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就是消费者对有形和无形的文化产品的消耗，消费过程实质上就是对文化的消化、继承、积蓄、再造和创新过程，对消费者而言，文化消费的效用是获得精神享受。文化消费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消费者要实现文化消费，必须支付货币，这是主要的文化消费；另一类是由政府提供的公益性的文化消费，而文化活动是泛指与文化有关的一切人类活动，文化消费属于其中，文化活动之所以会发生，是出于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等的需要。文化活动不仅会产生经济福利，也会产生政治福利、社会福利等，给每个社会成员带来福祉。

       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自然引出了消费者的文化和消费者的文化资本两个概念。消费者作为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会继承和拥有这个群体的文化，即该群体一系列的态度，习俗、信念、价值观、规范以及技能等，至于每个消费者对所属群体的文化拥有状况如何，因人而异，受很多因素影响。至此，可以把消费者的文化资本定义为消费者拥有的文化存量，这种文化存量会使消费者产生文化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其中消费能力指的是解释、理解和欣赏文化产品的能力。显然，消费者的文化和消费者的文化资本分别与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相对应。

       消费者的文化资本或者文化存量，体现为两部分：与文化产品有关的文化和文化消费品位。消费者具备相应的文化，对相应的文化产品自然产生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消费者经过多次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而形成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则是文化消费品位，这和消费品位使消费者能够识别欣赏文化产品中的文化价值，从而形成对该文化产品的消费偏好。

       就消费者而言，由于文化消费品位是在消费过程中形成，那么文化消费品位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消费者的文化是文化消费品位形成的基础。但是消费者有了某种文化并不一定会形成相应的文化消费品位。因为尽管文化是形成文化消费品位的基础，但文化消费品位的形成还受到诸如文化产品特性、价格、以及消费收入、性别、年龄、种族、个人特质等因素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文化消费品位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

（选自资树荣《消费者的文化资本研究》，有删改）

网络时代需要经典阅读

钱理群

    经典阅读最大的特点是除了通过文本细读达到深度阅读之外，还非常个人化、非常个性化。

    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强调经典的阅读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对现在的读书状态有两个忧虑：一个忧虑是大家不读书，另一个忧虑是大家即使读书也只是网络读书。

    网络阅读有它的优越性，我称之为“短平快”。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时代，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亲近的方式取得尽可能多的信息，当然有很大的意义。但网络阅读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缺乏深度，会导致人的精神的平庸化；另一个是网络阅读是群体性的，缺乏个体性、个人性的阅读，容易趋向潮流，容易倾向于时髦、被时髦所裹挟，这就需要经典阅读。经典阅读的最大特点是深度阅读，而且是个性化、个人化的阅读。

    比如我曾经说过，鲁迅作品不能只是默看，非得朗读不可。他作品里有那种有韵味、那种浓烈的而又千回万转的情感，那里面不可意会但能言传的东西，都需要朗读来触动你的心灵，通过朗读来进入情境，来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样的阅读是接近鲁迅内心世界的一个最好的通道。而我所强调的是情境、感觉、感悟，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如果说西方经典主要是通过分析来接近的话，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不仅是古代的文化，也包括鲁迅的文化，不能完全靠分析，而要靠感悟、情境、感觉，甚至直觉，这是进入中国经典的另外一种方式。一般人可能比较习惯用分析的方式进入经典，现在可以换一个方式——不是拒绝分析，必然会分析，但更多的，至少在开始时必须强调感觉、感悟、情境、直觉。

    中国传统教育是这样的，启蒙的时候读《论语》，不是讲《论语》，而是读、背。通过读，获得感觉，通过背，体验那些东西。读了，背了，进入到你的生命里，然后分析，这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也提示我们这是进入经典的另外一种方式。经典作品得一点一点地看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世界，这告诉我们经典的阅读需要深度阅读，而深度阅读就是文本细读，通过文本细读达到对经典作品的一个深度了解。这涉及到经典阅读的特点，我认为经典阅读最大的特点除了通过文本细读达到深度阅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非常个人化、非常个性化。也就是说不同读者对经典有不同的进入方式，因此也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发挥。

    我强调“发挥”，也就是说阅读经典不是被动的过程，而是要有我们的理解及发挥。最好的经典的意义都是原创者和阅读者、研究者共同创造的，任何经典都是这样。所以有一个过程。从经典变成学说，如儒家从《论语》《孟子》变成儒家学说，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解经者，解释的过程不是被动的，而是有新的创造的，所以出现了像朱熹、王阳明这样的大家，他们是接着孔子往下讲，对孔子思想包括孔子文本通过主动的、细腻的阅读有新的解释、新的发挥、新的创造，最后成为儒学。儒学就是孔子他们所开创的，被后来的阅读者、研究者不断研究、不断发展的一个学说。

