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汉代

    ①文学与时代紧密相连，汉赋也是如此。除文学内部发展因素外，汉代社会对汉赋的生产、消费等有重要的影响。

    ②汉赋生产与两汉社会的兴衰基本同步。汉初基本上是汉代社会的休养生息阶段，汉赋生产也处于初期阶段。现存的赋作，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这些作品体制上继承楚辞传统，抒情言志，篇幅短小，而且内容上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汉赋生产的繁荣期是武帝以后到东汉中期。大一统的天下，文人心向中央，盛世激发了作家的情怀，于是，规模宏大、歌颂为主的大赋兴盛。这是时代的产物。典型代表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羽猎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这些大赋采用对话体，以状物为主，风格上呈现出“全”而“大”的特点。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两汉整个思想界成为经学的天下，大赋所体现的正统思想以及形式上的“劝百讽一”，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

    ③东汉和帝以后社会走下坡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党锢之祸使文人与社会逐渐疏远，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地震、蝗灾、水灾、瘟疫等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深感人生迷茫。此期经学衰落，道家思想又占据了重要位置。社会的剧变带来汉赋的新变，文人鸿篇巨制形式的大赋作品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赋。这种赋继承屈原、贾谊的传统，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他们突破汉大赋的创作模式，由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世界的抒写，由体物转入写志，个人的思想、感情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这是东汉后期社会带来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④由以上可以看出，汉代社会影响着汉赋生产。首先影响辞赋生产者，如辞赋作家的地位、遭遇、追求、情怀等。汉代经学盛行，辞赋家的地位低下，被视为倡优一类人物，亦可见地位之低下。就作家的追求、情怀而言，当社会处于鼎盛时期，辞赋家就有很强的自豪感，主动与时代靠拢；当衰世时，辞赋家更多关心的是自我内心。其次，时代影响辞赋作品，包括思想、体制、风格、内容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时代与文学是互动关系。时代一方面影响汉赋生产，同时汉赋也反映时代的风貌，为时代服务。“天子之事”中，那种磅礴的气势，宏大的景象，强壮的声威，无不体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东汉后期赵壹等人的辞赋揭露社会黑暗，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⑤时代不仅影响汉赋生产，而且影响汉赋消费。汉赋由于辞藻华丽，典型的汉赋大多是宫廷作品，或歌颂，或讽谏，所以基本在宫廷和知识阶层传播。当然，抒情性的辞赋也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大部分还是在文人范围之内。

（摘编自《光明日报》作者：张新科）

    在文学批评研究中，人们往往以“不平则鸣”来阐释诗人作家的不幸和痛苦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积极作用，并且把它与“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作为同一理论源流。这种阐释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仍需略作辨析，以期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不平则鸣”的原意。

    “不平则鸣”一语的原意是什么呢？假如把“不平则鸣”单纯解释为对于不公平事情的愤慨，则《送孟东野序》中出现了大量难以解释甚至矛盾之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认为，韩愈既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而文中却以唐虞时代的皋陶、大禹、殷代的伊尹、周代的周公等等为“善鸣者”，这些人都是成功的政治家，似乎难和“不平”扯到一起；而且文中还说“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等等，这就更谈不上“不平则鸣”了。

    韩愈此文是否有矛盾，关键在于“不平”一词的内涵。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钱先生这个解释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以往一些对“不平”的狭隘理解。

    我以为，“平”，是指平常、平静、平衡、平凡等；“不平”则是指异乎寻常的状况，既可指事物受到压抑或推动，也可指事物处于发展变化，或充满矛盾的状况。总之“不平”所指甚广，并不特指逆境；“不平则鸣”应是指自然、社会与人生当处于不寻常的状况之中，一定会有所表现。

    当人类社会处于变革动荡之时，总是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物。这可以是盛世，如唐虞的皋陶、大禹、殷商的伊尹、周代的周公；也可以是乱世衰世，如“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可以“以道鸣”，如孟子、荀子；可以“以术鸣”，如杨朱、老子、韩、张仪、苏秦；也可以以诗文鸣，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杜甫。

    韩愈认为孟郊是一个“善鸣”的诗人，但不知道老天爷是让他“鸣国家之盛”呢，还 “使自鸣其不幸”，不过不管哪种情况都不会影响孟郊的“善鸣”，所以劝他不必为处境顺逆而“喜”“悲”。为什么后来的读者理解“不平则鸣”往往偏重于不幸、愤懑这一方面的含义呢？这是因为孟郊本来就是一个穷苦的诗人，其诗多是贫寒之声，而韩愈对之也寄以深厚的同情。

