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秋

    中秋节是农历八月最重要的节日。作为民间大节，中秋节的民俗活动十分丰富，包括拜月、赏月等，天上的圆月与人间的团圆、丰收联系了起来，赋予了节日美满、喜庆的气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秋节的食俗也是多种多样，各地的中秋美食令人无限神往。

    农历八月十五这天，人们一大早就开始为晚上的祭月做准备，洒扫庭院，备办各种供品。民间童谣唱道：“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供神前。”月饼与瓜果是中秋祭月的主要供品。月饼是不可或缺的，除了一般的月饼，民间还用一种大的团圆饼以祭月。中秋节时正逢大量鲜果上市，人们便以之献月，如石榴、梨、枣、栗子、柿子、胡桃等，鲜藕和红菱是江南一带常见的供品，两广地区则多用芋头、橘柚拜月。

    祭月的瓜果供品还被赋予吉祥寓意，传达着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上海人家要供四色鲜果，多为菱、藕、石榴、柿子等，寓意“前留后嗣”，还有煮熟的毛豆荚、芋艿，称为“毛一千，余一万”，以讨吉利。在江苏连云港，讲究的人家必备八大件：取意团圆的西瓜、取其多子的石榴、寓意事事如意的柿子、寓意长寿的花生（因花生又称长生果）、寓意早立子的枣和栗子，以及谓之“螃蟹爬月”的螃蟹，还有一块特大的“团圆饼”（也称光饼）。供品中不能有梨，因谐音“离”而不吉利。北京上供的鲜果有苹果、石榴、晚桃、青柿子、葡萄等，讲究的人家要将柿子和苹果成对供上，取谐音“事事平安”；桃与石榴相对，取“桃献千年寿，榴开百子图”之意；枣和鲜栗子可撒于苹果、柿子之间，寓意“早早平安”“利市”。除瓜果、月饼外，在广西崇善，人们要买猪肉、鸡鸭、米粉以供神；在浙江常州的供品中还有染成红色的鸡蛋。

    月饼是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节日食品，因其形圆似月，故而得名，也称“团圆饼”或“月团”。月饼既是中秋祭月的供品，又是每家必吃的应节食品，还是节日馈赠中不可或缺的礼品。圆圆的月饼象征着天上的满月，喻意着人间的团圆，寄托着人们追求团圆美满的美好心愿。

    除了月饼，吃团圆饭也是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中秋夜，全家团圆，共聚一堂，举行家宴，吃团圆饭、喝团圆酒。

    旧时北京中秋节的主食一般为烙饼，因烙饼是圆的，形如圆月，象征团圆；菜品随时令和家境而定，富足之家尽享佳肴珍馐，贫苦之家至少也要割几斤肉，炒几个菜，买两包月饼，打两瓶酒，把这个大节过得像个样子。在山东微山湖地区，兄弟中有外出未归者，餐桌上也要给他摆置碗筷，以示对游子的思念与祝福。

    中秋节这天，早餐和午餐一般也要加以改善。在山东济南，早餐吃米饭，中午吃水饺；胶东地区中午蒸饽饽、包子。江苏地区的人要自做糖饼或烂面烧饼，当作早晚充饥的食物；广西地区则多吃米粉。 “八月十五桂花香”，桂花正当开放，中秋佳节也便有喝桂花酒的习俗。节日这天，卖桂花酒的店铺生意特别好。太湖之滨的苏州光福镇盛产桂花，当地有一种名为“桂花聚”的小宴会，邀集亲朋欢饮，席上都是用桂花做成的各式点心，如桂花猪油年糕、桂花酒酿汤圆、桂花栗子糖藕、桂花糖芋艿等，芬芳浓郁，沁人心脾。

    此外，各地还有一些特殊的中秋饮食习俗。在广东增城，人们习惯在中秋之夜剥蕉、分柚、掰芋、嚼螺，皆对月剖弃外皮，名为“剥疵癞”，认为可去除疥癞；在广东始兴，妇女对月剖柚，谓食之目明；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为了纪念教人们编织草鞋的张古老，人们每年中秋节以田螺拜祭张古老，拜后大家一同吮食田螺，据说可使眼睛更明亮。四川合川过中秋节，各家多不茹荤，故称之“素节”。在贵州兴仁，小儿女于月光中炊食，谓之“煮月亮饭”。皓月当空，美食在前，举杯祝愿，幸福团圆。

