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字是方块字，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考证，但从古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中便可窥见一斑。《淮南子》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在古人心目中，“天圆地方”，地是方形的，而且在这四方形地的尽头，还有撑着的柱子。从甲骨文可以看出，汉字基本上是方形。到了西周末年，汉字一字一方格的特点已经完全成形了。此后，春秋战国时从篆书到隶书，汉字完成了一次飞跃，表现在字形上，就是从以前的圆润瘦长变成了方方正正的方块字。这种方方正正的写法，体现了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客观美——稳重、端庄、平衡对称，有一种周正之美。

   虽然后来有了“龙飞凤舞”的草书，但每个朝代的正体字，仍然沿袭着工整的书写模样。最早的金文，即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都写得规规矩矩，在当时写字是件极其庄重严肃的事。到了周朝后期，各国纷争，文字异性，但距离周国最近的秦国，其正体字仍然是规正的篆体字。秦国灭六国，建立秦朝之后，正式立小篆为正体字。但在官方规定的正体字之外，秦简上还出现了一种辅助性书体，即后来的隶书，到汉代汉武帝年间，隶书逐步取代篆书成为正体字。此后，在魏晋南北朝年间，楷书盛行，成为官方认可的正体字，一直流传至今。

   虽然书写方式不同，但对平衡对称、周正之美的追求却一直没变。唐朝时用科举制选拔人才，开了各种考试科目，书法就是其中一科。但是，不管是考哪一科，都要求“楷书字体，皆得正详”，文字与书写并重。因为文字书法的优劣关系到个人的功名和人生出路，所谓“升沉是系”，所以仕进者非常重视。当时颜元孙《干禄字书》的影响很大，这本字书是在颜师古的“颜氏字样”的基础上完成的，字分俗体、通体、正体三种写法。科举考试，官府文书，写字必遵正体。后来颜元孙的侄子颜真卿在湖州做官，将《干禄字书》书写上石。要想通过科举求仕进，就必须学习这样的干禄字。之后，端正秀丽的干禄字楷书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写法，千字雷同，明朝时，为皇帝书写诏诰的宫廷书家，以沈度最著名，都擅长一笔这样的字，人称“台阁体”，清朝叫“馆阁体”。

   不过，这样过分求统一的书写方式却破坏了书法的灵魂——对“势”的追求。古人写字，讲求一个“势”字，不仅指通篇的气势，更指每一笔的手势动作。把字写“活”，就是这个道理，有口气顶着，才能透出字里的精气神，这便是“见字如见人”的所指。书写动作连贯，做到下笔不悔，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而要达成这样的功力，日积月累的训练便不可缺少，使肌肉也形成记忆。这种日复一日的临摹、书写，培育了中国古人最早的美学情趣，甚至成为一种人格训练。所谓“字如其人”，虽然后来多从道德层面解读，但其本意仍是强调一种认真的精神，写字如是，做人亦如是。

(节选自《汉字为什么是方块字》有删改)

    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时代的到来，触屏时代的到来，在空前地、令人震惊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完全可能造成黄钟喑哑、瓦釜轰鸣的颠倒局面，造成日益严重、难以救药的学风败坏，造成习以为常的轻飘、浮躁、浅薄、急功近利、人云亦云，或者标新立异却并无干货。尤其是，哗众取宠的薄幸儿大量出现。

    传播本来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但是手段的被使用，完全可能变成使用手段的人被手段使用。使用变成了被使用，被使用的工具变成了主体，而主体变成了傻气十足的跟班——北京话叫作“催呗儿”。例如餐具压倒了饮食，语言干扰控制而不是服务于思维……形式主宰了内容，这些是早已有之的不幸状况。

    所谓信息的异化，就是说信息从素材变成了成果，传播由中介变成了价值的体现，传播的速度与数量变成了真理、科学、艺术、成功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变成了精神产品的首要追逐，而传播的能力包括忽悠炒作的能力与招人喜欢的外表，都成了成功的基石。信息传播，如荼如火，如龙卷风，如海啸，搞得我们的理论、文化、艺术、科学、决策在信息的浪涛滚滚中，或者风头劲爆、或者摇摆不定、或者垂头丧气。信息传播的洪流，正在推出一些牛人，昨天宣布读图与信息爆炸，今天宣布触屏时代到来，后天宣布名人、名牌、名书、名药都是他们打造成功的，他们牛气十足地宣布平面媒体的过时，宣布文学即将死亡，小说即将湮灭，他们鼓吹着各种票房、印数、点击量、收视率、福布斯榜，他们制造着巨星、超女、好声音、畅销书及其作者、意见领袖、有影响力者、世界纪录。他们承认即使是一条狗如果能够在现代传媒中不断出镜，也能成为“中华第一名狗”。

