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家

汪曾祺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

    叶三是个卖果子的。他专给大宅门送果子。到了什么节令送什么果子都是一定的。他的果子不用挑，个个都是好的。他的果子都是原装。四乡八镇，哪个园子里，什么人家，有一棵出名的好果树，他都知道，而且和园主打了多年交道，熟得像亲家一样了……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儿”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他还卖佛手、香橼。人家买去，配架装盘，书斋清供，闻香观赏。

    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看到叶三送来的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的。

    叶三五十岁整生日，老大老二都提出爹不要走宅门卖果子了，他们养得起他。

    叶三有点生气了：“嫌我给你们丢人？我给这些人家送惯了果子。就为了季四太爷一个人，我也得卖果子。”

    季四太爷即季陶民。他大排行是老四，城里人都称之为四太爷。

    叶三真是为了季陶民一个人卖果子的。他给别人家送果子是为了挣钱，他给季陶民送果子是为了爱他的画。

    季陶民有一个脾气，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

    叶三搜罗到最好的水果，总是首先给季陶民送去。

    季陶民每天一起来就走进他的小书房——画室。叶三不须通报，一来就是半天。季陶民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很入神地看，专心致意，连大气都不出。有时看到精彩处，就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气，甚至小声地惊呼起来。凡是叶三吸气、惊呼的地方，也正是季陶民的得意之笔。季陶民从不当众作画，他画画有时是把书房门锁起来的。对叶三可例外，他很愿意有这样一个人在旁边看着，他认为叶三真懂，不是假充内行，也不是谀媚。

    季陶民最讨厌听人谈画。他很少到亲戚家应酬。实在不得不去的，他也是到一到，喝半盏茶就道别。因为席间必有一些假名士高谈阔论。但是他对叶三另眼相看。

    叶三只是从心里喜欢画，他从不瞎评论。季陶民画完了画，钉在壁上，自己负手远看。有时会问叶三：“好不好？”

    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陶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季陶民最爱画荷花。有一天，叶三送了一大把莲蓬来，季陶民一高兴，画了一幅墨荷，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如何？”

    叶三说：“四太爷，你这画不对。”

    “不对？”

    “‘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

    “是吗？我头一回听见！”

    季陶民于是展开一张八尺生宣，画了一张红莲花，题了一首诗：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著胭脂。

    季陶民送了叶三很多画，都是题了上款的。有时季陶民给叶三画了画，说：“这张不题上款吧，你可以拿去卖钱，——有上款不好卖。”叶三说：“题不题上款都行。不过您的画我一张也不卖！”

    十多年过去了。季陶民死了。叶三已经不卖果子，但是他四季八节，还四处寻觅鲜果，到季陶民坟上供一供。

    季陶民死后，他的画价大增。大家知道叶三手里有很多季陶民的画，都是精品。很多人想买叶三的藏画。叶三说：“不卖。”

    有一天有一个外地人来拜望叶三，因为是远道来的，叶三只得把画拿出来。客人非常虔诚，要了清水洗了手，焚了一炷香，还先对画轴拜了三拜，然后才展开。他一边看，一边不停地赞叹：“喔！喔！真好！真是神品！”

    客人要买这些画，要多少钱都行。

    叶三说：“不卖。”

    客人只好怅然而去。

    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陶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进棺材里，埋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聚宴

    符浩勇下班的时候，阿炳打来电话说，让我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去一下。

    我犹豫了，从我这儿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几乎绕大半个城，下班这当儿车流人河，我蹬自行车就得大半个小时呢。我说，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阿炳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来一下就知道了。随即，他挂了电话，那口气仿佛有什么不见面就不好说或不能说的。我了解他的执拗，知道跟他再说也不会有变，只好骑自行车绕道城郊向着城南蹬去。

