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历史，非常悠久。甲骨文中就有马的形象。据史书记载，商周时贵族出行多乘马车或骑马。贵族死后，作为陪葬的马匹也占据着一席之地。霍去病墓的石雕群，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无不显示出统治者对马的重视。也正是由于马在古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帝王对良马的喜爱，在客观上促进了“马艺术”发展。汉武帝不惜重金和发动战争来换取汗血宝马。马成为汉代绘画和雕塑中经常出现的题材和内容。唐太宗属马，也特别爱马。

    在我国石雕艺术史上，汉代霍去病墓石雕群、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树起了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艺术风格几乎不可逾越的高峰。同一表现对象的马在各朝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中呈现出各式面貌，虽然霍去病墓石雕群与昭陵六骏这两组马的石雕艺术品是在不同时代的特殊风格下成就了它们各自独特的艺术面貌，但它们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通之处。

    一是意象造型与写实造型的统一。虽然历史上大多把霍去病墓石雕群归为写意的类别，而唐昭陵六骏则被看作写实的代表，但在具体的形象塑造方面，这两种艺术手法相互渗透。昭陵六骏继承了霍去病墓的创作手法，采用象征手法，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两组石雕虽然都刻画的是战马，实质是反映人的勇敢和战争的惨烈。因此不管是霍去病基石雕还是昭陵六骏，不仅是对帝王将相的颂歌，也是无数英勇将士的历史丰碑。霍去病墓纪念性石雕的重要特点，是将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石料的选取相结合，因石而得形，因形而造意，因意而施工。《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石雕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作品中战马威武雄健，傲然挺立，敌人蜷缩于马下，垂死挣扎，与整个马的轮廓浑然一体。而在整个雕塑的关键部分，如马下胡人的特征运用线刻和浮雕的手法刻出相对写实的形象。这样，将大写意与细微写实的造型手法相结合来表现精妙传神的形象。就马的造型而论，汉马偏于写意，蹄细体肥，外形流畅简洁；唐马偏于写实，注重马体解剖结构的表现。像昭陵六骏，因为皆属初唐时代，故马体的肥臀细腿等特征颇有汉风孑遗，但较之于汉马，显然更写实精确，更注重形体的结构变化，像面部的筋脉、胸肌、蹄筋等皆细致入微，在生动传神上，与汉马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马踏匈奴》是我国最早的纪念碑式的大型圆雕，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霍去病征服入侵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刹那，被踏于马下的匈奴首领手持弓箭仰卧在马腹之下作垂死挣扎状的场景。静静站立的战马与挣扎的胡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权在握的静态与垂死挣扎的动态形成了完美统一。昭陵六骏表现上颇多写实性，刻画出骏马的飞驰、屹立、徐行三种姿势，表现出六骏共同的雄健俊美的外形和勇往直前的气势，显示出他们的情谊，是古代以形传神的成功范例。这两组石雕形象选取了动态和静态中的马的形象，并将其协调统一地安排在同一个整体中。

（摘编自肖顺、李雪松《汉唐石雕中“马”的艺术形象与成就》）

    天地之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日月更迭，寒暑交替，万物化育，生生不息。今日异于昨日，明日又将不同，甚至没有任何一刹那不在变动之中。中国古代的哲人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可以观察到的变易现象，竭力使自己的日常行为和社会生活规范符合自然变化的规律，于是“天道”成为“人道”的法则。《周易》在很大程度上是探索如何驾御变化的学说。

    《周易》有“经”与“传”两部分。“经”是最早的资料。据说那是周文王被拘禁时所作的。所以，后来有“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经·系辞下》）的说法。所谓“中古”，即指周文王的时代；所谓“忧患”，即指文王为天下人而忧患。

    《周易》的主体是六十四卦。每一卦皆由六爻组成，爻有阳爻与阴爻之分。由三爻组成的基本卦有八个，就是：乾、坤、震、艮、离、坎、兑、巽。有一个简单的口诀是：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碗，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这八卦即是符号，用以代表自然界的八大现象，亦即依序是：天、地、雷、山、火、水、泽、风。由基本八卦再两两配合，就成为六十四卦了。每一卦皆有简单扼要的卦辞与爻辞，这些就构成了“经”的部分。“经”之外，还有“传”，是最早的注释。“传”有十部分，又名“十翼”（翼为辅助之意），就是：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关于《十翼》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孔子的弟子数代相传的结晶，因为其中屡见“子曰”，并且基本立场是要人进德修业。

    太极图中的阴阳鱼，阴鱼的眼睛是白的，而阳鱼的眼睛是黑的，蕴含着“易”的道理。《周易》的经典思想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绎万物。这些告诉我们，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的，都有两面性。《周易》的基本原则，正是观察自然规律以安排人的言行。自然规律是循环不已而永葆生机。因此，人要学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古代圣人制作这一部经典，目的是：“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系辞上》），希望能够了解天下人的心意，使大家和衷共济；能够成就天下人的事业，使大家安居乐业；能够决断天下人的疑惑，使大家充满信心。

