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如何不想他

    ①鲁迅曾这样比较过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的刘半农与陈独秀、胡适的区别：“如果将韬略比做武器仓库的话，陈独秀的风格是仓库门大开，里面放着几只枪几把刀，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则竖一面大旗，旗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胡适的做法，是库门紧关，门上贴一张小纸条，说‘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两位都是高人，一般人见了，望而生畏，不上前。可刘半农没有什么韬略，他没有武库，就赤条条的一个人，冲锋陷阵，愣头愣脑。所以，陈胡二位让人佩服，刘半农却让人感到亲近……”

    ②的确，读时人回忆刘半农的各类文章，其性格之诙谐幽默、不拘小节跃然纸上。

    ③刘半农在巴黎留学时，正值一战后，欧洲经济萧条，货币贬值。留学生的日子难熬，刘半农便将书房命名为“化子窝”。好友赵元任夫妇曾前往看望，临别时拍全家福留念，刘半农竟指挥众人，坐在地板上，伸出手来做乞讨状。

    ④归国后，刘半农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他在报上刊出启事，广泛征求方言中各种骂人的话，赵元任和钱玄同见报后联袂登门拜访他，分别操中国各地方言，把刘大骂一顿。骂过后，彼此抚掌大笑。

    ⑤刘半农爱好音乐，他曾与赵元任合作，由刘做词，赵谱曲，创作出上世纪30年代最为流行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

    ⑥一日，刘半农前往赵元任家饮茶，适逢不少青年学生也在赵家小聚。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憨态可掬的土老头就是刘半农，遂有失态之举。刘半农便当场作了首打油诗，自我解嘲道：“教我如何不想他，可否相共吃杯茶？原来这样一老朽，教我如何再想他？”

    ⑦于是，时人评品这个“矮个子，方头颅，生气勃勃”的江苏人，送其一字“浅”。

    ⑧“浅”有二意，一为：“胸无城府，浅如清溪。”出国留学前，昔日上海滩文友在酒家宴送，席间对诗，满是卿卿我我的词藻。他无法忍受，讽刺道“真是一群鸳鸯蝴蝶”。酒宴遂不欢而散。

    ⑨还有一次，时任《世界日报》总编辑的成舍我向刘半农约稿。刘半农问，我写的都是骂人的，你敢登吗？成舍我回道，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刘半农便写了一篇《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直斥考试院院长只念佛不做事。戴传贤看到后大为光火，又不敢拿刘半农出气，只好将《世界日报》停刊3天。

    ⑩刘半农之“浅”，还在于其所学颇杂。其专业是实验语音学，但也从事语法研究、汉字改革；作为诗人，他著有《瓦釜集》和《扬鞭集》；作为散文家，著有《半农杂文》；他还客串翻译，出版过《茶花女》《国外民歌译》及《法国短篇小说集》；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搜集民谣，编纂《中国通俗曲总目稿》；他甚至还是摄影家，参加中国最早的摄影社团“光社”，并写有专著《半农谈影》，被誉为中国现代摄影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⑪刘半农治学半生，最为“出格”的举动，便是采访名妓赛金花。其时，身为北大著名教授，前去采访一个名声不佳的妓女，被市井传得沸沸扬扬，但刘却不为所动。通过多次采访，结合研究历史，刘半农拂去了蒙在赛金花身上的历史迷雾。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一袭黑衣，专门前往追悼，一时传为奇谈。有后人评论：“……五四那一辈，认真者往往认真过分，只认死理；潇洒者又往往难有所成。像刘半农这样的人物，实在教人无比怀念。”

    ⑫1934年6月下旬，为了调查蒙古族牧区民俗，刘半农远赴塞外，夜宿百灵庙一间乡村草房。其他人都睡在土炕上，而他自备一行军床，于房中支架独卧，故作僵硬状，开玩笑说：“我这是停柩中堂！”听者大笑，却不料一语成谶。考察途中，刘半农被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回京后耽误了治疗，于当年7月中旬离世。

    ⑬在众友吊唁的挽联中，以刘半农生前挚交赵元任的最为贴切。多年来，赵刘二人一个作词，一个谱曲，珠联璧合，而今，斯人已逝，赵元任伤感地写道：“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注：刘半农（1891—1934），又名复，江苏省江阴县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哟哟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对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一代史学大家朱希祖的痛与梦

