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米勒，你听到钟声了吗？

殷红

    一百多年前，傍晚的那抹橙红色的夕阳，撒在森林团团簇簇的树梢上，也铺满了巴比松那片遥远又空旷的原野。萧瑟的秋风疲惫地打着漩涡游走，卷来远处教堂的钟声。那位年轻的农妇停下手中的活计，直起身来默默祈祷，而她的丈夫摘下帽子，虔诚的神情定格在暮色将临的静谧里。

    晚霞里的枯草垛，小推车上的土豆口袋，悄悄告诉我们，这就是米勒的光阴。

    米勒的画笔锁住了那个秋日的神圣，他欣喜地把这幅画拿给亲友看，说：“这是祈祷钟声。”接着他高兴的补充道：“喂，你听到钟声了吧？”

   “艺术的使命是一种爱的使命，而不是恨的使命。”米勒如是说。他同情革命，却没有像库尔贝那样投入革命的行列；他同情农民，但又绝不能像德拉克罗瓦那样把农民引向战争。他只好用人各有命的宿命思想，把自己的无奈铭刻在画布上。

    于是，夕阳把他落魄的身影拉得很瘦很长。

    1889年，当那些欧美收藏家聚集在斯克里坦家，争相观看被拍卖的米勒的杰作《晚钟》，而我们那位边走边画的“行吟诗人”，却远离了尘世的纷扰和喧嚣十四年了。

    虽然他最初完成这幅画的时候，坚信它是一幅旷世杰作，而卖出这幅画时，却不过是希望得到一千法郎的颜料钱，但实际上那时他被人嘲笑成大字不识的乡巴佬，他的画即使白送人也会遭到拒绝。早年丧妻的打击和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使他被迫制作一些模仿18世纪洛可可时期的绘画作品。迫于生计，米勒甚至不得不画些庸俗低级的裸体画。然而有时几幅画却还换不来一只小孩的鞋子。

    他声嘶力竭的挣扎喊叫：艺术！真能把人皮都剥掉。

    米勒画完了《晚钟》，好长时间后才找到一位买主，仅仅换回了他的颜料钱。后来这幅画辗转于多位收藏家手中，价格不断攀升。最后由斯克里坦以12000法郎买回收藏，直到1889年在家中举行那次著名的拍卖。

    拍卖场内外挤满了翘首以待画落谁家的人，比肩接踵，简直没有立足之地。法国美术协会主席安托奈尔·布鲁斯托决心要为米勒的祖国──法国挣回颜面，他和美国华盛顿美术馆及其他收藏家一起参与竞争，拍卖在不断上涨的价格中愈演愈烈。当达到451000法郎时，美国富豪退出了竞拍。然而，未等布鲁斯托松口气，两个美国人坐特快列车从阿佛尔赶到巴黎，“接力”竞拍，气氛达到白热化阶段。在法国人民喊着“法国万岁”的呼声下，双方死咬着价位拼命角逐，最后布鲁斯托以55万法郎的巨额款项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而此时，那些曾经不识珍宝的法国人，无限地崇敬起当时不值一文的米勒，把他看作“法国的骄傲”，并为《晚钟》流出激动的泪水。

    然而，那个放牧童贞的米勒呢？他曾两次企图自杀。46岁创作的《死神与樵夫》悲惨落选沙龙展，没有给他带来成名的希望曙光；50岁创作的《拿铁锹的农民》招来评论家嘲骂一片。

    曹雪芹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米勒和他都美得如同一个被背弃的世界，只能在各自的作品中找一个太虚幻境以度红楼残梦。把他们早已洞悉世事的眼睛、那痛苦而又欢欣的灵魂，藏在艺术作品中，颠沛流离。

    过去的画布上都烙上了浅浅的颜色，岁月的味道很鲜美。晚钟那静谧的时光，郁郁沉沦地流淌在画布上，仿佛是米勒用针绣出，那枚记忆的银针也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米勒，米勒，你听到钟声了吗？

（注：米勒（1814—1875），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以表现农民题材而著称的现实主义画家，《晚钟》是其代表作品。原文有删改。）

百岁开一话杨绛

（黄薇）

    2012年的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101岁生日。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杨绛与朋友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了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但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杨绛的同乡费孝通暗恋着杨绛，对此自是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有段名言：“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杨绛在被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总是笑嘻嘻的。

