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刘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成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长达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市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①东南亚，辗转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后来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

    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期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引起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摘自《光明日报》2013年6月，有删改）

【注】①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

相关链接：①“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潮汕的屋脊，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造就。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陈复礼曾这样叙述他与绘画的渊源。（陈复礼《我的艺术之路》）②经过一千多年来历代中国画家的刻意经营，在山水和风景创作方面，已发展到了高深的境界。从事风景摄影，而不考虑到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将是莫大的损失。（陈复礼《论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③陈复礼先生用他六十年的影艺生涯倾诉着一位艺术家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用他的无数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他的作品也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摘自赵阳在“陈复礼摄影艺术六十年座谈会”上的致辞）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

    周汝昌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了辉煌。这当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分不开，不过，周汝昌多年以来孜孜不倦，锲而不舍，早已有了丰厚的积累，则是根本和基础。这正像地下的潜水早已滔滔汩汩，一旦压抑的地壳被打破，自然就一涌而出，喷发倾泻为壮丽的射泉瀑布了。又可以比作一株植物早已在土中养育生长，蓄势待发，春天一到，就破土而萌，长叶开花，五彩纷呈，蔚为大观了。

十年时光，可谓成果十分丰硕。从内容上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红学研究、书法研究和诗词文论研究三大领域。从“继往开来”的角度而言，红学研究是《（红楼梦）新证》中包含的红学几个方面的内容全面铺开，逐渐趋于各分支独立成学并向深细发展。书法研究是将多年书法实践的心得作一理论小结，为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奠基。诗词文论研究则是《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等的自然延续扩衍。80年代的这些收获既是50.60.70年代已有成就的竿头更进，也是90年代到21世纪初未来集大成式学术的先声和基础。

    周汝昌红学方面的奠基之作《（红楼梦）新证》，以考证为主体内容，其实可谓包罗万象，与《红楼梦》研究有关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都有所涉及。经过从1954年版到1976年版的充实提升，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体系化”理论潜势已经基本形成，只是还没有十分自觉地提出来而已。一个偶然的机缘，使这种学术自觉性瓜熟蒂落，周汝昌正式提出了红学四大分支的理论框架，创建了“探佚学”这一学术概念。

    在红学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展现出真正的作者、时代、背景；研究《石头记》的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

    从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连一般性的考释注解《红楼梦》书中的语言、器用、风习、制度等等这支学问，都未必敢说能与以上四大支并驾齐驱。

    “如果允许在序文中讲到序者自身的话，那我不妨一提：我个人的红学工作经历，已有四十年的光景，四大支工作都做，四者中最重要的还是探佚这一大支。”

    “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是一门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它还将发扬光大。我敢说，红学（不是一般小说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对此，我深信不疑。”

    周汝昌先生上面两段话，虽然不长，也没有拿捏什么“理论架子”，其实具有深远的开拓性理论意义，针对导致红学停滞、阻碍其继续深入发展的现实困惑和思想混乱，抓住了突破口，为红学的前进与超越指明了方向。周汝昌自己的认识，也是在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逐步明确的，其理论意识，也不是一下子就十分自觉的，这是他积四十年研究红学的经验，在给拙著作序时碰到机缘，促成了“灵机一动”，而后获得的清醒觉悟，即周汝昌经常强调的做学问的“触磕”之功。周汝昌深感自己的这一理论突破意义重大，由于拙著的出版要等待较长的时日，且序文毕竟不能展开论述，周汝昌乃又另撰《什么是红学》一文。当时河北师范大学的韩进廉教授刚于1981年10月出版了《红学史稿》，周汝昌为之作序，有此因缘，乃将此文发表于1982年第3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后来，又在《红学的艺术，艺术的红学》《红学辨义》等文章中再作申说。（摘编自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相关链接】①红学家梁归智认为周先生是一个“解味道人”，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梁归智用“痴人”和“赤子”这两个词语形容周汝昌，他说周先生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红学研究中，为红学发痴，为人单纯。（《“红学泰斗”周汝昌》）②周汝昌所作的诗，数量极多，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咏红诗最为世人推重。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40位人物，每人配写了一首诗，令画册增色不少。他在诗词上的造诣，使他选注的《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一直为学林推重。周汝昌的书法也自成一体。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的书法理论研究，曾和朋友讲过：“平生在书学上所下功夫，比红学要多得多。”有人当面夸他的字是“瘦金体”，他不以为然，说：“‘瘦金体’是宋徽宗所创字体，法出薛稷；我习右军，与之无涉。”（《周汝昌：诗成掩卷去脂斋余香沉》）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铁凝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 。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常有各种社会情状通过小吴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锺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 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小吴还告诉我，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 。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机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邓小平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

    “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

    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摘自《文汇报•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②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摘自黄薇《百岁开一话杨绛》）

任继愈：大师风范  空谷幽兰

    2016年4月2日，春日里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已有15年历史的“文津讲坛”，在这里第815次开讲。像以往的800多个周末一样，读者从四面八方会聚到临琼楼二层的报告厅，聆听名家高论，享受文化的滋养。只是，最近的七年间，人群中少了那位拄着拐杖的敦厚长者——任继愈。