    我和阿炳认识是在朋友的饭局上。席间，他几乎不动声息，比我的话还少。有好事者欺我不胜酒力，企图借势灌醉我，吵嚷之间，他竟横身夺过我的酒杯往他嘴里倒。这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那晚，阿炳送我回家，到了我楼下，有个孕妇跪在街边，面前摊着一张白纸，写着歪歪扭扭的字，不用看也能猜出大概内容。我竟发现阿炳搀扶着我时，也不忘掏出五元钱丢在纸上……

    没想到，我绕道城郊走，路上行人并不稀疏，一条本不宽敞的小路被挤得更窄小了。丁字路口处，那堵围墙后破败的院落，是阿炳曾经上班的地方。阿炳告诉过我，他是参加工作三年后听人鼓弄下海去的，却什么也没捞着。如今好不容易在城南租个小铺面开了一家音像店，赚利很薄，刚能抵上养家糊口。但阿炳乐在其中，按他的话说，别看音像店门脸小，声乐的世界可大着呢。我和他一来二往混熟后，不时就相邀小聚，大多是到郊外农家菜馆去，要几样应时的小菜。阿炳酒量并不见好，独独喜欢三春椰酒，喝到醉眼曚昽时，便学着电视里的广告词，戏说你好我也好。由此我常常想起认识他的那个宴席上他为我挡酒，心里便陡增些许敬意。

    街边车水马龙，一个老汉沿街乞讨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和阿炳走在街边，见到乞丐或残疾人，他总是像准备好了似的，悄然丢下三五元钱。我说，那些都是装出来的。有电视台采访一位在街边乞讨的孕妇，结果她拔腿就跑，原来大肚子是垫起来的。他听了只是笑笑。我知道他未必相信我的话，或者就不打算相信。有一次，我明知不能说服他，却还是说：“你就图个心安?”他却说：“不是心安不安。只要他们高兴，而且这付出也是我能承受的。” 

    也许这只是缘起。后来一件窝囊透顶的事，弄得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想必阿炳的心情也不会平静。

    那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朋友的朋友，从贵州大山里赶来，办了一个小型慈善讲座。主讲人林山似乎还没有抖落从远山而来的疲惫，他给我们看了九幅富有感染力的照片——木板钉成的墙壁、渴求的眼神、龟裂的手指等等，诉求贵州远山深谷里教育亟待拯救。他的演说声泪俱下，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现场募捐时，我掏了600元，阿炳捐了2000元。我知道那是他筹集的进货款。那时，他的音像店几乎没有进账。

事后一个月，阿炳似乎还没有从贵州的大山里走出来。他说，如果可能，真想去贵州支教，哪怕是一个月。于是我设法联系朋友的朋友，可是林山似乎人间蒸发了，倒是打听到那天在场41人捐了16.4万元。朋友的朋友找到朋友，说是林山的手机关了，他们也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认识林山的。我特意上了那个网站，网站上有林山贴的很多图片，色括演讲现场见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很多帖子，呼吁社会关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林山失踪后，网站上的资料也就停止了更新。种种情况表明：我们受骗了。但阿炳并无失落，他始终相信他固执的直觉：林山深遂的眼眸里燃烧着诚意……

    一年过去，我和阿炳仍会在朋友聚会小酌时相互关照，但我心里不觉有点生分，害怕他会提起因我的冒失而引致的尴尬结果。渐渐地，我甚至觉得他每一次对我的笑都意味深长。但阿炳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对捐助贵州大山的事只字不提。不时，我和他还是相约到郊外农家菜馆去，依旧是点几样应时小菜，酒还是熟识的三春椰酒，却未见他再沉醉过。上周末，阿炳外埠的朋友来了，我还应邀到城郊农家菜馆去赴宴；今天周四，他打来电话非让我去找他，究竟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呢？

    远远的，我听到从阿炳的音像店里飘出来天籁般的旋律，正想呆在街边沐浴一番。不想阿炳从店里出来了，不容我迟疑，催我进屋。

    屋里不大的空间，摆了一张扁形饭桌，放着一瓶贵州醇白酒，还有外买的几样小菜，却摆了三个座位。我机警地问：“还有谁？”