    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编》，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唐吉诃德》。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唐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媛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钱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4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于2011年面世！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原载《文史参考》，有删节）

程砚秋：一曲清歌动九城

章诒和

    ①程砚秋有几个嗜好。

    ②他喜欢酒，也爱抽烟。前面说，他是酒嗓，所以他不忌酒。导演吴祖光曾说：“唱了一辈子旦角的程砚秋却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这也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面。譬如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

    ③程砚秋最喜欢看电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从不错过。他外出喜欢穿中国长袍，这与经常西服笔挺的梅兰芳大不相同。所以，人们看见他是长袍一袭，手提一只公文包进电影院。程砚秋多半是坐在楼上后排，有人怀疑他是远视，也有人认为他是怕别人认出自己。

    ④程砚秋的另一个爱好是打太极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极有研究。看过《春闺梦》的观众，就能从那段表现梦中情景的动作里，领略他的太极功夫。举手投足之妙，与今天电影的“慢镜头”一般无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这一段【南梆子】之后，神色自如，不喘气，不出汗。这凭什么呀？就是凭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极功力了。

    ⑤说到程砚秋的男子汉血性，就一定要讲他和日本人的斗争。1937年，日军进城，北平沦陷。日本人找北平梨园公会，要其组织艺人为捐献飞机唱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就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去唱谁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梅兰芳隐居香港，余叔岩沉疴难挽，杨小楼病逝。程砚秋继续支撑着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与伪政权合作，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剧场不留“官座”，这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程砚秋聪颖过人，也坚毅过人。1943年的8月，当得知金仲荪夫妻患病又遇房东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劝金先生不要太悲观，说：“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为时恐也不远了。”

    ⑥面对种种非难，他决定息影务农。1943年3月，程砚秋先后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物色乡居房屋，弃艺务农。紧张耕作，闲来读史临帖，这是程砚秋务农时期的日常生活内容。应该说归隐西山，在程砚秋是蓄志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戏的时候，就曾请老画师汤定之作《御霜图》，预示着入山隐退之意。诗人周今觉为《御霜图》题诗四首。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一曲清歌动九城，红氍毹﹙qúyú﹚衬舞身轻。铅华洗尽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在他心里，息影舞台、安于农事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归宿。用他自己话来说，就是：“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何况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复杂的，在以耕读为业的同时，他并未忘怀舞台。“不唱可惜呀！”这话传到程砚秋耳朵里，又颇感欣慰，觉得不枉自己多年艰苦练习。他时常对梨园界朋友折简相召，大家天南地北地纵谈艺术，其乐陶陶。剧作家翁偶虹是他乡村居所的常客。程砚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请多留心，遇到适合于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编写为剧。为此，他解释道：“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物资，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阴云消尽，我还是要为京剧服务。”

    ⑦程砚秋归隐西山时，曾将自己喂养的鸽子分赠好友。一年后，一只鸽子忽然飞回程家，这令他既惊喜又感慨。有朋友说：鸽子归巢，说明他谢绝舞台的日子快结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后他搬回城里，立刻着手恢复演出的事宜。

（选自《中华读书报·伶人往事》）

笛声化作民族魂

乔忠延

    昆明甬道街边的聂耳故居很平常，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好在是座两层楼。严格地讲，这不是聂家的祖业，是房东杨家的房产。聂耳就出生于这里。他童年在这里度过，直到十八岁振翅远飞。

    进入院落，悠扬的音韵便萦绕在耳畔。不过，那并不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而是竹笛吹出的稚嫩音韵。对这笛音，小学课本中有篇文章曾有还原，“悠扬的笛声飘扬在林间小路上，许多行人被吸引了，都站在细雨中静静地听他吹笛子。”确实，聂耳能把笛子吹得优美迷人，但是，那其实是后来的事，是聂耳勤奋地拜师学习提高技艺的结晶。先前并不是这样，他吹出的声音不悠扬，也不婉转，甚至有些刺耳。教聂耳吹笛子的师傅姓邱，名字如同姓杨的房东一般，没人记得。可是，若是没有他的启蒙教导，就不会有后来响亮于神州大地的聂耳。而且，这位邱师傅还不是音乐教师，只是一位木工。吹笛子是他做木工活儿歇息时的业余爱好。

