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对于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钱穆先生指出：“读一部中国文化史，正如听一场歌唱，不外一‘和’字。”“和”这一美学范畴包含着浓厚的政治、道德观念，它的内涵既是指艺术的，也是指道德的，是善与美的统一。《论语》中曾先后8次出现“和”的观念，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和无寡”等。《左传》曰：“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立面的多样统一。孔子论“和”，强调用道德来规范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以达到“善”和“美”的统一。“和”与“中”密不可分，“和”是把杂多与对立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中”则是在“和”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态度；“和”偏重事物的调和统一，“中”强调事物所达到的最佳状态。在《论语•先进》中，他评论他的学生说：“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艺术与审美方面，孔子对《关雎》的评价颇高：“《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关雎》在情感把握上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及，这是非常可贵的。在他看来，像《关雎》那样不淫不伤的诗，才是合乎“中和”的诗，这才是合乎孔子所要求的美。“中”“和”本身，即包含着“美”与“善”的统一。孔子在其文质观上也体现出“和”的思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在这里指后天学习所形成的文化素质与修养，“质”指内在的道德品质。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文和质，即形式和内容，如果能和谐统一的话，它就是美的，也是善的。孔子认为，无论是“质胜文”还是“文胜质”，都会产生偏重的效果，破坏和谐之美，外在的礼仪修养与内在的道德品质达到完美的融合，这样的人就是“君子”。理想的美应是文和质二者对立统一，这是“文质彬彬”的境界，也是“尽善尽美”的境界。

    儒家思想认为，善是美的基础、内容和目的，对美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审美和艺术的道德与社会作用。孔子区分了“美”和“善”，又充分肯定了“美”和“善”的统一。好的客体必须符合美善合一的标准，同时审美主体也必须努力达到美善合一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乐”。在儒家主张的中和之美中，“尽善尽美”代表了其最高的审美理想，通过艺术来倡导教化，实现社会和谐，在当今追求个体感官体验美学观念泛滥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讲，“尽善尽美”这一审美标准具有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然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浅谈孔子美学思想之“尽善尽美”》）

假期与新闻

    盼望着，盼望着，中秋来了，“十一”的脚步近了。中国新闻网做了一篇让媒体同行哭笑不得的稿子——《打个赌，国庆期间你一定会看到这“十条新闻”》，作者“突然发现”每年国庆假期的新闻都高度相似，于是“大胆”预测。

    从“高速部分路段拥堵提前×小时，今日×时开堵”到“假期出游人挤人，有关部门提醒注意安全”，从“黄金周游客再现恶习，文明出游任重道远”到“节后综合症来了！教你满血复活”……盘点不可谓不全面，而且确实都是似曾相识的“新闻”。

    要说这是“打赌”，中新网定然稳操胜券，不信等着瞧。不过这个发现也不是秘密，但凡有过几年从业经历的媒体人，都知道这个秘密。新闻是有套路的，很多都有成熟的操作流程。如果有闲心，相当一部分的新闻都是可预测的。

    可预测的新闻还是新闻吗？只要符合真实性原则，当然还是。但这样的新闻总是怪怪的，因为它们是被刻意“发现”的，与人们对“新鲜事”的预期不相符。

    一个老人摔倒了，讹人了，很快各地媒体都会报道老人摔倒的事，讹不讹人都是新闻。讹人的话，开腔讨论“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没讹人的话，那是正能量。是摔倒的老人突然变多了吗？是老年人群体的道德水准突然变化了吗？都不是。只因为“扶不扶老人”成为热门话题，各媒体的记者、编辑便都来蹭流量。中国这么大，发现几个老人摔倒的故事还不容易？这和国内女星去戛纳蹭红毯没有境界高下之分。

    国庆节新闻的可预测性，道理同样如此。世上没有两片长得完全一样的叶子，又岂会有一成不变的国庆假期？不变的或许不是国庆假期，而是媒体发现新闻的眼睛。

    当然，也不能全怪媒体人的职业素养。首先，人人都放假的时候，媒体总要留人值班。他们还不像交警等特殊岗位可以得到人们的点赞，而只能默默奉献，有时连他们经常替其他群体呼吁的加班工资都拿不到。再者，每逢佳节新闻少，除了带着预设的视角去注定会发生新闻的地方守株待兔，真没有太多办法。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媒体可以偷懒，还是因为报道对象配合，毕竟媒体不能改变报道对象的客观属性。高速公路如果不堵了，媒体肯定不会虚构拥堵。游客如果都文明观光了，媒体自然无由开启批判模式。监督者和被监督对象本应是同步进化的。如果被监督对象重复犯一些低级错误，监督者却自己先进化到高级层次那也说不过去。这就好比，村民还食不果腹，大喇叭没办法去宣讲肥胖症的危害。