    只见阿炳抖出一张发皱的都市报，神情有些异样，他说：“还记得吗?那位贵州大山来的林山，他，他没有骗我们，他是在回贵州途中遭遇不测的……好在那个无意伤害他的人发现了那些钱（捐款）的来路……最终那些钱用在山区小学的建设上了……”那晚，我和阿炳都喝得酩酊烂醉；那晚，我和阿炳畅游在音乐的潮浪里，我只记得阿炳的眼眸里好亮好亮。

（选自《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爱情与逻辑

马克斯•夏尔曼

    我在法律学院读书。我深知，一位贤惠的妻子对于我今后的律师生涯至关重要。我对波莉垂青已久。但她在聪明这点上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急需提高她跟我的匹配度。

    第二天晚上，我便约波莉出来。我们坐在学校的一颗橡树下。我给她开了一门逻辑课。“逻辑，”我清了清喉咙说，“我们先来讲‘轻率归纳’．你不会讲法语，我不会讲法语。由此得出结论：明尼苏达大学里谁也不会讲法语。”

    “真的吗？”波莉兴奋地说，“没人会？”

    我憋住一肚子怨气：“波莉，这是谬误。结论下得过早，证据又不足。”

    “接下来一个谬误叫做‘转移论题’．有个男人想来申请工作。老板问他的资历怎样，他回答说家里除了老婆还有6个孩子。老婆是个跛子。孩子们没吃没穿。屋子里床都没有。”

    波莉那桃红色的脸颊上滚下一串泪珠：“啊，太可怜啦。”

    “唉，是太可怜啦，”我应声附和道，“可这不足以为论点呀。那男人对老板关于他资历如何的问题避而不谈，却又想求得老板的同情。他是犯了‘转移论题’的错误，你懂吗？”

    “你手帕带来了吗？”她已泣不成声。

    我将手帕递给了她。“下面，”我压低嗓音说，“我们来讨论‘类比不当’．学生考试时该允许看教科书。毕竟嘛，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做手术时可以参考X光片；律师为被告辩护期间

    可以查看辩护书；木匠盖房子的时候则可以对照设计图。那么，学生考试时为什么就不准看教科书呢？”

    “好主意！”她热情洋溢地说。

    “波莉，这论证全错了。医生、律师和木匠并不是在测验他们学到了多少知识，而学生却是在考试。这些情况完全不同，你可别把它们混为一谈啊。”

    “现在讲‘假设非事实’．假如居里夫人没有把一张照相板留在装有沥青铀的抽屉里，那么当今世界还不知镭为何物呢。”

    “对，对”，波莉颔首称是。

    我冷冰冰地说，“这个论证是谬误。也许居里夫人会在晚些时候的某一天发现镭，也许别的什么人会发现它的。你不能以一个不真实的前提作为开端，从而引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结论。”

    “下一个谬误是‘违反充足理由律’．有两个人在辩论。甲说：‘我的对手是个臭名昭著的骗子，他的话一句也不可信。’波莉，想想看，错在哪儿？”

    “这是不公平的，”她气愤地说，“人家还没有开口，就被骂成骗子。那人家还有啥机会辩论呢？”

    “正确！”我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波莉，我为你感到自豪。”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总算没白费。我们的关系由逻辑改为浪漫的时候到了。

    “波莉，”我们再次坐在那棵橡树下的时候，我说。

    “亲爱的，”我笑容可掬地说，“我们已经在一块儿呆了五个晚上了。相处得很融洽，显然是情投意合。”

    “轻率归纳。”波莉欢快地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问。

    “轻率归纳。”她重复了一遍。“咱们只碰过五次头，怎么就说是情投意合了呢？”

    这小淘气学得倒挺不错。“亲爱的，碰五次头够多了。你要知道一块糕是好糕，总不必把它吃光吧！”