在大数据的潮流里，文学、纸质书籍首先被冲击。原因是语言文字在各种艺术介质当中最缺少直观性，最符号化。它们不像图画、音乐、歌曲、舞台表演、声像节目，更不像3D.4D（是不是正在出现7D.8D?）影院那样富有肉感器官刺激，它们不能给人们以视觉、听觉，直到嗅觉、味觉、触觉，还有臀部、腰部震动。语言文字是符号，是思想，不通过大脑的感受、解读；联想、思考，它们不过是一群乱码，对于蠢人，语言尤其是文字，完全不能传递足够的信息。这样，不喜欢动脑筋的精神懒汉，当然不希望通过语言文字而是通过身体与其器官，直接接受刺激与抚摸来获取信息。但恰恰是语言与文字而不是3.4.5.6D们能发育与推动思维。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收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缓缓逼近。

    而由网络宣布《红楼梦》等名著的死活读不下去，正是牛气冲天与蠢态毕露的新表演。它们干脆挑战经典，挑战中华的与人类的文化史，挑战智力的底线。当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大众普及化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精英的愤怒或者悲泣所能左右的。问题在于平衡，质与量的平衡，大众与精英的平衡，高端精神产品与大众精神消费的平衡。我们这里需要政府、市场与专家能够在文化事业、文化生活中起到恰如其分的均衡、适当的良性互动互补作用，而绝对不是一味市场化。

    我们要告诉国人，文化不应该断裂，也不会猝死，文化首先不是力量而是品质，文化的代表首先是诸葛亮、孔孟老庄、李白杜甫……而不是“三个臭皮匠”。“三个臭皮匠”上网固然有可能凑成诸葛亮，也不无可能排除或者宣布诸葛亮的智慧他们死活不能接受。找几千个“网虫”宣示对于经典的拒绝，不是经典的出丑而是我们自己的丢人。越是触屏时代，越是要有清醒的眼光，要有对于真正高端、深邃、天才与创造性的文化果实苦苦的期待。

（《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选自《读书》）

    小词在初起时本来是歌筵酒席之间的艳歌。因为它篇幅短小，而且人们对它轻视，所以称它作小词。但是这种艳歌小词却很妙，它有一种特殊的美感特质，跟诗是不一样的。诗是言志的，是它本身的情意内容就有一份感动你的地方。比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曾云：“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当然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作品；可是，它们使读者感动的原因，是杜甫本身博大深厚的感发力量所致。小词则不然。在我看来致使小词意蕴丰富起来的原因，一种是“双重性别”的作用。比如《花间集》中的作者都是男性，而他们所写的那些形象、情思和语言却都是女性的，这种“双重性别”的现象，就容易引发读者丰富的言外联想。如果换作一个女性作者写她的对镜梳妆，那就是非常现实的动作行为。而当一个男性作者用女性口吻来叙写女性对镜梳妆的时候，就容易促使读者想到这里边有象喻的意思。像温庭筠的“懒起画蛾眉”、“照花前后镜”等词句，都使读者透过词表面的女性形象，联想到一个男性的如张惠言所说的“感士不遇”一类的感情。

    致使小词意蕴丰富起来的另一种原因，是“双重语境”的作用。比如南唐作者李璟《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数句，王国维认为“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从表面看，李璟这首词与温庭筠《菩萨蛮》一样，也是写一个弃妇的形象。实则不同。温庭筠词引起读者联想，是由“双重性别”引起的。因为温庭筠是个士人，所以他使读者想到一个士人的“感士不遇”。可是李璟作为南唐的君主，他无所谓“遇”与“不遇”，所以他的思妇形象没有“感土不遇”的意思。可王国维为什么从他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看到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就是由于“双重语境”的缘故。因为李璟时代的南唐，偏安一隅，在他所处的这个小环境的相关语境之中是可以安定享乐、苟全一时的；可是在整个晚唐五代这个大环境的相关语境之中，北方的北周对于南方侵略吞并的阴影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他的潜意识中又有一种忧危念乱的恐惧。正是这种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强烈反差，才使得王国维从他的“菡萏香销翠叶残”数句想到“众芳芜秽，美人迟暮”，那是对于国家危亡，国运难以久长的一种深隐的忧虑。所以我们说小词从一开始就隐藏了多种可能性。

    一般而言，小词总是写伤春、怨别的感情。古今诗人感慨时代的时候常常用伤春来喻托，所以五代那些相思怨别、感时伤春的小词就充满了多种诠释的可能性。不过这对当时的作者本人而言，只是无意识地潜意识地有所流露，和屈原、曹植有心之喻托有本质的不同。正因为小词的作者，在他们的显意识之中写的真的就是伤春和怨别，所以才使得小词那种微妙的作用得以形成，能够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

