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和包袱

庞  朴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钳制思想、束缚行动的本性，有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会引出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于千里之外，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斑驳陆离的面貌，切忌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决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节选自《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谈谈国学的时代性

吴乾圣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载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清代著名学者孔治让在《周礼正义》中解释为：“国学者，在围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在近代回应“西学”的挑战而提出来的，包括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经、史、子、集等内容上。当代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灿烂文明的古国，那么把传统文化的底蕴发挥出来至关重要。传统文化集中体现在国学上，所以说国学是国魂之学。那么挖掘国学的当代价值，对于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准，提高个人的文化素养， 提高国民的精神生活水平，建设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士指出：国学，不仅成为现代中国人提高道德品质的教程，更是中国各民族凝聚在一起的精神支柱，是中华儿女一统华夏的文化源头。

    在关于和谐问题上，国学中也有很深的底蕴。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提出“和为贵”、“知和而和”的思想。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同样倡导“知足”与“不争之德”，以墨子为代表墨家提出“相兼爱”、“非攻”等主张。这表明，国学中包含有丰富的和谐思想，这些思想经过时代的创新改造，定为当今时代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智慧的来源和依据。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今天我们中国分成两个，然而我们人大脑子里还是不喜分，喜欢合”。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最能调和，使冲突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

    在人文精神培育上，国学给我们提供更为宽广的源泉。如仁、义、礼、智、信是儒学经典的核心，是儒家伦理的最高准则。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我们汲取后，可以成为以人为本的精神资源。“义”，是儒家提出作为人应遵循的道义，是一种准则，是做人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维持社会的正义更显其重要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市场也带来弊端，一些企业未来各自的利益，坑蒙拐骗、见利忘义等。这些正是道德沦丧的表现，是人生价值观的模糊所致。“礼”，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准则，其作用是规范人际之间关系。通过礼可以更是构建在人格平等上的人际行为关系。“智”，就是智慧， 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就是知识和技能的统一。“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道德的基础，诚信合一，立身兴业，缺不了信。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文化文明不但不冲突，反而更有利于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今天，我们不能把这些全部舍弃，要将“仁、义、礼、智、信”传统文化内容注入新的时代内容，与时俱进，成为当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

    在国家治理上，国学也有我们汲取的资源。儒家强调礼与法是统一的。儒家强调的礼作为伦理道德规范，多靠社会舆论、道德自律、传统风俗习惯等力量来维护，其制裁体制虽有独特的优点，但面对恶的人性，其力量与强度都显不足。而法由于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足以克服礼之于恶势力的不力和无奈。若礼法相结合，则可以相得益彰。荀子在中主张治国要礼法并用：“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也就是说，只有礼法结合，才能使国家“合于文理，归于治”。这对我们当前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德与法律规范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时代，既允许异域文化的传播，更应当倡导本土传统文化的弘扬。国学的普及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保护，需要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专家学者们的解读与阐释。我们都应该活学活用国学，使国学内容以清新的面貌、得体的方式，成为格言警句，化作成语典故，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所以说，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汲取古代思想家为我们留下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精华，把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对唤起文化自觉，恢复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删节）

    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艺术。言所以达意，然而意决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飘渺无踪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以言达意，好像用断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这样，尽量表现，非惟不能，而也不必。

    《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几句话决没完全描写出孔子说这番话时候的心境，而“如斯夫”三字更笼统，没有把当时的流水形容尽致。如果说详细一点，孔子也许这样说：“河水滚滚地流去，日夜都是这样，没有一刻停止。世界上一切事物不都像这流水时常变化不尽么? 过去的事物不就永远过去决不回头么? 我看见这流水心中好不惨伤呀！……”但是纵使这样说去，还没有尽意。而比较起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九个字比这段长而臭的演绎就值得玩味多了！陶渊明在《归园田居》用四十字把乡村风景描写得多么真切！然而仔细观察起来，乡村景物还有多少为陶渊明所未提及。从此可知文学上我们并不以尽量表现为难能可贵。