    社会传播过程中至少要求两个人。他们结成信息分享关系，共享一套信息符号。结成传播关系的目的是寻求信息、劝说、传授、娱乐或其他。目的不同，参与者的角色也不同。比如，追求娱乐的人愿意“悬置怀疑”；预料对方会劝说的人将加强防范。然而，无论扮演什么角色，参与者总是要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编制信息代码，将他编制的符号发送给对方。我们将这样的传播行为称为A类传播行为。白纸黑字的符号可以长期保存，手势或面部表情或讲出来的话则稍纵即逝。无论时间长短，在传播过程的某个时刻，这些符号都独立存在，脱离了参与传播的双方。

    接受讯息的参与者，将根据自己的认知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和传播技能，决定是否接受对方发出的符号。如果接受，他就按照自己的认知地图对这些符号进行加工。我们将这些行动称为B类传播行为。第二个参与者也可能要进行编码，这些编码多半是非正式的、无意的，可能是面部表情，也可能是其他信号，表示有没有兴趣、是否相信、是否理解等的信号；第一个参与者对第二个参与者的信号进行解码，将其当做反馈。如果情况需要，第二个参与者还可能进行正式的编码，发出这些符号，转而进行A类传播行为；反过来，第二个参与者的A类传播行为又可能引起第一个参与者的B类传播行为，如此等等，循环往复。

    换言之，任何讯息都不能直接引起一望而知的外显行为。如上所述，讯息不像电流，电能沿电线流动，抵达灯泡，灯泡随即发亮。诚然，有些反应嵌入本能，近乎自动；例如，一听见汽车喇叭声，一听见“失火了”的呼喊，我们就很快做出反应。然而即使这些快速反应也要经过一些中间步骤。首先我们要听到那样的声音，然后我们要对它进行解释：“他是在对我鸣喇叭吗？”“哪里着火了？”外在符号影响行为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改变形势在他心中的印象。外来符号到达时，如果接受这决定利用其中的讯息，他首先要加工这一讯息，加工的根据是他储存的形象；一般地说，产生的结果可能有几种：证实既存的构想，稍许修正原有的界定，或澄清原来不清楚的地方。就像改变信仰一样，彻底改变原有观念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然而，改变信仰的现象的确时有发生；同样，感觉突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听说自己的房子着火时，脑海里对情况的感觉就会突变，迅速的反应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长。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灵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鑢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双料”院士的有性人生

    严东生是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双料”资深院士，既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和优秀的科技工作领导者，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研人员。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著功绩。

    中学毕业后，大伯希望严东生报考税务学校，今后可以捧个“金饭碗”，但他的第一志愿却填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因为积贫积弱的祖国催生了他心中的一个梦想，那就是“科学救国”。而化学，是他最喜欢的学科。1935年，严东生如愿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7年北平失陷，正在读大二的严东生由于要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只得留在北平，转入了燕京大学。在燕大，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并收获了爱情——与同班同学孙璧媃结成一生的伴侣。他们不仅在事业上有共同语言，在业余爱好上也兴趣相投——经常晚饭后放几段世界名曲，夫妻俩一起欣赏，听完后交流感受，其乐融融。他的研究生“关门弟子”杨建华，对先生的很多事情都难以忘怀，“2014年师母病重入院，那3个多月里，他每天都陪到很晚，被护士催着才回家。那时先生身体还很好，送毛巾、递茶水都不肯让子女和学生帮忙。师母没能出院，她走后，先生便常常发呆。”

    1946年，严东生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航程。在伊利诺伊大学，他主修陶瓷工学，辅修无机化学。毕业后，严东生留校任博士后研究员，薪资优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当即决定提前回国。1950年，在克服美国当局设置的困阻后，乘船途经香港，回到了故土。同事们都说，严先生是一个战略科学家和科学外交家。他直接参与中国第一个12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及《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为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拟定了方向。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使中国科学院的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严东生带领团队精心“打造”了很多种现代先进材料。比如，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领衔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12年7月宣布发现一种新粒子，其特性与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一致，而探测器“心脏”——电磁量能器使用的5000根高质量、大尺寸PWO闪烁晶体，正是严东生团队的杰作。