    “类比不当。”波莉脱口而出，“我不是糕，我是姑娘。”

    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波莉，我爱你。你对于我是整个世界。我的宝贝，请说一声你跟我。要不，我做人还有什么意思？我会消沉下去，我会饭菜不进，我会变成一个两眼凹陷、步履蹒跚的废物，到处流浪。”

    “转移论题。”波莉说。

    我咬紧牙关，说什么也得保持镇静。

    “嗯，波莉，”我强装笑容地说，“你已经把谬误都学到手了。”

    “这话一点不错。”她说着使劲点了点头。

    “是谁教你的呢，波莉？”

    “你呗。”

    “对啦，你得感激我才是，亲爱的，要是没我，你一辈子也别想晓得这么多谬误。”

    “假设非事实。”她迫不及待地说。

    我抹了抹眉头上的汗水。“波莉，你别这样死心眼儿了。这些不过是课堂上的骗人之术。

    你可知道，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与生活是不相干的。”

    “外延扩大。”她顽皮地向我摇着手指。

    我暴跳如雷：“你到底跟不跟我？”

    “不跟。”她回答说。

    “为什么？”我问。

    “今天下午我已答应过佩蒂（波莉的另一个追求者），说我跟他。”

    我气得脚跟也站不稳了，“这骗子！”我尖叫着，“别跟他，波莉。他会撒谎，讲话从不算数。他是个骗子。”

    “违反充足理由律。”波莉说。

    “好吧，”我说，“既然你已成了逻辑学家，那么请问，你跟佩蒂的逻辑原因何在？”

    “他有温度。”

（选自《爱情与逻辑》，有改动）

墨烟张

陈柳金

    一日傍黑，张家院里哇地一声哭，土坯墙震落一层沙尘。婴儿落地，没听过这样大声的，且脸如包公，黑不溜秋。张父说，俺张家世代制墨，如今老天馈赠一墨宝，就叫他张秉墨吧！

    这张秉墨，天生一个玩家。六岁便能玩墨，采烟、熬胶、和墨、上模、晾晒、裱金，一整套工序下来有模有款。九岁便玩书成瘾，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还练得一手好书画，吟咏唐诗宋词亦有腔有调。张秉墨的天空悬着一颗文曲星。

    但到了十八岁，天空却变了天。参加了地下组织的张父因叛徒出卖，死于鬼子刺刀之下。张秉墨强忍一腔怒火，接过搅墨棒，墨缸里转起圈圈旋涡，搅动一百零八圈后，蒸煮成团，蓄着劲举锤敲打一百零八遍。张秉墨发誓要做条好汉，把小日本的肉剁成酱，锤打成一根根愤怒的墨条。

    张家院子每天清晨依旧飞出一群白鸽，鸽群沿鹤庄盘旋一圈后，总是有一只鸽子带着张秉墨的牵挂飞离队伍。薄暮时分，那鸽子才从天空凯旋。张秉墨宝贝一样捧在手心，喂了食，轻轻放进笼子。

    前线还是失守了，小日本洪水猛兽一样冲进庄里，打砸抢烧，把个鹤庄鼓捣成了墨缸，每个人心里都墨黑墨黑的。小日本把鹤庄小学占为指挥部，临晚集合村民训话，太君佐藤野夫说鹤庄藏有共党，自己站出来，可免全庄人死，否则通通都得死！

    村民个个岿然不动，佐藤无计可施。忽然头顶掠过一群白鸽，仰起头，鸽子送他一个见面礼。佐藤往脸上一抹，一撮腥臭的鸽屎。叭嘎，杀了它们！一阵乱枪响起，连鸽毛也不见掉下来。佐藤恼怒道，不供出来，你们，通通的当鸽子宰！