    小词并没有停止在《花间集》五代的创作里。南唐中主李璟所写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还是指一个思妇。可是到了后主，其《相见欢》一词中“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和“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数句，何尝不是伤春？又何尝不是落花？可是，他最后却写出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却从伤春写到了他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所写的不再是思妇的伤春，而是自我的伤春。这是小词一个默默的演进，它不再是为歌女而作，而是作者用歌辞的形式进行自我抒写。自此，词已经由歌辞之间变为诗人自我抒情和言志的诗篇了。这是词的第一步演变。那么，这种诗化的拓展从何而来？是从他的国破家亡而来。中国词的拓展，与世变，与时代的演进，与朝代的盛衰兴亡，结合了密切的关系。

（节选自叶嘉莹的《当爱情变成了历史——晚清的史词》）

    雾霾天气是一种重要的城市气象灾害。大范围雾霾天气主要出现在冷空气较弱和水汽条件较好的大尺度大气环流形势下，近地面低空为静风或微风。由于雾霾天气的湿度较高，水汽较大，雾滴提供了吸附和反应所需的场所，加速了反应性气态污染物向液态颗粒物成分的转化，同时颗粒物也容易作为凝结核加速雾霾的生成，两者相互作用，迅速形成污染。随着冷空气来临，风速增强，雾霾逐渐消散。研究表明，雾霾天气的形成和发展与气象条件关系密切。

一次持续性的雾霾天气过程往往具有显著阶段性特征，是一次持续时间长、阶段性特征明显的雾霾混合性天气。持续性雾霾天气的第一阶段是霾阶段，该阶段PM2.5浓度增加显著，是能见度降低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是大雾阶段，该阶段迅速增大的相对湿度，是导致能见度下降的重要因素，在持续性大雾天气的静稳条件下，导致PM2.5浓度累积增加；第三阶段，由于北方冷空气的入侵，大雾天气结束。可以看出，雾霾过程能见度的变化和相对湿度、PM2.5浓度、温度、风速的变化具有很好的阶段性对应关系。相对湿度与能见度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稳定的负相关线性关系。由于温度决定了相对湿度的水平，因此温度与能见度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相对湿度与能见度的关系；而从整个过程来看，PM2.5与能见度是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在第一阶段PM2.5对能见度影响的速率要明显高于第二阶段，而在第二阶段中，PM2.5对能见度的影响水平几乎保持不变。风速与能见度是正相关的线性关系，从整体上看，风速越大能见度越好，而从风速对能见度影响的线性趋势上看，第一阶段风速对能见度的影响速率要大于第二阶段风速对能见度的影响速率，第三阶段能见度随着风速的增加而迅速增大，反映出风速对雾霾过程能见度的转好有重要的作用。

    以北京为例。研究发现：无论是年均水平还是月均水平，霾日都要远远高于雾日，说明霾天气比雾天气对北京的影响更为严重。从月际变化上来看，大雾天气月变化十分明显，更集中于10—12月份；而霾天气在各月差异相对较小，除8—10月份的其他各月均有较多霾天气出现。从空间分布来看，雾霾天气在北京东南及城区发生频率最高、强度最大，北京西北部雾霾发生频率最低、强度最小。城区和东南地区是霾天气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而大雾天气虽然在东南发生频繁，但是大雾强度在城区相对较弱，在城区的西北和西南大雾强度最大。

    雾霾天气频繁发生，对城市大气环境、群众健康、交通安全、农业生产等造成的影响日益显著，极易酿成雾霾灾害。研究雾霾气候特征和影响因素是雾霾灾害风险评估的基础性工作，对雾霾防灾减灾和雾霾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大部分严重的雾霾天气一旦形成往往很难消散，此类持续性雾霾天气对城市环境的危害往往尤其严重，并容易带来较强的社会负面影响。2011年，雾霾天气第一次入选中国十大天气气候事件，反映出社会公众对雾霾天气关注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摘编自《雾霾天气的影响及对策》）

    粱启超在《书法指导》中曾提到，学书法，不宜从赵孟頫、董其昌一派入手，不是不好，只是不容易学，易导致笔力软弱，无“丈夫气”。梁启超这番基于书法气质所下之论断颇有见地。“丈夫气”固然不是书法所有之必须，却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精神气质。

    何为“丈夫气”？《孟子》有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丈夫气”，即是有使命、有责任、有担当、有毅力、不忸怩、不矫饰。书法的“丈夫气”，则是融书卷气、金石气、士大夫气、雄健气于一体的阳刚博大的精神气质，是书法雄健、雄强之气的一种拟人化表达。这其中，书卷气尤为重要，没有书卷气的“丈夫气”，常是一种狂怪之气、粗鄙之气和莽夫之气，去书法之本质远矣。“丈夫气”是书法的大格局、大气象、大境界的精神表征。

