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将军”陈纳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蹂躏。战争中，从空中给予日本敌机致命打击的，是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其队长则是有着“飞虎将军”美称的陈纳德。

   1937年，中日之战一触即发，增强中国空军作战能力迫在眉睫。当时，陈纳德已经从美国空军退役，他的朋友，在中国担任中央信托局机要顾问的霍勃鲁克非常欣赏他精湛的飞行技术和过人的军事才能，推荐他来华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并给他寄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亲笔邀请信。5月，陈纳德来到上海作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上海，陈纳德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宋美龄的接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终于在中国了。希望能在这里为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纳德听到消息，当即决定留在中国，表示愿在任何能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他认为“中国对日之战，是美国也将卷入的太平洋之战的序幕”，他要为中国，也为自己即将卷入战争的祖国尽一份力量。此后，陈纳德在芷江、昆明等地筹建航校，训练飞行员，悉心传授战斗机飞行技术和作战战术，他多年前的军事理论著作《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他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面空袭警报系统，以便战斗机驾驶员及时拦击敌机。为了增强空军的战斗力，1940年10月，陈纳德赴美招募志愿者。虽遭遇了很多挫折，但从未放弃。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努力，志愿队组建成功，后被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20日，志愿队在昆明和日军进行第一次正面交锋。日军来犯的10架轰炸机有6架被击落，逃跑的4架中又有3架损于途中。而志愿队的飞机全部安全返航，只有1名驾驶员受轻伤。首战告捷，给饱受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人士为志愿队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陈纳德深受感动，热泪不禁涌出……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飞虎队”从此成为志愿队的代称。

   次日清晨，陈纳德收到驻扎在缅甸首都仰光的第三中队的报告，说有敌机在附近出没。陈纳德立即复电说：“据过去日本人的惯例，侦察机出现区域的地面重要军事目标，将会在次日，最迟不超过三日遭到空袭，务必严加戒备。”果然不出所料，23日开始，日军连续空袭仰光，飞虎队第三中队和英国皇家空军迎头痛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仰光的连续空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陈纳德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成为名扬天下的新闻人物。

   此后，飞虎队又在怒江阻截战、桂林保卫战等战役中，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陈纳德1942年晋升为准将后，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停发津贴。1943年晋升为少将，同年12月，成为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1958年临终前又晋升为中将。

   抗战八年，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5年飞虎队解散时，陈纳德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嘉奖。在中国，陈纳德还收获了爱情，1947年和中国记者陈香梅喜结良缘。陈纳德的命运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所说的，“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陈纳德去世后，安葬在美国阿林顿公墓。墓碑正面镌刻着他生前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背面写着“陈纳德将军之墓”七个中文大字。

（摘编自赵家业《陈纳德》）

相关链接①抗战初期，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持“中立”态度，日本人知道有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要求美国下令让他们离开。美国国务院发布撤回命令，但陈纳德拒不执行，他斩钉截铁地说：“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百度百科）②中国人的友谊最宝贵的表现，莫过于在日军占领区冒着生命危险搭救被追杀的美国飞行员和从那些地区不断地送来情报……为了扩建在成都郊外的飞机跑道，那里一下子就聚集了三十余万民工，三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陈纳德回忆录》）③1990年，美国发行了纪念陈纳德将军的邮票。当年的飞虎队队员每年军人节都要到华盛顿祭奠他。在中国，重庆要建飞虎队纪念馆，昆明把从城里到机场的一条公路，重新命名为陈纳德路。

（《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12日）

张大千

李永翘

    ①张大千一行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他刚放下行李便迫不及待地打着手电进入洞窟内，他简直惊呆了。在依稀的灯光下，只见石窟内的所有墙壁都绘满了五彩缤纷、光耀夺目的各种壁画，宛如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宫殿！他看见这些壁画与彩绘激动至极，毫无倦意。他在敦煌停留的时间近三年之久，成了当时的中国画家中来敦煌最早、停留时间最长、钻研最深、临摹最多、影响最具、贡献最大的第一人。

    ②在张大千来敦煌之前，莫高窟已有两次编号，但因其很不科学，故其影响甚微。他细心比较了前两次编号的优劣后，决定对莫高窟进行一次重新编号。他经过实地仔细调查，每日领着张心智小心谨慎地从事这项十分重要却异常枯燥的工作。他们先在纸上初编后，然后在每个石窟洞外直接进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对莫高窟的编号工作，从而为莫高窟的每个洞窟都标上了清清楚楚的“门牌号码”。