    翌日，鸽群刚回笼，张家院门被踢开，几个小日本端着枪叽里嘎啦闯进来。正在锤墨的张秉墨猛一惊。贼头贼脑的小日本乱搜一气，从笼里捉出几只白鸽。翻译给张秉墨下了命令，以后每隔三天送两只鸽子孝敬太君！

    鬼子走后，张秉墨赶紧去看鸽子，幸好那只白鸽还在，这才松了口气。入夜，他扬手放飞了那只鸽子。

    就在这两天，有四个村民被怀疑是共党分子，鬼子把他们捉进了指挥部。一向抬头做事的张秉墨把头压得老低，搅墨一百零八圈，锤墨一百零八遍。他要把张家本领亮出来，制成胳膊粗的圆条墨，当作礼物送给佐藤野夫。

    转眼三天已到，张秉墨这次送给佐藤的是两只鸽子。进了门，只见佐藤呕吐不止，气喘吁吁。张秉墨细看，知他犯了夹阴伤寒，前几天吃了鸽肉大补精气，不慎便犯下此症。张秉墨说，太君，我有法子能治好你的病！佐藤如遇救星，却见他一脸乌黑，心生疑窦，但病痛难耐，只得恭听。张秉墨道，鸽屎为药引，槐角、扎参、细辛炖服。佐藤还记着上次鸽屎之恨，这次竟敢叫他吃这腥臭物，以为张秉墨捉弄他。翻译说，太君，张师傅可神了，您就信他一回吧！

    佐藤服了鸽屎和中药，翌日果然恢复如常。三天后张秉墨送来鸽子时，他竖起大拇指，你，大大的神！张秉墨说，太君，下次俺送几根大圆墨给你，俺张家墨条，不仅是书画的上等墨料，还能止血、治皮肤疮毒和腮腺炎。佐藤听了大喜，临别，差翻译送张秉墨，张秉墨悄悄塞给他一张纸条。

    这晚深夜，张秉墨正要入梦，院门吱呀推开，一黑影潜了进来。是翻译窃取了日军的重要情报，内容是鬼子将于后天晚上攻打驻扎在一深山处的我军阵营。

    张秉墨马上放飞那只白鸽。鸽子飞回时，也带回了我军指令——后天里应外合端掉日军指挥部。

    这天傍晚，他又一次放飞了白鸽。转身去给佐藤送鸽子，这次多了几根胳膊粗的圆条墨，是他答应送给佐藤的礼物。

    踏进门时，地上躺着一只流血的白鸽。佐藤凶相毕露：它，从你家飞出，你的下场……还没等他说完，门外已拥来一群鬼子。张秉墨放飞手里的白鸽，掏出嵌有炸药的圆条墨，把盖子一掀，几声巨响，佐藤野夫与鬼子不明不白地见鬼去了。

    在张秉墨的葬礼上，鹤庄乡亲全都披麻戴孝。忽然一群白鸽悲鸣着从张家院子飞出，在鹤庄上空整整盘旋了一百零八圈。仪仗队前，翻译跟一战士手抬石碑大的方条墨，上书三个镏金大字：墨烟张！

（选自《短小说》，有删节）

老榆爷

    人们都说村口的老榆树成精了，有神。

    老榆树很老了，老得粗壮的茎干歪倒在地上，再向上长出枝条，成为树。也就是说，从老榆树身上发出的枝杈，又都成了树，围绕着老干，长向四面八方。远望，如一片林子。

    春天，人们捋嫩叶，做糊涂面条；捋榆钱，尝鲜。老榆树有神哪，不怪罪吗？有人这样疑问，就有人说，没事，老榆树活人，几辈子了，都吃喝他的树叶、榆钱，只要不动他的大枝壮条。

    还有人说，捋一捋，算是给老榆爷挠痒，他舒服，长得更旺势。

    说这话的是牟介中。他对老榆树敬重，防护着别人的伤害。老榆爷也是他叫出来的。叫着叫着，大家也都顺口了。遛弯去，碰面打招呼，就说，老榆爷底下。那里，有桌凳，石头的，可以谈天说古今。还有秋千，吊床，孩子们玩着，笑着，笑声跑到了树叶里面。这些，都是牟介中摆置的。他说，老榆爷好着呢，在树下玩，空气好，安全。

