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钱

白旭初

   回乡办完父亲的丧事，成刚要母亲随他去长沙生活。母亲执意不肯，说乡下清静，城里太吵住不惯。成刚明白，母亲是舍不得丢下长眠在地下的父亲，成刚临走时对母亲说：“过去您总是不让我寄钱回来，今后我每个月给您寄200元生活费。”母亲说乡下开销不大，寄100元就够用了。

   母亲住的村子十分偏僻，乡邮员一个月才来一两次。如今村子里外出打工的人多了，留在家里的老人们时时盼望着远方的亲人的信息，因此乡邮员在村子里出现的日子是留守村民的节日。每回乡邮员一进村就被一群大妈、大婶和老奶奶围住了，争先恐后地问有没有自家的邮件，然后又三五人聚在一起或传递自己的喜悦或分享他人的快乐。这天，乡邮员又来了，母亲正在屋后的菜园里割菜，邻居大妈一连喊了几声，母亲才明白是叫自己，慌忙出门从乡邮员手里接过一张纸片，是汇款单。母亲脸上洋溢着喜悦，说是儿子成刚寄来的。邻居张大妈夺过母亲手里的汇款单看了又看，羡慕得不得了，说，乖乖，2400元哩！人们闻声都聚拢来，这张高额汇款单像稀罕宝贝似的在大妈大婶们手里传来传去的，每个人都是一脸的钦羡。

   母亲第一次收到儿子这么多钱，高兴得睡不着觉，半夜爬起来给儿子写信。母亲虽没上过学堂，但当过村小教师的父亲教她识得些字写得些字。母亲的信只有几行字，问成刚怎么寄这么多钱回来？说好一个月只寄100元。成刚回信说，乡邮员一个月才去村里一两次，怕母亲不能及时收到生活费着急。成刚还说他工资不低，说好每个月寄200元的，用不完娘放在手里也好应付急用呀。看完了成刚的信，母亲甜甜地笑了。

   过了几个月，成刚收到了母亲的来信，信只短短几句，说成刚不该把一年的生活费一次寄回来，明年寄钱一定要按月寄，一个月寄一次。

   转眼间一年就过去了。成刚因单位一项工程工期紧脱不开身，回老家看望母亲的想法不能实现了。他本想按照母亲的嘱咐每月给母亲寄一次生活费，又担心忙忘了误事，只好又到邮局一次给母亲汇去2400元。二十多天后，成刚收到一张2200元的汇款单，是母亲汇来的。成刚先是十分吃惊，后百思不得其解，正要写信问问母亲，却收到了母亲的来信。母亲又一次在信上嘱咐说，要寄就按月给我寄，要不我一分也不要。

   一天，成刚遇到了一个从家乡来长沙打工的老乡，成刚在招待老乡吃饭时，顺便问起了母亲的情况。老乡说，你母亲虽然孤单一人生活，但很快乐。尤其是乡邮员进村的日子，你母亲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收到你的汇款，她要高兴好几天哩。成刚听着听着已泪流满面，他明白了，母亲坚持要他每个月给她寄一次钱，是为了一年能享受12次快乐。母亲心不在钱上，而在儿子身上。

寡人

夏阳

    父亲娶母亲时，母亲不大乐意。媒婆在一旁劝导：“他就孤家寡人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负担轻。”父亲在一旁接话道：“你嫁给寡人，就不是一般人了。”这事在全村传为笑谈，“寡人”一词从此落地生根，成了父亲的绰号。父亲似乎毫不在乎，张口闭口也是“寡人”如何如何，以此取代“我”。

    父亲没撒谎，他确实不是一般人。偌大的夏阳村，数百人之中，很长时间里只有他这个孤儿勉强念过初中，算是半个文化人。随着后辈读书人越来越多，再加上电视上宫廷剧的流行，有好事者曾经找父亲理论，一副“文革”时的口吻：“你自称寡人，什么意思？想做皇帝”

