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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试题来源:2016年江苏省南京市高考语文三模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下列各题。

    文章出苦心

        寻思是作文的第一步重要工作,思有思路,思路有畅通时也有蔽塞时。大约要思路畅通,须是精力弥满,脑筋清醒,再加上风日清和,窗明几净,临时没有外扰败兴,杂念萦怀。这时候静坐凝思,新意自会像泉水涌现,一新意酿成另一新意,如是辗转生发,写作便成了人生一件最大的乐事。一般“意兴淋漓”的文章大半都是如此做成。提笔作文时最好能选择这种境界。

        不过这是理想,有时这种境界不容易得到,有时虽然条件具备,文思仍然蔽塞。在蔽塞时,我们是否就应放下呢?抽象的理论姑且丢开,只就许多著名的作家的经验来看,苦思也有苦思的收获。唐人有“吟成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传说。李白讥诮杜甫说:“借问近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李长吉的母亲说:“呕心肝乃尔”。佛洛伯有一封信札,写他著书的艰难说:“我今天弄得头昏脑晕,灰心丧气,我做了四个钟头,没有做出一句来,今天整天没有写成一行,虽然涂去了一百行,这工作真难!艺术啊,你是什么恶魔?为什么要这样咀嚼我们的心血?”但是他们的成就未始不是从这种艰苦奋斗中得来。元进山《与张仲杰论文诗》说:“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大家看重“苦心”,于此可见。就我个所能看到的来说,苦心是从不会白费的。思路太畅时,我们信笔直书,少控制,常易流于浮滑;苦思才能拔茧抽丝,鞭辟入里,处处从深一层着想,才能沉着委婉。苦思在当时或许无所得,但在潜意识中,它的工作仍在酝酿,到成熟时可以“一旦霍然贯通”。普遍所谓“灵感”大半都是先经苦思的准备,到了适当的时机便突然涌现。难关可能打通,平路便可驰骋自如。苦思是打破难关的努力,经过一番苦思的训练之后,手腕便逐渐娴熟,思路便不易落平凡。纵遇极难驾驭的情境也可以手挥目送,行所无事。

        大抵文章的畅适境界有两种,有生来即畅适者,有经过艰苦经营而后畅适者。就已成功的作品看,好像都很平易,其实这中间分别很大。入手即平易者难免浮浅,由困难获得平易者大半深刻耐人寻味。这是铅锡与百炼精钢的分别,也是袁简斋与陶渊明的分别。王介甫所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是文章的胜境。

    (1)写文章要达到“思路畅达”的境界,需具备哪些条件?

    【答案】
    (2)文中说“苦思也有苦思的收获”,根据文中意思,所谈到的“收获”有三点。请分别指出作者从什么角度谈?各点“收获”的内容分别又是什么?

    【答案】
    (3)“不易落平凡”和“好像都很平易”,“平凡”和“平易”在文中有什么不同含义。

    【答案】
    【考点】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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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大写意的困境与突围

    林木

        大写意的困境与突围林木目前中国画界有个悖论让人十分好奇。一方面,对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的倡导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写意画早已陷入困境。

        20世纪以来对中国画的历次批判,其实矛头主要是冲着中国画中的写意画去的。不论康有为、鲁迅还是徐悲鸿们,批评的都是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鲁迅曾说:“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划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竟尚高简,变成空虚。”而对工笔画不仅没有批评,评价还很高。

        正因为写意画目前的窘境,所以倡导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的呼声不绝于耳。尤其是一些强势人物对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画的倡导,更使这个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画坛的一个焦点现象。

        写意画的窘境其实是与对写意画的认识直接相关的。如写意画就是“写”,而“写”就是“以书入画”,“以书入画”就是以书法线条入画,尤其是以行草书入画。不仅当以如此线条入画,还当以水墨为之。这样,大写意画语言的套路就定型了:急速的行草书法中锋式线条加水墨入画,这是写意画的笔墨套路。写意尤其是大写意当然还不能画得太实,必须简。岂不闻“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么?八大山人已是榜样之榜样,你还敢画实画繁么?于是简笔造型是又一套路,一些大写意画家画得儿童画一般,技巧全无。写意画还有题材套路,其中又以传统文人画之“四君子”梅兰竹菊为千年不易之“母题”。就算是龙虾珍贵。天天吃顿顿吃也会吃倒味!今天的水墨大写意就好像是我们国画界的“龙虾”!

