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出生于天津的于敏，自谓青少年时代在一种“亡国奴的屈辱”中度过。内向、好静思的他，喜欢科学，而且对科学有一种特殊的寄托。1949年他以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所器重，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集中攻关原子弹，并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翌年1月，钱三强请于敏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虽然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比原子弹复杂得多。

    于敏喜欢做基础研究，自认为不适合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不过，他没有犹豫，“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后来说。

    于敏带领30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以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研究问题，而且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氢弹研制进入冲刺阶段。1965年1月，于敏和邓稼先、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形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当他将整理出来的方案向大家报告时，群情激奋，高呼“老于请客！”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一致。试验成功的那天晚上，于敏“睡得很踏实”。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西方科学家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婉拒了：“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氢弹技术突破后，于敏曾想过离开，回到自己喜欢的基础研究，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他认为，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于是，他把后半生献给了我国中子弹、核武器小型化、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以及其他核武器研制工作，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于敏曾经直言，“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这位喜欢古诗词的科学家，向往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仰慕文天祥威武不屈和“留取丹心照汗青”，教会孙子的第一首古诗词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正如他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于敏在事业上鞠躬尽瘁，在科学上唯实不唯上。与于敏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毕生信奉“宁静以致远”的于敏，如此解释他心中的那片宁静：“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今年1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于”的于敏去世。老于走了，但这种情怀和精神永远地留了下来。   

（摘自《于敏：“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光明日报》2019年9月19日 第4版）

相关链接：

    ①“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的自白。

    ②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西风里的话

李霖灿

    朋友们都说这山谷中的秋天，美到了极点。我在一个时晴时雨的周末，信步往寻。秋色 正美，十月里那特有的清凉西风阵阵吹拂，落叶满地，红遍林梢，在落日斜晖明灭掩映之中， 明黄凝紫，宇宙一片锦绣。诵“山山黄叶飞”之名句，我觉得这山里的秋色实在绚丽，算得上盖世无双。枫，不过是个中千百分代表之一，像这样满山满谷的秋林焕彩，又岂是一叶红枫 可以囊括？好明亮，好开阔！真是天地为布局，就云霞试颜色，人间可有这样大的手笔？

    即景生情，立刻想到了超逸绝群的石涛，他曾以“上干气象^①”的彩笔，画了一幅《秋林人醉图》这帧名作真是不凡。只是我真的不能了解，石涛他未曾到过我面前的这道山谷，如何能画出这样沉醉的画面？若以什么大家所艳称的“栖霞红叶”来评论，那真是大巫小巫之见了。

我想到了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小卷。西风的回荡飘过来一阵划空的雁唳，瞭亮、挺 括、深远！把我由图画中惊醒：呵，秋天不仅是图画，它也是音乐，而且是谐和天地的大乐章。 不仅是划破碧天的雁唳，您听听：风吹林梢的韵律、披拂衰草的叹息、雀鸟的短促，牧童短笛的明亮旋律，衬托着晚霞凝紫的低音伴奏。我恍然有悟，这就是深秋的天籁，音乐家、文学 家、哲学家等所要追寻的就是它。我从秋景如画忽然走到音乐的境界中来了。北宋的大画 家崔白，他有一幅《双喜图》巨轴，那上面就充满了秋天的声音。画面上故事发展得很有趣： 一只苍兔闯进了双宿双飞的山鹊禁地，山鹊惊起大噪，苍兔嗤之以鼻，形成了一张一弛的对 比幽默。于是画面上充满了声音，首先是山鹊的高音破口大骂声，伴奏的是苍兔的嘶嘶嗤鼻 之音，晴空中充满了秋风萧索声响，风卷槲叶的声音、蓑草披拂的声音、竹枝摇曳的声音…… 在画面上交织成一团，合奏出秋天原野凄厉响亮的大合唱。我思路想到了杜工部的《玉华宫》中“万籁真笙竽，秋色正萧洒”的名咏，此老自是不凡！

    正在此时，从林木掩映的远方隐隐约约传来了谈话的音响，慢慢听得出是父女二人相偕 漫步归去，小女儿有太多娇生惯养的埋怨：“爸爸，我就不懂，在这里有激光、有计算机、有反 应器这些宝贝玩意儿，您都不屑一顾，却对那些老旧的教室设备十分关心，对眼前这条回家 小径上的形形色色更是欣赏备至，这到底为的是什么？我硬是搞不懂嘛! ”