    《系辞上》有一段话对于《周易》的功能，作了中肯的描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表面看来，人期待得到上天的助佑，但是这个天已经不再保障“绝对正义”。因此，人需要自求多福，由圣人（异于原来的天子）来设计一套卦象，借着掌握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配合古人一千多年的生活经验所凝聚的智慧，希望由此提供人们明确的指引，使自己“吉无不利”。而另一方面，则处处提醒人们进德修业是不可或缺的。六十四卦的各“传”，在标志吉凶时，总是留了一线生机，也就是：不可安于小成，也不必为小祸而失去上进的意志，因为变化是一直在进行的，只有把握主体自觉的行善要求，以日新又新的德行走向君子的目标，才是逢凶化吉的上策。于是，原本可能由变化带来的危机，一变而为转机，使人随遇而安，顺势而行，充分实现生命的创意与活力。

    自周初至春秋战国，《周易》即被视为重要典籍。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周易》始终作为“众经之首”而受到尊崇。千百年来，易家辈出，学派林立，著述浩瀚，学说繁多，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易学。历代哲学家、经学家及思想家大多精通易学，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易学的滋养。总之，易学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选自傅佩荣《哲学与人生》，有删改）

习家池的修禊习俗

刘克勤

    修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说：“禊者，洁也。谨按《周礼》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但从《诗经·溱洧》来看，修禊由纯祭祀活动逐步演变为带有节日性的活动。三月桃花盛开，百花馥郁，河水荡漾，水盈碧泛，阳光明媚的时候，郑国的青年男女到溱洧两水上沐浴，以洁身除秽邪之气，临别互赠花草。《韩诗》载：“郑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这应该就是修禊的前身。

    但是到了两汉，修禊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神秘繁复的色彩减少了很多，祭祀只是象征性的，在水曲隈处喝酒吟诗成了主要内容，成为一种官民同乐的高雅有趣的节日活动。到了宋代其内容已经是根据喜好随意增减了。文人雅士多曲水流觞，临河赋诗歌咏。一般民众则游春踏青，赏览春光。

    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修禊集会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父子、谢安、孙绰等共41人在山阴（今绍兴）兰亭举行的。贤士名流分列两岸，参差坐于茂林修竹中，曲水赋诗，纵酒狂欢。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影响巨大波及全国的修禊活动是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的三次“红桥修禊”，主持者皆为名士，参加者近万，规模空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举。其方式是在洗濯后，列坐水畔，随水流羽杯，举觞吃酒，吟诗作词。

    襄阳也是一个有修禊传统的地方，而习家池就是主要的修禊地点。《湖广通志·襄阳府》载：“县东十里，有白马泉，晋习凿齿居焉，因名习家池。”宋祝穆撰《方舆胜览·襄阳府》载：“每年三月三日，刺史禊饮于此。”六朝时的《荆楚岁时记》云：“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水滨，为流杯曲水之饮，取黍曲菜汁和蜜为饵，以厌时气。”

    襄阳习家池修禊习俗极可能源于东汉。但是，从东汉到隋没有文字记录。发现最早的修禊诗文是孟浩然《襄阳公宅饮》诗：“窈窕夕阳佳，丰茸春色好。欲觅淹留处，无过狭斜道。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写修禊之时，习家池风景无限。“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则写禊饮者的神态和曲水流觞的场景。

    记载比较详尽的一次习家池修禊是清道光五年（1866），习家池改扩建及灌溉工程完成，应官民要求，太守周凯亲自主持了这次庆祝落成暨修禊活动。是日，习家池松簧交翠，桃柳夹岸，泉涌石洑，潺湲邅回，七十多位嘉宾、耆旧、士人、幕僚列坐池滨。曲水流觞，大家各赋诗一首。可惜这些诗今日未能目见。从周凯其它诗中我们约略可见，“盈盈水一泓，清浅鉴毛发”“胜事不可追，兰亭久消歇”“烹泉坐池上，默默问残碣”，便勾勒出当时的情景。这次修禊，成为襄阳历史上传为美谈的盛事。

    孟浩然诗曰：“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襄阳，胜迹如林，修禊之事为何独情于习家池？习家池亦称高阳池，乃东汉初襄阳侯习郁所修建，为中国私家园林鼻祖。此处藏气聚风，名士辈出，为文人骚客垂青偏爱。高僧曾在此“弥天”，孟浩然有涧南居；李太白且醉池上亭，杜工部清思汉水上；李商隐曾共山翁把酒时，皮日休十宿高阳忘却回；白居易赋诗借良驹，欧阳修《醉翁亭记》续新词。习家池为文人雅士提供了最好的山水环境。他们的逸志闲情，往往在乐山爱水中，托酒而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故习家池有“醉酒诗千篇”美誉也。