    说起老榆爷的好，牟介中能说好多好多。比如，民国三十年年馑，人们没有吃喝，就吃老榆爷。那时候，老榆爷已经很粗实，叶，榆钱，都可以吃；还有树皮，砸碎，磨成面，掺和到红薯面里，粘，甜。村里人约定，只砍削枝条上的皮。怕外村的人来刮树皮，老保长就领着人日夜看护。有一年，夏天，袁店河发了大洪水，沟满河平，人们就上了老榆树，或者拽着树枝，吃树叶……

    牟介中说，要是没有老榆爷，不知道多少家就没人会在这里喝茶荡秋千啦！一声感叹，望望头顶的老榆爷。人们也往上看。有风来，树枝婆娑，一片鸟鸣。

    可是，要“大炼钢铁”了，上头决定砍伐老榆树。村里人不愿意，特别是老头老婆们，就打了地铺，睡在寒风里，轮流看护。上级就做村干部的工作，一家一家地做……终于做通了。

    可是，没有人去砍树。好不容易动员来了几个年轻人，也不好砍：大斧头上去，就一道缝；油锯哗啦一声就卡住了！老头老婆们就又围拢上来，这是神树，是天意，不能砍伐！

    上头领导很恼火，坚决要破除迷信，就向住罗汉山上的某部队求援。部队来了工程兵，开了一辆大铲车。轰！轰！轰！大铲车离老榆树还有一段路，忽然熄火了，跳下来个年轻人，左看右看，找不出毛病。领导准备再找老兵时，牟介中从围观的人群里出来了，“我来试一试！”

    牟介中那时候复员回村三四年了，他当过坦克兵，在东北服过役。他说东北老冷，冰面上都能过坦克。他会开坦克，懂的多，复员后就开公社的东方红拖拉机，嗡嗡叫。——牟介中冲那个战士一笑，上了铲车，捣鼓了一会儿，突突突！铲车又发动了，轰轰轰，向着老榆树开来。人们就戳指头，骂，“你个鳖孙！”

    可是，铲车又熄火了。再试，还是熄火。好容易动了，铲车抵住树腰了，又熄火了。领导要发火，驾驶楼的门一开，牟介中滚了下来，捂着头，喊，“疼啊！疼！”

    部队上的兵再上去，还是发动不了……人们就呼地围绕了树，“神树啊，不能动！”

    老榆树就保留下来了。

    也怪，铲车倒回去时，很顺利。

    几天后，牟介中也不头疼了。

    人们就传说开了，老榆树有神，动不得。

    几十年后，牟介中接待了一个老兵，就是当年开铲车的那个兵。他们两个都老了，围住老榆树看，笑，互相指点着对方，“你呀，你呀，哈哈！”那人一下一下地拍着树，互相久别重逢。牟介中抱着那人，附耳：“兄弟，多亏了你呀……”

    哈哈哈，两人大笑，在树下，喝着小酒。人们不知道他两个笑什么。

    他们老了。

    老榆树也老了，莽莽苍苍。有年春天，有个大领导来视察，也看老榆树，说，“这是能让人记住乡愁的地方……”牟介中一脸的泪水。

将军的部队

李浩

    我越来越多地想到他了。想到他，我感觉脚下的土地，悄悄晃动一下，然后空气穿过了我，我不见了，我回到了将军的身边，我重新成为了干休所里那个二十一岁的勤务员。

    将军的部队装在两只巨大的木箱里。向昔日进行眺望的时候，我再次看见了那两个木箱上面已经斑驳的绿漆，生锈的锁，生锈的气味和木质的淡淡的霉味。

    对住在干休所里，已经离休的将军来说，每日把箱子从房间里搬出来，打开，然后把刻着名字的一块块木牌从箱子里拿出来，傍晚时再把这些木牌一块块放进去，就是生活的核心，全部的核心。直到他去世，这项工作从未有过间断。

