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雅玛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探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这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军事始终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强化军事史研究，对于推动整个历史研究，深化人们对历史现象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就中国范围而言，军事往往是历史演进的最直观表现形态。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某种意义上便是一部军事活动史，抽掉了军事内容，就谈不上有完整意义的中国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军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成为历史嬗变的指针。具体地说，最先进的生产力往往发源于军事领域，军事技术的进步在科技上呈现引导性的意义。《国语·齐语》记载的“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就表明军事技术的发展程度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最高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秦汉以降，军事技术的标尺地位仍没有丝毫改变，所有军事装备都是该历史时期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都起着带动其他生产领域工艺技术水平进步的重要作用。

    历史上中央集权，首先是对军权的集中，这从“虎符发兵制”“杯酒释兵权”，到朱元璋以“五军都督府”代替“大都督府”，清代设置“军机处”等制度的设置和行政措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国家的法律制度与规章，也往往是在军队中首先推行，然后逐渐向社会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先行者，军事在国家政治发展中起着引导的作用。至于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也几乎无一例外以军事为改革中的主要内容，如商鞅变法中“尚首功”的措施等，更是完全以军事为中心的全面改革运动。

    就世界范围而言，军事史作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可怀疑的。西方早期的历史著作大都是军事史著作。与此相对应，军事史在历史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都拥有较高的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国军事学术思想，用比较规范与传统的概念来表述，就是中国古代兵学。所谓“兵学”，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探讨战争基本问题、阐述战争指导原则与一般方法、总结国防与军队建设普遍规律及其主要手段的思想学说。它起源、萌芽于夏商周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充实提高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发展于两宋迄明清时期，直至晚清让位于近代军事学。

    概括而言，中国古代兵学主要包括历史上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所反映的战争观念、治军原则、战略原理、作战指导等内容，其主要文字载体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书、其它文献典籍中的论兵之作以及唐到清朝诸多文集中有关军事的论述、“汉中对”“隆中对”等由史籍所记载的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军事言行等，它们共同构筑起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瑰丽宝库。

（选自黄朴民《军事历史与兵学文化》，有删节）

材料一：

    “等离子体中心电子温度达到1亿摄氏度。”短短一句话让网友兴奋了。11月12日，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发布消息，EAST核聚变装置在2018年实验中又有突破。

    被寄予最大希望的核聚变实验方案叫“托卡马克”——用超强的磁场约束高温的核燃料。EAST又称东方超环，是中国研制的世界第一个非圆截面全超导托卡马克。它使用超导体，以最小的能耗获取最强的磁场。EAST近年来一直走在国际竞争最前列，在高性能、稳态、长脉冲等离子体研究方面成绩傲人。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万宝年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次大家关注的‘1亿度’，是电子温度。媒体喜欢简化成‘等离子体温度1亿度’。”

    “EAST就好比一个炉子，”万宝年说，“炉子越大，越容易提升核心温度。EAST比较小，实现电子温度1亿度比较难；将来ITER（国际热核聚变反应堆）用同样的办法实现2亿度，就容易多了。”

    万宝年说“实验在8月份就已经完成，但当时没有立即发布，因为确保数据准确需要重新校核所有的测量设备和大量计算。”

    “得到实验结果时，我并没有太激动，因为这是预料之中的。”万宝年说，“这次的实验是我们长期计划中一个点上的阶段性成果。”相关研究成果是10月下旬在印度举办的第27届国际聚变能大会上公布的，国际同行给予高度评价。11月12日消息在国内发布后被广为转发。

（摘编自高博《电子温度1亿度，中国人造太阳“内力惊人”》，《科技日报》2018年11月14日）

材料二：

人造太阳指的是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试验装置。中国的人造太阳又称为“东方超环”。中国的人造太阳在全球首次实现了稳定的101.2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这是热核聚变试验堆的一个里程碑。

    人造太阳是清洁能源的代表，与现有的核能（核电站）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利用核聚变，后者是利用原子核裂变反应的能量来发电或作为动力驱动，如核动力航母等。

    但是，核电站的核能存在核废料的处理、核辐射、核燃料铀的开采和提料难等问题，安全问题更是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与之相比，人造太阳的安全问题可以控制，而且聚变产物没有放射性。聚变燃料的保存运输、聚变电站的运行都比较安全。聚变原料取之不尽，其主要燃料就是海水中的氘和氚。一升海水提取的氘能产生的聚变能源相当于300升汽油。

    要想让人造太阳的产能和供能成为现实，必须有几个条件。一是1亿度以上的高温，二是长时间约束在有限的空间中，三是有足够高的密度。在高密度条件下，当等离子体温度达到1亿度以上，可使数目可观的粒子具有足够动能克服原子核之间的斥力而实现核聚变反应，从而产生可观的聚变能。