    勤奋好学，让聂耳叩开了通向音乐的门扉。不止如此，勤奋好学也让他叩开了通向知识的门扉。聂耳上学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连他的学费也没有着落。母亲卖掉心爱的八音钟才凑够学费，可还缺书钱。在学校里，聂耳长知识，长思想，随着个头的增高，眼界也更加开阔了。他看到祖国积弱积贫，时刻梦想着国家能富裕强大。他把满腔热情寄托于变革，为之呼吁奔走，并鼓动同学和自己一道呼吁奔走。然而，时局能忍受弱贫保守，却容忍不下激进变革，聂耳被列入另册，难以在昆明再待下去，只有告别昆明。

    离开昆明后，聂耳飘零到上海，靠在商号当伙计维持一日三餐。还是音乐，改变了聂耳的境遇。有一天，他看到《申报》刊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收学员的广告，身上沉睡的音乐细胞马上被激活了，便去报考。担任主考的音乐家黎锦晖，一眼看出聂耳身上潜在的音乐天赋，因此录取了他。成为歌剧社的一员后，聂耳如鱼得水，他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但是只要是歌剧社需要的事，他都主动干。时不时还上场演出，要么扮演卖臭豆腐的小贩，要么扮演一身乌黑的煤矿工人。他才华横溢，活泼可爱，大伙儿见他耳朵大，就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叫着叫着，干脆就叫成了“聂耳”——事实上，聂耳的原名是聂守信，此后称聂耳才名副其实。

    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侵犯，东北沦陷。聂耳不再只想着歌唱，他要呐喊！他结识了作家、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聂耳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明快激昂的歌曲，他要用歌声惊醒沉睡的雄狮，用歌声点燃焚烧侵略者的烽火！

    聂耳的激情在蕴积！聂耳的怒火在燃烧！

    1935年，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了。这是一部电影，更是呼唤共同抗日的呐喊。剧组在呐喊，聂耳也加入了呐喊——聂耳的呐喊声化作了这部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唱出了抗日救亡时代万众的心声，表现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后来更成为国歌，散发出永恒的魅力。曾经，这浑厚昂扬的旋律，激愤着国人，奋起抗战、抗战，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如今，这浑厚昂扬的旋律，又激励着国人，奋起建设、建设，把华夏神州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站在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里，听那悠扬的稚嫩笛音。那笛音，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怒吼出的，是民族魂，中华韵！（有删改）

相关链接：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由他创作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开拍。当时，聂耳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聂耳看过歌词后，立即要求由他进行谱曲。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幸的是，1935 年7月中下旬，《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已溺亡于日本，年仅23岁。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他的学生钱理群说：“他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

    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就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他的学生张鸣说。

    但老人的隐居生活却似乎自得其乐。一次，张鸣去拜访他，请教学问。两人正高谈阔论，忽然屋里响起一阵响亮的鸡叫，随后锣鼓声大响。张鸣大吃一惊，不知所措。林庚见了，在一旁得意地拍起手，哈哈大笑。原来那是儿孙们送给这位年过九旬老人的一件玩具，只要说话声音过大，就会自动发出声响。这是林庚十分喜爱的玩具。林庚还酷爱放风筝，常到学校围墙外空地放风筝。他在床头挂了一只花蝴蝶的风筝，这只花蝴蝶一直陪他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纯真、率真、赤诚，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而这是做一个大师最大的特点。”钱理群说。

    这位九旬老人脸上孩子般的笑容，让为他制作遗像的照相馆师傅感到惊讶：“这么精神的老人，从来没见到过。”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

    在他那间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

    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北大毕业生余杰曾撰文回忆读书时他与林庚的一次接触。林庚站在料峭的寒风中迎接他，主动与他握手，说话总带着“歉意的微笑”，告别时走出很远，回头看，他仍“站在门外望着”。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卑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相关链接：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 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等职。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北大国学院院长。

肖培根院士：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下达给了年仅 26岁的肖培根。“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特长，把植物室的其他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铺盖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多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期间，肖培根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奉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该国的草药，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出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肖培根是新中国第一个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的技术官员，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经过不舍昼夜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等也找到了代用品。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了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发。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发表了肖培根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有删改）

【相关连接】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