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商贸之路，更是三大洲之间文明多层面的交流之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60年到中亚勘察了解中国涉外商史，提出并论证在公元前2世纪，时显时隐存在着一条神秘的丝绸路线，这就是‚丝绸之路学术概念首现。古代丝绸之路纵贯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开拓于陆地，也发展于海上。西汉张骞出使以后，西域与中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初刻拍案惊奇》中讲述了一个中国南方的小橘子，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漂洋过海于西欧落根安家，挽救了17世纪上万名欧洲海员生命的动人故事。

    海陆古丝绸之路具有丰厚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它昭示了古代欧亚间文明交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揭示了欧亚不同文明间交流的历史规律和历史轨迹。

    历史文明在今天翻开新世纪的篇章，习近平主席根据新时期国际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与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调整，郑重提出共建新的国际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并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蓝图，吸引了全世界希冀的目光．“一带一路”总体规划蕴含着未来30 年到50年间全球最好的商机，古老的丝绸之路自此将焕发崭新的蓬勃生机。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历史文明的承传，更是开创了全球文明进步的新时代，为泛欧亚大陆深度合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多边合作方案，型塑了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战略互动的基本范式。“一带一路”的主旨是冀望与利益相关国家一起解决当前国际性的难题，实现泛欧亚大陆及其沿岸地区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进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通过深度的国际经济合作打造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实现利益共赢。“一带一路”的复兴与共建可以将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互补、互惠、互促。总体上讲，“一带一路”东西牵着发展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北美经济圈，形成了欧亚非大陆经济对接整合的大格局，建立起了世界跨度最长、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将开启国家间合作新模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基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高度评价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强调中巴要不断充实两国命运共同体内涵，做到守望相助，深化战略合作；弘义融利，实现共同发展；心心相印，坚持世代友好；风雨同舟，共对安全挑战；勇担责任，加强国际协作。

    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一带一路”倡议为各自国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世纪新引擎。我们热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宗旨，携手合作，共建互助开放的经济文化新体系。

（摘编自乌东峰《从“一带一路”文明史迈向新时代》）

游民文化

    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在这种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各安其业。井田制如果被败坏，农民、手工业者或商贾脱离了原来的定居点与相应的职业或劳动对象――土地，这些人便成了游民。但儒家承认社会分工和人们职业的多样化，有事可干就不是游民。而先秦法家只承认耕战的作用，认为只有务农为本，老百姓以其他事情谋生都是“游食”，也就是游民。自武帝而起，历代所实行的都是“外儒内法”，因此把不务农的人们视为游食或游民的看法几乎支配整个封建社会的主导舆论，直到明太祖朱元璋还说：“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到了清代，统治者所理解的“游民”实际上是游民中的腐败分子，他们脱离了正常的劳动，完全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衣食，坑蒙拐骗，欺压百姓，成为危害一方的败类。他们不仅为官方所不容，而且遭到普通平民百姓的厌恶。

    如果不从游民的思想倾向、道德品质，或者生活来源、生活状况（即所谓经济地位）来确定其身份，而是从这些人在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出发，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游民”应该指那些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游民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反社会，缺少执著的理想，没有固定的价值观。这种类型的游民虽然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就存在，但是只有在宋代和宋代以后才大量出现，形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群体。流氓地痞不过是游民中的腐败分子，他们在游民之中也属于少数。另外，由于天灾人祸导致整个家庭或宗族作大规模的迁移而脱离自己土地的农民，是流民而不是游民。

    宋代文化教育相对普及，有文化的人与唐代比大大增加，而社会（特别是官场）对他们的吸纳能力有限，于是一部分具有一般文化的知识分子被抛到游民的队伍之中；元代由于蒙古人掌权，统治集团汉文化水平极低，数度停止科举考试使得更多的文人士大夫堕入游民的队伍。许许多多的文人从事过去为他们所不齿的通俗文学的创作，这是宋代以前所不曾有的文化现象。因为最早的通俗文艺作品是江湖艺人们创作的，所以在早期通俗小说和戏曲中便带有抹不掉的游民生活的痕迹，并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游民对生活和历史的理解。

    宋代和宋代以后的社会风气是崇文抑武，普通的老百姓对于战争武备很陌生（宋以前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时一般农民也都接受作战训练）。因此，走投无路的人们一旦铤而走险，那些具有小市民意识的通俗文学作品便给他们以鼓舞和力量，甚至成为指导他们战斗生涯的百科全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下层社会人们从事武装反抗统治阶级活动时戏剧化、小说化的独特情景。如天地会的组织模仿《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义和团的斗争生活模仿通俗戏曲等等。同时，作品中游民们的冒险生涯与传奇般的经历对于听众或观众来说是引人入胜的审美对象，能引起他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对于生活平庸单调的人们或缺少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更是如此。实际上，通俗文艺作品的发展与繁荣，与游民、游民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永远的烛之武

