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

    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等祯祥意义。饕餮这种兽面纹，是原始祭祀礼仪的符号标记，这符号在幻想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它可能就是巫、尹、史们的幻想杰作。它们远不再是仰韶彩陶纹饰中的那些生动活泼愉快写实的形象，也不同于尽管神秘毕竟抽象的陶器的几何纹样。它们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它们呈现给你的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这些怪异形象有雄健的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婆。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与当时大批杀俘以行祭礼吻合同拍。《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神话失传，意已难解。但“吃人”这一基本含义，却是完全符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的。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它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崇高美的。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用感伤态度便无法理解青铜时代的艺术。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被神秘化了的客观历史前进的超人力量。正是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在夸耀威吓恐惧，却徒显其空虚可笑。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青铜饕餮》，有删节）

    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他把前者称为显性知识，而将后者称为隐性知识，也称为未明言知识。所谓显性知识，即能够用各种明言符号加以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波兰尼认为，我们知道的要比我们所能言传的多，表明了隐性知识的存在。

    波兰尼提醒我们不要把隐性知识理解为神秘经验，隐性知识只是难以用语言来充分地表述，而不是说对这类知识绝对地不能言说。波兰尼绝不只限于承认隐性知识的存在，他更主张隐性知识相对于显性知识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在波兰尼看来，隐性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即领会经验、重组经验的能力。

波兰尼的隐性知识是存在于个体中的、私人的、有特殊背景的知识，隐性知识以个体内在携带的“意会模型”为中心，这些意会模型是概念、形象、信仰、观点、价值体系以及帮助人们定义自己的世界的指导原则。隐性知识也包含一些技术因素，包括具体的技能和专门技术以及来源于实践的经验。

    野中郁次郎也认为有两种不同的知识，即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因此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只能意会不可言传”。隐性知识是一种主观的、基于长期经验积累的知识，不能用几个词、几句话、几组数据或公式来表达，内容有十分特殊的含义。隐性知识包括信仰、隐喻、直觉、思维模式和所谓的“诀窍”(如手工匠掌握的特殊技艺）。

隐性知识的概念最早是由波兰尼提出的，野中郁次郎借用了这一概念，但与波兰尼有所不同。野中郁次郎使用隐性知识一词代表的是难于表达的特殊知识，而波兰尼所指的隐性知识是指以理解一切行动为背景的知识，也即一切知识根植于隐性知识。关于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关系，野中郁次郎与波兰尼的观点也有差异。有学者说，在野中都次郎看来，二者的关系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而在波兰尼看来，则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酒可以激发诗人的灵感，诗人也可以借酒浇胸中的块垒，所以唐人有“斗酒诗百篇”和“乞酒缓愁肠”之说。由于诗人与酒的关系极为密切，唐代诗歌中不但写到了酒，还写到了酒价。

    杜甫在《逼侧行赠毕四曜》一诗中写道：“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杜甫诗歌对酒价的叙述，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

    以为然者不乏其人。宋代刘颁《中山诗话》写道：“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丁晋公独曰：‘斗直三百。’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宋代陈岩肖《庚溪诗话》也认为：“少陵诗非特纪事，至于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亦时见于吟咏。如云：‘急须相就饮一斗，恰有青铜三百钱。’”

    不以为然者认为，杜甫诗中所谓的“三百青铜钱”之说，来自前人的典故。北齐卢思道曾说过“长安酒钱，斗价三百”，所以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诗歌中“‘酒价苦贵’乃实语，‘三百青钱’，不过袭用成语耳”。

    那么唐代酒价究竟是多少呢？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建中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在古代容量单位中，一斛等于十斗，“斛直三千”也就是“斗直三百”。这样看来，似乎杜甫诗歌确实反映了现实生活，无愧于“诗史”的赞誉。但需要说明的是，“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这与杜甫生活的时代相距几十年了，所以不能以此作为坐实杜诗对于唐代酒价叙述的依据。

    唐代写到酒价的绝不只有杜甫，许多诗人都在诗中写到了酒价问题。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崔国辅“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白居易“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陆龟蒙“若得奉君饮，十千沽一斗”。这些诗人虽然分布于盛唐、中唐和晚唐各个时期，但他们的诗歌却普遍地说到唐代的酒价乃每斗十千钱。

    那么，杜甫和李白等人对于酒价的叙述，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也许有读者认为，李白、王维等人所说的乃是美酒的价格。这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十千沽一斗”之说也有其渊源。曹植在《名都篇》中曾经写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尽管“他人所道，我则引避”，但曹植才高八斗，其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因此他的叙述便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范式。唐代诗人受曹植的影响，不排除在诗歌中对这一典则的普遍追摹和袭用。

    唐代诗歌中的酒价问题引起了不少误读，初看是诗人的意图意义和读者的解释意义之间出现了龃龉，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读者以诗为史。王夫之曾幽默地讥诮这种诗史不分的情况说：“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邪？”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与历史差别很大，历史要求具有实录精神，而诗歌则不然，“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以民为主

    “民主”在中国文化中，首先有“以民为主”的含义。《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首要。《尚书》作为上古文献，早早就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甚至，这部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的古书，它十分严厉地训诫统治者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其实是在表明：民意就是天意。如果说“民”就是“天”，那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自己称为“天子”，从文化本意上讲，那应该是“人民之子”的意思，天子，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反而应当顺从民意。