    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动荡的时代为诗人提供创作的题材和动力，故往往产生感荡心灵的作品，这固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一个繁荣昌盛又比较自由的时代，也可以产生伟大的诗人作品来“鸣国家之盛”。中国古代的隆汉盛唐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就诗人创作而言，“穷而后工”固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达者只要不是过着平庸的、碌碌无为的生活，只要能敏锐地把握时代与生活的变化，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也完全可以写出好作品。

境与象

袁行霈

    意境是指诗人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但是，所谓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的文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情景交融或意境相加。情景交融，这四个字本没有什么不好，也许因为用滥了，反给人以肤浅的感觉。我所说的“主观情意”，不只是“情”，而是包括了思想、感情、志趣、个性等许多因素、所以我有时索性用叫情志”这个提法。我所谓“物境”也不等于“景”，“景”只是“物境”的一种，这是常识，无须赘言。至于意境相加则是一种很肤浅的说法，任何一部辞典，也不会把“文融”解释为“相加”。意与境交融之后所生成的这个“意境”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明白这一点，就很难讨论关于意境的其他问题了。

    这里还有一个境和象的关系问题。刘禹锡所谓“境生于象外”常被人引用和发挥；然而，只要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作概念的演绎)，联系自己欣赏诗歌的心理活动来考察这个问题，就不难发现，境和象的关系并不这样简单，对刘禹锡这句话的发挥也未必符合他的原意。若论境与象的关系，首先应当承认境生于象，没有象就没有境。刘禹锡虽然说“境生于象外”，但也不否认这一点。细读其《董氏武陵集纪》全文，其中有一段话称赞董延的诗：“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木，雕砻群形，纠纷舛错，逐意奔走。”可见刘禹锡也十分重视象的摄取与加工。

    可是，境生于象只说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境超乎象，山象生成的境，并不是一个个象的和，而是一种新的质。意境超出于具体的象之上，也就超越了具体的时间与空间，而有了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想象余地。由象到境，犹如从地面飞升到天空；人站在地上，被周围的东西包围着、壅塞着，所看到的是一些具体的景物。一旦翱翔于广袤的天空，就能看到超越于具体景物的一片气象。杜甫登上高高的慈恩寺塔，“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借用这两句诗可以说明超乎象而进入境的情况。没有大地就没有飞升的起点，但不飞离地面也不能进入意境。善于读诗和鉴赏诗的人都有类似的体验，读诗进入意境的时候，自己的心好像长上了翅膀，自由地飞翔于一个超越时空的无涯无涘的世界之中。

    所谓境超乎象，并不意味着意境的形成必须借助意象的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确，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多指那些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艺术形象，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松、菊、香草、美人，庶几近之-但中国一向对意象的理解却不限于此。那种具有比喻、象征，暗示作用的意象也不是很普遍。只要是熟悉中国诗歌的人都知道，意境的形成不一定要靠比喻，象征和暗示。诸如：“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以上这些最见意境的诗句都不足靠比喻，象征、暗示形成的，把英美意象派所讲的意象硬搬过来套在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上，总显得不那么合身。

    总之，境与象的关系全面而确切的表述应该是：境生干象而超乎象，意象是形成意境的材料，意境是意象组合之后的升华。意象好比细微的水珠，意境则是飘浮于天上的云。云是由水珠聚集而成的，但水珠一旦凝聚为云，则有了云的千姿百态。那飘忽的、变幻的、  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云，它的魅力恰如诗的意境。这恐怕是每一个善于读诗，可以与之谈诗的人都会有的体验。 (选自《学术丈化随笔·诗学篇一一意与境》，有删改)

    近年来，《我们的乡愁》《返乡笔记》《回不去的故乡》等“乡愁”类文章不断出现，其视角也不尽相同。“去农进城”正成为主导性趋势，随着乡村及其所承载的物、景、情的逝去，城市化已经成为裹挟绝大多数“农二代”的巨大势能。而城市自身也在大规模旧城改造扩容中日新月异，“乡愁”不仅发生于某个具体乡村，也是当前这种剧烈城市化过程中原有居民普遍而又自然的反应，失落与无奈相互交织。而在多维乡愁之中更具有传播力和话语权的中产阶级，往往对乡村进行选择性美化与静态孤立处理，删除了生活张力，只留下精致意向和“纯真的替换物”。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是对“三农问题”有所触碰，不如说更是在既有生活方式不减损状态下，对已经或正在消失的事物的怀旧与惆怅；与其说是对现实不合理“城乡关系”展开质疑，不如说是以“乡村”为名、在主流框架内不失优雅优越的修饰与抚慰。这些想象性的解决携带着更加隐蔽的偏好 ， 让真正的“三农”被挤出“乡愁”论述，乡村被抽象为无“人”的风景与新的欲望空间。好在，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城乡来说，不仅有着关于乡村与城市的多元化论述尝试，还存在着进一步迈开双脚，解放双手的“百年乡村建设”实践。而当代乡村建设，更应引导人们“眼光向下、脚步向前”，无论下乡还是返乡，都希望可以在关注“三农”中重新塑造“自我”，为乡愁提供一个积极且建设性的安放之地与发挥空间，并在此过程中让更多参与者改变视角，重新认识充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乡土社会。

