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逸，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其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用心躁”而无法“用心一”。

    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上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选自2016年4月《人民日报》，有删改）

    二次元是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个亚文化族群。早期的动画、漫画都是由二维图像构成的，其画面是一个平面，所以被爱好者称为“二次元世界”，简称“二次元”。广义上说，各种虚拟世界的卡通、动漫、电子游戏及其相关的核心产品与衍生产品都可以归为二次元的范畴。

    为何那么多人痴迷二次元文化？细究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不少青少年沉迷于二次元世界无法自拔，其实是不愿面对充满竞争和纷扰的真实世界。二是寻求认同的心理需求。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族群往往要通过对亚文化的集体消费，不断强化着彼此间的认同感，感知个体存在的价值。

    二次元文化的盛行，于资本市场可能是利好，但对文化领域是喜是忧，则需要时间的验证。当下二次元文化的各类活动主要是在互联网这个场域完成的。新媒体不仅为二次元作品提供了便利宽广的展示平台，还为网络一代找到了同好聚集、思想碰撞的交流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二次元逐渐跳脱了孤立的虚构故事空间，超越了动漫的艺术形式，形成涉及人群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的时尚潮流。然而，由于互联网对海量内容的筛选、监管和把控不甚严格，使二次元文化落入野蛮生长、良莠不齐的窠臼。

    随着主要受众群体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破壁交融的进程将逐渐加速。为了更好地获得年轻人的认同，我们应当通过参与创作或评论引导的方式影响二次元文化，指引其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国产二次元作品，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提倡的要素。二次元这种创作传播方式，须在中华文化内涵的挖掘上有所倾斜，这样才能为青少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对接打下基础，给主流文化的发展开辟更多维度。二是从注意力经济转向情感力经济。动漫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里面的人物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产二次元作品却更多地流于肤浅的无厘头搞笑，或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堆砌俊男美女、宏大场景。试问，如是没有充分的情感张力，又怎能与观众深度互动、引导他们进行理性思考呢？三是取材于现实，靠生活质感打动观众。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二次元文化唯有回归现实，脚踏大地，才能更加震撼人心，引发共鸣，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宋磊《面对“二次元潮流”主流文化不应缺位》）

    材料一

    “您好，请问您想办理什么事项？”一句贴心的问候后，社区工作人员会为你解答和办理具体事项。这是桥西区大境门街道西岔社区为辖区居民推出的便民代办服务，大大的方便了附近居民的生活。

    “社区居民事务代办是项新生事物，社区事务代办是社区面向居民展现社区服务居民的一种体现，它考验和提升的是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西岔社区党支部书记韩小乐这样说。

    帮老年人代缴水电气费、替残疾人办残疾证、义务修家电。桥西区西岔社区自成立社区代办站以来，替居民办小事、管“闲”事，至今，已为900多位居民代办事务。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走进社区服务站办理各类事项，社区服务代办站受到了广大居民的认可。

    （张家口新闻网《“代办站”服务居民最后一公里》）

    材料二

    “‘行百里者半九十’。要让贫困户精准脱贫，关键要解决好精准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让贫困群众自己能造血，自己能长肉。”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南安市省新镇省身村党委书记吴金笔感慨地说。

    随着精准脱贫的深入推进，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正在稳步提高。

    “就扶贫对象来说，容易帮扶的基本都帮扶完了。尚未脱贫的，有的是因为残疾、重病导致劳动能力欠佳，有的是因为生活环境确实恶劣，脱贫缺乏条件，但也有极个别贫困户就想躺在扶贫款上睡大觉。”吴金笔代表说。

    吴金笔代表建议，在推进精准脱贫攻坚中，必须更精准地施行扶贫政策，努力提升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的自我造血能力。对于缺乏脱贫动力的扶贫对象，要注重“扶志与扶智”，逐步减少直接补贴，引导他们勤劳致富。

    全国人大代表、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陆銮眉认为，今明两年，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将更加艰巨。不过，越是如此，越要克服“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指标式”脱贫等问题，注重提高脱贫质量，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宁德开展脱贫攻坚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精准。脱贫攻坚重在精准、贵在精准，成败也在精准。”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宁德市委书记郭锡文说，多年来，宁德历届党委、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工作，久久为功，如今取得明显成效。

    记者了解到，在建档立卡中，宁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并根据不同贫困户的现实处境精准施策：缺资金的，就通过小额贷款解决资金困难；缺项目的，就帮助引入符合家庭实际的项目；农产品卖不出去的，就联系当地企事业单位采购等等。通过精准帮扶，帮助贫困户解决了大量实际困难，有效提升了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也进一步激发了贫困户改变生活现状的热情。

    （《经济日报》林灿《打通最后一公里》）

    材料三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最后一公里”成为一个高频词。比如，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部长通道”回答提问时说，要让抗癌药进医院，把为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服务做好；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部长通道”回答提问时说，顶层设计要见成效，就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此外，农村医疗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打通心血管疾病防控体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等等，都引起了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