        画界吃腻了“龙虾”时,当代工笔画横空出世:你用急速的行草用笔,我用严正的楷书用笔;你儿童似的简笔造型,我则严谨的写生写实;你天天画千年不变的传统母题,我画天天看到的丰富无比的现实生活;你用单纯至极的水墨,我用千变万化的色彩;你总是老气横秋的古典意趣,我幅幅生气勃勃的现代情感……倡导写意画的人总把写意或大写意当成中国画的本质,所以他们的倡导总是义正词严。对中国绘画来说,通过主观表达的需要主观化地改造对象以应表达的“意象”才是中国绘画体系的核心。这样,宫廷表达的富贵意象成为院体画工笔画,宗教表达的神圣意象成为宗教画,民间表达的吉祥意象成为民间画,文人表达的超然意象成为文人画……各路数的传统绘画中还可再分一些绘画类型,如此看来,把大写意标榜为中国绘画的核心绘画,把大写意精神标榜为中国绘画核心精神,既不合情理,亦不合史实。“写意”之前中国就没有艺术精神?

        然而当代画坛仍有不少突破常格以写意或大写意名世的优秀画家。笔者在贾浩义的画册中还能看到他早年用过、今天还在流行甚至倡导的水墨大写意人物画,形很准,笔墨也很好,但如果没有对中国意象本质的哲理探索、对写意内在精神的深入把握、对写意语言的自由转换,一如今天画坛绝大多数写意画家那样,能有今天风格独特而备受称赞的老甲吗?

    (选自2015年8月9日《中国文化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5.83亿人,过去5年,手游用户数从9000万增长至5.54亿,而青少年成为游戏主力用户之一。

        广东一所高校有学者进行了一项针对518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青少年中,大受欢迎的网游以暴力题材为主。玩家对暴力网游接触量越大,则越倾向于认为世界是丑恶的、他人是不值得信任的,同时对暴力的赞同度也越高,倾向于采取暴力行为解决矛盾冲突。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受成瘾性电子游戏影响的群体呈现出低龄化、边缘化两大特征。

        低龄化——00后甚至05后被称为"数字化原住民",一些经营者在设计、运营成瘾性电子游戏时倾向于针对低龄群体。江苏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副会长孙紫阳说,业余玩家尤其是低龄玩家往往比专业选手更容易对游戏成瘾,因为缺乏辨别力,游戏的设计能持续给他们以精神刺激,获得巨大快感。

        边缘化——成瘾的青少年存在一些共性,如现实世界社交面窄、少有其他获取娱乐的途径等。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精神科主任医师陈振宇介绍,临床发现游戏上瘾的孩子社交能力差,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存在感,一定程度上这是农村、县域留守儿童成为重灾群体的原因。

        成瘾性电子游戏对青少年的巨大杀伤力有两大主因,一是复合成瘾难以断根,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持续的负面影响;二是游戏构建的虚拟世界,以粗暴甚至错误的规则冲击误导了未成年人三观,埋下严重社会隐患。

    (摘编自《低龄化边缘化:成瘾性电子游戏正摧毁我们的新生代》2018年6月6日 新华网)

    材料二:

        从6月19日开始,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并且通知世界各国将这个病症纳入医疗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把“游戏障碍”正式列入“精神与行为障碍”,其典型症状是:无法控制地玩游戏、越来越经常将电子游戏置于其他生活兴趣之前,即使有负面后果也持续或增加游戏时间。

        要认定为游戏成瘾,需要满足下列条件:首先要表现出对游戏的自控力不足,其次是将游戏的优先级放在其他兴趣与日常活动之前,就算有身体或精神上的负面情况也要继续玩游戏甚至增加游戏时间,然后病患因为游戏已造成家庭、社会、工作等方面重大损害,最后需要至少十二个月才能确诊。

        WHO称,对于游戏是否成瘾,相关行为要持续至少12个月才能确诊,如果症状严重,观察期也可缩短。部分国家此前已承认游戏成瘾是重大的公共卫生议题,许多国家都有治疗游戏成瘾的戒瘾机构。

    (摘编自环球网科技 2018年6月19日)

