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将军”陈纳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蹂躏。战争中，从空中给予日本敌机致命打击的，是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其队长则是有着“飞虎将军”美称的陈纳德。

   1937年，中日之战一触即发，增强中国空军作战能力迫在眉睫。当时，陈纳德已经从美国空军退役，他的朋友，在中国担任中央信托局机要顾问的霍勃鲁克非常欣赏他精湛的飞行技术和过人的军事才能，推荐他来华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并给他寄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亲笔邀请信。5月，陈纳德来到上海作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上海，陈纳德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宋美龄的接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终于在中国了。希望能在这里为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纳德听到消息，当即决定留在中国，表示愿在任何能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他认为“中国对日之战，是美国也将卷入的太平洋之战的序幕”，他要为中国，也为自己即将卷入战争的祖国尽一份力量。此后，陈纳德在芷江、昆明等地筹建航校，训练飞行员，悉心传授战斗机飞行技术和作战战术，他多年前的军事理论著作《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他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面空袭警报系统，以便战斗机驾驶员及时拦击敌机。为了增强空军的战斗力，1940年10月，陈纳德赴美招募志愿者。虽遭遇了很多挫折，但从未放弃。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努力，志愿队组建成功，后被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20日，志愿队在昆明和日军进行第一次正面交锋。日军来犯的10架轰炸机有6架被击落，逃跑的4架中又有3架损于途中。而志愿队的飞机全部安全返航，只有1名驾驶员受轻伤。首战告捷，给饱受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人士为志愿队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陈纳德深受感动，热泪不禁涌出……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飞虎队”从此成为志愿队的代称。

   次日清晨，陈纳德收到驻扎在缅甸首都仰光的第三中队的报告，说有敌机在附近出没。陈纳德立即复电说：“据过去日本人的惯例，侦察机出现区域的地面重要军事目标，将会在次日，最迟不超过三日遭到空袭，务必严加戒备。”果然不出所料，23日开始，日军连续空袭仰光，飞虎队第三中队和英国皇家空军迎头痛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仰光的连续空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陈纳德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成为名扬天下的新闻人物。

   此后，飞虎队又在怒江阻截战、桂林保卫战等战役中，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陈纳德1942年晋升为准将后，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停发津贴。1943年晋升为少将，同年12月，成为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1958年临终前又晋升为中将。

   抗战八年，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5年飞虎队解散时，陈纳德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嘉奖。在中国，陈纳德还收获了爱情，1947年和中国记者陈香梅喜结良缘。陈纳德的命运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所说的，“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陈纳德去世后，安葬在美国阿林顿公墓。墓碑正面镌刻着他生前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背面写着“陈纳德将军之墓”七个中文大字。

（摘编自赵家业《陈纳德》）

相关链接①抗战初期，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持“中立”态度，日本人知道有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要求美国下令让他们离开。美国国务院发布撤回命令，但陈纳德拒不执行，他斩钉截铁地说：“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百度百科）②中国人的友谊最宝贵的表现，莫过于在日军占领区冒着生命危险搭救被追杀的美国飞行员和从那些地区不断地送来情报……为了扩建在成都郊外的飞机跑道，那里一下子就聚集了三十余万民工，三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陈纳德回忆录》）③1990年，美国发行了纪念陈纳德将军的邮票。当年的飞虎队队员每年军人节都要到华盛顿祭奠他。在中国，重庆要建飞虎队纪念馆，昆明把从城里到机场的一条公路，重新命名为陈纳德路。

（《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12日）

怀鲁迅

郁达夫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

    发出了几通电报，荟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22日上午10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1936年10月24日在上海

江平：法学家的思与痛

    江平在人生80岁时，相信胡适的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能够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这“四不”他可以说是做到了。

    1996年，江平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40周年，写过一篇《终生不悔·四十年执教有感》的文章。其中这样说：原先不明白为什么传统美德“礼仪廉耻”中不写“勇”而写“耻”，后来知道，得耻者，不足也。勇有匹夫之勇，知耻之勇是最大的勇。

    他在《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中说，只服从真理，只向真理低头。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能说无产阶级必然掌握真理；下级可以服从上级，但并不能说真理必然掌握在上级手中；少数服从多数，也不等于真理必然在多数人一边。

    树在划痕处生长出新芽，人的受伤处生长出思想——这些话语源于他的切肤之痛。江平一生中最难以磨灭的记忆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那种撕心裂肺的精神疼痛，如一把钝刀磨砺于皮肉包裹的内心深部，并且前后折腾了20年。

    在1957年他被派去苏联学习之前，他自以为戴着桂冠回国，就可以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了。但是回国后等待他的却是一顶冰冷而沉重的右派帽子。在27岁风华正茂之年，他从天堂跌入地狱。

