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的生命

陈启文

    河流在浑浊地起伏，浮荡着南方春天的漂浮物。一条东江宿命般流到这里。已是下游，河流裹挟着泥沙滚滚而下，也带来了一座繁华的人间城郭。中学联盟十万株杜鹃花一夜之间全开了，南方总是充满了燃烧的信念，木棉花开，紫荆花开，一开就像热烈的、跃动的火焰。但这么多的杜鹃花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春风吹过大地，我的两眼已姹紫嫣红。

    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条传说中的老街。但它如同早已不知去向的失踪者。挡住我视线的是一幢又一幢的高楼。

    对于一条老街和一些老建筑，遗忘也许是最好的状态。然而，就在你打算放下某个念头时，一个不经意的转身，便是转眼过去的日子。一条暗藏在高楼大厦背后的老街就这样出现了。它安详，低调，淡定，像一个驼背的老人。

    走进这条老街，一下就感觉到了历史的漫长，这条街是当年岭南除了广州以外最长的一条骑楼街，现在又是岭南骑楼保留得最完整的一条街。坚持比决绝更难。如今，在广州，在东莞，在岭南诸城，许多的老街和骑楼都被拆除了，被一片片现代新城所占领，这是必然的。怀旧不属于南方，这里不需要怀旧也没有时间追缅什么。南方的现代汉语词典里充满了工业和现代化词汇——资本、研发、CPI、品牌……对这些我原本充满了抵触情绪的词汇，甚至是对纯正的汉语构成了污染的词汇，现在我也能够坦然地接受了。南方就是由这些语词组成的，我就像感受这里的阳光、海风一样感受着它们的灿烂、活力和无与伦比的激情。在南方，我永远在不停地仰望，这也是我不断重复的一种姿态。

    在其他地方偶尔也会看到一些骑楼，由于年久失修，到处破破烂烂，只余一些断垣残壁。它们的存在，仿佛是一种颓败而苍凉的坚持，好像在看谁能坚持的更久。拆，还是不拆?很多事都经历了过度的诠释，也成了现代人的一个悖论。很多地方拆了残破的老街，突然又后悔了，又开始拆刚建起没有多少年的高楼，然后建起一条条仿古的明清街、骑楼街。

    走进这条老街，看得出，它们也被重新修复过，粉饰过，古朴的气息里已混入了太多现代涂料和墙漆的气味，但骨子里的东西还属于过去的岁月。它们不是剩下的事物，而是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在这些老建筑的背后，是人们在抵御着商业大潮和强大诱惑中的艰难坚守。

    没有历史内涵的老街和老建筑是肤浅的，仅仅只是作为怀旧或追缅而存在的老街和老建筑也只是另一种老照片式的陈列。房子得有人住，店铺得有人开，街道得有人走。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呈现隔世的沧桑，还应该散发出生命的气息，让人感觉它的灵魂，听得见它的心跳。如果不是这样，哪怕把它们保存下来，也不过是一张历史蜕化的空壳。石龙的这条老街还是活的，听着一声声拉长了的吆喝声，让我觉得，很多早已消失的事物又像失踪的灵魂一样回归了这里。

    在这里开店做生意无疑也是一种坚持，门庭冷落，顾客稀少，看那些店主的表情，在执著的守望中已夹杂着焦虑疲倦之色。他们也许要一直耐心地等到蝙蝠开始在老街上飞舞，这里才有更多的行人和顾客出现。

    我看见一个英俊帅气的男人在这里摆摊。有人说，他前不久还是一个老板。现在，他又回来练摊了。这不是行为艺术，也不是一个富翁想要重新体验一下他当年艰辛惨淡的起步。他是真的在一场危机中完了，把房子卖了、车卖了还抵不上他欠下的债。

    我在街灯温暖的光晕里偷窥着，一个刚刚经历过大起大落、背着巨额债务的南方男人，他是那样从容淡定，一条腿伸向前面。用一条后腿保持着平衡，这是一种随时都准备出发的姿态，或在一种下意识中完成。而更真实的，是他把接过的一张张皱皱巴巴的零钞，一元两元的，在手掌里仔细抚平，仔细地数过，然后折叠好，放进他的牛仔裤口袋里。他的这个动作，让我两眼咸湿，像海风的味道，一直伴随着我走出这条漫长的老街。