    不止一个学生记得严先生是如何为他争取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又如何千叮万嘱一定要回来为国效力。施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严先生反复同他讲，辆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辆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经老师牵线搭桥，施剑林去德国马普学会工作了1年多，这期间严东生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他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严东生的言传身教，在一双儿女身上体现得最是淋漓尽致。女儿严燕来，退休前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儿子严友为，退休前是美国默克制药公司高级研究员。这一家子有两大共同语言：科学和音乐。他深知科普的重要性，对记者也非常尊重。记者黄辛表示，“科学是他的生命，在他身上，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风骨。”

（有删改）

相关链接：他始终坚持“国家利益为大，个人名利为小”，教诲我们保持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信心。他常说，立志为中国的建设发展而献身是我国几代科学家的理想和美德。——李红霞《追忆恩师严东生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材料一

古典诗词——这语言和思维的极致表达，是人类情感最为重要的传达渠道和“储存器”。李白之高蹈豪放，杜甫之沉郁顿挫，苏轼之澄明旷达，李商隐之错彩绮丽，王维之淡远蕴藉……每一个语言里的诗人，都在以自己的一人一身探索着人性情感表达的独特方式，以惊心动魄的历险精神拓宽着人类感受的疆域边界。

诗人对于独特山川风物中的情感表达，几乎形成了那“数学般精确”的唯一而又广泛共鸣的“情感表达式”。思念故乡之夜，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我们绕不开的诗句；面对冬日怀人的傍晚，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言自语式的问语，是我们心头一次次泛起的惆怅；亲人生死阴阳两隔，“不思量，自难忘”的短句，会自然在心头徘徊。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这些诗词歌赋的句子和句子之中，隐藏着文化血脉最牢靠的基因密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整体情感珍宝，被一代又一代诗人收纳珍藏在诗词歌赋的“情感储存器”中。

崔颢和李白关于黄鹤楼的题诗佳话，是一个极具阐释学意义的“中华诗词”表达范式。一个诗人，怀揣汉语之笔登陆某处，面对千古景色，秉持汉语工具，穷尽诗家才情，吟哦出的是“一曲定乾坤”的极致表达。这样的表达一旦被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定格，在同一个千年尺度传统之中的李白，便在这样的景色面前发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慨叹。这是一句欣喜莫名的慨叹，也是千载传统中“诗人同在”的相惜和温暖。

这是一个以中华汉语为传统的数千年持续涌流的记忆长河，所有的诗人都在这长河中储存最为珍贵的诗句，所有操持同一种语言的读者都在以自己的阅读，复活着千古沉浮的诗句，以每一代的阅读，擦拭、打磨、照亮着灿若星河、砥柱中流的诗篇诗句。每一个中国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文化血脉，每一个诗人在这里追寻、恢复到“无名”而又永恒的“中华诗人”的神圣而谦卑的状态。

这些璀璨闪耀的诗句诗篇，是我们借以认出自己“我是谁”的“文化身份证”。这些诗篇连接的，是那个无数人、无限时间共同汇聚起的“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储存宝库。随着全球华人的脚步拓展，无论华夏儿女散落在何处，只要凭借着“床前明月光”的诗句，都会找到汉语节奏之下的“低头思故乡”。一代代人都会在低头寻得的“故乡”，和那个巨大而深厚的民族记忆相连。

古典诗词凭借这千载汇聚的灵魂和精神，使得我们找到自己身体记忆里的文化血脉，确认我们语言镜鉴中的精神面容，从而与我们自己，以及遥远的亲人们恍如梦寐、秉烛相认。

(摘编自杨少波著《古典诗词与文化血脉》)