    接着，感情甚笃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之离婚。更令他不能接受的是，没过多少天，她又结婚了。“我正被过去的恩爱所折磨，她却表现得如此无情无义。”

    1960年，他和一个朋友为了弄个护碾子的铁栏，去铁路上偷钢丝，却意外地被火车卷到车轮底下，轧断一条腿，几乎丧命，最终落下残疾。这三件致命打击，连续发生在两三年内。

    他是这样评价“反右”的：可以说是“知不敢言，言不敢尽，言者有罪，闻者动怒”。他曾经在反右20年后的1977年写下《反右20年感言》，深感“强闭喉舌”和“欲诉无门”就是20年心情的写照。他意味深长地说：“好在两年后，终于圣朝出现并给予了彻底平反。”

    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历史的玩笑开得精准和过分，并且总是与愿望恰恰相反，无法预料，也避之不及。

    这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故事。经过岁月和时局，当大历史的潮涌终究回归于正常的轨道，作为个人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30～50岁，他把一个法律工作者人生最好的20年，当做历史的牺牲。而他的牺牲，与隐匿于历史布景中的无数牺牲者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

    他在序言中说：“我近30年来的学术成就与两人有密切关系。”一位是李慎之先生。一次李慎之先生对他说：你们搞法制的，最终会发现法制的困惑在于政治。法制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促使我关心宪政，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他赞同“对私权的侵犯，主要来自公权力的滥用”。江平说：“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

    他努力超越无法改变的宿命，总记得灾难经验中的美好部分。他的学生贺卫方留政法大学任教，有机会听江平聊起过去。“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他没有被摧毁，或者被磨圆。相反，愈挫愈奋，常语出惊人，刀刀见血。

    “文革”结束后几年，被誉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成为稀缺资源。他突破法律禁区，一上来就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私权利的观念引入了国内，让禁锢多年的思想和国际潮流接轨。

    这期间，他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这部划时代意义的法律首次肯定中国人的私权，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

    这是一个讲求利益和娱乐的时代。在利益面前，理想主义者的初衷渐渐迷失。在利益面前牺牲品质和原则，似乎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他知道，在理性的层面，只有把被颠倒的颠倒回来，他的命运悲剧才可能被彻底释怀。他相信那些浮沫和喧嚣是一种外部装饰，终归会归于沉寂，而他的使命是直抵社会问题的核心。他要在刀尖上工作。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最近两本书都用了“呐喊”这个词，我为什么选择了“呐喊”这个词？我觉得选择“呐喊”，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形势越来越严迫，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我想用“呐喊”这个词，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我觉得在现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情况下，要把这两个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江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②江平教授不但弟子满门，且学术名气蜚声海内外。古有“以天下为己任”、特立独行的“国士”，今之江平教授，亦堪称敢于秉持正气、坚持真理的“公共知识分子”。（郭道晖《只向真理低头的法学家》）

旷野中的诱惑

肖复兴

    列宾在彼得堡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克拉姆斯科依是他的老师。十九岁的列宾来到彼得堡，深夜拜访克拉姆斯科依。走进克拉姆斯科依不大的画室，给列宾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基督画像，和一个画师笔下基督画像没有什么不同，列宾不明白像克拉姆斯科依为什么要画这样千篇一律的基督标准像？

    克拉姆斯科依老辣的眼睛，注意到了列宾看墙上基督像时瞥下的一丝讥讽的眼光。他对列宾说：这是人家定购的一幅基督像。列宾知道，即使再大画家的画也卖不出大价钱，都需要靠给有钱人画像谋生。

    那天夜里，克拉姆斯科依兴致勃勃地对列宾聊起了基督。令列宾没有想到的是，克拉姆斯科依说起了基督也曾经受到诱惑。克拉姆斯科依对列宾说：你看，已经忍饥挨饿了四十天的基督，在旷野里，远处有繁华的城市灯火闪烁，人类各种欲望的呼声此起彼伏，纷纷在对基督呼喊：这一切都可以据为己有，变成你的财产，让你成为万能的主宰！呼喊声还在进一步对基督说：你，神的儿子，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你肚子饿了，只要吩咐这些石头，它们就会变成面包；如果你想穿得漂亮，只要吩咐这些树木花草，它们就会变成漂亮的衣服……最后，克拉姆斯科依对列宾说：这就是生活的诱惑。这种诱惑，旷野上有，城市里也有；对普通人有，对基督也有。