    在音乐里面，我们也有这种感想，凡是唱歌奏乐，音调由洪壮急促而变到低微以至于无声的时候，我们精神上就有一种沉默肃穆和平愉快的景象。《琵琶行》里形容琵琶声音暂时停顿的情况说，“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就是形容音乐上无言之美的滋味。英国诗人济慈在《希腊花瓶歌》也说，“听得见的声调固然幽美，听不见的声调尤其幽美”，也是说同样道理。

    所谓无言，不一定指不说话，是注重在含蓄不露。雕刻以静体传神，有些是流露的，有些是含蓄的。这种分别在眼晴上尤其容易看见。中国有句谚语，“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所谓怒目，便是流露；所谓低眉，便是含蓄。凡看低头闭目的神像，所生的印象往往特别深刻。最有趣的就是西洋爱神的雕刻，男女都是瞎了眼睛。这固然根据希腊的神话，然而实在含有艺术的道理，因为爱情通常都在眉目间流露，而流露爱情的眉目是最难比拟的。所以索性雕成盲目，可以耐人寻思。当初雕刻家原不必有意为此，但这些也许是人类不用意识而自然碰的巧。

    以上是各种艺术中的几个实例。把这些个别的实例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一个公例，就是：艺术表现思想和情感，与其尽量流露，不如稍有含蓄；与其把一切都说出来，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因为在欣赏者的头脑里所生的印象和美感，比尽量流露的还要深刻。换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

    流行语中有一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推广地说，艺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这就是无言之美。

（摘编自朱光潜的《无言之美》）

    周代，尽管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记载不多，但我们还是看到，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统治者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特别规定。周代的食品交易是以直接收获采摘的初级农产品为主，所以对农产品的成熟度十分关注。据《礼记》记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

    汉唐时期，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十分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赃，与盗同法。”即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应尽快焚毁，否则将处罚当事人及相关官员。唐朝《唐律》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从《唐律》中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不速焚而构成的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不相同：一是得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有毒食品，以绝后患，否则杖九十；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则视情节及后果以科罚。

    宋代，饮食市场空前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城市风貌，并且以大量笔墨写到饮食业的昌盛，书中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以及相关行会。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些商贩“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温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袁氏世范》）．有的不法分子甚至采用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之类伎俩谋取利润。为了加强对食品掺假、以次充好现象的监督和管理，宋代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而行会必须对商品质量负责。“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都城纪胜》商人们依经营类型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组织，并按行业登记在籍，否则就不能从业经营。各个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作为拉保人，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行为。除了由行会把关外，宋代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予以严惩。

    上述朝代对食品流通的安全管理及有关法律举措，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可以为现今我国食品质量和安全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摘编自张炜达《古代食品安全监管述略》）

    科技伦理治理是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挑战。一些新兴科技带来的涉及人类生命健康安全、隐私保护、家庭和社会关系、生态安全、资源分配等的科技伦理问题，使既有科技管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社会风险，并影响科技本身的持续健康发展。面对日益复杂的科技伦理问题，现代社会对新兴科技及其应用的伦理规范已不再局限于道德层面，许多国家已将科技伦理规范纳入制度和法律之中，不断加大治理力度。科技伦理治理作为审慎型、控制性治理，对科技创新在给予激励的同时，也从伦理道德出发加以必要的约束或管控，治理不轨行为，从而保障科技健康发展，实现科技更好造福人类的目标。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治理方式转型。对于科技伦理治理，传统治理方式基于先行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做了再说”。现代治理方式基于防范原则，强调紧盯科技研发和应用的最前沿不断完善风险评估、加强监管，是一种“适应性治理”方式。从实践来看，实验室里的研究无法完全验证现代科技不可预知的风险，传统“做了再说”的治理方式往往难以有效应对某种颠覆性新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因此，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应推动治理方式从传统的“做了再说”向现代的“适应性治理”转型。

完善监管制度。随着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科技伦理监管的真空地带越来越多。一些案例表明，体制内监管的不完备和体制外监管的缺失，很可能会导致科技伦理领域的“灰犀牛”事件或“黑天鹅”事件。因此，有必要构建体系严整的科技伦理监管制度，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强化监管机构的横向联系，不断扩大监管覆盖面；完善伦理规制和监管程序，使监管过程有理有据、有机衔接。应改进科技伦理监管制度，实现对新技术从基础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全过程监管，实现对科研工作者伦理问题的终身追责，有效防范违反科技伦理的事件发生。