    因此，到底是媒体的眼光太死板，还是报道对象多年无变化？大家不妨在这个国庆假期多留个心眼。

（节选自《南方都市报》2015-9-29，有删改）

    中华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流传至今的儒家“十三经”中有三部礼学经典，习称“三礼”，一部是《仪礼》，记述周代冠、婚、丧、祭诸礼的仪式；另一部是《周礼》，记载理想国的官制体系；还有一部就是《礼记》，是孔门七十子后学阐发礼义的文集，凡四十九篇，虽以思想隽永、说理宏通见长，但亦不乏细节描述。《礼记》全书主要有语录、条记、议论等形式，内容贴近生活，文字相对浅近。

    今人读《礼记》，至少可以收获礼仪规范。礼在社会生活层面属于行为规范，因而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的特点。《礼记》记载了许多言谈举止方面的细节，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其中不少内容依然可以继承。例如《礼记》提到礼仪场合中的仪容仪态时说，“足容重”，步履要稳重；“手容恭”，拱手要高而端正；“目容端”，目光不可睇视；“口容止”，嘴形静止不妄动；“声容静”，不咳嗽、打喷嚏，哕咳；“头容直”，头部正直，不左右倾斜；“气容肃”，不喘大气；“色容庄”，神色庄重。《礼记》还提及各种礼仪禁忌，如”毋嗷应”，不要用号呼之声回应对方的呼唤；“毋怠荒”，体态要整肃，不可懈怠；“坐毋箕”，坐着，不可将双腿向两侧张开；“暑毋褰裳”，即使是暑天，也不要将裳的下摆向上撩起。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民众必备的知识。

    如何得体地访客、与尊长相处，也是《礼记》多次谈到的内容。《礼记》说：“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拜访他人，即将上堂时，要抬高说话声，旨在使室内的主人知道客人已到，而有所准备。如果房门口有两双鞋，房内的说话声清晰可闻，就可以进去；如果说话声听不到，说明他们的谈论比较私密，此时不可贸然进入。《札记》还说“毋侧听”，就是不要耳朵贴墙偷听别人谈话，这样做很不道德，可见古人把尊重他人隐私作为做人的原则。

    《礼记》还屡屡谈及在尊长身旁陪坐时的注意事项，如：“长者不及，毋傀言”，长者还没有谈及的话题，不要插嘴；“正尔容，听必恭”，听长者说话，要端正容貌，虚心恭听；“毋剿说，毋雷同”，自己发言时，要表达主见，不要总是袭用别人的说法，处处与人雷同。《礼记》还说，在先生身旁陪坐，“先生问焉，终则对”，先生有所询问，要等先生说完后再回话，抢答是失礼的行为。“请业则起，请益则起”，向先生请教学业，或者没听懂，希望先生再说一遍（请益），都要起身，不能坐着，以示尊师重道。

    《礼记》中有许多格言，立意深刻，堪称人生准则，是引领人们修身进德、勉为君子的指南，而又朗朗上口，读之令人眼睛一亮，足以铭之左右，终身拳拳服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内涵最大的概念，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文化”，体系相当庞大，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如果你读过《礼记》，就不会再有疑虑。若逐篇细读，如在纲，

    有条不紊，有助于从源头上把握中国文化体系。

（节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国民族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它诞生于传统中国农业宗法文化土壤之中，它具有照应自然时序、协调家族活动的性质。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节日毕竟脱离了它赖以发生的农业社会土壤，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它历史地位的下降与蜕变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使我们在背靠传统、面向未来中能脚踏实地建设我们的节日。

    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因为近百年的人为阻断，节日习俗本身损毁严重。在“革命”的旗帜下，人们对传统节日有意漠视，对传统节俗进行禁止、改造、抛弃，导致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记忆的缺失，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许多传统节俗，使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传统节日习俗元素的失落，直接造成节日文化传承的困难。在当代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修复有价值的传统节俗刻不容缓。比如春节的社火表演、狮舞龙舞、年画等，都是烘托年节气氛的重要元素。