    晚年的列宾回忆起那一晚的交谈时，写道：我一生还没有听到过比这更有意义的谈话，特别是克拉姆斯科依讲到在旷野里诱惑的内容，设想出基督与人类天性中的黑暗进行的斗争。

    正是受到那一夜克拉姆斯科依谈话的启发，列宾创作了《基督在旷野受诱惑》的油画。他将基督画成了赤着脚，裸露着斑斑伤痕，置身于悬崖之上，面对的是一片遥远的城市；让痛苦而悲伤的基督，扭过头去不看诱惑他的大千世界；他画基督的一只手颤抖地按紧脑门儿，一只手伸向一旁，仿佛在使劲地推开已经如蛇一样缠裹的尘世的权力、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他画出基督在面对诱惑时的痛苦，也画出了基督的抵抗与决绝。

    克拉姆斯科依同样想创作一幅关于基督在旷野受诱惑的油画，从构思到完成，用了十年时间。克拉姆斯科依每天清早起来，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趿拉着拖鞋，到他的基督画像前挥笔作画，一画就画到了晚上。那时，他正患有严重的气喘病，常常夜不成眠。他的脑子里、他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基督痛苦焦虑的影子。终于，他画完了这幅他最想画的画。

    这幅题为《旷野中的基督》在巡回展览中，好评如潮。和列宾画的一样衣衫褴褛赤脚的基督，孤独而凄婉地坐在荒凉的旷野中光秃秃的石头上，诱惑被象征地画成城市之光，在基督的背后，呈一片朦胧而颤动的光影。逆光中的基督垂着头，双手交叉，目光痛苦，凝神沉思，将枯瘦的身影打在荒凉坚硬又尖利的石堆前。

    声名日隆的克拉姆斯科依在创作《旷野中的基督》时，没有停下为他人定制画像的活儿。贫穷的画家一直没有一间像样的画室。于是，他拼命为有钱的财主、有势的将军、娇宠的贵妇画像，将赚来的钱购买了土地，建筑漂亮别墅和豪华画室，再画画时，穿着精致的长襟礼服，趿着款式最新的拖鞋，连袜子都是十八世纪的古典样式。他不像一个画家，不像一个从底层乡村出来的经过奋斗成功的贫寒画家，而像一个庄园主。大家都觉得克拉姆斯科依变了，唯一没变的是他依然孜孜不倦地为人画像。

    如今，想起克拉姆斯科依，我就想起列宾，因为他们都曾画过旷野里被诱惑过的基督。克拉姆斯科依的《旷野中的基督》、列宾的《基督在旷野受诱惑》都陈列在莫斯科的美术馆里。面对两幅同样是基督受诱惑的作品，我心生感慨。无论在克拉姆斯科依的笔下还是在列宾的笔下，基督都是他们自己。其实，茫茫人生中，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旷野中受诱惑的基督。

（有删改）

医者朱军

    1984年大学毕业，朱军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990年就晋升为主治医生。在事业上不满足的朱军开始寻思：再往下发展，要么读研究生读博士，要么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出国。第一次走出国门，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自卑。他就读的以色列哈达萨医学院是中东最大的医学中心，水平跟欧美齐平。跟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比，我们的医疗科技水平差距太大了。他下决心要把自卑变为自信。“别人都不上班的时候，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实验室。有时候这是精神上的折磨，但何尝不是对人的磨炼。”

    三年的留学生活，让朱军开了眼界。他掌握了一些知识后，自信心也增强了。回国一年后，朱军转业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开始拓展新的事业。在这里，朱军带领的北大肿瘤医院淋巴瘤科跃居国家领先地位。

    美国诗人惠特曼曾说：“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他看见的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也就成了他的一部分。”朱军从医，看见的“最初的东西”是什么呢？

1979年，他毅然报考了第三军医大学。那时候，军医是令人尊敬的职业。至今，他还为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高兴。“我喜欢这个职业，因为我的工作是在不断地帮别人减轻痛苦，帮别人减轻心理压力，从而也实现了我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动选择学医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医生的后代不学医”的现象。对此，朱军持乐观而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医学教育是必需品，医生这种职业应该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只要人类存在，这一点便不会改变。一定会有优秀的人来接班，把医学的精华传承下去。

    不可否认，医学教育也面临压力和挑战。现在有的医生天天抱怨患者“怎么不喜欢我们了，怎么污蔑我们了”，对此，朱军很不以为然，他感慨地说：“现在医生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自身还有问题，需要自我调整，改变高高在上的心态，在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赢得社会的尊敬。医院里一直都有好大夫、差大夫，但是目前的社会氛围，可能会惯坏一部分大夫，让他们养成一些毛病。”他认为，现代医学教育，首先就是要给准备从医的人补上人文这一课。

    下医治病，上医治心。在朱军看来，无论肿瘤还是其他疾病的产生，都不是受哪一个单独因素影响的。“现代社会压力大，要有好的身体，首先要有健康的生活理念，重要的是要心安。让病人心安，考验的是医生的心胸和情怀。”