    秦晋围郑，郑危在旦夕，“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佚之狐的力荐可谓慧眼识英雄，烛之武临危受命，夜缒而出，智说秦君，秦穆公心悦诚服，秦军乃还。晋文公面对风雨突变，亦毅然去之。郑国终于转危为安。

    在国家危难面前，烛之武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在强秦面前，烛之武不卑不亢、能言善辩、聪慧机智。他的不计个人得失，处处为郑国安危着想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义无反顾赴敌营的信心和勇气都值得我们学习。烛之武的智勇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溢于字里行间。

    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回国，当时美国的海军处长金波尔说：“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他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一个人的力量能抵得上五个师吗？《烛之武退秦师》告诉了我们答案。

    曹操有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古往今来，有多少志存高远之士，哪怕社会、命运对他如何不公，但到了紧要关头，依然挺身而出，为国家、为苍生献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烛之武就是这样一个让我们敬佩不已的人。

    刘备三顾茅庐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对他畅谈天下大势。可以说诸葛亮未出山前就做着出山的准备，烛之武也是如此，尽管怀才不遇，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烛之武不是不想做一番事业，他的心始终没有放弃过“一飞冲天”的渴望，他一刻不停地关注着天下形势，思考着定天下济苍生一逞抱负的路径。你想，一个小小的“弼马温”，怎么对晋国的历史、对晋国国君的为人那么清楚，对秦伯的心理、对秦晋之间的恩怨又是如此了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无疑是后人景仰他们的主要缘由。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一个让才华长久没显出来的人，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他还是出来解国家之围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须发尽白的老者，夜缒而出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当他拄着拐杖走进秦营时又是怎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岁月给了烛之武太多的落寞与不甘，同时也磨砺了他的沉稳与敏锐，对郑国的最朴素的爱又加固了他的沉稳与敏锐。他与秦伯的交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胜局，几十年积蓄的能量终于在瞬间有了释放和爆发的闪亮时刻。“机会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只是这机遇来得太迟了一点儿，而且是冒着亡国的危险。但如果不是秦晋围郑，烛之武恐怕真得“骈死于槽枥之间”，湮灭在历史的风雨之中了。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齐鸣。那些鲜活的身影却依然存留在人们的心头。像烛之武这样的识大体顾大局，临危受命的勇士，可以说就是国家的脊梁！让我们以古人为镜来勉励自己吧！

春节传统文化亟待重视起来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二；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这些童谣，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年习俗”，这也是人们记忆中的“年味儿”。

    然而，这些老传统对于现代人而言，已经渐行渐远。一方面，生活节奏的加快，让人鲜有时间和精力去体会这些“慢幸福”；另一方面，伴随娱乐方式多元，人们追求多样性的年节，也导致了这些老传统习俗的式微；再者，“互联网+”赋予了传统春节全新的载体，让老习俗有了新载体。但是，诚如专家所言，“传统节日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日。”传统节日在今天有着更为丰富的现代价值，对“传承文化认知、增强民族认同”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不能任由春节传统文化一再式微，对其亟待重视起来。

    首先，法律推动民俗保护势在必行。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其中文化部申报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6个传统节日均被列入其中。地方立法也应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应搭乘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列车。二〇一八年中央一号文件就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扫房、祭灶、春联、爆竹、压岁钱……与春节有关的习俗都带有农耕文明的印记。所以，春节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借机实现再振兴。

    同样，让春节传统文化氛围浓郁起来，也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比如，文化部门与热心企业共同搭台，让春节传统文化有施展拳脚的平台；于我们个人而言，更应该明白春节不是一个单纯的吃喝玩乐的节日，铭记春节传统文化，并通过多种形式传承下去，也是我们当代人的使命。

    作为一门起源于欧洲社会的学科，人类学的诞生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传入中国也已经超过百年。

    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人类学自其发轫阶段便打上了浓浓的海外印记，从一开始人类学者便将其目光投向了远方，在异域之中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与他者的对话之中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远方、异域、他者已然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代名词。

    追溯到人类学刚创立之初，人类学的鼻祖泰勒通过海外探险家、传教士、船员等人的日记、传记、游记等开展人类学研究，力图探讨人类的进化过程，解释人类的文化现象，去解答西方社会对“他者”异文化的疑惑。将民族志奠定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得人类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马林诺斯基，便是受到殖民地官员邀请前往海外做田野调查，并完成了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到海外去”成为欧洲人类学初学者的成年礼，作为人类学家的必修课，欧洲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并不新鲜，它是作为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基石。

    美国人类学与欧洲人类学有所不同。一开始，美国人类学家主要是研究本土的印第安人，因而建立起体质、语言、考古、文化四大分支体系的人类学学科。美国随着经济的强大并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人类学家开始走向海外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外研究到达高潮。至今，海外研究仍然是美国人类学的主流。