    父亲大度地笑道：“全村人叫寡人都叫了三十多年，你以为寡人愿意啊！打小爹死娘亡，全家光光。你喜欢，拿去用好了！”对方立马避瘟神一样逃之夭夭。一边逃，一边说：“还是你用好，还是你用好。”

    父亲常年奔波在外，照顾他的生意，不愿待在家里老老实实耕田种地。多年来，他和全村人都是若即若离，也不在外结交朋友。父亲所谓的生意，无非是鸡毛换糖，走村串户，和收破烂没什么区别。但他不这样认为。他每次出去，衣着体面整洁，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常年别着一支钢笔。

    有一年除夕，父亲照例是踩着团圆的爆竹声走回家门，照例带回了一家人过年的年货，还有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人的新年礼物。那次，父亲特别高兴，喝了几杯谷烧酒，满脸红光。他抹了抹嘴，从包里掏出一个小匣子。匣子是木头做的，上面雕龙画凤，极为精致。他打开匣子，从里面捧出一枚鸡蛋大小通身碧绿的印章，诡秘地说：“这个啊，古董，是武则天赐给太平公主订婚用的。”我们那时年龄尚小，不知道谁是武则天，也不知道订婚是怎么回事，但隐隐约约感觉这次家里发大财了。

    父亲招了招手，让我们俯首过去，像地下党开会一样，咬着我们的耳朵说：“其实呀，这个是赝品，假的。”

    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吓得直哆嗦。母亲紧张地问：“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嗤，就这货色也骗得了寡人？寡人是干什么的？你们看看这上面的字——‘生日快乐’，洋人流行的玩意儿，怎么可能出现在唐朝的印章上？”

    我们一群孩子脑袋挤脑袋，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仔细传阅这所谓的宝物，瞅了半天，上面的字和鬼画符一样，一个也不认识。四个脑袋不由依次抬了起来，敬佩地望着父亲。

    接着，父亲讲述了他收购这枚印章的过程。他说是在湖南的一个古镇上，一户人家经济拮据，刚好遇到他去鸡毛换糖，就把他拉到里屋，问他要不要，说这个是唐朝女皇帝武则天的御用之物，和玉玺差不多，开价一百块钱。父亲接过来看了看，瞅见“生日快乐”四个字，心里便有底了。父亲不好点破对方，委婉地说：“寡人一个鸡毛换糖的，哪有这么多钱？”对方认真看了看父亲，说：“我看你非平庸之辈，眉宇间隐隐有天子之气，拿去吧，这叫弃暗投明，物归原主。”对方接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哽咽着说：“要不是阶级成分不好，要不是等钱过年等米下锅，打死也不可能出卖这祖传几十代的宝贝。”父亲皱了皱眉，说：“寡人身上只有五十块钱。”对方说：“那我就半卖半送，谁叫我三生有幸，遇到您这样的贵人呢？”

    我们听了沉默不语，气氛异常尴尬，只有煤油灯的灯芯在嗤嗤地吸油。要知道，那时的五十块钱，对于我们家来说，算是一笔巨款。镇长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八块钱呢。许久，母亲坐在墙角垂首啜泣道：“人家夸赞你一句有天子之气，你就鬼迷心窍了？”

    父亲陪着小心说：“我们不是还应付得过来吗？寡人主要是看不得人家为难。再说了，那户人家也是良善之辈，说不定也不知道是赝品呢，能够让人家好好过个年，我们不也开心吗？”继而，父亲一脸正色地说道，“寡人顶着一个‘寡人’的名号，虽不能兼济天下，但面对路有冻死骨，施以援手也是天道。”