    在同事眼中，朱军最让人感动的是他有慈悲之心。他曾说，慈悲心是与医术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东西。他很细心，无论对小孩、老人还是别的患者，都很注意他们接受治疗时的感受，并希望用自己的言语举止去抚平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痛苦。

    “患者是来找我们看病的，不是来结仇的。他长得丑还是美，有钱还是没钱，都是病人。他来看病，我们就给他服务。”朱军也希望科里的医生都能够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患者，给每一个生命送去可触及的、活泼的希望。

(摘编自杨桂青《朱军：悲悯之心待病患》)

先生谢幕航天日  英魂长笑苍穹中

    2019年4月24日是中国第四个航天日。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到月球探测，中国航天人在浩瀚苍穹铸就了壮丽的中国风景。四年前的今天，举国同庆首个“中国航天日”。而病榻上，一位航天老人静静地仰望着窗外的蓝天，唯有痴迷的目光和翕动的唇角吐露出内心的深情。这是最后的仰望吗？

    96岁，漫长而又短暂。航天强国的梦想，就像穿越一个世纪的火焰燃烧了他全部的生命。2016年4月24日21时10分。这位心怀童真、慈祥和蔼的老人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带着一如婴孩般的微笑。他，就是我国航天事业和航天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著名飞行力学专家、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陈士橹。

    为航天而生，为航天而去。陈士橹，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鲜红党旗下，他把信念、忠诚与热爱洒满祖国的万里长空。

（摘编自人民网《陈土橹：先生谢幕航天日 英魂长笑苍穹中》）

筑梦航天，拓路苍穹

    1920年9月24日，陈士橹出生于浙江东阳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少年陈士橹目睹了当时国家有国无防、科技和工业落后、爱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情景。“这些经历，成为我选择航空航天作为终生事业的初衷。”陈士橹曾不止一次这样说。

    1945年6月，25岁的陈士橹以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之后留校任助教。后来他又先后在清华大学航空系、交通大学航空系、华东航空学院任教，为实现自己“航空救国”的抱负不断努力着。

    1956年，陈士橹被派往莫斯科航空学院进修。莫斯科寒冷的气候导致陈士橹关节炎发作，他强忍着疼痛，废寝忘食、刻苦钻研，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需要三年多才能完成的副博士学位论文，成为该校史上第一位获得副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也是1956年教育部选派的100名进修教师中最快拿到学位的人。他创建的简捷计算机动飞行的气动性能新方法，被专家称为“陈氏机动飞行算法”，获得了导师的高度评价。

    留学归来的陈士橹随华东航空学院西迁来到西安，自此在祖国的西部大地扎下了根，受命创建西北工业大学宇航工程系，开创了我国宇航工程科技教育的先河。

（摘编自光明网《陈土橹院士：剑指苍穹 耕天探月》）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陈老师治学严谨，不允许敷衍塞责、马虎大意，敢于直言不讳。记得师兄南英告诉我，陈老师有两次当众批评过人。第一次，是在1987年的一次硕士生论文答辩会上，陈老师发现一名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有些问题，曲线图有的坐标没有标注，有的物理变量没有标注单位，让人读起来费解，于是当场指出，连坐在答辩现场的指导老师也一起批评，他说：“做学术不能这么不严谨，你们今后是要为国家的航天事业负责任的！”第二次，是在1988年的全国飞行力学学术会议上，一位工程界的资深专家作学术报告时，出现了一些差错，公式推导也有些乱，更严重的是他的报告中自己原创的内容较少，学术价值不高。陈老师听后，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学术报告不能这么做呀，学术报告一定要有原创性！”

    陈老师就是这样，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对此，我也深有体会。

（摘编自王志刚（今生的幸运——怀念我的导师陈士櫓老师》）

春风化雨，桃李葱茏

一代宗师居长安，耄耋美名天下传：桃李芳菲遍华夏，著述等身满飞船。

    陈士穭是新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他最看重的是学生的研究潜质和创新思维，而对博士生学位课程的考试成绩并不十分在意。他要求研究生在做学问或论文选题时，既要体现本学科发展的最新水平，开拓交叉学科的前沿阵地，又要紧密结合国家工程实际，勇于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他总是和大家一起讨论，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尊重学生的意见，注意培养良好的学术氛围。

    数十年来，陈士櫓培养了飞行力学博士、硕士56名，其中包括我国自行培养的飞行力学专业第一、第二位博士和博士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成为我国航天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栋梁。

    “毕生耕耘志在航天谱写华章，潜心治学厚德载物后世楷模。”西工大人文与经法学院党委书记鲁卫平如是敬挽陈老。

    一个世纪的上下求索，陈士穭院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摘编自《人民日报》《陈士櫓：星斗其志 毕生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