材料二

风骨与气韵，来自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的是文章内容和文辞方面明朗、刚健的风度。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有“风骨篇”。风骨，彰显内容的坚韧本质；气韵，反映文辞的感染力。气韵衬托风骨的劲健，风骨支撑气韵的光华。

风骨之气度，莫过于观照岁月的能量，中国古典诗词对岁月的描写是最具亲和力的。建安“三曹”之曹操慨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初唐王勃诵“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而盛唐王之涣则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宋代李清照叹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些人生，或庄或谐，或爱或恨，或疏或痴，它们在风骨之内，气度之上，演绎出中国美学精神“蕴藉隽永”的意味。南宋词人蒋捷作《虞美人，听雨》，用观雨的心境将“少年、壮年、而今”和盘托出，突出了人生——这位高明工匠一一雕刻出的岁月力量。岁月如雨，时光亦醉。痴于“醉”的，莫过于“谪仙人”李白。他的《客中作》，以酒告慰时光。李白酒入诗肠，狂歌“不知何处是他乡”。几百年后，苏轼作答“此心安处是吾乡”。在与时光对峙的人生中，诗词是唯一的安慰。这岁月的“沉著之致”积淀了风骨，凸显了气象。

风骨之韵味，莫过于古人对“物”的执着。刘勰言：“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古人写物，其旨在“物我两忘”。王国维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即便是不起眼的花草，相对诗词作者而言也仿佛具有“明心见性”的品质。南宋诗人陆游，晚年隐居山阴乡村，寒冬中偶见梅花怒放，兴之所致提笔作《卜算子•咏梅》。他虽没写一朵“梅”，没着一枝“花”，但读后却有幽咽的暗香扑鼻。“物”的淡雅之外，亦有浓郁气韵弥漫在诗词世界。“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白的牡丹如此；“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李贺的美酒如是，就连柳永的“别恨”也浓得化不开——“杨柳岸，晓风残月”。古人观照“物”、珍视“物”的思想意度，是古人对“诗性”的自解，信手而出，奇崛有致。

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与西方哲学饱满的逻辑思维相反，它始终带着深深的隐秀色彩，内力隽秀，外显圆融，这是中国哲学以“道”为核心的“言有尽意无穷”。而最终，它落实到了“意蕴无穷”的艺术气质上，其效果就是“不在场的出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风骨气韵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编自张向荣著《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材料一：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持续介入文艺创作活动，在丰富文艺创作手段和文艺表现形式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文艺观念、艺术形态等产生巨大影响。人工智能文艺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库写作”，其对于人类文艺作品的模仿高度依赖数据库，数据库收集的样本越是全面丰富，越有助人工智能的学习、模仿和创作。

虽然人工智能已经创作出诗歌、书法、音乐等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但跟人类作品相比，它们创作的所谓作品要稚嫩得多。以人工智能比较“擅长”的诗歌创作为例，如果我们对相关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朦胧模糊、似是而非、缺乏个性等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它们缺乏对于社会实践的情感基础，实质是围绕关键词并运用大数据技术所进行的字词组合，这反映出人工智能文艺自身固有的局限。

马克思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是有了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才会产生审美活动。同时，美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和确证，是客体的怡人属性和主体的心理愉悦的有机统一。作家艺术家拥有了真实的生命经历，获得了真切的感受、体验和情感，才会产生对时代和社会的敏锐洞察与把握，进而才能将其内化于自己的创作中，让作品散发出独特的气韵。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没有自己的社会实践，无法产生基于社会实践的感受美的能力，自然也就无法形成对美的独立判断，形成关于美的独特表达。比如，以秋天为意象，人类既可以表达“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的愁苦，也能够抒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迈；而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多半会将秋天跟萧瑟、悲凉等联系到一起，而无法基于具体场景赋予秋天更独特的含义，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创作是基于数学统计的计算——当人类的大多数文艺作品为秋天赋予了“萧瑟”“悲凉”的含义时，人工智能也就只能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有样学样。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算法逻辑模仿人类创作出文艺作品，但它无法模拟人类基于历史经验、生命体验而产生的情感与意识，更难像人类那样睹物思情、托物言志，这是人工智能更难逾越的一大障碍，也是人工智能无法创作出伟大作品的重要原因。作家南帆说：“人工智能具有极为强大的记忆功能，但是它不会回忆，不可能在哪一个愁绪袭人的下午，突然回忆起程序员如何写下一条关键的指令，没有哪一种动人的情景交融可以成为触动创作的象。所以，人工智能进行文艺创作只是对人类创作行为的一种模仿，而非一种类似于人类创作的那种独立的对美的创造。