    那晚过后，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件事，我们都以为再也不会有下文了。二十年后，我刚刚结婚，妻子作为外人，第一次加入这个大家庭过除夕之夜。那一夜守岁，她偶尔听母亲当笑话一样数落起印章的故事，便提出想看看。父亲翻箱倒柜寻了半天，把一个蒙满灰尘的木匣子递给她。妻子对那枚印章反反复复端详了许久，又掏出手机打电话问了好几个人，然后郑重地对父亲说：“这个不是赝品，是真的，确实出自唐朝，价值不菲。”

    妻子是历史考古专业的硕士，她的话毋庸置疑。父亲顿了一下，嘀咕道：“都‘生日快乐’了，还真什么真？”

    妻子轻轻地笑了，纠正道：“什么‘生日快乐’？这是‘吉日良辰’，小篆。所以说，那家湖南人没有撒谎。”

    妻子的话立即引起了一片沸腾，大家脸上洋溢着欢笑，彼此小心翼翼地争相传看这唐朝的宝物，叽叽喳喳，像一群欢闹的喜鹊。

    父亲杵在客厅中央，面红耳赤。好一会后，他陡然一拍脑袋，喝道：“你们不要再看了！寡人明天送还给人家，就明天，完璧归赵。”

    母亲急了，壮着胆儿辩白道：“我们是花钱买的，又不是偷的，凭什么送回去？”

    父亲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当初买，以为是假的，如果知道是真的，那不是趁火打劫？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儿，平民百姓都不屑去做，更何况寡人乎？”

    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大年初一，双眼布满血丝的父亲执意登上了去湖南的火车。我们都劝阻说过完年去也不迟。父亲摇摇头，解释道：“这东西在身边多一天，寡人心里就多遭一天罪。再说了，现在大多人出去打工，过年人在家，好找。”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7年第四期）

母亲带来的福气

李运鼎

    推开屋门，母亲在蒙头睡觉。我叫了一声，妈！她没有理我。我推推她，她不情愿地嘟囔道，谁呀！

    是我，妈，你不得劲了吗？她缓慢地翻身坐起，白发蓬乱，一脸倦容地看我一眼，瞌睡。

    我一边拿起梳子给她梳头一边笑说，大白天的，睡啥觉？她看一下外面，这不，天才亮吗？

    我说，快吃晌午饭了，你不去捡“宝贝”，别人就捡跑了！

    她说，老神仙给我留着哩——别梳了，老婆子了，头发梳恁理顺有啥用？

    我说，头发梳理顺后捡“宝贝”时，人家就说，看这老太太多漂亮；乱蓬蓬的头发，人家就会说，看，那捡垃圾的疯婆子又过来了！母亲就笑起来，你这娃儿咋不说正经话呢！

    母亲晚上七、八点就睡觉，夜里一点多坐起来自顾自说话，说累了再睡一会儿；四五点就起床，到外面捡垃圾——“宝贝”；吃过早饭，还去街上捡“宝贝”，捡累了回来就睡。一晌下来，她的“宝贝”就能堆一屋子。生物钟完全乱了，搞得一家人也跟着乱。

    妹妹老在为清理垃圾的事与母亲发生争执。妹妹要把垃圾清理出去，母亲横竖不让。每次都要等母亲出门捡“宝贝”时，妹妹才能把堆满屋子的垃圾清扫一遍。

    我清理母亲的“宝贝”时，总是先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硬币递给母亲，对她说，这是收垃圾人给的定金。她接过来问，这是多少钱啊？我说，你数数。在母亲数钱时，我就把一屋子的垃圾清理干净了。

    母亲虽然疲倦，我还是鼓动他出去捡“宝贝”，毕竟生命在于运动。母亲八九十岁了，这大半辈子，哪一天都会走很多路，干很多活。如果不让她干活，不让她走路，就等于给她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妹妹每每抱怨母亲捡“宝贝”的事时，母亲就说，你哥叫我捡哩，咋着？

    给母亲梳完头，母亲就问我，娃儿，今儿个你咋不去上班啊？我说回来看看你就走，你是不是想去捡“宝贝”呀？母亲说，谁还捡呀，你们不是都不让我捡吗？我瞌睡了，你上班走吧！