    客观来讲，书法之美并无优劣之分，有阳刚雄强之美，也有阴柔妍媚之美。然而， 阴柔妍媚之美虽是书法的一种气质，当代书法艺术却不能仅停留于此，因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书风，绝不能缺少昂扬的精神气度。我们经常会看到汉简书法、石刻书法上的长撇大捺或最末一长竖笔，划破长空，震撼人心。要知道，这种艺术精神，并非出自文人贵族之手，而往往出自普通书吏。可见，在汉代，任何一个阶层，只要稍识字者，包括女性和一般工匠，都不乏强烈的书法艺术表达冲动，这是其有别于其他朝代之处。

    汉代之后，从曹魏到北周，书法艺术几乎都表现为一种阳刚伟岸之象，可谓“丈夫气”十足。东晋时帖学已经完善成熟，书风则为之一变，开启了南朝风雅，帖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飘逸之美、潇洒之美、妍媚之美。但帖学书风在运笔上过度强调点画二端的表现，容易产生浮浅平滑、飘浮空怯等弊病，其雄豪之气逊于汉魏。到唐朝，雄强阳刚的书风重新被崇尚。到了清代，碑学开始兴盛，碑派书风追求的是一种质朴之美、刚健之美、雄强豪放之美。碑学的拙朴、倔强、瘦硬特点，促生了金石书风。金石气使书法呈现出阳刚之美，书法审美产生巨大变革。但碑学书风厚重的结体容易失之荒率粗糙、 狂肆怪野，为了克服碑学书风的弊端，有人提出了碑帖结合的方法。曾国藩曾说：“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碑学固可以救帖学妍媚之弊，然仍需以帖学之妍雅救碑学粗鄙之弊。

    书法审美总是在一种正反合的历史轨迹中前行，但不论如何发展，书法的“丈夫气”都极其重要。每个时代的精神面貌都体现在这一时代的主流书风之中。当今时代是一个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需要一种大丈夫的担当精神，尤应要倡导与时代精神相符的阳刚大气的书风。

（摘编自朱中原《书法要有“丈夫气”》，有删改）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城市建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而关于城市建设，传入我国的主要有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表现为“明天的城市”模式，即按照理想兴建一个完美的城市，实现一夜之间的突变。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的城市建设。第二种理论表现为“拼贴城市”模式，即不是完全去掉旧的元素，是在此基础上把好的、新的元素拼贴进去，使这个城市既有新的元素，也有旧的元素。这是一种温和的建设方式，对当下中国的城市建设有重大启示。

这两种城市建设模式蕴含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明天的城市”模式的思维方式是，生活是根据理性人为构建出来的。“拼贴城市”式的思维方式是，生活不是靠一夜之间的创造突破形成的，而是历史文化自然演变而成的。因而，在前一种理论框架下，城市的历史只能是负担，是应该抛弃的；在后一种理论框架下，历史却是宝贵的财产，是应该尊重和珍惜的。实践证明，一个城市要有独特的魅力，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历史。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城市建设上对现代化的理解是片面的，所想象的现代化城市都是以西方为蓝本，唯“洋”是从，一度把钢筋、水泥、玻璃视为现代化的代名词，而对城市的历史视而不见，甚至完全视为包袱。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生态及历史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体现了城市建设模式的激进。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建设向来是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智慧的。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正如在《清明上河图》、平遥古城所看到的，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丝毫不比西方逊色。甚至，它还是多元的，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城市群落。第一种，“宇宙之城”，天人合一的行政都会，以元大都奠定基础的古代北京为代表。城市方正规则，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这代表着当时中国人对当时城市的一种理解，他们认为城市的秩序是对宇宙秩序的复制，人间的秩序要对应宇宙的秩序。这种城市建设就寄托了这样一种追求。第二种，“生态之城”道法自然的山水小城，以湖南凤凰为代表。整个城市依山傍水，依照山水的自然曲线布局，充满湖诗意。这种城市建设体现了中国人对城市的另一种理解，认为人应道法自然，城市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来设计，山水自然，城市与人完美融合在一起。第三种，“人文之城”，儒商精神凝聚的江南市镇，以杭州、苏州、扬州为代表。明清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江南城镇的发展。这些城镇是儒商聚居的地方，形成了人文氛围浓厚的江南城镇群。这三种城市建设都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色。

一个城市要有独特的个性，最重要的不是空间上的拓展，而是历史文化上的继承与发展，这需要我们的城市建设回顾历史并深入地反思与总结。城市发展要搞好建设，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城市地标是什么？城市文化母体是什么？如果一个城市地标模糊、母体过度损坏，那么这个城市就丧失了个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回答，什么是好的城市。

（摘编自许纪霖《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