    西风里传来了 一缕苍老平和的回答，三分将就、七分慈祥的声调：“小文，你叫我怎么分辩？ 一切都有个层次，计算机、教室、小径春耕、夏耘和丰收的秋稼也都有一个层。打一个比 喻，你看这眼前的美丽景色像什么呢？”

    “当然，这像一幅图画嘛！”

    老者的声音又响了 ：“这就是意境上的不同了。在我看来，秋天是一首牧歌，一首清醇的 牧歌！”

    很显然的，小女儿还没有懂得这比喻的深意，于是苍老的声音又来了补充：“这个，我也不希望你现在就能懂，但是你将来会有懂得的一天，一旦明白，那就不是你而 是'我们'了……"以下的谈话就听不清楚了，人影亦逐渐模糊消失逝去。

这西风里的一段对话，尤其是“牧歌”一语，令人忽然清澈有悟，因为我正在从图画向音 乐的境界中去体认清秋，这智慧老者的一句提醒，醍醐灌顶般把我又领进哲思的境界之中。

难道对秋的欣赏，竟有偌多层次？我不禁想到了中国画中的一幅名作《秋声赋图》，画的 来源是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的《秋声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

华新罗大画师挖空了心思，用图画表诗意，传达出十一世纪时大文豪欧阳修的萧飒意境。由 华新罗、欧阳修到崔白和石涛，从图文并茂到哲意深邃，只由于这眼前美景西风残照中的智者一语，我不但体认了清秋光景的妩媚丰美，而且深深地明白了那位老人的结语正意：你一旦明白，就 是“我们”了。说得真是好，一句染神，历劫不变，千载之下，必有知音，何况洞达了宗旨，还有什么 剩余不尽？我真是乘兴而来，漫无鹄^②的，如今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满载而归了。

（选自李霖灿《李霖灿读画四十年》，有删改）

（注）①上干气象：引杜甫《秋兴八首（其八）》中“彩笔昔曾干气象”。上：原意为“直上”的意思，诗中引申 为影响、改变。②漫无鹄：漫无目的。

    ①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艺术家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的“歪曲”，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成了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一种可靠索引。②“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在白居易看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是绝对的，在诗的浪漫逻辑中，爱情是无条件的，甚至可以超越主体的生死界限。这种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的，是一种情感逻辑，它不合客观的理性，却恰恰充分符合人的情感激动的特点，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

    ③情感逻辑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像理性逻辑那样统一，它可以自相矛盾，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神化诸葛亮不满，而对关云长的形象特别称赞，这是因为，关云长在理智上不是那么强大，时常感情用事。他的理智时时与感情矛盾，而且经常被感情所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特别引用关公在华容道释放曹操那一段。

    ④本来，从理性逻辑来说，放走了曹操（刘备的主要政治、军事敌手），是不忠于刘备事业的表现，其后果是危及事业和自身的生命。因为在这以前，他在诸葛亮面前签下了“军令状”，完不成任务是要掉脑袋的；而俘虏了曹操则是忠于刘备事业的表现，肯定能得到升迁和厚赏。然而按关公的情感逻辑，曹操当年俘虏了他，不但不杀他，反而抬举他，还请傀儡皇帝汉献帝封他为“寿亭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确于他有厚恩。关公此人十分重视“有恩必报”的原则。曹操很懂得关公的这种感情用事的性格，就提起往事，要关公放自己过关以报当年的厚恩。关公按自己的情感逻辑思忖，感到自己的确还欠着曹操的一份恩情，只好今天放过曹操的残兵败将求得恩义的平衡了。

    ⑤关公的这种行为，并不是没有逻辑，只是不是军事斗争中你死我活的理性，而是他独特的情感逻辑。这种逻辑明明是违反理性逻辑的，仍然要贯彻到底，哪怕个人、事业受到严重的危害，也要“恩怨分明”以求得“信义素著”之名。如果罗贯中的笔下，关公的“义”的逻辑遇到理性逻辑就不中用了，那么关公的性格就显得软弱而苍白了，关公的形象之所以动人，就在于这种奇怪的不合理性的情感逻辑一贯到底。