那些原本白色的，现在已成为暗灰色的木牌就是将军的部队。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说清这些木牌的来历。我跟身边的伴儿说的时候，他只给了我粗重的喘息，并未做任何的回答。我跟他说，我猜测这些木牌上的名字也许是当年跟随将军南征北战的那些阵亡将士们的名字吧，我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可后来，我在整理这些木牌的时候，却发现，上面有的写着“白马”“黑花马”“手枪”，而有一些木牌是无字的，很不规则的画了一些“0”。也许，将军本根不知道那些阵亡战士的名字？

    他非常缓慢地把其中的一块木牌拿出来，看上一会儿，摸了摸，然后放在自己的脚下。—块块木牌排了出去。它们排出了槐树的树阴，排到了阳光的下面，几乎排满了整个院子。那些木牌大约有上千个吧，很多的，把它们全部摆开可得花些时间。将军把两个木箱的木牌全部摆完之后，就站起身来，晃晃自己的脖子，胳膊，腰和腿，然后走到这支部队的前面。

    将军说，我记得你，当然。我记得你的手被冻成了紫色。是左手吧？

    将军说，你这小鬼，可得听话呀。

    将军说，我不是叫你下来吗。

    将军说，马也该喂了。

    他用手使劲地按着眼角边的两道皱纹。

    有时将军也和我聊一些和他这支部队相关的陈年旧事。譬如一个战士特别能睡，打完一场战斗，将军一发出休息的命令，即使他站着也会马上鼾声如雷。他脚还特别臭。将军说我原本想让他当我的警卫员来着，可我受不了他的臭脚。说到这里时将军的声音很细，并且有种笑意。他笑起来的样子让他年轻了很多。

    将军还跟我说过逗蛐蛐、抓毒蛇、吃草根一类的小事，说过某某和某某的一点琐事，他很少跟我谈什么战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谈。要知道将军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要知道将军在这无数次的战争中很少失败，要知道他现在指挥的这支木牌上的部队，很可能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啊。

    我悄悄地留下了两块木牌，那是两块没有写字的木牌，上面画的是“0”。原来我留下的木牌是三块，那一块木牌上写的是“白马”。对我这样一个从农村里出来的孩子来说，白马让我感到亲切。不过后来我把白马给将军送了过去，我看见那匹白马从浓烟中站起来，回头望了一眼，似乎还有一声嘶鸣，然后甩下一路嗒嗒的马蹄声笼尘而去。白马是属于将军的。

    对于将军那些木牌名字的来历，我曾经做过调查，当然这种调查是随意性的，我只是偶然地向有关的人提及，他们对我的问题都只能是摇头。似乎没人曾向将军提供过什么阵亡将士的名单，至少将军离休后没有。

    那么木牌上的名字是如何得来的呢？它们是在什么时间成为了木牌，装满了整整的两个木箱？……

    倒是干休所的王参谋向我提供了一个细节。他说他见过一次将军发火，那时我还没有来到干休所。他看见将军紧紧抓住一块木牌，对着它大声说，你就是再活一次，我还得毙了你！当时王参谋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将军把那块木牌扔出了很远，木牌划过地板时发出了一阵很脆的声响。过了很久，将军突然对王参谋说，你把木牌给我捡回来。将军接过了木牌，用手擦了擦上面的尘土，然后小心地把它放回了那些木牌之间。王参谋说他记不太清了，他记得好像他把木牌递到将军手上时，将军的眼红红的。

    我的手指，抚摸着我一直收藏的那两块木牌。在我混乱的生活里它的位置却是一直都没变过。而现在，我抚摸着它们，感觉上它们变小了，但比以前更重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