（选自2016年2月13日《人民政协报》）

    中国缺少创世神话，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宇宙发生说，也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思维认为宇宙是一永恒的存在。天地万物如何产生、存在，也是古代中国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屈原的《天问》最明显地表达出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对宇宙起源、构成的兴趣。

    中国哲学的主流看法虽然认为天地万物不是永恒存在着的，而是有其发生历史的，但天地万物的发生不是由一个外在于宇宙的人格力量创造出来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万物如果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应该是自生、自然的。如汉代道家宇宙论认为，天地是从虚空中逐渐生成了气，又由气的凝聚而生成天地。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化生出来的。

    宇宙不是创造出来的，那么存在着宇宙之内的主宰者吗？回答不是否定的。商周时代承认帝或天为宇宙之内的至上神，但早期中国文明中的“上帝”并不是创造宇宙和人的神，而是在宇宙之内的主宰者，不是宇宙之外的创造之神，而是宇宙之内的事务主宰。就人不是上帝所创造这一点来说，使得在中国文明中“人”的地位必然高于基督教文明中“人”的地位，“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的古老观念，表示在气论的背景之下，人可以获得高于宇宙内其他一切事物和生命形式的地位。正如中国哲学中易学哲学所主张的，人是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中国哲学本来就有“与天地参”的传统，人能参与天地化育、参与大化流行，故“参与”论是十分中国的。人既能参与天的生成，又能与天相感相通。

    在宋代理学中，也出现了一种主张，如邵雍和朱熹，他们认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或天地不是永恒的，它在消灭之后会有一个新的宇宙或天地来代替它；同样，在它之前也曾经有一个旧的宇宙或天地存在，而被它代替了。这意味着，一切生成的东西，都会走向消亡。这种生成与消亡借助“气”的聚散来说明，是非常自然的。而在它消亡之后，也一定会有另一个天地按照自然的途径再生成出来，这个循环是没有穷尽的。

    在这个意义上，李约瑟称中国的世界观和宇宙模式是“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既是有理由的，却又是不准确的。从新儒学的观点来看，主宰是有的，对于宇宙来说，主宰不是超越的，而是内在的。这个主宰，商周时为“帝”为“天”，但宋代以来，宇宙内的主宰已经被理性化，成为“理”或“天理”，对“理”的推尊成为1000年来成熟的中国文明的主导性观念。理即是宇宙、社会的普遍原理和法则。

    宋代朱熹是肯定这一“理”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朱熹说过：“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元代思想家吴澄也是以太极为“道”、为“至极之理”。他说：“太极与此气非有两物，只是主宰此气者便是，非别有一物在气中而主宰之也。”这种主宰说只是功能意义上的，没有任何实体的意义。

（节选自陈来《中国文明的哲学基础》）

    雅的产生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雅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礼为衡量的标准。而只有雅的观念产生，雅乐与俗乐之间才开始真正有了区分。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有着重要的作用。

    雅乐有些是专业艺人的创作，有些却是对俗乐进行艺术加工的结果。“俗乐”的概念，是依“俗”的原始含义经过漫长的发展衍变而自然形成的，期间没有经过刻意的艺术加工，因而保留的原始的、民间的东西多一些。如果俗乐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与改造，能够遵从礼的规范，就变成了雅乐。如《诗经》中的《国风》，很多都是乡间的俗乐，但它们经过乐官的加工后，就成为能在正式场合演奏的雅乐了。对俗乐的艺术加工，实际上涉及材料选择、金属铸造、丝竹加工、协调音律、乐曲创作、舞蹈编排，以及最后的审查、修订等诸多生产领域与环节。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分工程度，加工才能顺利进行。可以说，只有社会分工的出现，才使得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脱离了物质生产，从而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进行专业的精神生产，并因此而具有了很高的专业文化修养。如“大师”“乐师”等专职乐官的出现，就使得音乐的生产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同时也为雅乐的艺术加工活动提供了专业的人才保障。而《札记•乐记》：“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荀子•王制》：“修宪命，审诛赏，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更是从制度上为社会分工和艺术分工找到了依据。因此，在由俗到雅的音乐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由俗向雅的艺术加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艺术加工，一是间接的艺术加工。直接的艺术加工，就是针对音声、曲调、节奏、辞句等等所作的直接修改。如周代的乐官所进行的剔除邪音的工作，就是直接的艺术加工。间接的艺术加工主要表现在对不同方言的诗歌进行翻译过程中的加工。原来的作品，所用的语言可能是极为通俗的方言。但由于翻译者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在翻译作品时，会自觉地根据自己的修养，将通俗的言辞雅化，再呈现给贵族统治者。这种加工，更多是依靠文人的自觉意识来雅化作品。如钱穆在《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一文中说：“鄂君子皙泛舟新波，越人拥楫而歌，鄂君不知越歌，乃召译使楚说之。此所谓越歌而楚说之者，其实即俗歌而雅说之者也。”可见，在雅乐的生产过程中，艺术加工是无时不在的，它是由俗向雅转变的关键因素。由于它的存在，俗乐可以转为雅乐。同时，雅乐中也可能会包括着俗乐。雅乐与俗乐之间这种复杂的相互包容关系，正是艺术加工得以产生并长久存在的原因。