    河流在浑浊地起伏，她已不太重要。一条广深线早已取代了当年的黄金水道，从石龙北上广州南下香港的距离，那条节奏缓慢的水路，一条船差不多要走上一天，现在已经缩短到了半个小时。我没有在这条河边停留，就直接奔向了每隔十分钟一班的和谐号。在南方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在十万株杜鹃花簇拥的大道上，我疾走如飞。

（选自《散文》2011年第5期，有删改）

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

    ①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座祠堂，但没有哪一座能像成都武侯祠这样，让人生出无限的崇敬、无尽的思考和深深的遗憾。

    ②武侯祠坐落成都市区略偏南的闹市。两棵古榕为屏，一对古狮拱卫，当街一座朱红飞檐的庙门。进门是一庭院，满院绿树披道，杂花映目，一条五十米长的甬道直达二门，路两侧各有唐代、明代的古碑一座。这绿阴的清凉和古碑的幽远先教你有一种感情的准备，我们将去造访一位一千七百年前的哲人。

    ③成都最早建祠是在西晋，以后多有变迁。先是武侯祠与刘备庙毗邻，诸葛祠前香火旺，刘备庙前车马稀。到清康熙年间，改建为君臣合庙，刘备殿在前，诸葛亮殿在后，并正名为昭烈庙（刘备谥号昭烈帝）。但是朝朝代代，人们总是称它为武侯祠，直到今天。

    ④诸葛亮殿殿柱矗立，殿门前敞。诸葛亮端坐在正中的龛台上，头戴纶巾，手持羽扇，正凝神沉思。往事越千年，历史的风尘不能掩遮他聪慧的目光，墙外车马的喧闹也不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殿的左右两壁书着他的两篇名文，左为《隆中对》，条分缕析，预知数十年后天下事；右为《出师表》，慷慨陈词，________。透过他深沉的目光，看到他在国乱家丧之时，耕读山中，心系天下；初出茅庐，羽扇轻轻一挥，80万曹兵灰飞烟灭；你会看到他在斩马谡时那一滴难言的浊泪；在向后主自报家产时那一颗坦然无私的心。

    ⑤一千七百年前，诸葛亮输给了曹魏，“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唱出了这个悲剧的主调。诸葛亮殿南面东西两廊的墙上嵌着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笔走龙蛇，倒海翻江，黑底白字在幽暗的廊中如长夜闪电，读着“临表涕零，不知所云”，读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看那墨痕如涕如泪，笔锋如枪如戟，仿佛听到了这两位忠臣良将遥隔九百年的灵魂共鸣。这座天井式的祠院一千七百年来就这样始终为诸葛亮的英气所笼罩，并慢慢积聚而成为一种民族魂。

    ⑥历史早已过去，我们现在追溯旧事，对诸葛亮倍觉亲切。在他的一生中，诸葛亮实践自己做人的规范，尝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努力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他借此实现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历史伟人的价值，从而得到永恒。

在小日子里生长与飘零

程耀恺

    ①董桥偶于市，上得到一枚闲章，材质也许不敢恭维，印文却是绝妙好辞：“我是个村郎，只合守篷窗、茅屋、梅花帐。”这十五个字，印在纸上，无论怎么读，感觉都是一首诗，而诗眼就在“只合”二字，上，这个村郎，肚子里肯定贮了些墨水，却不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你若以为他是一个胸无大志、不求上进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篷窗、茅屋、梅花帐，是他的选择。

    ②我也是个村郎，因为时代发生了骤变，“篷窗、茅屋、梅花帐”像云彩一样飘逝了，我够不着了。这时候，城市吸纳了我，没办法，我只有在城市里过日子。城里的日子，有采采流水的好日子，有蓬蓬远春的美日子，有举步维艰的难日子，有平淡无奇的小日子，也有鲜花着锦的大日子。在这当中，我偏偏选择了小日子，我只适合过小日子。