    说着母亲又躺下了。我给母亲盖好被子说，妈，你一会儿捡“宝贝”别跑恁远，迷了路找不到家咋办？母亲说，我就恁笨？嘴底下就是家！

    我走到街上，见了邻居站在那儿说话，邻居就给我说些母亲捡垃圾的小趣闻。一转脸看见母亲已经走了出来，两眼不停地在路两边查看，手里已经捡了一把垃圾。她看见我时，本能地把垃圾背到后面。

    我走过去问，妈，你不是睡觉吗？母亲说，我出来送送你。我说，你手里拿的啥呀？母亲只得拿出来，啥，捡哩宝贝！我一看又是一沓垃圾纸，手上已弄得很脏，就拉她到邻居家水池上洗手。她说，好好的手洗啥哩！我说，把手洗干净才能捡宝贝呀！

    洗手时，我看见母亲的一个指甲劈了，就掏出指甲剪给她剪指甲。她就认真地看我的手，又用另一只手摸摸我的手说，娃儿你恁有福，看你这中指多长；男人有福一人福，女人有福发满屋！

    几个邻居听见，都夸她，你看这老太太不迷了，还出口成章呢！就是您有福，才给您娃儿们带来了福气！母亲笑咪咪地问，真哩？是我给她们带来的福气？

我看着母亲认真地点点头，是哩，都是你给我们带来的福气！

隐瞒

石磊

    中午时分，忽然，一辆宝马名车停在我的铺门口，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贵妇人。这人我认识，住在我的楼上，叫尚海英。海英一进来就对我说：“老王，我想为我妈镶一口牙，好的牙多少钱？差的又是多少？”

    “海英，好的牙有五千多，也有六千多的，那差的一两百元。”我回答海英说。

    “老王，你看这样行吗？我想给我妈镶一两百元的，你当她的面说是五千多元的。”海英对我说。

    我看了看海英，非常不解地问：“海英，你家有的是钱，干吗这样做？”

    “老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已六十多岁，镶那么好的牙干吗？说不定，镶上不几天她就……”

    海英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但我知道她后面想说的是什么话。我用有点鄙视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很不情愿地说：“好……好吧！”

    “老王，就这么说，咱们是好邻居，你可得替我隐瞒。下午，我带她来做牙模。”海英说完就走了。

    海英走了不久，住在我楼下的夏玉莹骑着一辆单车来了。玉莹笑着问我说：“王医生，我想为我妈镶一口牙。我妈这人真是的，怎么叫她，她都不来。好的牙多少钱？最差的又多少钱？”

    我看了看玉莹心想，你也和海英一样？但我转念一想，玉莹一家不容易，夫妻都是小学教师，两个儿子都在读大学。于是，我还是很和气地说：“林老师，好的有五千多元，差的有一百来元。”

    “王医生，妈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每次看到她吃东西，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帮我镶一口最好的牙给她吧，我妈很心疼钱，但你得跟她说是一百来元的，要不，她肯定不镶。”玉莹十分认真地对我说。

    我听到玉莹这话，内心很是感动，但故意用海英的话对她说：“林老师，你妈不都七十多岁了吗，镶那么好的干吗？说不定，镶上不几天她就……”

    玉莹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说这话？”

    我知道我说错了，歉意地对她说：“夏老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玉莹走时，又郑重对我说：“王医生，这事就拜托你了，千万别让我妈知道。她要是知道了，她是不会来的。”

    真是无巧不成书。几天后，尚海英带着妈妈来了，夏玉莹也带着妈妈来了。尚海英的妈妈叫她尚妈妈，夏玉莹的妈妈叫她夏妈妈。因为是同一栋楼，彼此都认识。尚妈妈问夏妈妈：“大姐，你镶多少钱的牙？”