    ③张大千率领众人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全面展开了，他把众人分成了几个小组，严格按照“复原临摹法”来临摹，这种临摹方法难度更大，要求也更苛刻。他每天皆是“出没于洞窟之间，手忙于笔纸之上”，“一头风沙，满身颜料”。他在敦煌时不仅要克服物质和精神上的许多困难，而且要冒着生命危险，他没有退缩，他说：“为了祖国的艺术事业，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拼、去搏！”张大千在编号、临摹等工作中，抽空写成了《敦煌石室记》的手稿，是我国敦煌艺术研究的首部学术专著。张大千及其所率的众人临摹敦煌壁画精品300余幅。张大千带着他的临摹敦煌壁画回来之后，不论走到哪里，那里便会刮起一场猛烈的“敦煌旋风”——人人交口说敦煌、称赞敦煌、向往敦煌，敦煌光辉伟大的艺术奇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扬。“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引起轰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对于敦煌的科学保护与研究被纳入了国家计划，并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相继在兰州、成都盛大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使国人从此了解了敦煌艺术。敦煌学巨擘陈寅恪撰文《观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之所感》，他说：“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④《韩熙载夜宴图》为五代南唐时的著名画家所绘，张大千一见到这件国宝中的国宝就爱不释手，执意要买。可是卖主要500两黄金，而他也只有这么多钱，但却是用来买房子的。他素爱北平，抗战胜利后，他来到北平后就准备在此地买房定居了。不久前，他刚刚看重了一所房产，那是一所旧王府，深得大千的喜爱。其售价也是500两黄金，他已交了定金，不日即要交割。他最后还是决定买下了这幅画。

    ⑤张大千决定了要远赴南美，但他觉得行前首先要把他所珍藏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大批国宝捐献回祖国。他通过徐伯郊之手全部捐赠给了祖国。

    ⑥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中亲自搬动假山巨石时不慎用力过猛，突然觉得双眼发黑，金花乱冒，什么也看不到了，经医治，瞎了一只眼，成了“独具只眼”。现在，不要说画工笔画，就连写信，他也是模模糊糊的。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他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他将中国古老的破墨、泼墨画技法与西方绘画中最新的抽象自动画表现技法相融合，创立出了一种独特的破墨、泼墨，再进而发展为泼彩和泼写兼施的新技法与画风。他说：“这样画可以得其天趣，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艺术无止境，我们作画的人就应当这样，时时进步，不断创新。”

    ⑦张大千的一生视绘画犹如生命，而且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曾多次说过：“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一直画到死的那一天。”他一生中用废了的各种毛笔不计其数。

    ⑧张大千逝世以后，根据他留下的遗嘱，他把绝大部分的财产捐献给了国家，而他留给亲人们的只有他的数量极少的自作书画，每人还分不到一幅。（选自《张大千传》）

相关链接：张大千，中国现代黄山画派始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82岁时，他勇敢接受了一次挑战：要画一幅巨画——《庐山图》。他在绘制画的上端部分时，叫家人将他抬到画桌上去，他趴在桌子上，颤巍巍地艰难绘画，画着画着，感到头昏眼花、心动过快、体力不支。家人赶紧拿救心丸让他服下，他稍微歇一歇，继续趴着再画。他感慨道：“我这哪里是在绘画啊，纯粹是在拼老命啊！”集三年之努力，巨著《庐山图》完工，引起轰动！

丁西林：君子不器

    丁西林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出色的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8部独幕剧、9部多幕剧，其独幕剧的创作堪称典范。他出现在中国现代喜剧的肇始期，初试戏剧之笔，就表现出了一种艺术上的成熟，显出“凤毛麟角一般的可贵”。

    1914年负笈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1919年获理科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学教授兼任理预科主任。后多次被选为物理系主任，他极力延聘优秀人才，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成为一时之盛。他大力提倡实验工作，以树立理论与实验结合的优良学风。他讲授物理课，首倡采用中文编写讲义，并从事整理和订正物理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以利于国人吸收西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十年间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尊敬，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

    1927年丁西林出任设于上海的物理研究所所长。白手起家，经费很少，所需各种器材、设备和书刊均必须从国外购进。他毫无惧色，精心规划，刻苦经营，至抗战前，已建立一批实验室和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任所长期间，坚持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功绩斐然，深得中研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器重和所内人员的尊敬。

    丁西林自幼喜爱文艺，留英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名著。归国后业余从事戏剧创作，成为“五四”以来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作于1923年的处女作《一只马蜂》主旨在于批判守旧思想、宣扬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但和当时流行的注重作品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剧”不同的是，没有常见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容的敌我，而是以一种轻松、幽默、含蓄的风格表现主题，让人物在一连串的反话与谎话中表现自己，使剧情变得轻松活泼。丁西林对人物的态度也较温和，他用一种既嘲弄但又不乏爱护的态度描写每一个人，表现出一种温和轻松的幽默品格。

