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 “瓷器之路” “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是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摘编自 2013-12《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传统中国基本是将财权集中于中央为主，但由于管理区域的扩大和公共事务的增多，地方政府在承担一定政治、经济、社会功能与责任的同时，自然而然被赋予一定的财政权力，甚至在晚清还出现了中央财权下移和地方分权的现象。

    清代初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野，但有以“起运”“存留”为标志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划分和调整。“起运”与“存留”实质上就是中央与地方对于所征收钱粮按一定比例进行再分配。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事权的高度集中导致财权的高度集中。户部作为中央财政主管机构，制定财税征管政策，包括修订和编纂《赋役全书》以实现各省、州、县的赋役定额化；推行和利用诸如“易知由单”“实征红簿”“串票”“截票”等征税工具，以及滚单催征、顺庄编里等征收方法，确保赋役的足额征收。与此同时，通过起运、存留制度调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收支比例，通过解款和协款制度调剂不同省份、不同地方之间的收支余缺，从而控制地方财政。

    康熙朝以后还采取“悉数解司”与户部掌管“奏销”的举措，进一步强化中央对于地方财税的掌控。各地征收钱粮“悉数解司”等于取消了以州县为单位的财赋存留，州县正项经费开支必须随时向布政司及其所辖的户部寄存库领支。而清朝前期的奏销制度，除了由布政使司汇总所属府州县当年的赋税出入数额，核造上报计簿（“奏销册”）给户部审核外，还由督抚另外“复核”题奏，以达到相互监督之目的。雍正朝以后推行的耗羡归公，将地方官加征的杂税部分公开化和合法化，从而加强了预算外收入的管理，以实现其集权之目的。

从起运与存留的比例来看，清代中央有逐渐加强集权之趋势。清初，存留与起运各占一半，随着军费开支和中央财政的匮乏，中央政府开始对地方存留进行削减，地方存留所占比例逐渐减少。康熙中叶至嘉庆、道光年间，地方存留一般不超过25%，嘉庆末年甚至仅为17.4%。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比例从对半分配变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形成集权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清代中央集权型财政关系至咸丰初年发生了转变。此时，为了镇压各地起义，清政府军费开支急剧膨胀，中央财政左支右绌。为了维持王朝统治，只得允许各省自行经营筹划，从而导致地方督抚财权扩张。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湘军为代表的地方军事力量开始崛起，并且通过征收厘金和推行捐输等不同途径筹措军饷，而这些财政权力逐渐被地方督抚所掌控。厘金原本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开征的一种临时税种，属于在商品的产、运、销等三个环节同时征收的商税。后来在全国推广并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与田赋、盐课、关税等一起构成晚清的四大支柱收入。由于地方权重，厘金逐渐成为地方财政收入，而中央政府无法左右。正如郭嵩焘在《郭侍郎集》中所言：“今之厘金，惟不限以科则，不拘以程式……一听督抚之自为。”此外，捐输事宜虽要经户部批准，但各地方设立名目繁多的劝捐机构，户部根本无法考核其收支情况。各省督抚以厘金、捐输等自筹经费，必然导致地方督抚财赋支配权日重，而“户部之权日轻”，户部的奏销制度名存实亡。

    文化雅俗观是在王纲解纽、政教分离、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阶段发生的。虽然以自己的文化理想和文化人格为雅，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理念和精英意识，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和改造现实的思想倾向，但是，这时的知识分子都仍然将自己的学术和社会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都希望自己的学术成为改造社会政治的指导思想，甚至盼望有君主赏识他们，依靠他们来改良社会政治。在诸侯们尚无力控制社会力量、需要争取社会支持的情势下，知识分子大都能够“乐道而忘人之势”或“以道抗势”，体现出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理想和社会精神的代表者所具有的人格力量。

    然而，一旦统治者们有了掌控社会的政治力量，有了规范社会的统一思想，那些希望借助政治力量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就不得不与统治者合作，为统治者服务，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史记・李斯列传》记李斯赴秦前对他的老师荀子所说的一段话表明，他是抱着屈身事主、争取富贵的心态去见秦王的，这与孔子、孟子所主张的处世态度大相径庭，而和韩非主张的尊人主之势的思想是一致的，反映出战国末年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当国家需要统一，而统一需要政治权威的形势下，在主强臣弱、“势尊道卑”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要实现文化理想和自身价值，除了依赖于政治权威外也没有其他选择。于是，知识分子便从幻想中的“为王者师”蜕变为现实中的君王“言语侍从之臣”，文学不再是知识分子文化理念的崇高勋章，而是为天子“润色鸿业”的漂亮花环，精英文学不得不与贵族文学联姻，文化雅俗观也就与政治雅俗观合流了。