    “我……我……我……本来不想镶牙，都七十多了，还镶什么牙，可玉莹就是不肯。”夏妈妈回答说。

    “我是问你镶多少钱的？”尚妈妈又问了她一句。

    “一……一百多块的就行了，都这把年纪了。”夏妈妈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她不是钱少不好意思，是怕媳妇在他们的面前没有面子。

    “什么？一百多块的？一百多块的还不跟纸糊的一样，我的儿媳妇就给我镶五千多的！”尚妈妈颇为得意地说。

    海英有点用质问的口气，对玉莹说：“夏老师，你怎么给夏妈妈镶这种牙，你要是没钱，跟我说一声。老王，你说是不是？”

    海英的话，我装着没有听见。玉莹理了理刘海，有点尴尬地说：“将、将就一下吧。”

    我自言自语说了一句：“真作假时假作真。”

    海英婆媳走了，夏妈妈却安慰儿媳说：“莹，她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家有的是钱，咱们一百元要相当她们的五十万元。”

    我想了很久，也不知道对她们婆媳说什么好。我精神十分集中，想把这口牙镶好，不然，我就对不起玉莹的那份孝心。

    一个星期后的中午，天下着雨，我在房里休息。尚妈妈和夏妈妈到我家来跟我的妈妈聊天。聊来聊去，她们聊起了牙。尚妈妈问夏妈妈说：“大姐，你的牙好使吗？”

    “哎呀，我的牙好得很，跟年轻时的牙齿一样。”夏妈妈喜形于色地说。

    “这就怪了，你一百多块的牙那么好，我五千多元的牙却差得很。会不会给小王搞错了？”尚妈妈有点怀疑地说。

    “让我给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妈妈对尚妈妈说。

    妈妈一看到尚妈妈那口牙，就肯定地说：“错了，这牙是便宜的牙。”妈妈说完又对夏妈妈说：“你的牙，我也看一下吧。”妈妈一看到夏妈妈的牙又说：“你这口牙可是好牙，搞错了，搞错了。”

    妈妈走进我的房里，把我叫了出来，当着她们的面质问我：“她们的牙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搞错了？”

    我本想为她们继续隐瞒，现在看来，不说出实情不行了。于是，我只好把真相告诉她们。

    三位老人听后，都十分吃惊。

（选自2014年第3期《北京文学》）

捞月亮的母亲

石兵

    捞月亮的人,是一位母亲。

    在那个川藏交界处的偏僻山村里,我遇到了她和她时年六岁的儿子。彼时我还只有二十出头,心性跳脱,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那座贫瘠的大山是我在天黑之后来到的地方。我支起随身携带的帐篷,准备在野外过上一夜。就在似睡非睡之际,我听到远处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顿时睡意全无,连忙小心地坐起身来,慢慢拉开帐篷一角。很快,顺着声响传来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提着水桶的女人领着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披着月光从山下走来。

    我屏住呼吸,这时已经接近午夜,居然还有人来山上汲水,种种灵异传说让我不寒而栗。女人一手提着水桶,一手牵着男孩,两人一言不发,不疾不徐地走着,只是短短几分钟,便在我视野中只留下了模糊的背影。

    好奇心最终让我战胜了恐惧,我走出帐篷,小心翼翼地循着他们的背影走去。远远地,我看到母子俩停下了脚步,那里居然有一口水井。

    这时,我已经确定,这只是一对普通的山村母子。于是,我大着胆子走上几步,终于听到了女人说出的话语。

    “只有这个时候,井里的月亮才最大最圆,狗儿莫急,娘给你捞一个上来,回家以后放在你的床前。”女人的乡音十分绵软,不像山里女子所固有的泼辣。

    “娘,月亮落在水里,是不是就被洗干净了,不像在天上那样模糊着让人看不清楚了?”儿子稚嫩的声音充满了期待。

    女人顿了一顿,说:“狗儿说得对,月亮被水洗了以后,可好看了,就像狗儿的眼睛一样好看。”