    走向海外是中国人类学独有的一个概念，因为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异文化，他们的研究本身就是海外研究，因此他们不必强调海外这一层含义。而中国的人类学，自从国外引进后，便一直致力于本土化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与尊重，也在国际人类学界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加上中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后，对外战略也逐渐转变，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全球社会文化的研究也摆上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外民族志研究便基于这种历史传统与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快速发展起来。中国的人类学海外研究，与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也不尽相同。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与西方海外殖民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服务于西方的殖民统治。而中国近些年所倡导的海外研究，则是顺应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体系，与全球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各国互相理解、和谐相处奠定文化基础，是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突破自身社会与民族文化的界限走到全球社会中反观自身的有效形式，是面对全球文化转型的文化自觉表现。

    (摘编自周大鸣、龚霓《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趋势》)

散文就是散文，何来快餐化

郭军平

    时下散文领域有一些学人喜欢把那些精短类的散文称为“快餐化散文”，我实在认为不妥。

    散文就是散文，何来快餐化。在散文前面冠以“快餐化”总感觉是对精短类散文的蔑视。持这种观点的学人无非就是喜好那些长篇大论的三五千字以上或者洋洋万言的散文，总认为这样的散文就是大散文，就是厚重、有分量、有历史责任感、有生命感悟力的好散文，就是耐人寻味、耐人咀嚼、流传百世万世千古流芳的好散文；甚至有些学人还极力指责批评各类报纸副刊的散文，称为其大都是些快餐型散文。这种狭隘散文观的错误认识，其实是严重缺乏文学常识的，是对散文创作领域的错误指导。

    散文创作和其他文学体裁创作一样，都要反映生活，提炼生活，升华生活，指导生活，以其健康向上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来打动读者、感染读者。作为散文素材的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包罗万象的，大到天文地理，小到家长里短，中到国家大事，人物春秋，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在所有的文学体裁里，最有表现力的最能够表现生活真实的恐怕还是散文家族，散文其实就是所有文学体裁里的一个泱泱大国。自古及今，从中到外，几乎所有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文学大师们都有散文著作，更不用说许许多多的无名之辈的散文作者了。

    散文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还不是因为其表现形式灵活，不像诗歌那样受到这样那样的约束。散文，名为散，顾名思义，放开之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所可写你自然可以洋洋万言，甚至几万言自由挥洒，无人嫌你长；无所可写你自然也可以几百字或者千把字来表现，也无人嫌你短。散文的质量高低好坏不能以长短来评定，评定散文质量的高低好坏最终还是以其是否有思想内涵和优美的表现形式为准的。

    有些散文看起来短，但是却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打动着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以中国古代散文来看，无论是《论语》的简短的对话体，还是孟子的论辩体，或者是《老子》的格言体，以至于到《荀子》《韩非子》《庄子》的学者体，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不是因为其内容的长和短来确定的，而是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决定的。唐宋八大家，明清散文，甚至包括影响较大的《古文观止》里所收录的所有散文，哪一个不是依照这样的标准。如果要按照有些学人的标准以字数来论短长，这些岂不都成了快餐散文，如果给它们加上快餐二字，岂不是对他们的亵渎和不尊吗？

    古代散文是这样，那么现代散文呢？像鲁迅、郭沫若、巴金、胡适、周作人、冰心、郁达夫等他们的精美散文何尝是以长篇大论独领风骚的，恰恰相反，他们的散文大都很精短，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因此才成为后人们不断学习和借鉴的范本。特别一提的是现代著名散文家梁实秋有一个观点就是“力求散文精和短”，并且他也是追求“散文精和短”艺术的实践者。那么外国散文家呢？像培根的哲理散文、蒙田的随笔哪一个是因为长篇大论而驰名中外的呢？因此，散文的长并不标志着思想容量大，艺术性强；散文的短也不标志着思想内容贫乏，艺术性弱。有些散文的长反而让人感到啰嗦、乏味、无聊；而有些短，反而让人感到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因此，散文的写作尽可以依照真情真性真识来写，没有必要以文字的长短来确定其艺术价值的高低。朱自清的《背影》既不华丽，内容也不长，但是却登上了散文的高峰，指引着散文的创作。如果以字数长短来评价，岂不是连朱自清这样的大家的文章也成了快餐化散文，这真是对散文的亵渎，对大师的污蔑。

    散文本来就是不拘形式、自由灵活的一种文体，大师们可以写，无名作者就是老百姓也可以写，“以吾手写吾心”，自由倾吐，自由抒发，何来那么多的规矩，何必规定这样写、那样写。东指点，西指点，好像他就是散文大师一样，其实让他自己来写，也不见得就比谁高明。所以，要让散文创作繁荣，还是应以一种包容宽宏的视野来看，不要随便框定形式，框定名词，随意贬低报纸副刊上发表的各类散文；毕竟报纸副刊上的散文无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其实都是很不错的，去掉“快餐化”的贬称，恢复散文就是散文的称呼。

（选自《新华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