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作为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中国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踏进未来，新老问题同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空中，于是，中国不得不同时操作两种游戏：现代游戏和全球游戏。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到今天仍然在建构过程中，可同时又已经深深加入了全球游戏，参与建构世界的未来。双重游戏制造了今天复杂疑难的中国的问题。

    ②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问题，思维容易受挫？思维失效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话语变得非常可疑。比如说，十年前经济学是很受信任的，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声誉大挫，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并不那么可信。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错误，而是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那些现代思维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可能不再适用新游戏，至少不足以反思新游戏。有个反潮流的经济学家纳西姆·塔勒布指出：现代知识论的追求本身就非常可疑，现代试图预知未来，确定一切情况，然后建立坚不可摧的秩序或系统，以便应对一切挑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旦遇到未知的挑战，这秩序就变得非常脆弱而崩溃。塔勒布说，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塔勒布的反脆弱思维几乎就是老子那种行道如水的方法论的当代回声。在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这种思维应该是更有效的。

    ③为什么人们总是忘记应该像一个灵活多变的生命那样去思考？关键在于一个时代都有其既定利益的受益者，于是时代的主流观念总是拒绝思想，总是希望人们不要去思想，而去遵循既定观念。每个时代的既定收益主体希望人们不要去想新的问题，不用去颠覆秩序，以便维持自己的收益。因此，在一个时代终结的时候，人们总是迅速捍卫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回避反思，回避新思想，回避新问题，而直接把立场当成结论。这就是今天在网络和微博或其他言论空间所看到的那种无思想状态。只有立场，缺乏理性论证、分析和灵感，这就是一个时代正在终结的不思症状。

    ④在没有准备好如何思考剧变世界的时候，现代既有的那些观念就是话语的救命稻草，所有想维持现代游戏的人，都拼命抓住和捍卫那些其实已经步履蹒跚的现代观念和价值观，那些观念成为不思考的借口，被毫不犹豫的宣布为不可质疑的。如果只能遵循政治正确的观念，那人们还能思想吗？安迪·沃霍尔可以无节制地复制世俗形象，从而使世俗形象从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状况变成一种对象化的反思，可是，复述政治正确的观念却没有那样幸运，恐怕不可能变成艺术，而只能把被强加的宣传变成主动接受的专制。

    ⑤现代观念本身并不是错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对于现代游戏很有效。然而现代观念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所以用现代概念来掩盖、回避或对付新问题是不对口的且无效的。如果坚持用现代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自我受挫。

                                                                                                                                                   （节选自赵汀阳《现代性的终结与全球性的未来》）

    江南文化的特性是在与北方文化以及与荆楚文化等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主要体现在人的饱满的感性审美，与放达沉稳的现实诉求以及与清丽秀美的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江南文化在与主流的北方伦理文化相抗衡中，以柔克刚，“越名教而任自然”，从而自晋室南渡以来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化的制高点。

    江南文化给予历代文人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陈望衡在《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中认为，“江南概念主要是审美的。江南文化从主调来看，是一种审美文化”。这真正抓住了江南文化的审美和诗性本色。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原体制文化的大传统和东南沿海地区相对自由的小传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某种张力，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互补中的发展。而江南文化就处于费正清所说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核心地带。

    这种相对自由的文化小传统自宋代以来一直处在引领中国教育、文化和经济的地位，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如有清一代，全国共产生（文）状元115名，江南文化圈所属三省（苏、浙、皖）的状元数为78名，占全国的67.83%。这些数据说明，到清代时，江南在文化教育方面已远远领先于其他地方。这些状元以及出身此地的进士大多进入中国的政治领域，同时他们在经济领域亦叱咤风云。

    这种重学崇文的传统影响所及，到晚清和民国，苏浙两省的现代文学家可谓灿若群星。如鲁迅、茅盾、郁达夫、周作人、徐志摩等，均是一流的文学家。江南文化自古迄今所形成的底蕴和特色，也深刻地渗透进了当代中国先锋文学家，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江南文化圈的先锋作家的骨髓当中。

    首先，江南文化培育出了中国独特的文学信仰维度。这种信仰渗透进先锋文学家的血液中便引发了当代先锋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在全国有遍地开花之势，各地不少作家都进行过先锋实验性写作，但时至今日大多已偃旗息鼓。而成长于江南文化圈的先锋作家如苏童、格非、叶兆言、余华、王安忆等，创作势头仍然不减，且先锋性显明。

