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上还滋生着“洋场恶少”。鲁迅说他们虽是文人，但在文学论争中从不说出“坚实的理由”，“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这就颇有些流氓气了。鲁迅曾这宿刻画上海滩上的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可见上海流氓也是既以传统为靠山，又以洋人的“章程”为依托的，而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维护现存的“秩序”。所以鲁迅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这宿，“流氓文化”也就必然构成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鲁迅说其特点是将“中国法”与“外国法”集于一身，可以说它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恶俗的部分的一个恶性嫁接。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 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而流氓文化的最大特点也就是无理论、无信仰、无文化，“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算完事”。所以，流氓文化的“横行”本身就标示着社会的腐败、无序与混乱，这其实是一种“末路现象”，如鲁迅所说：“这些原是上海 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深厚的恶臭来了”。也还是鲁迅说得好：这样的“流尸文学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这就像一个太极图，里面有阴也有阳，阳长阴消，阴长阳消，而阴阳又是互根的。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强调彼此转变。在古人心目中，不论有多少事物，不论现象有多么复杂，都可以用一个东西贯通，这就是“道”，孔子讲“士志于道”，庄子讲“道通为一”，佛教华严宗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化。汉代河上公注的《老子》很有意思，他认为老子的很多道理，既可以用在治身上，也可以用到治国上。“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人体的认识运用到政治这个集体上。范仲淹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人生志向，也早已成为千古佳话。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为什么要讲“中”？因为“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偏差。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在这个时间地点取得了平衡，到了下一个时间地点又不平衡了，又得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近代哲学家章太炎讲到，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是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指导思想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合理。大禹治水，看到水总是要往下流，就疏通河流，让水能够顺畅地流下去，所以水就治好了。李冰看到水是波动的，就不用死的、硬的坝栏，而是用竹篓子装上石头，放在那里，随着水的波动，它也会起伏。汶川地震中，新修的钢筋水泥的水坝都震坏了，而李冰留下的装着石头的竹篓子却没有坏。顺其自然的思想，可以适用于一切方面，适用于人身，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整个大自然。大自然本身也在不断调整，我们要顺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帮助它取得平衡，而不是去破坏平衡。

    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荀子曾引用《尚书》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那当然就“不齐”了。究竟是“齐”还是“不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维齐非齐”4个字背后蕴涵着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先秦儒家讲“维齐非齐”，宋明理学家讲“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对“理一分殊”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达。

当代戏剧文学缺少了什么

    当代原创戏剧文学缺失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 中国当代话剧要想发展必须找回这些缺失的东西。

    当代原创戏剧文学从整体上看缺少深切而真挚的人文情怀，缺少强有力的人道主义精神。戏剧是“人学”，从古至今，戏剧存在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他的“人学深度”，而人道主义、人文关怀是戏剧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在精神，是戏剧产生“人学深度”的重要原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戏剧流派、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但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丢失的。一旦丢失，戏剧就成了空壳，成了各种形式手段的杂耍和小玩闹。

    我认为当前国内戏剧原创最薄弱、最欠缺的首先是这个。不少原创剧作在经营故事、建构情节、寻找特定表达形式、使用各种现代舞台手段上多有可取之处，加上导演、舞美、演员等方面的强力合作和大笔投入，演出往往不乏光彩。但它们常常经不起咀嚼，经不起深究，主要是它的“人学”含量不足，我们感受不到内在的人学力量，感受不到艺术家对人的独特发现、独特思考和对人性的深层体验。

    其次，当代现实主义戏剧创作愈来愈薄弱。现实主义戏剧，或者往大了说现实主义戏剧精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冷落和忽视。这些年，各种各样的戏剧多起来了，以现实主义名义和方法创作的戏剧也不少，但其中“伪现实主义”、低水平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少，真正的有深度的现实主义戏剧日渐式微，对时代生活有高度概括力和深刻表现力，充满思想力度和情感真诚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已成为“稀有品”，千呼万唤不出来，很是令人忧虑。