    诗国里的革命家喊道“皈返自然”！不过那是偶然的事。偶然在言语里发现一点类似诗的节奏，便说言语就是诗，便要打破诗的音节，要它变得和言语一样——这真是诗的自杀政策了。其实他们要知道自然界的格律，虽然有些像蛛丝马迹，但是依然可以找得出来。不过自然界的格律不圆满的时候多，所以必须艺术来补充它。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最好拿造型艺术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常常称赞美的山水，讲它可以入画。的确中国人认为美的山水，是以像不像中国的山水画做标准的。我在赵瓯北的一首诗里发现了同类的见解。“绝似盆池聚碧孱，嵌空石笋满江湾。化工也爱翻新样，反把真山学假山。”这径直是讲自然在模仿艺术了。

    诗之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莎士比亚的诗剧里往往遇见情绪紧张到万分的时候，便用韵语来描写。歌德作《浮士德》也曾用同类的手段。韩昌黎“得窄韵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这样看来，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

（节选自闻一多《诗的格律》）

游民文化

    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在这种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各安其业。井田制如果被败坏，农民、手工业者或商贾脱离了原来的定居点与相应的职业或劳动对象――土地，这些人便成了游民。但儒家承认社会分工和人们职业的多样化，有事可干就不是游民。而先秦法家只承认耕战的作用，认为只有务农为本，老百姓以其他事情谋生都是“游食”，也就是游民。自武帝而起，历代所实行的都是“外儒内法”，因此把不务农的人们视为游食或游民的看法几乎支配整个封建社会的主导舆论，直到明太祖朱元璋还说：“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到了清代，统治者所理解的“游民”实际上是游民中的腐败分子，他们脱离了正常的劳动，完全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衣食，坑蒙拐骗，欺压百姓，成为危害一方的败类。他们不仅为官方所不容，而且遭到普通平民百姓的厌恶。

    如果不从游民的思想倾向、道德品质，或者生活来源、生活状况（即所谓经济地位）来确定其身份，而是从这些人在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出发，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游民”应该指那些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游民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反社会，缺少执著的理想，没有固定的价值观。这种类型的游民虽然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就存在，但是只有在宋代和宋代以后才大量出现，形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群体。流氓地痞不过是游民中的腐败分子，他们在游民之中也属于少数。另外，由于天灾人祸导致整个家庭或宗族作大规模的迁移而脱离自己土地的农民，是流民而不是游民。

    宋代文化教育相对普及，有文化的人与唐代比大大增加，而社会（特别是官场）对他们的吸纳能力有限，于是一部分具有一般文化的知识分子被抛到游民的队伍之中；元代由于蒙古人掌权，统治集团汉文化水平极低，数度停止科举考试使得更多的文人士大夫堕入游民的队伍。许许多多的文人从事过去为他们所不齿的通俗文学的创作，这是宋代以前所不曾有的文化现象。因为最早的通俗文艺作品是江湖艺人们创作的，所以在早期通俗小说和戏曲中便带有抹不掉的游民生活的痕迹，并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游民对生活和历史的理解。

    宋代和宋代以后的社会风气是崇文抑武，普通的老百姓对于战争武备很陌生（宋以前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时一般农民也都接受作战训练）。因此，走投无路的人们一旦铤而走险，那些具有小市民意识的通俗文学作品便给他们以鼓舞和力量，甚至成为指导他们战斗生涯的百科全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下层社会人们从事武装反抗统治阶级活动时戏剧化、小说化的独特情景。如天地会的组织模仿《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义和团的斗争生活模仿通俗戏曲等等。同时，作品中游民们的冒险生涯与传奇般的经历对于听众或观众来说是引人入胜的审美对象，能引起他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对于生活平庸单调的人们或缺少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更是如此。实际上，通俗文艺作品的发展与繁荣，与游民、游民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