    ③别看这小日子，就是“白菜豆腐保平安”，没这么简单。过小日子，还有不管风吹浪打，自有风景可看的一面；过小日子，还有在你不想走的路上来来往往，在你不想待的地方安家落户，与你不相识的人同舟共济的一面。说到底，过小日子的真谛，就是不拘酸甜苦辣，自然而然地生活。

    ④诚如托尔斯泰所言，各家各有各的幸福与不幸，小日子从来就不是千篇一律。至于我的小日子，说得好听点，就是锅碗瓢勺交响曲；说得直白些，便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只不过，因为我粗识几个字，在开门七件事之外，我也买些书籍与刊物，这样一来，烹文煮字也就和我的小日子水乳交融在了一起。

    ⑤过小日子，当然要精打细算了，但绝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有朋自远方来，曾经共患难，而今相去三干里，相隔三十年，最难风雨故人来，开茅台，泡龙井，倾其所有款待，也在所不惜。又譬如，买一件羊毛衫，通常要问问价，说不定还要货比三家。若是添置电脑、数码相机之类，那就只在贵的里挑，拒绝便宜货。花钱的事，正如女人的面霜，往脸上抹不心疼，但绝对不会往身上抹。总而言之，铢积寸累，是小日子的本色；一掷千金，是小日子的彩色。如此说来，小日子不是富，小日子也不是穷，贫困与富有，在小日子里，是没有重量、没有颜色的词儿。小日子好比量体裁衣，无所谓峨冠博带，称心如意才是根本。

    ⑥像我这样过着小日子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两重世界里的人。八小时之内，我是必然王国里的臣民，只知道为生存而生存；八小时之外，我是自由王国里的臣民，可以为看云而看云。我当臣民的时候，就听天由命；我当百姓的时候，就笑骂由心。我知道，一个人活着，就得忍耐我们必须忍耐的，也要创造我们必须创造的。幸亏还懂得这一点点小道理，才不致被两重世界撕裂开来，依旧是个完整的过小日子的人。

    ⑦有一阵子，我在广州的一家公司做事。公司为房地产商做策划销售，我们就让甲方打广告，说什么“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买某某花园，就是买高兴！”我做策划做得久了，卖房子卖得多了，就明白买房子这件事，不见得有多少高兴，有点高兴，终归也要被折腾成落花流水。后来我退出了江湖，回到老房子里，回到小日子里，我下了决心，固守我的老巢，我深知小日子经不起折腾。小日子就像一只提水的木桶，外边至少要有一道箍儿箍着，才不致散板，不折腾就是小日子的箍儿，有了这道箍儿，小日子就能循序渐进，就能风平浪静。

    ⑧跨过了青年的混乱，越过了中年的不安，迈过了老年的苍凉，我的人生，就在小日子里生长与飘零，如同一片树叶，在森林里生长与飘零。

（选自《思维与智慧》）

都江堰（节选）

余秋雨

一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驰，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刘备、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画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覆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二十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归来

    ①李大壮心疼。广州开往沈阳的火车票，两张票多花了二百。二百块钱哪！冯秋萍知道了，更得心疼！在老家，冯秋萍抠门儿是有名的，吃不舍得，穿不舍得，五年前的一套红秋衣，已经洗得没底色了，除了夏天，一直套在身上。

    ②车厢里挤满了回东北过年的老乡，行李架上塞得满满的，从广州出发时，过道上就有站着的了。李大壮和李强，有座位。父子俩肩挨肩，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谁也不说话。两年前，年根儿底下，母子俩南下和他会合。李强在鞋厂学徒，冯秋萍给食堂摘菜洗碗。一家三口，年在哪儿都是过，省了路费，还有春节加班的额外补贴，挺好的事儿。没想到，这个元旦刚过，冯秋萍突然肚子疼。肚子疼她向来不当回事儿。她不肯吃药。忍不住了，买了两盒止疼片。两盒药吃完，还是疼，疼大发了，冒冷汗猪子，发烧，这才舍得去医院。去医院的路上，冯秋萍说：“我想回家过年。”