    这是一种基于对文学的信仰所带来的执着，这种信仰来源于对江南诗性文化的深切记忆和感恩情怀。江南迷离的山水和氤氩的烟树，温和的气候与鱼米之多，构成了这种准宗教氛围的外在地理和风物条件。在对文学的追求中，自古以来的江南文化漫透着不同于北方的洒脱和空灵，那些生息于此的当代先锋文学家们同样承继了这样一份精神遗产。

    其次，先锋文学在实验冲动过后仍然富有活力地涌现出众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这得力于江南文化在当代的精神积淀。这种积淀体现在构思、语言、意象、叙事等诸多方面，这些都折射出了江南文化的影子，都带有鲜明的江南风物特点。然而，这种风物是以与传统审美意象相反的反讽方式体现出来的。

    先锋文学的中坚力量正是那些至今坚持先锋写作的文学家特别是小说家。他们大多栖居在江南的城市里面，以最新潮的姿态和话语方式传达出江南传统文化最深沉的品格。如此看来，中国先锋文学应拥有更加夺目的未来。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从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小说，中国的文学艺术始终如《礼记》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更是成为各自时代特有的艺术符号，形成了一条反映中国文化创断前行的审美曲线。任何国家的富强，都需要优秀文化提供相应的精神引领与智力支持。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科学为主导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迅速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产品形态和生活方式，人们的思想更加多元。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只有立足传统，才能不忘民族之魂：只有拥抱未来，才能适应时代之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智慧之源，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长青的光荣与梦想。我们要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融合，用新的体验与知识找回、激活、重组个体身上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使传统文化再次获得生机与活力。平昌冬奥会的“北京8分钟”，以现代思维和手法，运用智能科技完美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凤凰展翅、龙凤呈祥、梅花、长城、中国结等。通过“北京8分钟”，我们不仅看到了文化的魅力，也看到了科技的力量。

    传统文化是创新的不竭源泉，继承传统又不拘泥沿袭，才能超越传统，独辟蹊径。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文化创造应当高度关注和反映当代中国各领域的建设成就，以广大人民投身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实践为表现对象，创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形式新颖的文艺作品。

    中国当代文化创造不但要出精品、出品牌，还要出思潮、出流派，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艺术思潮和设计流派。现代以来，欧美产生了一批明显有别于古典艺术传统的现代艺术国际大师，如毕加索、马蒂斯等，以全新视角和艺术手法观察表现世界，对现代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中国艺术也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艺术家，如齐白石、张大千等，但他们总体上还是延续着中国绘画传统。在超越传统的现当代艺术方面，我们还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大师。因此，文化创造不能仅仅将思维和视野局限在传统的现代化转化上，而是要超越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思维闳限，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语言。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对未知世界和宇宙空间的想象与叙事，创造出了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构成东方神话故事特有的审美体系，与希腊神话遥相呼应；但在现代科幻文艺方面我们却不尽如人意，除了《三体》，我国目前鲜有优秀科幻文艺作品能跻身全球文化市场。科幻文艺是依据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的文化创造，比神话传说更具有科学精神。在科幻文艺创作方面，培育民族的科学意识，大胆放飞想象的翅膀，是进行文化创新的一个可行路径。

    文化创新的三个向度是面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理性选择，是单纯对传统与现代融合向度的拓展与完善，更能体现文化发展的当代特性与走向，有利于全面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有利于全方位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也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全面提升。

（摘编自管宁《文化创新的“术”与“道”》）

    ①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文化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力量的准确评价和坚定自信，确信该种文化能够成功地应对文化主体面临的时代问题。所以，文化自信就是要解决我们自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不自信的文化心理问题，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面临的困境。

    ②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立身之根，是我们的庇护之所和精神家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自近代以来，这部分思想文化已经与时代逐渐拉开了距离，在新的时代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传统文化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变局和疑难问题方而，表现得无能为力；在与日益东渐的西方文化侵袭的抗衡中，表现得左支右细。在文化主体中，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和“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文化撕裂，这种文化撕裂一直延伸到今天。这表明，传统文化在不同时代之间存在一种“文化堕距”（指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陷入一种文化危机之中。