建立自律机制。科研人员能否遵循科技伦理，很大程度上依赖其自律。为防范新兴科技滥用和其他风险，在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时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科技伦理自律机制。比如，大型科技企业内部建立伦理审查机制，行业组织制定行业规范；相关行业加强对科研人员的科技伦理规范培训，引导科研人员不断增强自律意识；增强各学术团体的监督意识，确保自律规范落到实处，营造重伦理、讲道德的创新环境和学术氛围。

    推进科技伦理法律化。随着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必要推进科技伦理法律化，借助法律的刚性约束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把科技伦理中的一些重要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目的是用法律的特性和优势更好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我们要善于通过立法，借助法律的权威，进一步巩固科技伦理治理成果，增强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的伦理意识，使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在面对科技伦理问题时的行为选择有明确的依据，更加有效调节和控制科技发展及其后果。

(摘编自李泽泉《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

    戏曲是综合型的表演艺术，通过歌唱、念白、舞蹈、表演等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生内容，它把单纯的时间性艺术如诗歌，音乐，与单纯的空间性艺术如绘画、雕塑，以及初级综合性艺术如歌舞、表演等，通过演员的演出而有机统在一起，形成自己复杂的艺术综合体。这些原本独立的艺术手段在进入戏曲的综合体之后，都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根据一定的节奏和韵律统一于舞台，而不再是其本身。

    戏由对于音乐和诗的倚重是突出的，它把诗的节奏和音乐的旋律化为自身的韵律，使之成为统领戏剧的魂灵，同时通过舞蹈化的舞台动作未呈现它，其中的曲词由诗歌的直抒胸臆改为代言体，抒发内心情感的主体由作者改换成剧中人，于是曲词抒怀就受到剧中人物的身份、修养、心理和环境的限定，不能由作者随心所欲，音乐则随着人物心情和命运的变化而发生旋律改换，不再遵从自在韵律。舞蹈的作用被放大，人物动作都被纳入了非生活化的舞蹈动作，因与生活动作产生距离而体现出美感。至于戏曲的化妆美、服饰美、道县美，也是由戏曲舞台手段的综合性所决定。可以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随意驱遣歌唱、舞蹈、念诵、表演等手段辅助行动，而不受现实生活情景的限制。

    戏曲既然通过综合化的舞台手段来表现生活，它就是一种“表现性”的艺术，它的表现生活就不是写实性而是写意性的，马鞭一摇就是在路上走马，船桨一晃则是在江里行船，快步跑圆场则是人在急速行路——戏曲表演与生活动作就拉开了距离。使用脸谱也是戏曲的特征，它进一步把现实推向幕后，渲染象征的氛围，使戏剧指向写意。人们见到关羽的枣红黑脸，就感觉到他的忠肝义胆：见到曹操的碎纹白脸，就感知了他的奸诈多疑。

    戏曲依靠叙述性手段与带有强烈装饰性的表演动作，得以对对象进行随心所欲的变形处理，因而获得了舞台手法的写意自由，这种美学原则在通过艺术手段表现对象时，就会追求“不似之似”“吉外之旨”“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提倡内在精神的传达而非外貌的逼真。中国人的艺术观念偏重于对艺术形式及其所体现境界的理解，状摹对象追求神似，而不去注意艺术与对象之间的距离。

    戏曲既然是写意化的、不以状摹外物而以表现和抒发人物内心情感为主要特征，它就成为包蕴着浓郁抒情性的艺术样式。戏曲重在随时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它的表演强调用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手段，把人物行动的内心依据或外界刺激人物内心所激起的反应直接揭示出来，不仅写人物做什么，如何做，而且写人物想什么、如何想，这奠定了戏曲抒情性的基调。尽管戏剧展现人生的本质属性要求它成为叙事艺术，戏曲舞台也确实具备相应的叙事功能，但既叙事又抒情，叙事中有抒情，以抒情来叙事，构成了戏曲表现方法的辩证统一。

（选自《文艺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