    ③就为她这句话，李大壮安排了这次行程。

    ④火车有节奏的晃动让他昏昏欲睡。儿子李强不肯说话。李大壮知道为什么。这孩子，还生气呢。那也没办法。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他也生气，生自己的气。问题是：生气有用吗？

    ⑤车过山海关。蓝天、白雪覆盖的原野，透明的空气，那是白天应有的景象。现在，外面一片黑暗，他却精神起来，再也睡不着。瞟了一眼儿子。李强睡得正香。毕竟是孩子啊！儿子最适应广东气候，他从来没说过想家的话。过完年李强肯定要回南方。李大壮没想好自己回不回去。临走时，他跟老板说的是活话儿。问题是，他还能回去吗？那个城市，让他心疼！

    ⑥火车终于在北站停下时，李大壮的腿，已经有些抬不起来了。左手拎着包裹，右手提着旅行袋。儿子扛着大编织袋，里面装着一家三口的四季衣裳，还有冯秋萍嘱咐他给老人买的过年东西。

    ⑦冬天的早晨，冷，心脏好像被冻小了，往胸腔里缩着，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化成白霜，在空气中留下痕迹。这样的冷，曾经让他想念，现在，却让他伸出的手很快僵硬起来。

    ⑧通往靠山屯的长途汽车上，李强仍旧不跟他说话，他的心咚咚跳着，像一个没经历过世面的年轻人。在北站，他给村里打了电话，庆魁说去汽车站接他们。他们在靠山屯下了车，候车亭前，聚着好几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都是来接他们的！庆魁冲在最前面，问他：“我二嫂呢？”李大壮的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从上车，第一次有人问他话！家乡话！

    ⑨李大壮举起手里的包袱。包袱里是一只精致的骨灰盒。五百块钱买的。一路上，他没敢打开看，怕惊着周围的乘客。

    ⑩“怎么不早送医院呢？”在沉默而哀戚的目光中，李大壮看出了乡亲们的心里话。是啊，怎么不早送医院呢？李大壮的媳妇冯秋萍，这辈子就住过一次医院。大夫说，太迟了，肠穿孔。怎么不早点送来？

    ⑪现在，面对眼前的这些乡亲，他忽然明白了，儿子跟他生气是对的。媳妇这辈子活得大屈，吃没吃上，穿没穿上，最后一次，他得让女人活得值，他得大办，请吹鼓手来，请扎纸活儿的来，把村长请来主事，因为村长收回养鱼糖，李大壮跟他翻脸，一气之下去了南方。现在，人家到车站来接你了，你还计较那些事儿吗？看在女人的面子上吧。

    ⑫过小年的头一天，靠山屯鼓乐震天。

    ⑬李大壮一家，从南方回来过年了。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木耳

在阿勒泰连绵起伏的群山深处，凡有生命的东西，都甘心遁身阴影之中，安静而绝美；当然，包括一排排半透明地立在倒木上的木耳。它们是森林里最敏感的耳朵，总会比你先听到些什么，多知道些什么。

我们在深山里的森林边上开店，也算为方圆百里的牧人提供了方便。

日子寂静，我们更为寂静地做着各种简单的事，愿望也简单。走过长长的草地，走过独木桥，到远远的泉眼边打更干净的水，回来淘米做饭。食物也简单。各自端碗，围着一碟粗糙腌制的野菜，寂静地吃。偶尔说些寂静的话。那时没有木耳，我们安心打理小店。

一天午饭后，我妈进入峡谷北边山阴面的那片黑林子。她回来得很晚，手持一根小树枝，枝梢上凝结着指头大的一小团褐色的、嫩嫩软软的小东西，像是活的、能蠕动的小动物。那就是木耳。

我们的采木耳生涯就有了第一根小线头。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像一朵朵花渐次开放，满胀在心里。为采到更多木耳，我妈出去得一天比一天早，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每当她疲惫地回到家中，无论收获如何，我都觉得她像是又离我们远了一点……