    材料三:

        如今好玩的网络游戏多如牛毛,少数青少年游戏成瘾,精神颓萎、身体羸弱、学业荒废,甚至诱发盗窃、暴力等行为。因而,如何防止游戏参与者从“着迷”走向“沉迷”,是亟待破解的公共卫生课题。

        正如工厂不能只顾盈利而肆意排污,游戏开发运营商有责任规制游戏的“副作用”,不能一切向钱看。日前,不少游戏开发商采用实名认证等措施,推出防沉迷系统;有的游戏公司还上线“数字契约”功能,引导家长和孩子订立使用契约……这些主动作为,展现出建构行业伦理的积极态度。业界也逐步认识到,应当努力从“娱乐游戏”向有益于技能成长的“功能游戏”转型。可以说,积极承担责任,主动转型升级,游戏行业才能摆脱困境,实现健康发展。

        然而,市场如马,脱缰则野。近年来,有的游戏平台实名认证形同虚设,各类破解防沉迷系统的手段频出,还有一些网络游戏传播低俗色情、渲染凶杀暴力,甚至扭曲历史、传播不良观念……这些顽疾,仅靠市场自我调节,显然难以消除。治理游戏市场乱象,必须善用法律与制度。除了事后下线封禁涉黄涉暴的网络游戏,能否加强源头评估与管控,将可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拒之网外”?可否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用户,建立游戏分级制度?强化监管、创新手段,既是引导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共建清朗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不少研究表明,青少年走上网游成瘾之路,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有的家庭亲情冷漠或过度约束,激起“青春叛逆”,无形中将孩子推向网络游戏;有的家长自己就是“游戏迷”,为孩子树立起反面榜样。有的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游戏上瘾,要么粗暴地拔掉电源、没收终端,要么简单地将孩子送到“网瘾戒除学校”。事实证明,类似做法效果十分有限。与其一味苛责、视游戏为洪水猛兽,不如一点一滴改善家庭教育,通过增亲子之情、添假日之乐、促健康之趣,在潜移默化中为孩子培养多元爱好,提升自控能力。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上台阶的过程,当他们眼界更开阔、生活更丰富,游戏的吸引力也自然会减弱。

        数字时代为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也潜藏着风险和挑战。面向未来,进一步增强“反成瘾”的自觉、共同维护“数字健康”,我们才能更好地拥抱数字生活、追求美好生活。

    (摘编自姜赟《美好生活需要“数字健康”》2018年06月20日人民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史料出发。与传统儒家哲学研究有所不同,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过去研究儒家哲学,史料范围一般是《周易》经传、四书系统以及历代哲学家文集等。研究儒家生态哲学。史料范围必须扩展到《尚书》《春秋》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周礼》《仪礼》《札记》、二十四史等。两汉时期除董仲舒、王充外还需扩展到郑玄经学,何休《春秋》公羊学、《白虎通》等。对于宋明时期哲学家如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黄宗羲、戴震、王夫之等,则须从生态的视角作出新的理解。例如,朱熹的“豁然贯通”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神秘主义直觉,但是现在放在生态视角下去理解,它就是对人与自然、物理与人心的联系性的领悟。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哲学受西方哲学范式的制约,后者对中国哲学具有“预言”性,即采用哪种西方哲学作为方法论,哪种西方哲学的结论就会在中国哲学中得到“发现”。采用生态范式的研究如何避免这种现象,使得儒家生态哲学具有“中国”特点,与当代西方生态哲学开展深度对话,成为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难题。为此,须采取“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视界移置融合的诠释法”两种新方法。

        “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的目标是显示概念、命题或思想在原语境状态下的意义,从而回归到儒家哲学本身,即从根源出发,确立儒家生态哲学的话语体系。这种方法要求尽量摆脱各种方法论框架的影响。以呈现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凸显儒家生态哲学的特点,为建立生态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中国哲学研究大体是笛卡尔以后主客对立的思维框架。生态哲学研究应把材料置于固有的语境之下进行理解。以朱熹生态哲学为例来说,可采用这样的步骤逐步还原其原貌:由哲学至理学(狭义的)、由理学至道学(包括心学)、由道学至经学、由经学至儒学,这样可以不失其特点地展示诸子哲学的内容。前述“豁然贯通”就是语境还原的结论。