    ⑥情感逻辑达到这样的一贯性和彻底性，人物性格就达到了一定的饱和度。

    ⑦然而让人物进入一种自己也无可奈何的情感逻辑，是使人物获得自己的生命的关键。有时，这种逻辑并非像关公不顾一切放走曹操那样直接，而是相当曲折的。

    ⑧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以理性逻辑去代替情感逻辑。而对于我们来说，由于理性逻辑在日常实用和科学研究中，占着天然的优势，因而一个人的社会经验越丰富，文化教育的水平越高，理性逻辑的优势就越强，以理性逻辑代替人物的情感逻辑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概念化的危险越大。倒是在小孩子、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始民族那里，情感逻辑往往具有相对的优势。

    ⑨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在接受理性教育时，要特别留意保持情感的活跃，不让它被优势强大的理性逻辑所吞没。同时，除了自我保护、自我体验以外，还要认真关注不同人物情感的特殊性，这不仅是作家的职业训练，而且是青少年的基本修养，文学作品的阅读正是提高这种修养的最有效途径。

    于是我就说：“你好么，格斯拉先生？你可以给我做一双俄国皮靴么？”

    他会一声不响地离开我，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或者到店堂的另一边去；这时，我就维续坐在木椅上休息，欣赏皮革的香味。不久后，他回来了，细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等我也赞美一番以后，他就继续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说：“啊！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什么时候要。”于是他就说：“半个月以后，好不好？”如果答话的是他的哥哥，他就说：“我要问问我的弟弟。”

    然后，我会含糊地说：“谢谢你，再见吧，格斯拉先生。”他一边说“再见”，一边继续注视手里的皮革。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就又听到他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把他送回到楼上做他的靴子的梦了。但是假如我要定做的事他还没有替我做过的新式样靴子，那他一定要照手续办事了——叫我脱下靴子， 把靴子老拿在手里，以立刻变得又批评又爱抚的眼光注视着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创造这双靴子时所付出的热情，好像在责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以后，他就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在外沿上搔上两三次，跟着用他的敏感的手指来同地模我的脚趾，想摸出我要求的要点。

照章办事

[德]拉里夫·维内尔

深夜，我走进车站理发店。

“非常抱歉，”理发师殷勤可亲地微笑着，“按照规定，我只能为手里有车票的旅客服务。”

“反正现在你们店里连一个顾客也没有，”我试着提出异议，“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来个例外……”

理发师朝我这边稍稍转过脸：

“尊敬的先生，要知道现在是夜里，我们得遵守规定。一切都应照章行事。只有旅客才能在这儿刮脸、理发。”说完，他又把脸扭过去了。

于是我走到售票窗口。

“请给我一张火车票。”

“您上哪儿？”

“哪儿都行，反正对我都一样。”

“别装疯卖傻了！”

年轻的女售票员发火了。

“我一点儿也没装疯卖傻，”我平心静气地说，“您只要卖给我一张离本站最近的那一站的票就行了。”

“您指的哪一站？”

“可爱的姑娘，我已经说过了，随便哪一站都行。”

女售票员显然焦躁不安了：

“您起码应当知道要上哪儿去呀？”

“我根本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

女售票员十分好奇：

“既然您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干吗买票呀？”

“我想理个发。”

砰的一声，小窗子关上。我等了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玻璃。

“姑娘，”我竭力使自己的语气和缓一些，“好了，请给我买张票吧。”

她像瞅一个疯子似的打量着我。然后开始翻一本书。

“是理发店问我要车票！”我朝紧闭的小窗子喊起来。

女售票员把窗子打开了一条缝：

“理发师要什么？”

“他要车票。他只给有车票的旅客刮脸。”我重复道。直到这时，女售票员似乎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好吧，卖给您一张去莱布尼茨车站的票。您付1欧元吧。”

我手里攥着买到的火车票，第二次走进理发店：

“请看，这是我的车票。现在我想刮一下脸。”

然而，理发师的头脑并不那样简单。

“您不打算乘车上路？”他问。

“可我已经给您看过这张到莱布尼茨的车票了呀，难道这还不够吗？”

“非常抱歉，”理发师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如果您只是为了刮脸才买车票，那么在我们理发店您就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这儿只为有车票的乘客服务。”

