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必须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否则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就无法实现，即使暂时实现也很难持久。正如宋代耿延年在总结信州铅山铜场兴衰的原因时指出：“惟务与民共利，经久可行。不欲专利于官，而有害于民；不欲取办一时，而贻患于后。”入中也是如此。官府依据入中法招募商人入纳粮草于规定的沿边地点，给予钞引，使至京师或他处领取现钱或金银、盐、茶、香药等，“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

  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商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谓之买扑。宋代在买扑承包经营中，官府所定竞标价必须适中，即一方面竞标者以这一竞标价承包后，通过经营可以获取承包利润；另一方面，官府作为招标者，以这一竞标价转让经营权后可以尽可能地获取财政收入最大化。这就是“承扑者无破败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无失也”。换言之，竞标价不能太高，否则竞标承包者就很有可能不赢利，甚至亏损。另一方面，如竞标价太低，官府作为招标者无法从转让经营权中获得财政收益，同样，这种买扑承包也没必要存在。

宋代的入中法能较长久地实行一段时期，其基础也是官商双方共利双赢。如有一方不能从中获得好处，就会中止双方的平等自愿合作。入中法中政府得到的好处甚多，既通过卖茶获利。更重要的是又可通过商人解决沿边军需供给难题。而对于商人来说，则可获得较丰厚的商业利润。

  相反，入中法的失败，其关键原因就是大量茶引无法兑现茶叶而贬值，使商人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商人只好退出入中法，中止与政府的合作。正如文彦博指出的：“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

  宋初以来的矿冶业，不问冶户冶炼的多寡，必须按照国家硬性规定的矿税课额缴纳。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难以探明矿藏量，如果实行课额制，很难准确保持官府与坑户、冶户之间共利双赢的合作平衡点，使双方的平等合作关系失去坚实的基础。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与召募制相结合的分成制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如绍兴七年，朝廷同意“金银坑场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使官府与坑户、冶户的共利双赢找到了一个“经久可行”的平衡点。尤其对于后者来说，避免了因生产不足但课额不减而引起的折业代赔的弊端，坑户、冶户的再生产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宋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确立官民平等自愿合作关系时，重视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如在出让坑冶坊场经营权时，注意根据各州买扑坊场历届课利的增减情况，酌中确定一个课利钱数额。作为本届承包的最低价。南宋政府出卖、出租官田宅时，要求立价“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并严防官吏在估产立价中营私舞弊。

（摘编自方宝璋《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当代文学的时代诉求

    中国当代文学呼唤有生命力和免疫力的文学。真正的文学，能提供高端的精神果实，是充满信仰和爱意的，是温暖的文字，是开启心智和净化灵魂的，是具有免疫力的。文学成为作家生命的自然流淌，作家的思想、情感、生命活力在文学中得以延宕、再生。

    任何文学问题都源于现实问题，任何现实问题都蕴涵着文学问题。文学反映现实，现实烛照文学。文学是时代的证言。文学应该自觉地表达人类生存的困境，这种困境既来自于人类生命存在的“生存”问题，也来自于人类生命存在的“发展”问题。发展的极限追求冲击着人类生存的底线，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积淀中形成的生存信念和发展理想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尤其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球化”问题和“物化”问题。“全球化”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无边的背景和宏大的视野，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倍感渺小与虚无。“物化”问题直击人的精神和心灵，物成为衡量和评价人的有效尺度，物成为文学的表征世界。

    文学也应该自觉地反映当代社会思潮，在人类自我意识的文化表达中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与传统社会重视“思想中的现实”大相径庭的是，当代社会以强调多元、相对与虚无的方式消解了传统的“绝对确定性”。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当代人类所面对的深刻的文化危机。“英雄”谢幕与“神圣形象”的消解成为这个时代特征，如果从文化层面来说，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精英文化的失落”。“扁平化”“平面化”“媚俗化”“市场化”成为时代文化的主题词，文学也无可逃避地跌落到这个巨大的泥潭中。问题是，文学如何从这个时代的泥潭中跋涉出来，以一种理性的姿态来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评论家李建军在谈到“中国当代小说最缺少什么”这个问题时，他给出的答案是“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人物形象，缺乏可爱、可信的人物形象”。李建军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谈当代小说的缺失问题，是很有道理的。但笔者以为，文学社会责任问题同样值得重视。文学社会责任是人们对于文学存在合理性的一种当然诉求，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文学领域，亦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先进文化的发展、民族优良传统的弘扬以及“中国梦”的实现密切相关。

    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使命，应该包涵这些命题：一、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多元化的时代发展问题。作家对时代的感性直观与理性把握，是文学的应有之意。当然在对生活和生命的态度方面，文学必须摆脱“时代”和社会的束缚，必须超越阶级、性别、信仰以及族群的狭隘性，进而达到世界性和人类性的高度，否则，就很难成为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经典作品，也很难对广大读者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二、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普遍的社会人生观、价值观。社会普遍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缩微，从中可以窥视出时代发展的气息。三、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中国人民崇尚和平的愿望。和平一直是中国人民最朴素最真诚的梦想。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和平”承载着太多的民族苦难和悲剧人生，尤其是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更能说明问题。中国人民历来是向往和崇尚和平的，中国文学应该表达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刻领悟。四、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和谐中国”。和谐是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世界发展的共同基础。没有和谐就谈不上发展与进步。文学是人类情感与精神的共同的场域，文学让我们心潮激荡，感慨系之。文学不仅仅要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塑造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五、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个人梦与中国梦”。无数个“个人梦”就汇集成了“中国梦”。“中国梦”又是我们“个人梦”得以实现和起航的“精神场”。