    听了母亲的话,小男孩笑了起来,奶声奶气的笑声顿时让幽黑沉默的大山有了勃勃生机。

    母亲用力地从井中提出水桶,然后弓着腰提起水桶,另一只手牵着小男孩,吃力地踏上了归途。走上十几步,瘦弱的母亲就要休息一下,停下的时候,她抚摸着小男孩的头,再看看天上与桶里的月亮,神情中竟有掩不住的忧伤。

    我来到她们的面前。在寂静的午夜,这对母子竟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没有丝毫的不安与恐惧。

    我说:“大嫂,我来帮你提水吧。”

    女人没回答我,自顾自地说:“你是刚才路边帐篷里的游客吧,这山上很凉,收了帐篷跟我们到家里休息吧。本想下山时再叫醒你的,没想到你跟着我们上了山。”

    原来,她早就发现路边的帐篷和我了,也许只是早已司空见惯,所以没有刻意多看几眼罢了。

    走近以后,我才发现小男孩的眼睛似乎有些问题。女人对我说:“狗儿眼上有病,长了白疮,你们城里人叫白内障,我正在攒钱给他治。这不,白天我上了一天工,给人纺丝线,晚上才能照管家里的田地。刚刚散了工,想起家里没水,才在这个时候上山。”

    或许是看到了我眼中的疑问,女人接着说:“狗儿爹去了城里打工,那里挣钱多一些,家里就只有我和狗儿了。”

    我没有再说话,默默地提起水桶,慢慢地跟着母子俩下了山,一路来到了女人位于半山腰处的家里。

    这个小村落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同样的贫穷让女人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可女人跟我说起这些时却一如既往的平静。她说,乡邻们已经帮了她很多,不能再麻烦人家了。在家里,女人熟练地烧水给我喝,然后铺床,哄儿子睡觉。

    我躺在外间屋原属于男人的床上,听到了母子俩在睡前的交谈。

    儿子说:“娘,我想爹了,今天山上遇到的那个人好像爹啊,个子一样的高,手一样的有劲,可我就是看不清他的模样。”

    母亲说:“狗儿,快睡吧,睡着了,就能见到你爹的样子了。再过上半年,咱们就去城里找他,治好你的眼睛。狗儿知道吗?你的眼睛跟天上的月亮一样好看,娘就是这条命不要了,也要把它从水里捞上来,让你看清楚你想看的。”

    或许是怕打扰,母子俩说话的声音很轻很轻,我却早已听得泪流满面难以自抑。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结束了旅行,回到城市,用最快的时间联系好医院,然后找朋友开车来到大山接这母子俩去医治眼患。面对她们的道谢,我竟羞愧得无地自容。

    那位捞月亮的母亲或许并不知道,她捞起的并非只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美好愿望,更有一个旁观之人的迷途之心。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的自己正因为一场懵懂爱情的破碎而选择了放逐与放纵,却忽略了这世间还有那么多更加珍贵的事物,譬如四处寻找我去向的焦虑父母,譬如被青春之雾迷失视线的纯真心灵,譬如这世间那么多的温暖与悲凉、伤痛与希望。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6年第10期,有删节）

叶落桃园

刘庆邦

    大叔第一次从台湾往家里写信是1979年，从他1949年离开大陆，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如果他离开大陆时还是一个青年的话，三十年后他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

    后来大叔回忆说，为了写这第一封信，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眼泪不知打湿了多少信纸。算起来，他的父亲母亲都七十多岁了，他不知父母还是不是在世。他担心这一辈子恐怕不一定能见到父母了。一想到这里，他就禁不住流下泪来。大叔把信寄给在香港九龙的朋友，由朋友转寄到大陆的河南省沈丘县刘庄店镇南面三里的刘楼村。在信封上，收信人大叔没写三爷的名字，写的是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刘本德，我们村还有一个叫刘本德的，他是刚刚摘帽的地主家的儿子。