    习家池修禊，在乎山、在乎水、在乎酒、在乎意境矣！

中国建筑的希望

梁思成

    建筑之始，本无所谓一定形式，更无所谓派别。所谓某系或某派建筑，其先盖完全由于当时彼地的人情风俗、政治情况之情形，气候及物产材料之供给，和匠人对于力学知识、技术巧拙之了解等复杂情况总影响所产生。一系建筑之个性，犹如一个人格，莫不是同时受父母先天的遠传和朋友师长的教益而形成的。中国的建筑，在中国整个环境总影响之下，虽各个时代各有其特征，其基本的方法及原则，却始终一贯。数千年来的匠师们，在他们自己的潮流内顺流而下，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匠师们一样，对于他们自己及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一种自觉。

    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年，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国却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又因其先已有帝王骄奢好奇的游戏，如郎世宁辈在圆明园建造西洋楼等事为先驱，于是“洋式楼房”“洋式门面”，如雨后春笋，酝酿出光宣以来建筑界的大混乱。正在这个时期，有少数真正或略受过建筑训练的外国建筑家，在香港、上海、天津……乃至许多内地都邑里，将他们的希腊罗马哥特等式样，似是而非地移植过来，同时还有早期的留学生，敬佩西洋城市间的高楼霄汉，帮助他们移植这种艺术。这可说是中国建筑术由匠人手中升到“士大夫”手中之始；但是这几位先辈留学建筑师，多数却对于中国式建筑根本鄙视。近来虽然有人对于中国建筑有相当兴趣，但也不过取一种神秘态度，或含糊地骄傲地用些抽象字句来对外人颂扬它；至于其结构上的美德及真正的艺术上的成功，则仍非常缺乏了解。现在中国各处“洋化”过的旧房子，竟有许多将洋式的短处，来替代中国式的长处，成了兼二者之短的“低能儿” ， 这些亦正可表示出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不了解态度了。

    欧洲大战以后，艺潮汹涌，近来风行欧美的“国际式”新建筑，承认机械及新材料在我们生活中已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些“国际式”建筑，名目虽然笼统，其精神观念，却是极诚实的。这种建筑现在已传至中国各通商口岸，许多建筑师又全在抄袭或模仿那种形式。但是对于新建筑有真正认识的人，都应知道现代最新的构架法，与中国固有建筑的构架法，所用材料不同，基本原则却一样——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这并不是他们故意抄袭我们的形式，乃因结构使然。我们若是回顾到我们古代遗物，它们的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正合乎今日建筑设计人所崇尚的途径。这样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竟融洽相类似，在文化史中确是有趣的现象。

    我们这个时期，正该是中国建筑因新科学、材料、结构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也是中国新建筑师产生的时期。他们自己在文化上的地位是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是依其意向而设计的；他们并不像古代的匠师，盲目地在海中漂泊，他们自己把定了舵，向着一定的目标走。我认为，他们是最有希望的。

（有删改）

汉装，中国华彩

    我们的传统服装究竟是怎样的呢？即使没有见过出土的实物，在历代的画典以及文学作品中，这种特征也不难总结。中华民族作为最源远流长的民族之一，1.8万年前山顶洞人就开始使用骨针，7000年前河姆渡出现纺轮，“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其他古文明如埃及、爱琴文明都是发源于公元前3000年前。

    从商朝出土的玉人可以看出当时的服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外形特征，如上衣下裳，交领右衽。西周东周是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重要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西周的等级制度逐步确立。与这种等级制度相适应，产生了完整的冠服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上衣下裳连成一体的“深衣”(上下一体的长衣)。作为汉装原型的深衣，在《礼记》中有记载：“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袖子)圆以应规，曲袷(领)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

    中国服装在这时就已经与西洋服装彻底分道扬镳，在形制的细节处、颜色上等都蕴涵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一般认为汉装自身显著的特点成熟于汉，至宋明仍保留有其鲜明的特征，即宽衣博带、大襟右衽、交领大袖，整体风格含蓄柔静、随和典雅。风格最清晰的莫过于三个时期：魏晋、盛唐和宋明。其中魏晋和宋明是鲁迅所认为的中华民族有自觉意识的朝代。