    文学永远也不会脱离它生成和反映的时代，文学的时代诉求是文学意义生成的重要内涵。文学反映时代，是时代发展演变轨迹的见证，是思想着的时代的镜像。

（ 2016年06月13日 《光明日报》）

    《周易》传说为周文王所作，它被国人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西方的古典传统来源于古希腊时代。这个时代的古典主义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简约、对称、节制。在这些美学原则的背后，隐含着古希腊人对完美以及理想形式的追求。用古希腊的古典主义美学原则解读《周易》乾坤二卦中体现出的古典美，可以探访两种文明之间深层的相似与不同。

    《周易》的简约之美不言而喻。就大的方面看，它取象以尽意。就小处来看，《周易》卦爻辞简约的特点更是制造出语言十足的张力，字如千钧，意象饱满、意蕴深厚。以坤卦的初爻辞为例，“履霜，坚冰至”，杨静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此爻讲行旅之人的旅程及在途中的艰难。《文言》则将此爻用于人伦，认为弑君、弑父之事的发生，非一朝一夕之故。依此倒可以得见，《周易》卦爻辞简约之下藏有丰富的意蕴，其用词简约制造出语言十足的张力美。

    在有关古典主义美学原则的论述中，“对称”这个概念往往与其他概念紧密相连，如：秩序、匀称、和谐等。在古典主义美学的奠基者贺拉斯那里，则被称为“合式”，强调作品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协调，从而构成首尾贯通的和谐整体。对称和谐在乾卦中有着完美的体现。首先，乾下乾上构成全阳爻，光辉灿烂，没有瑕疵。其次，六爻之间上下呼应，形成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对称关系。再次，每两爻一组，象喻天、地、人的联系与互动，究其终是看人在天地构成的时空维度中如何做到静则专、动则直，以悠游于天地间，达到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可见，乾卦结构上的对称呼应着意义土的和谐。

    此外，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体现出对适度与节制的推崇。他认为“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中道”在于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法、以合适的度、对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在乾卦中，“潜龙，勿用”，“亢龙，有悔”，“在田”好，“在天”好。体现出适时、适度，应时而变的重要，对中正柔和的欣赏，以及对过刚过亢的警惕。

    由此可见，西方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适用于《周易》的美学解读。我们不妨做进一步的推求。在古希腊文明中，对“正义”一词推崇备至。追溯至荷马史诗，“正义”意味着天生万物，每一物都有自己应处的位置、应得的利益，每个人都应得一己之所得，不企图得到他人之物。体现出对天地间万物和谐相处的追求，这与《周易》中有关天地人的思想相同。另外，中希两种古代文明中都有对“终极”的推求，试图把握万变中的不变，正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但在西方文明中，对“道”的追求源于对“器”的有限性的充分认识，希望通过对超越性的东西的追求来突破人类世界的有限性，这引导着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求知求真。而在我们中国，对“道”的认识和追求，用来断吉凶、知进退，非常务实。

（摘编自安宁《＜周易＞的古典美》）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地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是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人家，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只有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或许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吧。

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

周兴杰

    ①“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后来，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说一部文学史或艺术史，是作为“知音”的批评家为他们心仪的文学家、艺术家树碑立传的历史，并不为过。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②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

    ③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④粉丝欣赏要求突破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⑤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录、翻唱和MTV翻拍等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

（选自2017年3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节）

材料一

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生活上互相合作，彼此天天见面，社会学上称之为“面对面的社群”。在这“社群”里人们甚至可以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A】这是说，你得用声气辨人。熟悉的人不必通名报姓，足声、声气、甚至气味，都足够“报名”。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起因是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B】这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如果是可以面对面直接说话时，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记号，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

文字所能传达的情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应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文法和艺术就在减少文字的“走样”。

在说话时，我们可以不苛求文法，因为有很多辅助表情可以补充传达情意。在写作时却不能如此。不合文法的字词难免引起误会，所以不好。可说话时我们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显得迂阔，而且可笑。

所以，文字是间接的说话，它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在能够彼此直接接触的乡土社会，为什么舍弃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表达；而表达的结果也须使对方明白所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因此，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

另一方面，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即“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没有这种经验便不会懂。除了用声音作象征的“特殊语言”，其实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还有很多。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即使用语言时，也总是密切配合于其他象征原料的。【C】

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其实这个筛子虽帮助了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

熟人中的眉目传情“指石相证”，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文字下乡》）

材料二

文字发生在人和人传情达意时受到了时空阻隔的情境里。所谓时间上的阻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今昔之隔，一方面是社会的世代之隔。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富于学习能力。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这必须依靠时间中的桥梁——记忆来打破个人今昔之隔。人的学习有一个象征体系在帮忙，其中最重要的是“词”。我们不断在学习时说着话，把具体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要用词来表现，于是靠着词，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人和时间的接触，靠了概念，也就是词。如果“词”的记忆消失了、遗忘了，我们的“时间”就可说是阻隔了。

在人的生活和时间的关联中，词是最主要的桥梁。但是词却不一定要文。文是用眼可以看得到的符号，就是字。词不一定是刻出来或写出来的符号，也可以是用声音说出来的符号——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我想说明的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

乡土社会的生活很安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还在熟悉的地方上长大。熟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就是子孙们所会得到的经验。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他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

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外在的象征，通过联想来帮助记忆。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乡下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

乡土社会中，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

因此，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的呢？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文字的发生另有它的背景。不论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取材于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论文字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