    民族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民族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它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与农业时代伦理文化的产物，传统节日重视协调天人关系与家庭关系。在工业文明与信息化的时代，传统节日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紧密依赖的时间坐标，人们对传统节日更多地是文化欣赏与精神留恋，享受传统节日是对生活的丰富而不是必需。

    同时新型社会政治节日、外来节日也在不断地分散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面前，传统节日要想生存发展并影响民族的未来，就必须造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主动变革创新，必须对节日内涵与节俗形式进行合理的文化重组与再造，以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树立新的节俗标志象征，是民族节日存续的关键。

    传统节日的公假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将传统节日定为公众假日这在当代社会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处在公共体系之中，这里有一个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协调问题。在传统社会政府假日与社会节日是统一的，人们在统一时间体系之下，因此也就没有时间冲突。现代社会工作时间按照公历进行，传統节日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夏历，节假日不统一。为了让人们享受传统节日，社会应该给大众以休闲的时间，从时间上保证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是特别关键的。人们只要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就会自觉地传承创造节俗活动。

    当代传统节日的复兴是传统发明与文化再生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更新节日传统。从近年来的传统节日复兴实践中看到各大传统节日适应现实的积极变化，如清明节的网上春祀活动、七夕节、重阳节节俗重心的转移，说明了传统节日的积极演化能力。新的节俗传统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从节日复兴变化中看到了民族节日的未来。

（摘编自萧放《全球化语境下的民获节日走向》）

    驿传制度是我国古代以“传命”为主旨，融通信、交通、馆舍三位于一体的命令上传下达机制。驿传制度伴随着国家政治及交通的发展而产生并逐渐发展。到了唐代，驿传制度更为严密和完善。树立起新的制度典范。对唐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全唐诗》中有大量与驿传相关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探析唐代驿传制度的相关内容与特点。

    唐王朝“东西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宽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旧唐书》卷三八）。统治者为了对辽阔的疆域实现有效统治。在中央统一管辖之下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及各级交通组织，与此相适应，形成了较完整的文书驿传网。较之于前代。唐代驿馆的数量有了较大的扩充。韩愈在《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寄》中写道“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轮，府西三百里，候馆同鱼鳞。”用“鱼鳞”来形容唐代驿站的数目繁多，可谓确切而形象。此外，从王周《路次覆盆驿》“曾上青泥蜀道难，架空成路入云寒，如何却向巴东去，三十六盘云外盘”中可以知道，唐代在最为偏远的地区也设置有驿道和驿站，就诗中所提到的驿站驿馆名称而言，我们很容易发现唐代关于水驿、陆驿、水陆兼办驿的驿传设置。例如，韩琮的《题商山店》商山驿是为陆驿；王建的《汴路水驿》提到的是为水驿；而武元衡《题嘉陵驿》写道：“悠悠风施绕山川，山驿空濛雨似烟，路半嘉陵头已白，蜀门西上更青天。”可以看出，嘉陵驿属于水陆兼办驿。

    不少唐代诗人初仕阶段都曾担任县级职官，主持驿传，并留诗以纪。“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言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赵嘏《赠馆驿刘巡官》）诗中看来，驿中生活十分清闲，甚至可谓百无聊赖，。但这只是对于驿长而言，下层驿使的工作与生活却是另一番景象。驿使的职责主要有三：一是迎接使客；二是管理驿厅，安顿食宿；三是传送文书，其中最为艰辛的必是舟车劳苦传送文书。蒋吉的《大庚驿有怀》中，“一囊书重百馀斤，邮吏宁知去计贫”，几字道尽驿使工作之艰辛。

    “驿骑来千里，天书下九衢。因教罢飞檄，便许到皇都。”（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传递文书是驿传最重要的任务。有时，驿使也会传递往来信件。“客思愁阴晚。边书驿骑归”（《边愁》）是崔湜客居他乡凭书传讯的无奈；“乡关若有东流信，遣送扬州近驿桥”（《逢归信偶寄》）是李益对亲人的牵挂和对家乡的思念。除此之外，驿使还会递送一些物品，作为边塞战士与家人沟通的桥梁。

    唐代驿传随国势变化而兴衰。中晚唐邮驿普遍衰落，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大驿站都已荒芜。刘禹锡的《杂曲歌辞，宜城歌》“野水绕空城，行尘起孤驿”，直观地反映出中晚唐驿馆衰败的荒凉景象。