    魏晋时地主阶级世袭门阀贵族崛起，反儒倡道，老庄玄学盛行。此时作为“人”的意识觉醒，不拘小节，不做作，任其自然。如在鲁迅的《故事新编》中记载，“鸟有羽，兽有毛，黄瓜茄子赤条条。”认为衣服乃身外之物，可有可无。穿着也不拘礼教，甚至袒胸露脯。最极至的是放浪形骸，以天地为裈(裤子)的竹林七贤。这个时期是中国服饰史上男子士儒最为风雅潇洒的一个时期。士人流行飘逸的长衫，“得意而忘形”，如晋武帝间“冬天尽日不着复衣，但着单练衫五六层”。男子还崇尚扎巾，羽扇纶巾，颇有一种厌弃冠冕公服的风气。于是此时出现风度，风采，风姿，风韵，云中白鹤等自喻。女子形象也可以从敦煌壁画的“飞天”中看出，袖子宽大，衣带飘飘。

    盛唐开放繁荣，也是服饰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华丽的服饰，体现出一个强盛民族的自信。男子相对俭敛，不再穿裙。而多是圆领袍衫加襥头(一种搭拉两个脚的软帽子)，一直沿用至明，并有严明的官服制度，“唐百官服色，视阶官之品”。武则天时还以不同的图案纹样来区别文武官衔。而女子服装则表现出空前绝后的开放、华贵和宽大。孟浩然《春情》中描写“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可见衣带和裙摆之长。白居易在《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中写道“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都是当时华丽的时世装。

    至宋明，随着汉文化的沉淀，服饰也表现的更沉稳严谨，形成了更严格的官服制度。同时，民间服饰的细节装饰也趋繁复。裙子式样修长，穿着时在腰间扎以绸带，带上垂绶环。尤其宋朝程朱理学强调封建伦理思想，禁锢人们思想，服饰美学上更趋向纤弱、拘谨，与当时的建筑绘画等其他艺术风格一致(建筑上白墙黑瓦，绘画上清秀简洁的水墨画和淡彩画)。并且此时缠足风盛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但服制仍多沿用宋制，同时随着棉丝的大量生产，民间服饰也异彩纷呈，多了些市井之趣。如将不同色彩拼接起来的“水田衣”。至此，中国服饰形成了非常完备的体系。从形制上来说，官服已经明确到可以用颜色和补子(胸前的绣花图案)指代官衔，如上海俚语中的“无啥花头”原意就是指没有什么官衔。一般男服都是“直缀”，即一种类似道袍的简单长衫，简单的服饰外形将男性的社会意义定义在“理性”。从寓意上来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形象比喻，而发展到非常繁复的抽象寓意。如谐音，画鱼以代“余”，磬代“庆”等。

    中国服饰虽是平面的一块面料，但知情的人都知道，里面蕴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沉淀，是一本书，可以慢慢品，细细读，而远非一种单纯的视觉艺术，成为神秘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选自2019年10月号《森林与人类》，有删节

    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原型，融舞蹈化的武术技击表演与戏剧化、模式化的叙事情节为一体的类型影片。中国武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舞蹈艺术的神韵，中国武侠电影在汲取武术的外在形态和神韵的过程中，形成了武打动作的舞蹈化风格，生龙活虎的武术技击在银幕上便演变为一种优美动人的武术之舞。由于武术打斗在电影中是高度艺术化和表演化的动作奇观，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银幕上的“武舞”，即武术之舞。

    中国武侠电影的武打技巧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动作表演。追求的不是单纯的打斗、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武打与剧情、与情景、与人物性格的相互交融。中国武术进入电影之后，演变为一种以艺术表演为主、击打对方为辅的武术之舞。观众在欣赏一场技艺精湛的动作搏击时，实际上看到的是一场在“影像舞台”上展开的武舞表演。

    中国武侠电影在它极具表演性的武术对打和曲折委婉的故事情节中，隐含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式的文化伦理，这是支撑整个武侠王国的精神构架。包括武侠电影中的人物所归附的不同武术门派，所采用的各种剑术、拳法，其实都带有特定的伦理色彩，都会与武侠道义和社会道德相联系。作为武侠电影的“主题道具”，刀剑的选择与使用同样具有艺术的表述功能与文化意义。

    中国武侠电影在人物性格的创作上，严格依循着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美学原则，并通过善与恶的尖锐对立，美与丑的鲜明映照来建立影片的叙事体系和价值体系。由此，中国的武侠电影划分为两个最基本的人物谱系：以英雄义士为主体的善的形象和以奸臣贼子为主体的恶的形象。同时武侠电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家族为本”的武林道义、“义非侠不立”的精神取向和“善恶有报”的世俗伦理等，建立了武侠电影特定的伦理构架。

    中国武侠电影是一种注重武德的电影作品，特别是对暴力的表现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暴力的喜剧化、舞蹈化、诗意化等消解暴力的有效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武侠动作片的“国际化”正在改变世界电影中暴力影像的存在方式。

    事实证明：武侠电影所蕴藏的商业潜力，已经成为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中国的武侠电影因其无可比拟的武艺和神韵，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世界电影界的青睐，从而使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国际化进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摘编自贾磊磊《武舞神话：中国武侠电影及其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