    综上所述，由俗到雅的艺术加工在雅乐产生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经过了艺术加工的音乐不一定就是雅乐，但雅乐的产生，却一定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

（摘编自何涛《“艺术加工”在雅乐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现代口述历史是使用录音或录像设备，将历史当事人叙述的内容完整地记录下来，并按照严格的规范整理成口述史料。根据历史当事人录音录像资料整理出来的文字记录，要与录音录像、其他当事人及相关文献材料进行反复核实和考订，因而是可信的。

    口述史料对国史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档案资料开放不充分的情况下，口述史料可以部分弥补国史研究缺乏资料的问题。历史资料是国史研究的基础，档案资料作为文献资料的中坚，不能充分开放利用，势必影响国史研究的进展。在档案资料开放程度有限的情况下，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便显得格外重要。当年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当事人多已退休，他们为新中国建设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对所经历的历史有着深刻的感受。对这些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当事人进行口述访谈，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为原则，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关于新中国建设及生活中的故事，有意识地采集、整理其记忆中的鲜活史料是国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其次，口述史料可以弥补目前部分开放档案资料中比较模糊的、粗线条的记载。档案文献的有些记载是抽象或粗线条的，依据这些资料建构的历史往往是不丰满的。口述史料可以提供事件的详细过程以及不见于官方档案记载的历史细节和具体场景。历史当事人讲述其亲身经历的故事、亲眼所见的事情、亲耳听闻的言语，还原了历史的场景，重现了历史的细节，恢复了历史的生动性和鲜活性，因而弥补了国史研究文献资料的不足，这正是口述历史的特点所在，也是口述历史的魅力所在。档案资料基础上的宏大叙事与口述访谈基础上的微观讲述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说宏大叙事是历史的骨干，那么当事人的微观讲述就是历史的血肉，会使历史丰满起来。口述访谈的鲜活资料必须置于宏大的历史演进框架中，方能彰显其生动之意义。

    最后，口述史料对档案资料具有独特的验证、鉴别功能。国史研究者开展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过程，是熟悉、梳理和研究历史真相的过程，也是对各种形式的国史资料进行勘比、消化、鉴别、筛选以及保证资料真实性的过程。通过口述史料与部分开放的档案资料进行比对，可以校正档案文献中某些失误的记载，甚至验证文献资料的真伪。

    同时，民间口述史料的发掘不仅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使研究者的观点更能体现普通民众的历史观念。采用口述方法纂修的国史著作，其观点和视野将更加客观公正，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和真实可信。

（摘编自左玉河《口述历史与国史研究》）

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

於可训

    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最著名的莫过于松、竹、梅、兰、菊这五种不同科目的植物了。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既强调“入世”所需要的积极进取、正直忠勇、刚毅坚韧的品德和意志，也重视“出世”所保有的清高孤傲、淡泊宁静、飘逸萧散的情怀和意趣。这样的文化和人格诉求，正好与松、竹、梅的某些特性相对应，松、竹、梅自然就成了古人这种人格力量的化身。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松、竹、梅这样的自然事物，因此也就以它们与中国文化独特的本质力量相适应的性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格精神的对象物。

    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却是自魏晋以降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

    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但是，当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现实中遭受挫折、与现实发生冲突而又无力抗争、不愿屈服时，也有转而以一种遗世独立、超然物外或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的态度对待现实者。这固然也被古人视为一种骨气或风骨，但在现代人看来，却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人生态度。虽然历代都有这样的隐士或逸人，但魏晋时代的士人似乎于斯为甚。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骨又有性质上的区分。

    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侧重于人的主体性，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风骨也指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革命精神。具体到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员来说，风骨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是百折不挠的意志，是一心为公的品格，是光明磊落的胸襟，是清正廉洁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