    驿站为文人迁客等提供食宿，驿传大大便利了文化的传播，发展和繁荣，驿传制度的存在丰富了唐诗的发展，也成为唐朝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载体。

（摘编自王云庆，郭熠程《从（全唐诗）看唐代驿传制度》，有删改）

长期以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存在着不同理解。一些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属于大陆文明，中华传统文化以大陆文明为底色，与海洋关系不大。这种观点的形成原因较为多样和复杂，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是一个重要来源。黑格尔就提出东西方拥有不同文明体系的观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大陆文化，是僵化和停滞的；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是进取和创新的，这种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差异。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实际。

中华传统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海洋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陆地和海洋的双重品格，海洋特质是其鲜明的文化特征之一。中国既有广袤的大陆，也有辽阔的海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悠久的海洋文化，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孕育于远古时期，考古学家在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就发现了海蚌壳、海鱼骨等遗存。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与利用逐渐丰富和拓展。秦始皇曾数次东巡，并派徐福率众东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上航行的明确记载。《庄子》《山海经》等大量早期古代经典文献中也都不乏对海洋的描述，特别是刳木为舟、煮海为盐等记载，都是时人利用海洋的真实写照。汉代则有了国人走向远海更为具体的文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扬帆远航，贸易与交流东到日韩，南至东南亚各国。

六朝隋唐时期，对于海洋的探索与开发显著推进。三国时期，造船技术进一步提升，魏国曾在青、兖、幽、冀四州大造海船，当时东吴的造船业最为发达，船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分隔舱技术，即使个别船舱受损进水也不影响航行。据史料记载，孙权曾派遣船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海上远航，远至东南亚等地。唐代不仅陆上疆域广阔，对于海洋的控制和影响也实现了空前拓展。唐代的造船技术更加高超，船体设计、船帆制造以及轮桥起重技术等诸多领城都有新的发明。在与日本等国的海战中，唐朝船队多次取得胜利。唐代开始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这是针对海洋经贸最早的官方常设机构。沿海港口城市也随之快速发展，广州、宁波、泉州等地都有规模很大的港口。《新唐书·地理志》等典籍对于当时海洋贸易、对外交往等的记述更为详尽，记录了从广州出发，经越南、印尼等地绕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西亚的远洋航线及沿线各国风貌。

宋元时期，古代中国的海洋文化发展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宋代特别是南宋高度重视海洋贸易，明确提出了“开洋裕国”的基本国策，建立了更为完备的市舶机构，对海洋贸易采取了宽松开放的政策，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上转至海洋，航海技术进一步提升，海洋文化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

明清两朝是海洋文化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明代前期经由海洋的对外交流达到巅峰，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航路最远抵达非洲，时间跨度长达近30年，是古代航海史上规模空前的壮举。另一方面，明中叶之后，明清两朝不同程度推行过一些“海禁”政策，甚至进一步发展为闭关锁国，阻滞了海洋文化的发展。

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各历史阶段的总体性特征的研判，不难看出其鲜明的海洋特质。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同样也不是一个时期的停顿或波折所能截断的，历史长河在征途中激起的浪花乃至曲折的迂回，并不能改变其奔流入海的大势，明清海洋政策阶段性变化造成的影响也无法抹杀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海洋特性。

同时应当看到，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就文化内涵的诸多构成特质而言，海洋文化特质与其他特质并非相互割裂、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有机共生、同构融合的关系。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等精神内涵不断得到增强。首先，开放包容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开放包容精神的一个生动例证。宋代以来，妈祖信仰不断丰富发展，如今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就文化特征而言，妈祖信仰蕴含的大爱精神正是海洋文化开放包容特征的重要体现。其次，开放包容也是中华海洋文化的基本特质。纵观西方几百年来的海洋史，可以说是一部殖民和掠夺的历史，在海洋贸易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扩张性。但中华海洋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传统。早在两汉时期，中华先民的海洋活动就以各国的相互交流、往来互信为主要内容，体现了开放包容的精神。再次，开拓进取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精神特质。大海波涛汹涌，深广难测，这一自然属性令海洋文化富于开拓冒险精神。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各地区的百姓很早就有搏击风浪、逐海谋生的传统，逐步形成了充满活力、敢拼会赢的社会文化氛围。

（摘编自林大志《浅谈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