    作为常年从事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科学家，丁西林的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都不可能不为自然科学所要求的理性逻辑所渗透。而用这套思维去观察、思考、表现出来的生活，自然也具有一种别样的色彩。

    物理学对研究者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使丁西林在从事戏剧创作时形成了优越的“喜剧审美定势”。正是这种发现与挖掘能力，使丁西林像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从“找房子”“偷烟”“赔花瓶钱”这些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作为以严密逻辑推理为基本工作要素的科学家，他对逻辑关系的掌握是熟练的，而当作为一位戏剧作家，他便在作品中自如玩弄与破坏着生活中正常的承接与因果，从而使偶然性出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被自然化解，产生独特的喜剧效果。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喜剧的笑也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是“会心的微笑”。丁西林一般不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夸张，更不求助于外加的笑料。他的独幕喜剧大都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也没有大的矛盾，但能把握住剧中的喜剧性“种子”，形成核心情节。在剧情展开上，也是波澜起伏，妙趣横生，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他很重视喜剧的结尾艺术，每每在全剧矛盾冲突已经结束之后，又出人意料地添上一笔，进一步强化喜剧效果。他的语言，幽默俏皮，挥洒自如，毫无斧凿痕迹。

    建国后，丁西林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多种职务。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对于戏剧的创作与发展仍做出坚持不懈的探索，创作出多部话剧、舞剧、新编戏曲等。他的独幕喜剧久演不衰，北京人艺多次把他的《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搬上舞台。

    1974年4月4日，丁西林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他在独幕剧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为中国现代话剧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相关链接：①丁西林在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话剧史，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代表作大多是多幕剧，而他却执著于独幕剧创作的艺术实验。（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②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丁西林通常面对的是抽象宏观的物质世界、超越人类之上的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而培养了客观冷静的处世态度，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郑以然《行走在物理与戏剧之间》）

一个不能忘记的人

刘重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按照“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的条款，外国轮船在长江上触目可见，令国人深感屈辱。1925年10月，卢作孚邀约友人，集资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积极投入以经济实力夺回内河航运权的爱国斗争。公司成立之初，整个家当只有一艘载重吨位为70吨的小轮船，卢作孚就定下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公司宗旨，展现了他的强国宏愿。当时，长江上游航运正被外国轮船公司控制着，不多的几家中国轮船公司濒临破产，卢作孚采取“人弃我取，避实就虚”方针，在从未行驶过轮船的嘉陵江开辟新航线，并在管理上大胆改革，使公司站稳了脚跟，并将航线从嘉陵江发展到了长江。从 1930年开始，民生公司“化零为整”，逐步壮大实力，先后合并和收买了大批中外轮船，并控制了长江上游航运，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逐出了长江上游。到1945年，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不仅在长江沿线、中国沿海港口，而且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抗战爆发、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号召：“国家的抗战开始了，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全体员工英勇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去。 1938 年10月，武汉失守，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的宜昌积压了大批难民和从沦陷区运来的大批机器设备，急待撤往大后方。但是，按照当时的实际运力，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完成。还有40天就是长江枯水期，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日军节节逼近。在此关键时刻，卢作孚下令采用 “三段航行法”，除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及不宜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直运重庆外，其他物资一律分段运输，使航程缩短了一半或大半。硬是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将全部难民和机器设备安全撤离宜昌。

    卢作孚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北碚乡村建设实验。1927年，卢作孚被任命为北碚峡防局局长。峡防局本是一个治安联防机构，但他却借此难得的平台，他与民国时期各地乡村建设实验不同，明确提出其乡村建设的目的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就要“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为此，他精心设计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蓝图，“以嘉陵江三峡为范围，以北碚为中心，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经过努力，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镇，终于建设成为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重要城镇”。陶行知参观后说，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卢作孚也与姜阳初、梁漱溟一起，被称为“民国乡建三杰”。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公园，便酬报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国家，便酬报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卢作孚《工作的报酬》）

②乡村建设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苦痛，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造会众福，急公众难．……我们要做这样的事业，便要准备人、准备钱、准备东西、准备办法，尤其要许多人分工合作，继续不断地去办。（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意义》）

③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积极目的。（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

④作孚先生作为旧中国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一起，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胡德平《发扬和借鉴老一辈民族实业家的精神和经验》）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到这个世界 ， 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相关链接：

    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