    话剧已历百年，这一百年间曹禺、老舍等老一辈戏剧家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雷雨》《日出》《原野》《茶馆》等没有一部不是现实主义的力作，代表了中国话剧的最高水准，他们为中国当代戏剧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在他们的现实主义戏剧里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戏剧的力量，感受到了曹禺、老舍们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对人性的深度体察和解剖，对生命的关爱与悲悯，对中国人情感世界和内心深处种种复杂微妙的律动的精细刻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话剧出现了许多变数，但仍然有许多优秀作品优秀作家受到了曹禺、老舍们创立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滋养和哺育，《小井胡同》《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等许多优秀的当代剧作里我们总是能看到这种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后来的优秀剧作家都是从曹禺、老舍的戏剧中长出来的果实。

    文化发展既要扬弃要创新，也要承接，中国当代戏剧文化更应该如此。今天的中国话剧非常迫切的历史任务就是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现实主义戏剧传承链条。中国话剧越是走向多元化，这个链条越不应该断裂，不应该出现空白和盲点。当今中国话剧需要有一批人沿着曹禺、老舍等现实主义大师的路继续前行。

（选自《中国戏剧》，有删改）

中华文明转型的意义

贾文山

    尽管西方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方市场经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被借用过来，而是经历了中国化的历程。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创新，它能包容不同的文化并使之汇聚为一体，这种包容不是简单地混合，而是把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时空和功能分区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一种互补的文化结构。此外，中华文化的创新也是极具特色的。在前期，中华文化以内源性的自我创新为主，而之后则以外源性的创新为主。其中，外源性创新更加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这种创新方式自儒释道文化融合开始，就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种主导型创新模式，也是中华文明转型的一种范式。古代儒、释、道文化融合的文明转型，近代以来以马、中、西融合的文明转型，都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通过外源性创新和内部自我创造的内源性创新结合进行的。

    从目前阶段来看，如果说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在过去曾是一个大熔炉的话，那么现在则有种种迹象表明它逐步走向紧缩、保守和内敛，而中国则日益开放，今天的中华文明是一个融合了多元文化的体系，在这种文明体系中不仅包含了东方的智慧，还包含西方的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自古就是中华文化的本性，一种明智的文明绝不会以“纯正性的名义”原封不动地把外来文化拿过来，而是要把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之后方能为我所用，结合中国古代儒、释、道文化融合和现代中、西、马文化融合的经验及效果都能证明这一点。

    中华文明的转型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的范式，这种范式同样可以应用于世界秩序的构建上。我们并不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他国利用或隐或显的方式推行西方文化价值，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是输出具体的文化内容，而是要与世界各文明一道，打造一套各个文明之间交流、沟通、和谐共生的实践范式。从中国文明转型的历史经验不难看出，不同民族之间应该坚持差异基础上的对话，寻求文化之间的契合性和互补性，调和传统与现代，取缔中心与边缘，融合自我与他者，形成一个全球跨文明的“沟通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出包容、平等、和谐的世界安全、利益、命运、责任的共同体。

（摘编自贾文山《中华文明转型为世界提供实践范式》）

    中国画的本质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象形与写意的相辅相成，这种主客体的对立统一，生成了中国绘画的本质哲学观，并由此生发出中国画丰富多样的独特表现方法；二是兴成教化的核心价值观和适情达意的审美价值论的辩证统一。

    中国画具有写形、象形之历史传统，虽然文人画重写意简笔，但仍有写实工笔的意蕴存在于中国画的形式和精神之中，否则，中国画会完全拒绝西式素描、明暗造型等写实手法，而西方之古典写实方法在中土也会水土不服。无论是徐悲鸿、蒋兆和等人的教学与创作体系，还是周昌谷、方增先等人的新浙派人物画，都较为成功地将西方写实因素同中国水墨画相结合，推动中国画的现当代革新和发展。如果中国画本身没有工笔写实的历史传统和白描、色彩晕染等方法，这种结合就没有基础，这种革新也就不会成功。

    中国美学精神又有言志表情的传统。先秦至汉魏美学，将诗歌、音乐和书法都看成是心灵意志和情感的表达。汉魏六朝绘画美学虽然主形和重形，但是我国的心志论和情感论美学精神，对于绘画仍有影响，这种影响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传神观照”，以及南朝宗炳的“畅神”和谢赫的“气韵生动”等观念中。顾恺之、宗炳、谢赫都是著名画家，他们在强调写形、象形的同时，还注意到写形状物的精神表达，即更高的精神与心志内容的要求，就是要以形“写神”“传神”，还要“畅神”，借以达到最高的美学标准“气韵生动”。

