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艺术的虚拟性

    虚拟性，是中国戏曲艺术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是戏曲艺术程式化、体系化表现手法的精髓和灵魂。虚拟性作为戏曲艺术的核心成因，是在戏曲艺术长期发展中，遵循戏曲艺术的基本规律，经过戏剧艺术家对生活的精准提炼，一代代戏曲演员探索、创造和积累而成的。

    中国戏曲特别重视叙事文学时空变换的自由，总是致力于打破舞台对时空变换的限制。所谓虚拟性，就是不受舞台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利用演员描摹客观景物形象的细致动作和虚拟化表演，表现和制造特定的环境、事件、动作和情节，将观众引入特定的戏剧情境。例如，在根本没有马匹的舞台上，演员手执一根马鞭，通过不同的挥鞭动作，就可以虚拟出上马、飞马、下马等意境。观众能接受和承认这种虚拟性表演方式，与我们古代文学创作中使用“比兴”手法有关。戏曲虚拟性表演与创作诗歌的“比兴”手法和绘画的写意手法如出一辙，体现着东方艺术在美学上的独到见解。

    戏曲的虚拟性有其显著的特性。假设性是其突出特性之一。无论是对环境、事件，还是对人物的虚拟，在演员的主观意识中，所要虚拟的对象必须客观存在，并被假定为在舞台上可以客观存在。这样演员才有可能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通过虚拟、夸张和想象，使生活真实得以艺术再现。如《白蛇传》“游湖借伞”一折中，演员把艄公活动的舞台部分合理假定为游船，待许仙一步跨到“船上”，“船上”的人立刻左右起伏，虚拟出游船左右晃动的戏剧情境。如果追求实景效果和实际效应，很多事情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和空间中就难以实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真实性是戏曲艺术的理论基础，是戏曲艺术虚拟性的本质要求，一切虚拟必须源于生活实践，是生活的提炼，否则，虚拟的对象就成了无本之木，无米之炊，无法引领虚拟表演的欣赏对象，走进特定也即假定的戏剧情境。

    在既有限又开放的戏曲舞台上，戏曲艺术的虚拟性和真实性是辩证的统一。真实性是基础，虚拟性是辅助，生活是实，艺术是虚，艺术创造的过程是以实生虚，又以虚来表现实的过程，没有生活的真实，就没有艺术的虚拟，没有艺术的虚拟，就体现不出舞台上生活的真实。真实性是虚拟性赖以生存的源泉和土壤，虚拟性是真实性艺术再现的形式和手段，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戏曲的虚拟性，是由剧作家、导演和演员创造和表现的，但却离不开观众的参与，是在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观众的互动中完成的。这种互动，包括观众对虚拟时空、虚拟环境、虚拟动作的认知，也包括对虚拟人物感情世界的认识，进而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强烈的共鸣。演员逼真的虚拟，可以将静坐的观众引入或山川江海，或军营山寨，或行舟乘轿，或举杯相庆之中。如果没有观众参与互动，没有观众的理解和共鸣，再美的虚拟也只能是孤芳自赏。

（摘自2015年2月10 日《光明网》，有改动）

    防空识别区是一国根据自己的空中防御需要划定的一个空中预警范围。通常情况下，以该国的战略预警机和预警雷达所能覆盖的最远端作为“防空识别区”的界限，可以从领海基线向外延伸几十至数百海里不等，它比领空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要大得多，根本不属于国际法中的主权范畴。一般来说，设置“防空识别区”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国籍不明的飞机侵犯主权国领空，提示或警告进入“防空识别区”的他国军机不要误入或闯入主权国领空。防空识别区是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安全而设立的，完全是一国的单方面行为。