    任继愈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望族，他的名字包含了“继承韩愈”之意。

    “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他随校南迁，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这次历时68天、徒步1300多公里的“长征”，让他目睹中国的现实并叹服于这个伟大民族的坚韧：农村破败，旧屋紧闭。轿夫们吸得起鸦片戒不起——买盒鸦片1毛钱，戒烟一个月不能工作，没饭吃。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方向由此转变，“我深信研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任继愈师承汤用彤、贺麟、熊十力等名家，长期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学术研究卓有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竭力保存中华文化的薪火。

    在生命的最后30年，他却把学术工作一压再压，投入到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之中。他认为，中华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活着的文化，它支撑着中华民族几千年间屹立不倒。文化的再次繁荣不是等来的，要靠长期的积累。本着这种文化自觉，他组织和主持了《中华大藏经》《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华大典》和“二十四史”点校本及《清史稿》修订等一系列国家大型文化工程。

    这些多是绵延十几年难以完成的浩大工程，每一项，他都会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点将选人、选题、写提纲、审阅点校，动辄写六七百字的编辑意见。拿《中华大典》来说，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1990年国务院批准，至今尚未完成。它参照现代图书分类方法，对先秦至1911年中国优秀文化典籍进行梳理汇编，共分24典，含110余分典，收书2万多部，总字数8亿，规模是《永乐大典》的两倍。任继愈不仅担任总编辑，还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

    1987年5月，任继愈就任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国家图书馆就此恢复了知名学者担任馆长的传统，任继愈也开启了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程。

    任继愈清楚地知道，图书馆收藏的目的是为了流通。他大事着眼，小事用功——设置专藏阅览室，关注图书编目工作，收集名家手稿，开创文献缩微事业……发现大量普通公众进入国图仅仅是借阅普通书籍，他敏锐意识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平衡，遂在当选为人大代表期间不断呼吁和建议发展社区公共图书馆。2002年，国图出版社将镇馆之宝《永乐大典》劫余卷帙161册仿真再版；2005年，他又呼吁将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嘉惠学林。

    任继愈力主开设“文津讲坛”，不但自己亲自登台，还以90高龄之身不辞劳苦地策划选题，亲自邀请红学家周汝昌、历史学家张岂之、经济学家厉以宁等担任主讲人，使文津讲坛成为推广优秀文化的重镇。任继愈积极支持“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曾三登讲坛，主讲《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关于道德经》《今日看易经》。

    2009年，93岁的任继愈辞世。斯人已逝，但风范长存。

    《中华大典》办、中宣部出版局伍杰说，1988年任老接受《中华大典》总主编的聘任时，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他却义不容辞，他主编的《哲学典》是最先完成的。21世纪初，国家投资了一些钱，给他一些报酬他不要。后来给他一张补助卡，告诉他可以领取补贴工资，他笑了笑说：“我不要。”将卡退回到办公室放着，始终没取过一分钱。

    国家图书馆编审曹月堂回忆说，《中华大典》有关儒学部分，出清样后编者和出版方发生分歧，任老当机立断：返工重审。出版方急于出版，说最好赶在任老90大寿前出版，任先生毫不客气地说：“我从来不考虑做寿的事！”几个人又做了4个月。与任老相交20年，“想到他，就不感到孤独；想到他，就对自己有要求”。

    子夏说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任老为学为人的特质，如空谷幽兰，让人难以忘怀。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张稚丹，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任继愈的胞弟、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说：家兄认为“儒佛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他用毕生精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嫁接在一起。“文革”前他因质疑日丹诺夫对哲学的定义被称为修正主义，险划右派；“文革”中不参与“批儒评法”让江青光火；“文革”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持又被当成左的靶子。但他坚信，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反复论证的观点是正确的，“世间没有纯学术。但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②任继愈坚信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又一轮新的文化高潮。我们这一辈人最应该做的是文献整理工作，给后人、给文化发展高峰打基础。(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东西南北·看人物（上半月）》2016年8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过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他曾“隐身”长达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他的妻子也才知道原来“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的工作的”。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其实，他的一生中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最终他都放弃了。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站上世界科技的高峰。

    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不过他喜欢的却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因此，1946年，他选择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敏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研究生毕业不久，他便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中央政府高瞻远瞩，部署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而且研究所里还没有一台加速器，探测元件和仪器设备也刚开始研制。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环境中，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在较短时间内，于敏取得很多创新成果，并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以及理论基础，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迅速地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赞赏。彭桓武曾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事实上，在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作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而于敏就是理论探索队伍的一员。

    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希望他参加氢弹研制工作。事实上于敏喜欢的是基础研究，而且当时已经很有成绩。和于敏有过接触的国内外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曾提到，凭借他的才华，如果一直从事纯基础研究，可能会做出影响更大的成果。

    而当时，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而且要隐姓埋名，长年奔波。纵然如此，于敏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钱三强的要求。他无悔于自己的选择。“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国家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在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由于要计算数据，以于敏为主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攻破了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的难题。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5年9月到次年1月，氢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于敏带领部分科研人员在上海突破了氢弹的设计原理，提出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后来，这就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历史上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氢弹研制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发展速度世界最快。其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

（选自《中国科学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于敏，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