    朱希祖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五四”前后的北大，”卯字号”的诸位名教授，可谓北大的台柱子。所谓”卯字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两只”大兔子”是陈独秀和朱希祖。四只”小兔子”分别是胡适、刘半农、刘文典以及林公铎。其实，陈独秀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还有一只”老兔”蔡元培。

    “中兔”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小兔”胡适。胡适初进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对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谈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叫好声一片，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朱希祖，而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当然，朱希祖这番话是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的。但另一位章门弟子黄侃就不同了，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黄侃公开讽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下部没有了。”引得学生大笑不止。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了中册，下册果然无疾而终。但这个小插曲，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

    对于学者来说，爱书、读书、购书、藏书、著书，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不与人物接，不为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可谓朱希祖为书而奔走一生的写照。

    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朱希祖那一代学人的头上。藏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几经颠沛流离，在飘摇的旅途不知何处可安身。自从1935年开始，朱希祖为他的藏书免遭兵燹而忧心奔走，寻觅安稳的、理想的藏书之所。从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一文可知朱希祖为藏书东奔西走的情形：”9月16日开始运书至徽州，暂存徽州师范学校。19日，先生返回南京处理事务，途中遭遇轰炸。20日，连夜抵宣城，督运书籍。10月2日，运书完毕，先生返回徽州。时上海战事，日趋危急，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决计迁屯溪，并由水路运书前往，存三门呈洪宅。后，先生又觉不妥，乃于18日至隆阜，与学生戴伯瑚商议，最后决定将书藏于戴震藏书楼，托戴伯瑚保管。”从朱元曙的记录来看，我们仿佛看到朱希祖先生冒着敌寇的飞机轰炸，风尘仆仆地穿行于皖南山区，忧心如焚地看护在路上的书籍，多次转移，直到认为绝对安全为止。

    1934年8月13日，朱希祖看报纸得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在陆军省被刺死，他在日记中写道：”永田为稳健派中心人物，激进派恨之入骨，故有是难。日本军人不服从命令，不守法纪，亦为中日将来之大祸，而吾国华北风云恐又将为彼激进派所掀动矣。”后来局势的发展，正如朱希祖日记中的预料。

    正是在中日战争的阴云下，朱希祖朱偰父子，开始对南京六朝陵墓进行调查。为何要调查六朝古墓？”杜外人之觊觎，扬先哲之耿光”。维系着中国文化的六朝遗迹、石刻等，却湮没在荒草之中，无人问津。”爱国之情”加上”亡国之痛”，促使朱希祖、朱偰父子挑起调查六朝古墓的大梁。

    抗战爆发，避地巴山，客居重庆，这是朱希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日寇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严重危及学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940年5月28日，朱希祖日记六：”上午8时至国史馆筹备会办公，9时半回考选委员会，半途有空袭警报，10时半放紧急警报。敌机九十八架，分三次来袭，北碚、池溪口轰炸最烈，复旦大学在北碚，其教务长孙寒冰死焉，平民死伤二百余人……”这样的日子，是抗战时期客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缩影。

    1944年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一代史学家朱希祖遽归道山，”及身未见中原定”，他没有支撑到山河重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朱希祖的丧事”极一时之哀荣”。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各界赠送挽联三百余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余人，这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实属罕见。国民政府颁发《褒扬朱逖先先生令》，赞其”生平专研历史，旁搜远绍，考证精勤。著述流传，成就甚伟”。

（节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生于晚清，留学日本。作为历史学家，朱希祖在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期间，制定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②”九一八”事变后，尝恨民族败类在东北、华北、南京组织伪政权，又愤于日寇沿袭金人封张邦昌、刘豫故技，因而勾稽两宋史料，撰《伪楚录辑补》六卷、《伪齐录校补》四卷、《伪齐国志长编》十六卷，揭发敌人奸谋，揭汉奸秽迹，以昭国人，以明学以致用之旨。

世上从此无真人

    熊十力十六、七岁就开始了游学乡间的生活，邻县有一位举人进京会试，购回一些新书，他常去借阅，得以阅读维新派变法的论文与奏章，接受了维新思想。他知道世变日剧，产生了关怀国政时局的冲动。1901年，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熊十力愤然参加武昌新军，组织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积极在新军中宣传革命。他一腔热血，为民族复兴，为革新政治而奔走。

