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和你接近

    在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那种把木扳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同样的，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地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秋”。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通常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会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整个人被他抱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半分钟不到，却是完全满足的亲近。

    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弟妹妹坦承这种装睡的经历，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

    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落盘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的一家外科医院治疗。 由子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的中午我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停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指甲又长又脏。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指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给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地帮父亲剪指甲。

    当我剪完所有的指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 “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

    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你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带我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时，父亲正好问我：“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笫一次帮父亲剪指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片，导

    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它还不时在我脑海里上演着。

（吴念真／文，有删改。）

拣麦穗

张洁

    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身后拣麦穗了。那篮子显得太大，总是磕碰着我的腿和地面，闹得我老是跌交。我也很少有拣满一个篮子的时候，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却总是看见蚂蚱和蝴蝶，而当我追赶它们的时候，拣到的麦穗，还会从篮子里重新掉回地里去。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哈？”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姨们眨了眨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子一样嘎嘎地叫着。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当他挑着担子赶路的时候，他那剃得像半个葫芦样的后脑勺上的长长的白发，便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忽闪着。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呀，你要给我做媳妇吗？”“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了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样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一齐抖动着。“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哩！”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着急了。他要是死了，那可咋办呢？我那淡淡的眉毛，在满是金黄色的茸毛的脑门上，拧成了疙瘩。我的脸也皱巴得像个核桃。

   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咧着嘴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大。”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这个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一块灶糖，一个甜瓜，一把红枣……还乐呵呵地对我说：“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地拣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我说过的那些个话，都是让人害臊的话。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叫我是他的小媳妇了。不过他还是常带些小礼物给我。我知道，他真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我站在土坎坎上，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山坳坳里。

   年复一年，我看得出来，他的背更弯了，步履也更加蹒跚了。这时，我真的担心了，担心他早晚有一天会死去。

   有一年，过腊八的前一天，我约摸着卖灶糖的老汉，那一天该会经过我们村。我站在村口上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下，朝沟底下的那条大路上望着，等着。那棵柿子树的顶梢梢上，还挂着一个小火柿子。小火柿子让冬日的太阳一照，更是红得透亮。那个柿子多半是因为长在太高的树梢上，才没有让人摘下来。真怪，可它也没让风刮下来，雨打下来，雪压下。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棵柿子树下，望着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依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可是我却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

    后来，我常想，他为什么疼爱我呢？无非我是一个贪吃的，因为生得极其丑陋而又没人疼爱的小女孩吧？

    等我长大以后，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再也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朴素地疼爱过我——没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企望的。 （选自《张洁文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