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之外

朱良志

   中国人有独特的时间观，我们在过程中看待生命，生命是一绵延的流，绵绵不绝，以时间统空间，世间的一切都在时间的流动中活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中还有一种超越的思想，即所谓“荣落在四时之外”，就是悬隔时间，截断时间之流，撕开时间之皮，到流动时间的背后，去把握生命的真实，拷问永恒的意义，思考存在的价值。它是中国哲学内在超越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美学中极富价值的思想。

苏州沧浪亭有一小亭，亭廊柱上题有一副对联：“未知明年在何处，不可一日无此君。”亭子不大，景致也无特别之处，但这副对联却令人难忘，只是觉得放在这优雅的处所，格调似过于冷峻。前句是中国诗词中常见的感叹，如欧阳修《浪淘沙》词：“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这是代未来预想，今年很好，当下很好，但来日如何，明年如何？明年不知流转于何处，时间转瞬即逝，人是未来宴席的永远缺席者。后一句引东晋王徽之对竹子的感叹，强调当下此在的感受。两句又有密切的情感逻辑，正因为我们无法把握未来，正因为必将缺席，我们更应该珍惜这当下的人生盛宴。这副对联有无奈，但更有惊悟。中国艺术强调，时间、空间带给我们的是局限，超越时空，领略当下的圆融。这里含有中国人刹那永恒的思考。

   禅家以“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为妙悟的最高境界，一个悟道者，在一个静寂的夜晚，享受山间之清风、湖上之明月，由当下所见一月，想到万里长空，天下是是处处，都由这一月照耀，由此刻，想到自古以来，无数人登斯山、登斯楼、望斯月，月还是以前的月，山还是以前的山，江湖还是以前的江湖。万古的时间和此顷，无限的长空和此在，就这样交织到一起。这里不是做短长之比、大小之较，也不是强调联想的广泛和丰富，而是在渺小和无垠、短暂和绵久之间流转，作时空的遁逃。强调妙悟就在当下的事实。

   被闻一多称为“泄露了天机”的刘希夷的《代白头翁》诗云：“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诗中表达了在如水的时光中如何抓住一些影象的思考。张若虚以他妙绝人寰的千古叩问震撼着人们的心扉：“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而李白一首《把酒问月》传达了更为放荡的思考：“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应如此。”这些天才诗人几乎是在神秘的颖悟中，和合物我，齐同古今，万古同一时，古今共明月。虽短暂并无局限，虽脆弱但并不能随意摧毁，虽渺小并无缺憾，诗人们在超越中占有了无限，与过去晤谈，与未来商兑。正像沈周诗中所说的：“天地有此亭，万古有此月，一月照天地，万物辉光发。不特为亭来，月亦无所私。”（《题天池亭月图》）在颖悟中顿入了永恒。

   瞬间永恒是禅宗最深刻的秘密之一，也是中国艺术的秘密之一。“万古江山在目前”，大道就在今朝，就在此刻，就在此刻所见的十五圆月。明代心学家陈白沙说：“道眼大小同，乾坤一螺寄。东山月出时，我在观溟处。”关键在于“我在”，此在并不因为过去而失去意义，目前不因为广远而丧失可观之处，此顷我在此处，我就是世界的中心，圆满而无缺憾，“我在”，世界因而有意义。

（选自《文艺争鸣》2011年第8期）

如何看待“燕赵文化”

    燕赵区域以燕山、太行山、渤海、黄河为四面分界，主体为次生黄土的平原地带。虽然这一区域具有“地边胡，数被寇”的特点，但燕赵文化仍属于华北平原上以汉族为主的旱地农耕文化。

    燕文化与赵文化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各自的特征，但又大体接近而趋同。相对于其他周边区域而言，“慷慨悲歌”是燕赵文化的共同基调。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具有特征主线的区域文化是优越的文化。在全国各个地域中，燕赵区域是极少数真正形成了文化特征的地域之一。燕赵文化得以形成“慷慨悲歌”这一特征主线，为古今所共认，历代所称道，其内涵鲜明，无可否认。这是燕赵区域的优越之处，值得骄傲。

    中国古代“知己”“知音”的价值观念，是“燕赵悲歌”的产生机制。燕丹的精诚与荆轲的侠士志向契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慷慨悲歌”。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而这也正是北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慷慨悲歌”的历史认同，有三次高潮。荆轲刺秦王，与燕太子丹在易水告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这是燕赵文化慷慨悲歌特征的第一次概括。汉末曹魏时，曹操等人以邺都为活动中心，诗风雄峻古朴，慷慨悲凉，燕赵文化第二次被称作慷慨悲歌。唐代，高适等人以气质自高，慷慨悲歌，临风怀古，燕赵文化第三次被人称为慷慨悲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从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成为燕赵文化所独有的固定不变的意象。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如明清之际，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特征也有鲜明的体现。