    “最后一公里”原指完成长途跋涉的最后一段里程，如今常用来指代完成一件事情的最后而且是最关键的步骤，关系到政策措施有没有落到实处，各项工作能不能起到实效。行百里者半九十，强调的也正是“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没有打通“最后一公里”，导致政策不落地，服务不到位，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2019年3月14日文汇时评《不让“最后一公里”梗阻百姓的获得感》）

启蒙思潮与公私观念

刘志琴

    ①对个体生命关怀的学说在中国不绝如缕。即使在先秦时代，也星星点点地散见于诸子的篇章中。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宋明理学崇天理、灭人欲的高压下，“私”无藏身之处，然而发展到明后期，王艮对天理作了重新的解释，他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人的本性是自然，自然趋向快乐，穿衣吃饭是自然要求，顺应自然要求，就是至道和快乐。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人同此欲”是“自然天则”的命题，强调人欲与天理并非天生对立。顺应自然的发展，以己欲度人欲，乃是顺人意应天理的行为。

    ②由肯定人欲进而提出“尊身”的观念，认为“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王艮提出“爱身如宝”的思想：“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我身保矣。……能敬身，则不敢慢人。不慢人，则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则吾身保矣。此‘仁’也，‘万物一体之道’也。”并按此理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把“尊身”提到“尊道”的地位，认为保身与保国、保天下是一致的，这是对“身”的最高评价，显然，这“身”是依托个体的人而存在的，有身尊才能做到道尊，实际上这已超越群体，属于个体性的范畴。在群体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中，突出“身”和“生”的观念，回归人的本性，是个体从群体剥离的前提，是冲破封建伦理坚冰而走向人文启蒙的先导。

    ③这在中国是个艰难的历程，近代人文启蒙以崇尚个人价值和人格独立为内涵，这是封建文化对人的传统观念中难以含有的内容。“人文”这一概念在中国虽然古已有之，但这是指人与人的关系，与西方的人文观大相径庭。在中国呼唤个人意识的觉醒，首先要有“私”的回归，这是近代中国启蒙的必然历程。王艮在个体性和“人同此欲”方面突破了传统禁锢，触发了个人意识的觉醒。

    ④此后，“说私”“道私”的思潮接连而出，覃思不断。袁宏道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激励人们尽情享受个人的欢乐，独抒性灵，使人耳目一新。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黄宗羲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他们都对“私”的合理性作了重新估价，使人振聋发聩。冯梦龙进而提出“以情设情”，鼓吹情能动天地、泣鬼神、生万物。他列举周文王喜好《关睢》，吕尚掩面斩妲己，不忍心美人死在自己的刀下等，阐明圣人也有为情色而动心的私情。

    ⑤因此冯梦龙说“人知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宣称六经皆为情教，倡议创立情教。傅山提出的反奴俗、反自锢更是高人一筹。凡此种种“性灵说”“童心说”“情教说”在明末风动一时，都以论证私情、私欲的合理性而启人心智，启动了中国人文启蒙的新思潮。它从明清之际开启，经过中断，再开启，前进又徘徊，直到20世纪初年章太炎才提出人的“自性”和“主体在人”的思想，并从科学的角度系统地论证了人的自然性，才进入真正的启蒙时代。

①我很幸运能在进化论中徜徉，在整个科学领域中，进化论是最激动人心、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②进化论之所以使许多人着迷，我想是由于这个理论的三个特点。首先，根据现在发展的状况看，进化论的证明令人非常满意和信服，同时还有大量的宝藏没有挖掘出来。其次，进化论是一门覆盖极其广泛的学科，既是涉及永恒、定量等带有普遍原则的科学，又与历史的独特性直接相关。因此，在进化论的研究中，可以容纳各种风格和个性。有的人在这个领域探讨纯粹抽象的问题（群体增长规律和DNA结构），有的人则揭示非常独特的棘手问题（霸王龙用弱小的前肢做什么）。第三，进化论与我们的整个生活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总会关心一些重大的谱系问题：我们来自何方？这又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个理论还涉及形形色色的生物，仅描述过的物种就已经超过了百万种，小到细菌，大到蓝鲸，还有大量的甲虫，每一种生物都有它的故事。

③然而，达尔文的学说一方面在扩展影响，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假设却失去了价值，至少是失去了普适性。已经统治了30年的当代达尔文主义，即“现代综合论”，利用局部群体的适应基因替换的积累和扩大模式，来解释生命的整个历史。在小的局部群体的适应调节方面，这种模式可能是出色的经验性说明；生活在已经被工业污染熏黑的树上，并且作为可见度的选择回应，桦尺蠖飞蛾（Biston betularia ）的体色确实变黑了，而且的确是由于单个基因变化的积累。但是，仅仅将这个过程扩大到更多的基因和更大的效应，就能解释新物种的起源吗？主要谱系中大的进化趋势只是连续适应变化的不断积累吗？许多进化论者（包括我本人）已经开始对现代综合论发出了挑战。我们主张一种阶层体系的观点，认为不同层次的进化变化通常是由于不同种类的原因所致。群体内微小的调节可能是连续的、适应的，但是造成这种事件的原因却是染色体的明显改变，这种变化导致某一物种与其他物种之间的不育，不过原因可能与适应无关。进化趋向可能代表了一种更高层次的选择作用于本质上静止的物种本身，而不是由于单一的大群体经过说不清多少年的缓慢、稳定的积累。