    队长从大队里把信捎回后，就交给了村里的刘本德。村里的刘本德确有一个舅舅在香港居住，他以为是舅舅给他寄的信。他拆开信，找识字的人把信念来念去，信上的话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于是，他把信退还给了队长。既然信已经拆开了，队长就把信交给一个在村里教小学的老师，让老师在吃饭场里把信念一念，看看这封信跟村里人到底有没有关系。

    老师念信时，三爷也在饭场里吃饭。三爷对这封信并没有很注意听，他不会想到会有人给他写信。但是，当他无意中听到写信人自我介绍说：我的大名叫刘本德，我的小名叫天增，天增？三爷听到“天增”二字，如在晴天里听到天边传过来的一声雷，他一下子愣住了，同时他的手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手里的饭碗差点儿掉在地上。

    他对念信的老师说：你再念一遍，他是说他叫天增吗？老师把那段话又念了一遍，确认写信人的小名是叫天增，老师说，天是天地的天，增是增加的增。三爷的眼圈儿顿时有些发红，说话也有些喃喃，他说：天增是我的大儿子啊!又说：天增你这孩子，你真的还活着吗？

    快，快把信念给他娘听听！三爷让老师拿着信跟他一块儿回家去了。

    三奶奶生了病，正在床上躺着。听老师念了信，特别是听大叔在信里写遭：娘啊，儿不能在娘跟前尽孝，都是儿的不孝啊！三奶奶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还像儿子小时候叫儿子的小名一样，说：增儿啊，增儿啊，你真是小增儿吗？

    老师是本字辈，他劝三奶奶说：三大娘，大哥有信儿了，这是天大的喜事，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三奶奶不哭了，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她说：我早就知道，俺大儿不会死。他娘还没死呢，他怎么能死！他不回来，我就不死！

    村里年轻人说，以前没听三爷三奶奶说过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呀，两个老人的嘴可真够严的。村里人估计，名字叫刘本德的大叔既然还活着，一定是在台湾做了官，发了财，混出了人样儿。当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土地还没有分田到户，打工的潮流还没有兴起，人们还都在村里待着。听到大叔来信的消息后，人们纷纷到三爷三奶奶家里去了，好像大叔已经从台湾回来了一样，他们要看看大叔长什么样。来到三爷三奶奶家里，他们要求看信，要求把信的内容听一听。看到了大叔的信，他们像是看到了大叔一样，喜事让三奶奶的精神好了不少，她不在床上躺着了，要求吃饭，要求吃药，说一定要等到她的大儿子回来，跟她的大儿子见上一面。接着，三爷三奶奶就把已经分开家的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开始商量给大叔写回信的事。商量的结果，一是告诉大叔，他的爹娘都还活着，全家人都很好，二是希望大叔能赶快回来与家人团聚。三爷的二儿子也是读过初中的人，这封回信本应由他来写，但他不敢写，他说他现在是提笔忘字，写不成句儿。他又说，台湾使用的是繁体字，他不会写繁体字。家书抵万金，给大叔回信事关重大，没办法，三爷只好请那位念信的老师来写。

    等大叔踏上大陆的土地时，时间又过去了九年，到了1988年秋天，大叔在台湾住在桃园县，他从桃园机场坐飞机，绕道香港，飞到郑州。从郑州下飞机后，他打了一辆出租车，不惜长途奔跑几百里，不惜花费好几百元的打车费，直奔家乡而来。是年，大叔已六十多岁，两鬓已有了白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大叔一见到三爷三奶奶，就按传统的礼仪，双膝跪地，给二老磕头，他说：爹呀，娘呀，都是儿子不孝啊！大叔喜极而泣，磕第三个头时，眼泪已经流得一塌糊涂。

    三爷和三奶奶也哭了。三奶奶说：我的儿，赶快起来吧！你回来了，啥都有了！

    三爷也说：你不能回来，这不能怨你，不能怨你。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