未来，人工智能要想在文艺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就需要在深度学习等技术上进一步进化、提高、完善，从而产生全新形态的人工智能。这种类人的人工智能能够与自己的同类和人类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且能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自己独特的审美想象和审美表达。在此基础上，它才有可能从事像人类一样的文艺创作，才有可能创作出经典的文艺作品。

(摘编自王东昌《当文艺创作遇上人工智能》)

材料二：

人工智能写作或可以成势，这一方面源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借助智能软件作诗行文来满足内心的创作表现欲，随便给机器人小冰发一张图片，就能轻松地获取一首“平均水平”的诗文。另一方面，部分作者创作也更加依赖智能写作软件，在写作之前，有人会利用智能软件检索读者喜欢的题材，以及同类作品的内容风格等，为自己的创作提供综合性参考；在写作过程中，创作者也可以利用自动写作软件来协助自己进行景物、人物外貌、地域环境等方面的刻画描写，其只需对一些现成的语段稍加修改或“一键引用”后就可拼凑成看起来描写细腻、合情合理的片段。不论智能机器能否独立创作文学作品，人机协作现象已经出现，固有的文学理论是否还适用于这些突破人类唯一创作主体的写作现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例如，我们用传统文学批评理论来展开对网络文学的评论时，就出现了明显的阐释无力、迟滞与空洞的现象。批评标准的缺失是主要原因，批评者习惯于以思想性、审美性、艺术性等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来衡量网络文学，把这一特殊标准人为拔高为普遍、永恒的真理，随后利用占据文化话语权的特殊位置，把这一评价标准套用于网络文学，最后常常得出网络文学是垃圾的结论。这样的批评明显忽略了网络文学异于传统文学的技术性、媒介性、空间性特征，既不利于网络文学的良性发展，也不利于研究者全面而宏观地把握文学的发展生态。当我们用“情感”“想象力”“灵感”等人类主体领域的智能性来否定人工智能写作时，是不是也发生了批评标准的偏颇？当我们在否定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缺乏情感、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时，是不是也有些心虚？这又何尝不是人类创作的自我影射呢？

人类排斥人工智能文学，原因大都有两种：一是对人工智能创作的恐惧感，担心人类创作被取代；二是出于文学园地的守护，认为人工智能写作的游戏性、娱乐性是对文学的亵渎。其实，人类能否持续创作取决于自身和读者，人工智能写作与人类写作并不冲突。诗人衣米一说：“即便有机器人写诗了我也不会取消写诗，即便有上帝写诗了我也不会取消写诗。我的生活体验和生命记忆，机器人和上帝都不可能替我写出来。”如衣米一所言，当人类有创作的欲望的时候自然就产生写作行为了，不会因为有人工智能的存在而停止创作，否则就是创作动机的不够纯粹，或是对自身创作的不自信。在很多人看来，不管是人类所创，还是人工智能所作，作品能得到读者的喜爱和认可就好。至于人类文学作品与人工智能文学作品孰能赢得读者芳心，那就交给读者去评判。读者对严肃神圣的精神世界充满神往、对严谨神秘的技术世界感到新奇，他们既需要灵魂的陶冶，也需要精神的放松。

何为文学？文学何为？为情而造文，人类因感知客观世界而有所触动，因触动而将内心通了的情感诉诸笔墨，再以情传人，感染读者。这份自然而发的“情感性”也恰是人类引以为傲并否定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的因由之一。然而在文学日益消费化、市场化的影响下，人类这种为文“自然”之情越来越罕见而可贵，各个层级的文学采风、报刊及网站的市场导向、名目繁多的关项设置等，不也在一定程度上令文学情感组织化、消费化了吗?

(摘编自雷成佳《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变革：挑战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