穆先生指出:“读一部中国文化史,正如听一场歌唱,不外一‘和’字。”“和”这一美学范畴包含着浓厚的政治、道德观念,它的内涵既是指艺术的,也是指道德的,是善与美的统一。《论语》中曾先后8次出现“和”的观念,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无寡”等。《左传》曰:“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立面的多样统一。孔子论“和”,强调用道德来规范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以达到“善”和“美”的统一。“和”与“中”密不可分,“和”是把杂多与对立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中”则是在“和”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和”偏重事物的调和统一,“中”强调事物所达到的最佳状态。在《论语•先进》中,他评论他的学生说:“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艺术与审美方面,孔子对《关雎》的评价颇高:“《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关雎》在情感把握上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及,这是非常可贵的。在他看来,像《关雎》那样不淫不伤的诗,才是合乎“中和”的诗,这才是合乎孔子所要求的美。“中”“和”本身,即包含着“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在其文质观上也体现出“和”的思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在这里指后天学习所形成的文化素质与修养,“质”指内在的道德品质。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文和质,即形式和内容,如果能和谐统一的话,它就是美的,也是善的。孔子认为,无论是“质胜文”还是“文胜质”,都会产生偏重的效果,破坏和谐之美,外在的礼仪修养与内在的道德品质达到完美的融合,这样的人就是“君子”。理想的美应是文和质二者对立统一,这是“文质彬彬”的境界,也是“尽善尽美”的境界。

    儒家思想认为,善是美的基础、内容和目的,对美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审美和艺术的道德与社会作用。孔子区分了“美”和“善”,又充分肯定了“美”和“善”的统一。好的客体必须符合美善合一的标准,同时审美主体也必须努力达到美善合一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乐”。在儒家主张的中和之美中,“尽善尽美”代表了其最高的审美理想,通过艺术来倡导教化,实现社会和谐,在当今追求个体感官体验美学观念泛滥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讲,“尽善尽美”这一审美标准具有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然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浅谈孔子美学思想之“尽善尽美”》)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师”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在孔子和他的传人的努力下,“师”的群体,也就是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了。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古老民族唯一的历史不曾发生断裂的民族,“师”群体的诞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就是以文化聚族,以文化立国的。

    “文化”这个词的本来意思,就是以“文”的手段来实施教化。但“师”这个群体产生之前,文化是由贵族来传承的;“师”群体产生以后,文化就由“师”来担当传承了。这个变化对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要紧的。贵族,本来属于统治阶级,是当时政治体制内的人,他们从文化传统中吸取的、他们所强调的东西,有意无意地有利于统治者。而“师”独立于政权,保持了他们的民间立场,他们从文化传统中吸取的、发扬的,都是对民族、国家的大多数人有利的。这样就使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源源不断地传承下来。

    孔子倡立“师”这一群体后,“士”这个群体就开始分化。“士”开始是以武士为主的,渐渐就以文士为主了。文士这个群体,有为“师”的,有出仕的,孔子以后就统称为“儒”;武士这个群体,以后就统称为“侠”。到了韩非子的时代,“士”民群体已明显分化成“儒”与“侠”两个群体,再不能将他们统而言之了。

    “儒”这个概念也不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但孔子对确立“儒”的概念有重大贡献,把“儒”作为“师”的代称,所以,后世就把“儒”认为是孔门弟子,孔子之道的传人。韩非子指的儒,就已经是这个意思了,“焚书坑儒”的“儒”,也是这个意思。

    据《说文解字》说,“儒”这个字的本初义,就是“柔”。说明“儒”是相对柔弱的文人。“亻”表示指的是某种人,“需”代表发音,也表示意义。“需”是什么意思?“待也”,引申为“做准备”,所以“儒”就是指有准备的人。准备什么?知识准备,道德修养准备。有准备的人,也可以帮助别人做准备,这就是“师”。为什么常称“儒”而不常称“师”?因为“师”本来是官办学校有一定地位的教育工作者,就像大学教授;“儒”的地位相对较低,就像讲师、助教。常称“儒”是谦称。为什么今天我要说孔子倡立的是“师”文化而不是“儒文化”?因为长期以来,“儒”的“师”的意义已经被湮没了,“儒”文化已经变成“臣”文化了,变成依附性的文化了。为了强调孔子当初倡立“师”文化、坚持独立性的本意,我要说“师”文化。

    “师”传的是游戏规则与对游戏规则的意识。一个文明社会,必须有游戏规则,文明程度越高,游戏规则就越完善。在孔子的语汇里,游戏规则被称之为“礼”。《礼记·经解》中说:“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对游戏规则的意识就是“义”。“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孔子进行礼的教育,重在阐发制这样的礼的意义,执行这样的礼的益处。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也就是文明程度相当高的国家,孔子倡立儒学、倡立“师”文化传统功垂千秋。

(沈善增《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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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才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不认同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加牟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滨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节选自《西游记〈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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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熹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杨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一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一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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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批评是英美现代文学批评中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它认为文学的本体即作品,作品本身是文学活动的本源与目的。具体而言,一首诗即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和任何其他的事物一样,它就是自己,以其本身的存在而存在。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客观的、自足的、独立的艺术品的存在。这种主张把诗首先当作诗而不是别的什么来考虑,使批评者得以将注意力聚焦于文本,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将语言还原为文学的主体,颠覆了偏于文本外缘研究的传统批评形态,使文学研究回到它的形式本原。

    在作品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新批评认为,作者的感情或意图不能等同于诗的意义。他们批评那种在诗或文艺作品与作者的个人经验或意图之间划等号的观点,斥其为“意图谬见”。根据新批评的观点,以作者的心理动机作为批评依据,结果必然导致传记式批评与相对主义。新批评称,任何一首诗都是一个公共文本,批评者可以使用公共话语的标准和规则对其予以解读,而无需诗人个人经验、兴趣爱好及性格等因素作为条件。

    在新批评之前,文学批评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传记的和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研究文本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生活状况,研究者努力在这些因素和作品之间建立联系,确定相互间的影响美系,从而印证文本的意义。虽然新批评并不绝对否认作品产生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对于研究作品可能会产生有益的作用,但是,他们坚决认为,作者个人的生活和历史,如作者的意图一样,与作品的意义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一首诗并非诗人的个性与情感的告白,相反,诗人致力于用语言表现人类普遍的情感、新批评理论强调的是,意义栖居于文本之内,而不是之外。

    将作者、作者的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从文学的本体分离出去之后,新批评进一步地将读者也予以剥离。他们认为读者对作品的情感式的反应也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解读,对于这种错误,他们也有一个名称,叫做“感受谬见”。其错误的原因在于混淆了诗的意义及功能。谈一首诗对读者的心理影响属于印象主义批评,在新批评看来,这不是客观的批评,是非科学的。

    艺术品,它有自己的结构和构成要素。这个结构及其形式要素和规则是可以分析的。通过科学的方法,人们可以发现存在于作品中的,赋予诗作以统一性并统领作品整体的结构。也就是在这一发现的过程中,诗的意义会逐渐显露出来。

    新批评立足文本本身的分析不失为文学批评的方法之一,它给当代文学批评留下了一些可被接受的观念和概念。既然意义既不存在于作者的意图之中,也不存在于读者的情感好恶之中,更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和个人历史的原因作为获得意义的可靠通道,那么,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新批评认为诗的意义存在于诗自身的结构之中,存在于它的形式之中。它论证说,任何复杂的事物都有一个结构,诗也不例外,作为。

(摘编自李屹《新批评与诗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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