（摘编自张田勘《中国“人造太阳”实现1亿度运行，意味着什么》，《新京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三：

    为推进可控核聚变研究，各国联合推动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近日在科技部举办的中国加入ITER计划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科学家就“核聚变是能源的美好未来吗”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从一种原子核变为另外一种原子核往往伴随着能量的释放。核聚变能是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结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时释放的能量，聚变的主要燃料是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太阳的中心温度极高，气压达到3000多亿个大气压，在这样的高温高压条件下，氢原子的两个“同胞兄弟”——氘和氚聚变成氦原子核，并放出大量能量。

    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说，实现受控热核聚变反应至少要满足两个苛刻条件。第一，极高的温度。氘核与氚核间发生聚变反应时，温度须达到5000万摄氏度以上。这种在极高温度下才能发生的聚变核反应也称热核反应。第二，充分的约束。即将高温等离子体维持相对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充分地发生聚变反应，释放出足够多的能量。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和改进磁场的形态和性质，从而能够实现长时间的等离子体的稳定约束，并解决等离子体的加热方法和手段，达到聚变所要求的温度。此外，在此基础上，解决维持运转所耗费的能量大于输出能量的问题。

2017年7月，EAST装置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5000万摄氏度等离子体持续放电101.2秒的高约束运行，创造了核聚变的世界纪录。

    罗德隆说，我国积极参与、推动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参与ITER项目10年，中国核聚变技术能力与管理水平大踏步前进发展。如今，我国在核聚变领域处于与国际同等甚至某些方面领先的地位。

（摘编自喻思南《走近“颠覆性技术”：核聚变是终极能源吗》，《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6日）

    道德情感是个人道德意识的构成因素，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的道德关系和自己或他人的道德行为等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等心理体验。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中国智慧式的大智慧——“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苏长和

    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②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③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④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合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⑤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⑥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该）

网络文学经过20余年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作者和读者，催生了丰富的文学类型。但随之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視的问题。

在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类型小说做出了重大贡献：制造了大众文化热点，开创了付费阅读机制，探索了粉丝经济模式，打造了文学文化产业链，培育了创意产业新业态。尤其是在网络文学市场化初期，类型小说因题材鲜活，想象丰富，定位精准，点击率一路飙升，借助数字化新媒体技术优势为网络文学崛起赚到“第一桶金”。但唯点击量是求的量化标准也产生了一些弊端。文学网站根据市场原则“锁定目标人群”“精准配制作品”，虽然使一些市场关注度高的类型脱颍而出，但也使一些小众类型很难突破重围。长此以往，不仅会损害网络文学题材多样性和内容丰富性，而且会挫仿作者创新精神和艺术个性。此外，每日大量文字的更新压力，使一些网络作家不惜在作品中“注水”，导致作品结构松散，语言浅白，思想贫乏。与此同时，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也在损害网络文学声誉。应当说，网络文学在“数量”上已制造诸多传奇，但在质量上还有待提高，以保证持续发展。尽快步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新阶段，这不仅是读者和市场对网络文学的新期待，也是网络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当今只有“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才能突破创作瓶颈，提高创作质量，贡献更多精品。为此，不少有识之士呼吁网络作家跳出“玄幻魔圈”和“修真密室”，走向现实题材的广阔天地，到轰轰烈烈的现实生活中去创造精品、攀登高峰。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现实题材创作呈风生水起之势。这固然与政策引领、作协倡导以及网站策划等因素有关，更是网络文学自身发展与变革的必然结果。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一再为网络文学走出类型化困境起到破冰船与开山斧的作用。为突破陈陈相因、套路连连的因局，大批成熟网络作家放下得心应手的类型化书写，移师现实题材领域，改进艺术创作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从创作方法上进行战略性调整。在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创作者不仅能够体会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式的创作自由，而且更容易进入激情飞扬、灵感四射的创作状态，这使网络文学总体艺术水准明显提升，思想内涵不断深化。对网络文学来说，积极投身现实题材创作是突破发展瓶颈的有益探索，是顺应时变、守正创新的必然选择。

伟大作品离不开作家对其时代的深刻体察和忠实记录。马克思称赞巴尔扎克“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他创作出“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毛泽东同志称《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习近平同志认为，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说到底，只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才是文艺创新最根本、最关健、最牢靠的办法。对于遭遇类型化困境的网络文学来说，走出幻想天地，阅尽现实世界，理应是突破创作瓶颈的最佳路径。

（摘编自陈定家《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一从网络文学创作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