    对“意”的表达也是中国画最重要的本质特点。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苏轼进一步发展了士夫画观即文人画观，强调以画达意，以诗适情。而到元代倪瓒，更鲜明地提出“聊以写胸中逸气”。此外在创作中，唐代王维提出水墨最为上，五代董源、巨然，到宋代文同、苏轼、米芾，再到元四家、吴门四家、清四王，水墨写意，特别是山水画、花鸟画得到较快发展，成为主流画科和主要表现方法，那么写意自然成为中国画最重要的本质特点。

    中国画家和理论家是辩证把握了主体与客体二者的关系，既强调写形，也强调传神；既强调写实，也强调表意。由于中国文人画的写意表情特点，所以在20世纪初，当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引入到中国时，林风眠等人开辟中西结合的另一道路，即将中国写意笔墨同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相结合，创造现代形态的新的中国画。中国画的本性中所具有的象物写形及水墨写意的双面特征，既辩证地解决了创作中的主客体精神哲学问题，同时也为中国画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使中国画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以至20世纪初以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中，既能够吸纳西方古典写实和素描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水墨人物画，又能够融合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表现、抽象以及立体主义语言特征，创造新的现代艺术。

（节选自陈池瑜《中国画的本质：写形兼写意》）

    2017年，7.71亿人次参加各类科普活动,平均每96.6万人拥有一个科普场馆;科普网站、科普类微博和公众号等互联网传播渠道触达人次超过60亿——不久前公布的这份中国科普统计数据,呈现出人们内心科学梦的快速生长、公众科学素质的日益提升。

    大力开展科学普及、不断增强公众科学素质的背后,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期冀和创新的渴求。改革开放40年来,科普事业在科学的春天里恢复生机并蓬勃发展,公众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缩小,有效支撑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进入了快速提升阶段。到2018年,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8.47%,为实现2020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科普自身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质量越来越高。2013年6月20日,离地球300多公里的天宫一号上,神舟十号航天员为全国青少年带来神奇的太空一课，一同领略奇妙的太空世界，激发了孩子们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热情与梦想。科普活动参与度越高,越有助于科学素质的提升；公众科学素质越高，越能够推动科普事业的水涨船高。二者的良性循环，无疑会涵养出科学事业和创新驱动战略的一片沃土，培育出更多的创新人才和高素质创新大军。

    从掌握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到尊崇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科学素质的提升既关系每个人成长,也关乎国家乃至人类的共同命运。意识到人类在“宇宙年”最后一天的晚上才出现在地球，或许就会多一分对生命的理解；认识到从发明天文望远镜到在月球踩下脚印只用了几百年时间，可能会更深刻了解科学的重要性，并对创新旅程充满信心。实际上，只有公众科学素质的大力提升和普遍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才会获得更牢固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像有调查显示，尽管人们担忧人工智能会带来潜在风险，但依然有超过90%的被访者赞成“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类工作效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这说明，公众充分理解和广泛参与科学,才能够在有关科学伦理等争议性事件中明辨是非。

    科技的发展没有止境,科学素质的进步也不会停歇。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的当下，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星际探索、新能源新材料等科技浪潮,正不断刷新着原有知识体系和认知维度。科学突破的周期越来越短，一次新发现、新突破,很可能就会改写教科书。因此，科学素质的提升需要及时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有科技人士指出，公众科学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仍然是我国创新发展的“短板”,同时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优质科普资源明显供给不足，传播方式和能力还有待提升，科学精神的引领作用有待加强。未来进一步推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让更多人具备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仍是一个长期的、富有挑战性的过程。

    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政府、教育界、科学共同体和企业、媒体等形成有效协同的社会网络,加上运用好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有机结合的机制，发展科普产业，拓展社会公众参与、互动、体验渠道，相信全民科学素质将会进一步提升，创新发展活力会进一步激发，从而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摘编自余建斌《让科学素质跟上科技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