    对于进入防空识别区的航空目标。国际上有通行的处置原则。一旦发现对方目标进入防空识别区，设立防空识别区的一方识别目标后，在实施G波道广播的同时，向军事最高当局通报情况，并加强雷达监控，同时立即提高防空导弹的警戒，命令空中待战的飞机前往这一区域，或者令地面战斗机做好拦截准备。通过对目标航向、机型、速度、姿态和以往情报的进一步掌握，判断目标有无敌意。对于有无敌意的判断，通常把握三条原则。一是目标在防空识别区内停留时间长短，如果较短，并依照指令行动，即可以认为“误入”或者“无害通过”，不采取武力措施。二是如果停留时间过长，不听从全球通用G波道广播劝告，目标继续沿防空识别区外沿飞行，且飞行速度没有变化，无意进入对方领空时，一般采用跟踪飞行的方法进行监视；如果对方飞机续航时间过长，通常采用轮换监视飞机批次的方式保持持续监视。三是目标不听从劝告，且航行方向直指对方领空，从机型、姿态、航线等能够判明敌意，即可在目标进入领空时按最高当局指令采取攻击手段自1950年美国最早建立空中识别区以来，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德国、缅甸、土耳其、泰国、中国台湾地区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相应地建立了海上空中识别区。尽管各国和地区关于防空识别区的范围、作为限制对象的航空器的种类、目的等内容不尽相同，但防空识别区自20世纪50年代出现以来， 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默认， 成为国际法所默认的事实存在。

    与其他建立了防空识别区的国家相比，日本防空识别区的划定范围可以用“霸道”一词来形容。日本防空识别区是一个巨大的正五边形，其最西部距离中国大陆东海海岸线仅130公里，最南部与中国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呈重叠状态，西北部更是过分到距离俄罗斯海岸不足50公里。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向国民制造“受威胁”的假象。其每年4次公布针对“可能侵犯领空”外国战机的紧急出动次数，最近两年一直宣称针对中国飞机的紧急出动次数在急升。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中国海军运8电子侦察机尚在东海中线以西飞行，日本就已出动战斗机进行近距离跟踪拍摄，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P-3C反潜巡逻机则在中线以西的中国东海油气田上空大摇大摆地盘旋着。

    2013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覆盖大部分东海海域，要求在区域内航行的航空器向中国通报飞行计划，对不配合识别或拒不服从指令的航空器，中国武装力量“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将目标击落或者迫降。

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陈雍君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一石激越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却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幸福悖论”的道德反思

    “幸福悖论”，指幸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也即通常所说的更多财富没有带来更大幸福。随着能源危机、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趋严峻，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幸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开展了幸福指数的相关调查研究。

    l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著名论文——《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这一论点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也称“幸福悖论”“幸福——收入之谜”。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加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作为社会福利衡量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能将一些看不见的，但又非常重要的东西纳入衡量之列，如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而这恰恰被许多人当作生活的最终目标。

    “幸福悖论”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切实的经验依据。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增加幸福的主要方式。首先，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消费的物品；其次，更多的财富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的权力，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或不消费某些商品，因此，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金钱和财富成为幸福的代名词。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感应该增强，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人们收入较少，处于贫穷阶段时，收入的增加、财富的增长无疑是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影响因子。但是，物质丰裕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和价值。幸福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精神上的追求就显得愈益迫切。如果人们依然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人类的精神和道德发展自然就被放逐而沦亡。有学者认为“当今社会虽然变富了，可是没有更快乐，就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人生真谛，正在做钱的奴隶而变得痛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把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锁定在物质财富的增加上，其实就是把钱当作唯一的目标，无疑起了不好的作用”。

    “幸福悖论”并不是真正的逻辑悖论，其之所以作为悖论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恰恰体现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统一性，同时也提示我们，人类对幸福的认知仍处于启蒙阶段。

（选自《求实》，有删改）

中国人的吉祥文化

    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吉祥文化是一条重要的支流。它凝结着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趣味与宗教情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的核心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凡是人们认为好的东西，都会表现在吉祥文化之中，构成吉祥文化永恒的主题。

    一进腊月，中国各地春节市场上民间的剪纸生意就异常地红火起来。在铺天盖地的剪纸作品中，吉祥和祝福图案的最多，四个柿子寓意“事事如意”，花瓶里插枝牡丹意味“平安富贵”，莲花上的两条鱼是祝福“年年有余”。除了剪纸，还有窗花、年画、红春联、红灯笼、红鞭炮等，到处一片红火，把年烘托得热热闹闹。

    有人粗略地统计过，我国有201个吉祥用字、吉祥符号，图案有几百种，还不包含那些从一种符号中衍生出来的。吉祥，按照字面的解释，就是“吉利”与“祥和”。所谓“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说文》中说，“吉，善也”；“祥，福也”。吉祥就是好兆头，就是凡事顺心、如意、美满。