    以民为主、民比天大，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是要想人民之所想的：人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人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他只是带领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而不是做主者，他甚至要无限地弱化自己的意志、淡化自己的色彩，才能彰显和顺乎人民的意愿。所以《周易》里论述君王之道的乾卦就说“群龙无首，吉”，当社会领袖已经化入寻常的道之中，不再看见他高高在上的身影时，便是吉利之相。

    而《老子》也说“太上，不知有之”，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在最好的世代里，人民只是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统治阶层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老百姓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以民为主”？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却早已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在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

    《尚书》《周易》《老子》出现稍早，《孟子》晚出，儒家孟子目睹当时社会变得礼崩乐坏，却在论著里比前几部文献都更为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可见，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那贵重不变的，始终都是人民大众。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唯有广大人民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圣贤，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他们与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而圣贤的关怀对象是为民者。他们的思考结果，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才沉淀为岁月洪流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

（摘编自光明网，有删节）

    中西方在饮食、服饰与住房等方面的消费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但从现实来看，每一种消费习惯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与积累，因而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

    具体来说，在服饰消费习惯方面，中国侧重于外在的气质，西方则侧重于内在的舒适；在饮食环境方面，中国侧重于热闹的气氛，西方则侧重于宁静与优雅；在住房方面，中国侧重于稳定，西方则侧重于自由。因此，每一种消费习惯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自的合理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也通过改变消费习惯的方式，来体验彼此的历史文化，甚至在某些场合，一种消费习惯也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商业服务。

    与消费习惯不同的是，中西方消费观念的融合并不是表现在相互对等地位的借鉴上，而是表现为西方精神消费与享乐主义的消费理念以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中国消费者，这也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方面，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传播媒体，从根本上变革了国家贸易信息传播模式，并产生了诸如世界经贸信息咨询平台、经贸期刊、网络互动平台等新型媒介，进而使得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在精神层面获取了丰富的消费文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通过目不暇接的信息化文化传媒方式，把享乐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消费观念迅速渗入各个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普世价值”。从现实来看，这种享乐主义消费理念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使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观念产生动摇。

    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首先表现在消费方式趋同化的趋势。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持续深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各固定地区的闭塞模式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区域性的商品消费需求也随之发展为开放性的全球化需求。例如说，在当今社会，我们已经完全不能通过一个人是否身穿李宁的运动装，是否吃麦当劳快餐来判断这个人的国籍。总之随着当前世界贸易的全方位发展，各类商品的无国界流通，中西方人民的消费方式日益趋同。

    此外，中西方消费方式的融合还表现在对待各类具体消费方式的理性判断上。这一点在货币消费和信贷消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之，在中西方消费理念的彼此碰撞中，消费者对各类消费方式具有了理性的认识，而不再一味地迷信某一类消费方式。

    从现实来看，西方消费文化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深化，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消费文化在其先进理念上也必然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此，我们应当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汲取西方消费文化的先进理念，从而为重构我国本土消费文化积累经验材料。

（摘编自姜鹏飞《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消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唐至宋代，也被国际学界视为丝路主干线自欧亚大陆陆路逐渐向海上转移的结点：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乱”造成唐代国力的急剧衰落，吐蕃趁机北上，占据了河西陇右，逐渐强大的回鹘亦南下阿尔泰山一带，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梗阻。然而陆上丝路逐渐被海上丝路所替代，原因不仅在于西域至中亚民族政治版图的更迭与动荡，更多原因则是中国经济重心已经逐渐南移，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出口商品的产地靡集在东南一带，再以陆上丝路运输，转运繁复，劳民伤财；反之，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成熟，中国东南地区海岸线长、不冻港数量众多的优势逐渐凸显，运价低廉可靠。不仅如此，中唐之后，随着大食（阿拉伯帝国）定都于巴格达，取代波斯成为中西贸易中最大的中继站，也迫切需要与中国产生商品经济交换与往来。

    唐代的对外开放性，在同时代全球性文明中，几乎无有可比拟者。根据《唐大诏令集》记载，唐代前往长安朝贡的“四夷之国”多达70余国，其中将近半数在隋唐前未见诸史册记载。751年怛罗斯之战，虽然使得唐代失去了在中亚的影响力，但被俘的中国工匠将造纸、金银镶雕、丝绸纺织与陶瓷绘画技术传入了阿拉伯世界。《经行记》的作者杜环，即在此役中被俘，后将其旅行见闻编纂为此书，翔实反映了当时中亚各国，以及阿拉伯、东罗马帝国等国的情况。

    唐代中后期，随着海路贸易的繁盛，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贸船队从阿曼的苏哈尔或者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这条航路在唐代人贾耽撰写的《广州通夷海道》有详细的记述，并且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中得到了印证。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与航行范围的扩大，中国关于世界地理疆域的称谓与认知也在持续进步，曾经泛指北印度洋水域的“西海”也开始逐渐囊括地中海。《隋书·裴矩传》描述自敦煌通西域之道时记载，经葱岭、吐火罗、北婆罗门，能够抵达西海，而杜环在《经行记》中描述佛林国，指出其与大食相邻，“西枕西海”。而大食帝国兴起后，能够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西进的中国海上贸易商人，根据其直接或者间接航行与考察经验，将以往泛泛而称的“大食海”具体划分为“东大食海”与“西大食海”。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称，东大食海在“天竺以西”“渡之则西为大食诸国”，而西大食海，周氏的记载则是“渡之而西则又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是太阳沉入地平线所在，“不得而闻”。

（节选自朱步冲《海上丝绸之路：古典全球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