如果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用铁血手段粉碎了知识分子坚持文化操守的痴情梦幻，那么，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则用绥靖政策激发了知识分子为政治服务的巨大热情。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大赋正是在大一统的政治语境和“劝百讽一”的文化期待中发展成熟起来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从大赋的创作来说，它是地道的精英文学；而从大赋的消费来说，它又是典型的贵族文学。实际上，它是精英文学与贵族文学的联姻，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依附于政治权力之后的文学新变。早期的汉大赋还多少保留有一点诗人的讽谕传统，而后期的汉大赋就只剩下“铺张扬厉”的华丽辞藻了。正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随着汉代政治鼎盛时期的结束，汉大赋也逐渐式微，以致“少而好赋”的扬雄到晚年悔其少作，以为大赋乃“雕虫小技”，声言“壮夫不为”。

    汉大赋的衰微宣告了精英文学依附于贵族政治的破产，却为文学的私人化和情感化开辟了道路，抒情小赋的兴起和文人五言诗的诞生使文学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得到加强，而以人格为基础的文化雅俗观便逐渐向以审美为核心的艺术雅俗观转变。

（摘编自王齐洲《雅俗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形态的发展》）

    中国节日大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其设定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在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中，中秋节形成最晚，但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殷人将日月之神称东母与西母，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夕月”即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春秋战国时，日月神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东王公、西王母分坐在柱状物（昆仑山）上，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晋代郭璞《<山海经>图赞》中“昆仑月精”的说法言之有据，而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演变而来。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此后直至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

    上古时期祭月列入皇家祀典而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像日月这样的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皇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无缘祭享。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文化观念的进步，人们对月亮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祭祀的独占权。对一般平民来说，月亮不再是那样“高不可及”。唐朝虽没有中秋节，但唐人精神浪漫，亲近自然，中秋赏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如许浑《鹤林寺中秋夜玩月》云：“中秋云尽出沧海，半夜露寒当碧天。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

在宋代，中秋节已成为民俗节日。文人沿袭赏月古风，但其情趣大异于唐人。唐人大多由月亮的清辉联想到河山的壮美，友朋千里，邀赏明月，清酒风流，如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就借秋月抒发了感物怀人的情思。宋人常以月之阴晴圆缺，喻人生变化无常，苏轼《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就寄托着这种浩叹。似乎中秋明月的清光，也难掩宋人的感伤。不过对于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一种形态，即世俗的欢愉。北宋东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热闹，在银蟾光满之时，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楼，临轩玩月，酌酒高歌；中小商户也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梦粱录》）；市井贫民“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宋人的团圆意识已与中秋节令发生关联，宋代城市居民阖家共赏圆月，就体现了这一伦理因素。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人们对家庭最为依恋，中秋节正是加强亲族联系的良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连，取团圆之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月饼在宋代已经出现，但以月饼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风俗大概始于明朝，小小的月饼在民间生活中作为团圆的象征与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馈送。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点，节俗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聚焦。中秋经历了文人赏月的雅趣，民间拜月的情趣，以及有心吃月饼而无心看月的俗趣，节俗形态从古至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中秋节俗形态演变吏，也是一部中国民众心态的变迁史。

（摘编自萧放《团圆饼与月亮节——中秋节俗形态的变迁》）

信数据得永生

    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读者可能觉得这实在是胡言乱语，但事实上，大部分的科学机构都已经改信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是由两大科学潮流爆炸性汇流而成。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50年后，生命科学已经认为生物体都是生化算法。此外，在图灵想出“图灵机”（Turing Machine）这个概念的80年后，信息科学家也已经学会写出越来越复杂的电子算法。数据主义指出，同样的数学定律同时适用于生化算法及电子算法，于是让两者合而为一，打破了动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并期待电子算法终有一天能够解开甚至超越生化算法。

    对于政府、企业或一般消费者来说，数据主义提供了突破性的技术和强大的全新力量。对于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它也能提供几个世纪以来渴求的科学圣杯：从文学、音乐学、经济学到生物学，所有科学学科都能统一在单一理论之下。根据数据主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股市泡沫和流感病毒不过是数据流的三种不同模式，能够使用同样的基本概念和工具来分析。这个想法十分吸引人，可以让所有科学家讲一种共通的“语言”，在学术的鸿沟上搭起桥梁，并轻松让某种见解跨越不同学科。