我们把木耳摊在门口晾，来买东西的牧人都会问这是什么。他们再来时，纷纷从口袋里掏出这种东西给我们看。我妈非常高兴，大方地掏钱买了下来。

那时候，除了牧人之外，知道这山里有木耳的，还只有很少的一些人。他们采摘木耳也只为给自己家里人尝尝鲜，改善改善伙食而已。

当晾干的木耳攒够六公斤时，我妈仔细分装好，一手拎一只箱子，搭一辆卡车去了山下。搭车回来时，六公斤木耳全卖了，一公斤八十块，一共四百八十块，远比我们靠小店做生意赚得多。我妈得意坏了。

虽然木耳能赚钱，但我们却说服不了更多人干这个。

那天晒木耳时，西面沟谷里的老牧民阿勒马斯骑马路过。他瞅了一眼：“这是什么？”

我们很努力地解释。

“哦，”他说，“我们那里多得很呢。”

我们大喜，报出诱人的价格。谁知老头淡淡地说：“这样的事，让孩子们玩吧。”我想起了近年发生的一则故事：一个商人到牧场收购活羊，看中了牧人家的一头大尾羊，但牧人对报价不满意，于是双方讨价还价。一直折腾到天黑，商人只好留宿。结果晚宴时，牧人直接把那只大尾羊宰杀待客了。

我妈每次下山卖木耳都被抢购一空，我们就涨到了一百块钱一公斤。再后来，可可托海甚至乌鲁木齐也有人来收购。我们顺势涨到了一百五十块钱一公斤。

采木耳的队伍悄然扩大。才开始大家只是为近水楼台，工作之余赚个零花钱。到了后来，就开始有人专职干这个了。最壮观的是娘子军。她们都是打工者的家属，跟着男人带着孩子来到新疆。她们特别能吃苦，往往揣几个馍，腰里塞一张塑料纸，带一只天大的编织袋就敢进林子。一进去就好几天，晚上把塑料纸往结满冰霜的草窝子里一铺，裹着大衣就捱过一宿。

木耳生长的速度极快，尤其在下过雨后。但还是赶不上采摘的速度了。我妈就不断开拓新阵地。

等待我妈回家的日子里，我天天在门口遥望。那些森林，那些大幅倾斜的碧绿草坡，还有我看不到的、山的另一面的巨大峡谷，高耸的崖壁。想象那些我尚未去过的地方，是怎样在他们的脚下和眼里，因变得过于熟知而再也不能令人惊奇了。我久久张望。

那年，远在甘肃、宁夏的人也来了。木耳明显少了。

从秋天到冬天再到春节，木耳从两百块飙涨到三百甚至四百块。那些人大量买下木耳，他们自己肯定是吃不完的。木耳恐怕已不是用来吃了吧……外面大地方的人总是有着更灵活更繁杂的心思，木耳一定还有我们所不知的用途。

第三年，木耳的世界疯了！伴随着木耳的狂躁，同时暴发了牲畜的大规模瘟疫，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型瘟疫。大批牛羊被活埋。山上的人不准下来，山下的人不准上去。山里一片混乱，抢劫不时发生，弄得所有人都很恐慌。那一年，牧人手头都紧，商店的生意也惨淡。

来年春天，桥头爆满了，到处都有人依偎着自己破旧的行李露宿废墟。还来了个铁匠，专门给大家打制挖野货时使用的工具。似乎在一夜之间，旧马路边出现了好几家非常便宜的小饭馆和小旅店。采木耳的队伍分成几派，矛盾不断，深山里出事的传闻也就不断。

树林里堆满了以塑料制品为主的垃圾。老早以前，这里的居民产生的垃圾主要是煤灰和柴灰。更早以前，我听说煤灰和柴灰也有用。那时，万物滴水不漏地循环运行，世界一定无懈可击。

所有伴随着木耳到来的事物，在你终于感觉到它的到来时，已经强大到不可回避了。

又一个春天，来买木耳的人据说开价到了五百块钱一公斤。

但是，就在那年——木耳出现后的第五年或第六年——再也没有木耳了。

是的，木耳没有了，我们加以它的沉重愿望也没有了。总有一天，它的这场“没有”也会让人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那天我一个人进山，看到前面有人，那是我妈，她还在找。她手边有一朵木耳，那是整个世界的最后一朵。但是她没有发现。我呆呆站在那里，没有出声。

（取材于李娟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