    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但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熊十力对政治很失望。他原来以为，政治革命理当促进道德进化，然而他看到的是，政治是肮脏的交易，道德沦丧，民生凋敝。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慨然弃政向学，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努力增进国民的道德，重建民族精神。自此他置身于政治之外，专力做学问。

    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时，与梁漱溟会面，此后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经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师从佛教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对佛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专业精研。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环境中逐步走上了“成一家之言”的道路。1926年是熊十力学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修订印行的《唯识学概论》，标明他已离开了欧阳竟无的唯识学，而以儒家哲学立场怀疑、批判佛家唯识学，以中国哲学的体用观作为自己立说的基点。1932年，熊十力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在杭州刊印行世，熊氏哲学体系正式确立起来，“新唯识论”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宏伟，富有创发。佛学界立即对熊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以“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信念对待师友们的批判，并一一进行反驳。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回到武汉。他这一生有一个梦，就是由自己来主持一个民间的哲学研究所，可惜经费无从着落。此时，他名气大振，弟子徐复观是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两次拨款资助他办研究所，都被严词拒绝。徐复观替蒋送给他100万元支票，熊十力盛怒，破口大骂徐复观和蒋介石，声音之大，自后山传到院里。一次，王元化来访，他正在沐浴，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言谈中，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基本思想间架。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基础加以发挥、扩展、深化、扬弃，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他一生为学，融贯中西，摒弃陈说，绝少依傍，以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为世人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正因为如此，熊十力的哲学思想才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观其一生，“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饱受贫困，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

（摘编自郭齐勇《熊十力传》）

相关链接：①熊十力（1885-1968），湖北省黄冈县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摘自《辞海》第六版）②与先生结识四十余年，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但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睹，我读之，深深叹服。

（摘自梁漱溟《忆熊十力先生》）

章太炎

张中行

    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按行辈是我的“老”老师的老师。老师前面加“老”，需要略加说明：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老”老师之师，我不能及门是自然的，不必说有什么遗憾。不过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

    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是一九三二年吧，他来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此后没有几年，太炎先生逝世了（1936年）。他没有看见“七七”事变，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了。转眼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书房，看见书桌对面挂一张字条，笔画苍劲，笔笔入纸，功力之深近于宋朝李西台（建中），只是倔强而不流利。看下款，章炳麟，原来是太炎先生所写，真可谓字如其人了。不久，不幸魏先生也因为小病想根除，手术后恶化，突然作古；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迹的机缘也不再有了。

（摘编自张中行《负暄琐活》）

【相关链接】章太炎 (1869—193 6)，著名民主革命家、学者。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890年入诂经精舍，从俞樾受业七年。后创办《经世报》等，宣传维新变法。被通缉，流亡日本，结识孙中山。后回国在上海张园当众剪辫，立志革命。不久因苏报案入狱。次年发起组织光复会。后再赴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同时，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后回国，历任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枢密顾问、北京政府总统府高等顾问、东北三省筹边使、广东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等职。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策动倒袁世凯，被袁软禁，至袁死后获释。晚年讲学于苏州。著有《章氏丛书》等。（摘自《档案春秋》

石敬瑭（公元892-942年），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国皇帝，庙号为“高祖”。年轻时朴实稳重，寡言笑，喜兵书，重李牧、周亚夫之行事。隶属于李克用义子李嗣源帐下，为后唐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冲锋陷阵，曾立下卓著战功。后唐末帝李从珂继位后，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双方互相猜忌。公元936年，石敬瑭起兵反后唐。为取得契丹的支援，石敬瑭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市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在历史上留下“儿皇帝”的骂名。在契丹的援助下，石敬瑭称帝灭后唐，定都汴粱，改国号为“晋”，史称“后晋”。天福年（公元942年）忧郁成疾死，时年51岁。（摘自“百度百科”）

东坡居士

林语堂

    在元丰三年（一O八O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荫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二月至黄舍……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倚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

    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需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迨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皋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

    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

    临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的，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由临皋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的时光。

    在元丰四年（-O八一年），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太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文辞好，而是内容好。英国十八世纪作家斯威夫特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说此举为大举杀害婴儿的有力计策，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我常常纳闷儿他何以竟说得出口？斯威夫特是当笑话说的，但是这种恶劣玩笑，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

    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他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

    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摘编白张振玉译《苏东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