④在现代综合论之前，许多生物学家〔见参考文献中贝特森（Bateson），1922〕表示过迷茫和沮丧，因为提出不同层次的进化机制显然会造成太多的困难，妨碍科学的统一。在现代综合论之后，有一种观点（那些缺乏思想的追溯者将其视为教条）传播开来，认为所有的进化都可以还原为达尔文式局部群体的适应变化。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探寻一条富有成果的途径，这条途径介于贝特森时代的迷茫与现代综合论观点的局限性之间。现代综合论的观点适宜一定的领域，但是在进化的更高阶层系统领域，达尔文式的突变和选择可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在起作用。我想我们可能希望存在因果动因的一致性，即希望存在一种含有达尔文主义内核的普遍性理论。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面对机制的多样性，用适合较低层次的适应基因的替换，根本无法解释更高层次的现象。

⑤造成进化理论蓬勃发展的基础就在于大自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复杂性。生物不是台球，不是在可以测量的简单外力作用下，就可以到达生命台球桌上预定的新位置。极为复杂的系统都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任何生物都有其历史，生物的历史以多种方式微妙地限定了生物的未来。面对施加在基本结构上的各种自然选择压力，生物以形态的复杂性所具备的大量功能来回应。基本上不为我们了解的生物胚胎固有的发育途径，保证了简单的输入（例如定时性的微小变化），就可以转化为输出（生物成体）的令人惊奇的明显变化。

（节选自【美】S·J·古尔德《熊猫的拇指·自序》）

      材料一：

        精神文化生活所包含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结构在共享中内化、保持与发展，是国家和民族作为共同体存在的灵魂与纽带，它不仅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也是人性主体意识的自然回归。

       《管子•牧民》中提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论语•颜渊》中提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些古人的观念与马克思的观点殊途同归。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这一观点彰显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辩证统一性。费孝通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中提出，“所谓文化，我是指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文化只指一个团体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相当一致性的个人行为……团体中个人行为的一致性是出于他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念”。费先生所说的“位育”即为适应，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而文化中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正是人类处于集体生活的凝练。费先生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匮乏经济的时代，对于物质满足的追求成为第一要务，而当丰裕经济来临时，人们自然要匹配更高的精神层面的需求。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物质生活的满足已经日益乏味，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不想被物化和异化，需要追求更为富足的精神文化的浸润，以实现人的真正的全面发展。由此，除了物质文明，如今的人们对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都给予高度的期待和孜孜的追求。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都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一次升华，现代化的本质要回归到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正是在文化繁荣背景下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化和高尚化。

      古希腊哲学认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外来力量统治着人，人们习惯用外在需求的满足来定位个体的存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在对外在的关系中逐渐趋于主体，人们开始追求内在真实的需要和生命的灵性，希望充盈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摆脱自我物化和对物的依赖性。个体不再希望成为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愿意成为具有主动运用文化和建构文化知识的能动者，期待借助精神文化描绘和感悟生活，欣赏和创造美，赞美和推崇善，抒发和交流情感，启发和传承智慧。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整个国家从文化自主发展阶段走向文化产业形成和迅速发展阶段。之后，随着公共文化事业的大力拓展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快速建设，我国开始朝向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朝向文化强国迈出坚实一步，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人对文化深层次追求的主体意识的复归。新时代人们主体意识既包括思想也涵盖行动，既抽象也具体，主体意识的决定是一种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效能感，人们希望通过劳动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财富，也希望随之而来的是丰盈的精神财富，这是人作为主体价值的进一步显现，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须。

（摘编自管健《新时代国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新趋向》）

材料二：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命题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体现在文化建设上，就是要在实现物质富足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人民精神的富有，尊重人民主体，满足人民愿望，建设人民参与、由人民享有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积蓄了丰富的物质力量，为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时代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共同发展、共同丰富的时代，而文化是促使人民精神富足最核心的部分。文化是社会群体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知识体系和社会习俗的总和，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内容。文化建设就是通过各种形式与载体，对民众个体和群体起到思想引领、价值导向和意义追求的作用，从而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推动精神文明、实现精神富有，一方面强调满足文化需求对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强调在满足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对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滋养和增强。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并外化出来，表现为品格、气质乃至行为。精神力量是通过学习和修养后表现出来的正向的、积极的力量，包括信仰信念、道德情操、志向志气等。人民群众从文化中汲取养分从而聚合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引领社会历史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

      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密切相关，共同构成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和支撑要素，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的所有行为的动机都源于“需要”，需要的满足才会使人产生精神动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源泉和动力。精神领域的变革是更深层和持久的力量，精神力量的增强能够进一步调动人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保障和旨归。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的过程，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过程。需求对接、文化供给、教育引导、精神内化和实践转化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向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转变的基本环节，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和优质的文化产品，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助力全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提升。

（摘编自张润枝《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