        诠释学在西方一直存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其进行了新的发展。伽达默尔继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认为“理解”也是“对话”,是理解者和被理解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真理即产生于这一融合过程。诠释学对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是“视界的移置融合”。古人有生态体会,但其关注的重心或者说他们的“视界”并不一定就在生态。孟子以牛山之木容易被毁来说明人心善性培养的不易,他的“视界”在性善论。可是,他借用的例子表明他对于林木的生态性生长也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视界”离开性善论,而注视于生态论,从而发现孟子的生态思想。这便是视界的移置融合。

    (摘编自乔清举《儒家生态学的史料与研究方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秩序的一种原初想象,“天下主义”是以“天下”理念为核心,由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的世界秩序、价值规范与理想人格构成的思想体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战略的自觉自信体现的正是“天下主义”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的自信。《道德经》有云:“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天下”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尺度,是一个最宏大、最完备的分析单位,具有最广阔的容纳力。面对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多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文化视域限于国家、民族内部,虽然也有关于世界的思考,比如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等,但其思考方式是“以国家观世界”,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和尺度不同。中国文化的“天下”蕴含了“天下无外”的理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内部是平等共存的;中国文化依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路,从“身-家-国”逻辑同构的角度,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与西方文化相较,“天下”的世界观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的自信。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伦理型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重视家庭生活,整个社会关系是依照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的。“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把“自我”和“他者”看成一体共生的关系。“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家,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共同体的善与个体的善是统一的。

        文化自信最终体现为一种人格自信。无论是“以天下观天下”的世界观,还是“以天下为一家”的价值观,最终都沉淀为个体的精神品格。中国文化倡导和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这是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君子”是一个自主自足的动态形象,通过“身-家-国-天下”的逐渐扩充延展,人格不断超越并完善。“君子”奉行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君子”在行为模式上追求理欲平衡、天人合一、忠恕包容。以“中庸之道”来解决当今的文化冲突问题,相较于西方适者生存的斗争模式更具高明之处。“中庸”不仅仅是“求同存异”地承认诸多文化存在的正当性,而且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共建一个互动互补的世界。

        总之,“天下主义”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野去构筑文明之路,增强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旨在创建一个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张丽娟《“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是一条重要途径,有助于克服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中容易出现的形式化倾向。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儒家致力于以仁为核心、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构建。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经过不断的中国化,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性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中国佛教文化强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既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根本追求,也为其今天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核价值观相契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

        儒、佛、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三家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长期以来,无论民间的济贫活动还是政府减贫干预,大都承载特定价值诉求或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与转型,既是各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还是福利思想史的现实形态。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兴起,贫困研究与减贫干预转向科学化的模式,并带来反贫困特定维度上的效率与进步。然而技术化的贫困干预始终无法回避政治权力的制约。贫困治理的最优解依然只存在于理想情景,因而,有必要打破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藩篱,尝试在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之间建构互动空间,突破实证研究“经验——理论”科学环的束缚,探索将政策及政策实践融入研究流程的路径。

    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诸多发展和变化,贫困的发生情境、反贫困行动的背景以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扶贫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前提与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乃至全球减贫事业发展的全新机遇,也是扶贫领域包括中国脱贫攻坚学术研究反思与革新的良好契机。2018 年中国提出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关联,从“短板”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

    脱贫攻坚的实践在不断取得减贫成效的同时,也为反贫困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基于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以及深入实践,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延伸和拓展了扶贫思想,主要体现在贫困识别与瞄准技术方面、反贫困与贫困治理议题以及反贫困理念等方面。已有的研究不仅充分解释了何以“瞄不准”,何以偏离目标,同样也为政策瞄准提供了诸多用以改进的机制和对策建议。针对政策执行情境的约束,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驻村帮扶”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可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些治理机制的缺陷。

    中国扶贫开发理论创新进入了新的历史高度,其关键在于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推进了脱贫攻坚实践,影响了贫困发生和反贫困实践的诸多结构性要素,从而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诸多可借鉴的模式。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三个层面。此外,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不仅需要好的经验和素材,同样需要好的讲述与呈现,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在脱贫攻坚的中国话语与反贫困的全球议题之间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迈向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命题。

    (摘编自黄承伟等《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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