    “慷慨悲歌”的实质，乃是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一种贯穿人生的精神力量。燕赵侠士的轻生尚义，表面上看是不重视生命，实质上却是更加重视、更加珍爱生命的体现。“燕赵悲歌”体现为一种超越“千金”、超越“生死”的价值观，燕赵文化精神在此具有最为突出的表现。了解到人的生命除了肉体的存在，还有精神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教导人们，突破对自我的一己关怀，寻求更高的价值。燕赵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价值观。

    燕赵文化具有多元性。在“慷慨悲歌”激扬人性的同时，也包含了不少世俗的、物欲和肉欲的不良内容。这些流弊在民间、在当今，也都有不同轻重的表现。其救治方法，则莫过于以风俗治风俗，以文化治文化，以精神治精神，如古人所谓“风教”，由低而高，由杂而纯，由俗而雅，由外在而内在。

（摘编自张京华《“燕赵文化”概念界定的要点》，有改动）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本文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

    史学研究是史家对历史存在的考察，带有主观性，“思想”本身就是主观的产物，思想史研究的主观性更加突出。然而，“思想”作为历史的存在，其内涵和影响不会因为研究者认识的差异而改变，思想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准确地把握这个存在。

    达此目的，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把握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思想者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考察其社会基础和历史基础，力戒就思想论思想之弊。“思想”属于上层建筑，但是思想家生活于现实之中，提出的各种主张，无不来自于对于社会生活的实际感受，直接间接地带着阶级或者阶层的历史印记，因而思想与社会是辩证的统一体。因此，研究古人思想，首先要厘清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特点、思想家的社会地位和面临的问题，考察思想家个人及其群体对该思想主张的实践情况。唯其如此，才能明了思想家的主观追求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到思想对当时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规范和支持，又在哪个层面为现实社会提供了辩解和批判。

    第二，全面系统把握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将其体系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其源流，在把握其本意的前提下，认识其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思想家的思想主张相互连贯，互为支持，上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又为后世提供新的思想基础，同时有着具体的时代特征。同一主张、同一概念的内涵和功能因时而异，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必须科学分析其具体含义，完整准确地理解其思想体系，才能不违古人。而思想史研究，因其主观性突出，研究者的爱好、情感、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研究结果，对同一个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认识，司空见惯。但是，思想史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有其客观性，并不能随意剪裁、望文生义。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就是因为有着自己的思想体系，其理论、主张、逻辑、概念，有其具体的含义和指向，准确理解、系统把握是必须遵守的先决条件。否则，写出来的思想史著作，名为“思想史”，实际上和历史的属性相悖。

    第三，站在时代高度，自觉分析今古。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分析和批判，古代思想家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关注现实、论证现实或者批判现实则是相通的，和古人对话自然要充分注意古人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的责任担当。这要求研究者有关注现实的自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个责任和使命，不是从思想史的层面寻找、论证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更不是以古人思想武装现代人的头脑，是古非今，甚至是回到古代去，醉心于古人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现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为核心，以科学的理性，分析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面向未来。

    从这个高度出发，在和古人对话中，才能以常理、常情、常识理解古人，才能通古今之变。

（摘编自臧知非《史学视域中的思想史研究》）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心态正变得越来越理智成熟、开放多元、积极主动，并且更加具有世界意识。但也不可否认，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良社会情绪。比如，自卑自馁情绪有之，“牢骚太盛”情绪有之，懈怠散漫情绪亦有之。这些社会心态虽不是主流，却会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如不及时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还会影响整个社会心态，甚至会阻滞社会主义现代化脚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心态必须强起来。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社会成员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价值观的总和，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与其发展实际密切相关，是时代的“晴雨表”“风向标”；它同时会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甚至影响整个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是个人、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用短短几十年时间从“饥寒交迫”变为总体小康、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边缘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现在正阔步走在“强起来”的大路上。在这个“强起来”的新时代，应当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心态。

    心态强起来应增强自尊自信。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尊自信的民族，自尊自信是中华民族精气神的集中体现。新时代，自尊自信源于深入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它要求我们既不妄自菲薄，看到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拒绝照抄照搬别国发展模式；也不妄自尊大，拒绝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只有清醒认识我国历史走向、准确定位我国历史方位，才能更加自尊自信。只有不断增强自尊自信，才能更加敢于正视自身不足、敢于承认别人长处，进而取长补短，更好迈向伟大复兴。

    心态强起来应更加理性平和。理性平和就是冷静全面看待事物，不为不良情绪所左右；就是辩证客观分析问题，不偏激也不片面；就是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新时代，理性平和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要求我们清醒认识、坚定信心，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同时牢牢把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科学把握强国建设是“长期进行时”，积极应对“四大挑战”、克服“四种危险”。

    理性平和，才能拨云见日抓住本质，才能去蔽除障获得真知，从而不断超越自我、取得成功。用未来的眼光看今天，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新时代，心态强起来才能更好服务于强国建设，才能更加专注奋发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太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战争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旗下，辛弃族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调与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