我艰难地喘了一大口气。

“可是劳驾！”我大喊起来，“我只要有这张车票，就可以上莱布尼茨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乘客！”

“但是您并不打算上任何地方去，”理发师冷淡而有礼貌地反驳着，“这样一来，尽管您手里有车票，也不能算是乘客。因此，我劝您放弃这种打算吧！”

我只好又来到售票窗。

“姑娘，”我对女售票员说，“车票也不顶事，请给我退掉吧。

“不能退，”她遗憾地把两只手一摊。

“为什么？我还没有用它乘车旅行啊！”

“如果您是为旅行而买的车票，结果没有乘车，我可以把票钱退给您。”女售票员笑容可掬地解释，“一切都应照章办事。刚才一开始您宣称并不打算旅行，因此您就无权退票。您是不是再找一下那个理发师？要知道您是为了他才买的车票……”

“也许您能代我为这张票解释？”我又找到了那位和蔼可亲的理发师。

“请等一下。”理发师放下手里的报纸说道，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好了，”打完电话，他说，“您现在可以刮脸了……”

“总算可以了！”我高兴地喊出了声。

“……不过，不是在这儿，”理发师说，“而是在那儿——在莱布尼茨车站。”

材料一：

所谓诗意，当不仅在于使用优美的词汇，表达理想景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品品皆出诗意。王维的禅味是诗意，李白的幻想是诗意，杜甫对事物的准确描述是诗意，白居易的自相矛盾是诗意，李贺的生涩别扭也是诗意……总之，诗意是一种使我们超越事物一般状态的感觉；因为有了诗意，我们麻木、散漫、暗淡无光的生命获得再生之力。

诗歌的诗意来自我们对于世界、生活的看法，来自我们对于诗意的发现。诗人发现事物诗意的一刹那，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人与世界相遇的一刹那，而在相遇的一刹那，心灵感应降临的一刹那，人和世界都会有所改变，生活因此变得迷人，有光彩，神秘，不可思议。陈子昂发现了“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感遇·其三十四》）的诗意，阿波里奈尔发现了一个走在雾中的罗圈腿农夫的诗意（《秋天》）。许多人漠视生活中的诗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切入生活，触及事物。对他们来说，生活不是此时此刻的存在，而是远方、亿万年时光。他们以为只有物理时空能够给他们距离和词汇，实际上，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心灵。他们应该对着镜子入神地自我观望三分钟，他们会发现镜子里的人他们从未见过。他们误解了诗歌写作，误解了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的意思。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是第二位的，一个诗人必须首先让他的诗歌语言触及那真实的花朵，然后再把它处理成语言之花。诗歌中的真实事物是第一位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诗意，无论它们是美的还是丑的，善的还是恶的，明亮的还是昏暗的，只要你发现，只要你抓住，任何事物一经你说出，都会诗意盎然。

（摘编自西川《生活的诗意》）

材料二：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编自陈鹏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材料三：

所谓“诗意地栖居”，是人的生活、生存的诗化。“诗意”的内涵是丰富的，而且是多指向的，但是，笔者以为，其本质是明确的，那就是自由与和谐。自由自在，其乐无穷，这是世上善良人们共有的体验；自然而然，生趣盎然，则往往又是人们生存中滋生诗情画意的根本元素。但人类的生存并不仅止于单向度地依附于自在的自然，或终日满足于欣赏自在的自然，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还要进行能动的创造性实践，即所谓“充满劳绩”。所以，如何使得人类的实践行为（包括对自然的“人化”）成为充满“诗意”的创造，亦即如何在“充满劳绩”的同时，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出更大的自由空间与和谐境界，这是问题的关键——人类生存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人类作为从自然环境中剥离而出的一个智能物种，本质上就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缘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这二者之间，有过对立，有过混乱，有过和谐，有过平衡。顺应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生存，是人类的天性；改造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更好地生存，是人类的特性。总而言之，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总是促使人类与自然环境保持一种根本性的关系。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从“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变成了对人类有益的、为人服务的对象。它或者作为人类的生活环境而出现，或者成为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资料来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故而，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必须与自然环境保持和谐，包括在人类发展中对于自在的自然世界的改造，也应当把握适度。

（选自宋生贵《人类生存的诗意之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