    中国最早的吉祥物典型代表是“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这四者千百年来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恒定认同的吉祥物。麟指麒麟，称为仁兽。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凤指凤凰，为百鸟之王。麟、凤、龙，都是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复合构思所创造的虚拟动物。如龙，《尔雅·翼》中讲其“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颈似蛇，腹似蚕，麟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而象征尊贵、安闲、长寿的龟也是备受人们推崇的灵异之物。

    被人们赋予吉祥意义的动物还有很多。如羊，儒雅温和，温柔多情，自古便深受人们喜爱。甲骨文中的“美”字，即呈头顶大角之羊形，是美好的象征。猴是自然界中最接近人类的动物，人类对猴子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还因为猴与“侯”同音，猴便成了象征升迁的吉祥物。以动物表示吉祥，可单体也可复合。如龟称“万年”，鹤称“千代”，龟鹤合一就构成了一幅龟鹤齐龄，象征延寿吉祥的图案。

    被人们赋予吉祥意义的植物，有花草，有树木，有果实。如“岁寒三友”“天地长春”。前者大都用梅、竹、松来表示，后者则多数用天竹、南瓜、长春花来寓意。还有槐象征长寿，石榴象征多子多福，橘象征大吉，佛手象征幸福，芙蓉象征荣华富贵等等。

    吉祥文化早已深入到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老百姓的春种夏收、娶妻生子、祝寿延年、开市营业、科考应试、提拔晋职、乔迁新居等与人生有关的大事都包含有吉祥文化。近年，它还广泛地存在于国家层面的活动、仪式上。中国社会这种浓厚的吉祥观，可谓是鲜明的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毫无疑问，吉祥意识、吉祥文化已深深地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以至于有凡物皆可为吉祥的特点。这么说当然有点绝对，但是中国的吉祥物、吉祥符号之多，大概没有其他国家可比的。

    “文儒”型知识阶层的发展历史大致经历了从思想观念的初步成熟到现实文人阶层的大量涌现，再到文士个性的分化流变等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各具风采的典型土人，其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深刻体现出“文儒”发展的嬗变轨迹，并展示了不同的时代文化风采。

    南北朝后期是“文儒”思想观念初步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与当时南北方的统治者重视文化建设密不可分，其文化上的争锋实际隐含了争夺文化主导权的意味。此时的“文儒”还未形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知识阶层，但在思想观念意义上已渐趋成熟。他们不仅深刻参与到当时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建设中，而且在继承前代文学传统基础上，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文人个性。

    盛唐时期是“文儒”型知识阶层从思想观念走向现实化的时期，大量“文儒”型士人不断涌现，以张说、苏颋为代表的“燕许大手笔”式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人物，作为时代文化心念的典型表现，深刻影响着当时著名文人的创作和思想。李白、王维、杜甫等都是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无不受“文儒”型知识阶层的影响而具有其心态特征。苏颋之于李白“广之以学”的建议、张九龄对王维政治生涯与诗歌创作的影响都是如此，杜甫作为饱受儒学思想濡染的诗人，更是对“文儒”非常崇拜，其献三大礼赋的行为透露出的正是希望效法“文儒”而参与制礼作乐的政治期待。

    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百代之中”的中唐，就“文儒”的发展演变而言也是关键时期。韩愈等人对儒学的大力提倡，发掘出道德性理之义，彻底扭转了汉代以来以注疏治儒学的方向，对宋儒乃至明清的儒学思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汉宋儒学的嬗交强化了“文儒”文化影响的普遍性，重塑了我国宋代以后文人的文化身份和思想观念。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宋代文人兼具政治主体、学术主体和文学主体的三位一体。不过，个体文士作为“文儒”，虽然总体上是“三位一体”，却也各有不同侧重。如王安石之政治功利、苏轼之风流潇洒与-程之儒者敦厚，正说明“文儒”到此时已成分化之势，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综合形态，很难以一种简单的特征来概括。

    明清时期的“文儒”型知识阶层大致延续两宋模式，分成在朝为官的政治型、修身治学的思想型和潇洒为文的文艺型三大群体。在遭逢时代变迁与政治浮沉的特殊背景下，他们会适当调适思想心态，寻求自我精神的安顿之所。

    在“文儒”身上，那些优秀而坚毅的土人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充分彰显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滋养了一代代士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对我们今天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重塑中华文明的新气象与新格局也具有积极而深刻的启迪。

（摘自2018年1月8日《光明日报》13版《文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