    终于，音乐学家、经济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也能互相理解和沟通了。

    在此过程中，数据主义将传统的学习金字塔彻底翻转。在这之前，大家认为数据只是智力活动这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我们要把数据转化为信息，信息转化为知识，最后把知识转化为智能。但数据主义者认为，数据的流动量已经大到非人所能处理，人类无法再将数据转化为信息，更不用说转化成知识或智能。于是，处理数据的工作应该交给能力远超人类大脑的电子算法。实际上，这也就代表着数据主义对人类知识和智能有所怀疑，因而倾向于信任大数据和计算机算法。

    最坚信数据主义的正是它的两个母学科：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两者之中，又以生物学更为重要。生物学拥抱了数据主义，才让计算机科学的小小突破撼动了整个世界，可能彻底改变生命的本质。要说所有生物都是算法，不管是长颈鹿、番茄或人类都只是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你可能并不以为然。但这里必须强调，现在的科学教条就是如此，而且科学对整个世界的改变难以想象。

（节选自《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第十一章，[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有删改）

材料一

借助大数据获得接受者的偏好，根据偏好行为“定制”文化产品，在影视剧创作方面有了成功尝试。比如《长安十二时辰》就是依靠大数据分析决定了演员角色的选择，满足了潜在观众的需求而赢得了市场。

当代不同门类艺术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数字技术的烙印。艺术品的经营和交易可借助区块链技术获得可信可回溯的数字凭证；人工智能进行艺术创作的尝试备受关注，“小冰”诗作绘画引发争议，AI作曲进入商用阶段……这些都让人们对艺术的未来发展产生无限遐想。人工智能作曲技术的不断深入，不禁让人联想，人工智能只是艺术家作曲的助手还是在未来争抢作曲家“职业”的替代者？作为专业工作者的艺术家们在新技术门槛前是更加无可取代还是一些古老职业消失的最后见证者？

（摘编自中国艺术报2020年8月4日《艺术因科技发展赋能更精彩》）

材料二

媒介技术仍在日新月异的升级迭代之中，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媒介技术有望实现艺术重塑。小说写作程序“电脑作家2008”以托尔斯泰的18部作品为基础创作《真爱》，行文风格仿若托翁再世：《再见，表情》等虚拟现实作品，将计算机图形等技术与新媒介叙事方法应用于艺术生产，产生震撼视觉效果。新媒介不仅是影响艺术生产的创新因素，而且是不断改变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的技术力量，人机共舞的时代悄然降临。

新媒介突破传统文艺生产传播模式，为当代文艺繁荣开辟可持续发展的广阔前景。随着文化艺术产业链快速延伸，新的文化艺术生态呼之欲出，新媒介条件下的文艺创作生产也被寄予“创新性”“精品化”“新高峰”的期许。从新风扑面到佳作迭出，新媒介文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文艺创作生产在价值引领和审美引领方面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7月15日《新媒介赋能文艺创作生产》）

材料三

智能算法以一种所谓中立的“理性工具”面孔深度渗透到内容策划、拍摄乃至后期制作等多个环节，这在具有天然技术优势的网络视听平台上尤盛。例如，爱奇艺开发了面向项目策划环节的流量预测智能算法模型，还针对内容生产推出“艺汇”智能选角系统、AI智能剪辑，针对营销环节打造视频精彩度分析算法。智能算法背后的大数据运算为影视创作提供了看似更为合理的参考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观众的喜恶和市场的走势。因此，智能算法规则下诞生的影视作品往往有着“吸金体质”。算法显示，影视作品要想上热搜、引发舆论讨论，设置具有话题热度的“热搜工具人”角色是比较稳妥的方法。于是，家庭剧里总要有个重男轻女、一味索取的长辈，或好吃懒做、依赖他人的兄弟姐妹；情感剧里一般都会出现看似楚楚可怜却工于心计的第三者，或者自私懦弱、处处留情的渣男。作品虽然题材各异，却都在算法的指导下，为脸谱化的人物设置程式化的剧情，打造一系列吸引眼球的话题标签，收割极为短暂的市场热度。

影视剧应当是有思想的艺术产品。而正是这种宝贵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使作品成为与众不同的“这一个”。而在算法规则里兜兜转转的“热搜定制爽剧”却千人一面，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在利益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影视创作者一味地通过智能算法来编织影视作品的骨架和肌理，无条件地迎合和满足大众的喜好，不仅将会使影视创作走入机械重复甚至倒退的“死循环”，而且将带着观众在“娱乐至上”的歧途中走入钳制自主思想的泥淖。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1年2月18日《“算法”定能“胜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