    ③无疑，文化危机既可以导致一种文化形态的衰落，也可以导向一种文化传统的创新。就像哲学家麦金太尔所说的那样，每一种传统都有一些“边缘性”的“从属性”理论，也有一些“核心性”理论。在遇到危机时，其对传统的冲击是从“边缘问题”到“核心问题”的。在每一次冲击中，文化传统的主体都会“思考是否不同的对立的传统有可能提供的资源，以充分地描述和解释自己传统的失误或缺陷”。文化传统由于运用了对立面文化传统的资源补充自己，比对方更有利于解决危机，文化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④可见，文化危机原本具有两面性：它是陈旧文化的衰落，是文化新内涵生长的契机。没有文化新内涵的生长，文化危机就会成为文化衰落的起点；而没有陈旧文化的衰落，文化新内涵的生长就会窒息。正是在文化传统新旧内容的连续性和中断性的统一中，文化实现了它的生长性。可见，文化危机是文化传统发展的重要契机。这正是文化自信的理论和现实根据。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⑤文化不自信甚至文化自卑心理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只看到文化危机中消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积极的一面，没有看到文化危机会成为文化发展创新的契机。

    ⑥正是由于没有辩证地看待文化危机，文化主体对这些困境和危机产生了过激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在那些原来或多或少有些文化自大感的文化主体身上，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不自信甚至自卑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与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是不相匹配的。所以，文化自信首先要克服这种文化心理，把传统文化的困境当作文化发展的契机，通过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文化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增强文化软实力，发扬和光大中国传统文化。

（摘编自丁立群《我们为何要文化自信》）

“曲唱”是由中国戏曲传承者和戏曲爱妤者在舞台空间之外进行的一种戏曲唱段演唱形式。这种表演方式代代相传，逐渐成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在千百年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演出传统。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特别标明“良家子弟有通于音律者，又生当太平之盛，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所扮者，隋谓之康衢戏，唐谓之梨园乐，宋谓之华林戏，元谓之升平乐”，由此可见，这种由普通人扮演的戏曲样式，与由戏曲艺人在勾栏做场演出的“娼戏”，有着判若渭泾的差别，分别代表了传统社会中的普通人和艺人群体对于戏曲艺术不同的接受方式和传承形态。

不论是哪个群体，他们传习的艺术核心内容实际都是以戏曲剧目为基础的曲牌、唱段和音乐等。也正是因为有曲唱群体的传承，戏曲艺术不但可以在戏场庙台进行整台大戏的表演，以供观众酣畅淋漓地观看听赏，也可以供戏迷票友在戏场庙台之外的生活空间中自唱自赏。可以说，前者是由戏曲艺人进行的专业化程度很高的艺术实践行为，后者则主要是由普通群体进行的艺术体验行为。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一些戏曲剧种的曲唱群体颇具专业水准，有很多业余曲唱的传承者“下海”成为职业艺人，这充分说明“曲唱”是中国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一种极为传统有效的传承方式。

戏曲曲唱是以唱段演唱传习作为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特点自然反映着戏曲声腔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具体而言，一是曲唱唱段具有普及性，其传唱的内容基本都是适合大众欣赏、自我娱乐的唱腔唱段，不论是一段曲牌，还是一段板腔都集大成地展现了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学成就。戏以曲传，一段流传甚广的曲唱就是一部作品最成功的段落，汇集了创腔者词作者的艺术智慧。二是曲唱唱段具有代表性，鲜明地展示着戏曲行当、流派乃至剧种的基本特色，脍炙人口的唱段几乎等同于对剧种及其代表人物的认同，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象是通过杰出的戏曲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得以彰显的，而这些艺术成就正凝聚在曲唱唱段中。三是曲唱唱段具有可流播性，这主要在于其词文唱腔的契合度高，使得曲调流畅且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自然能够满足观听者的审美需求，特别是对普通歌唱者而言，在适合的音城范围内展示简便、流畅的唱腔，是艺术欣赏与接受的重要条件。正基于此，“曲唱”当然会成为评价戏曲创作取得成功与否的一个市场标准，也自然会成为戏曲创作是否走向契合民众需求的一个艺术标准。

当前戏曲创作需要重视曲唱对戏曲传承传播的作用。在当前的戏曲发展中，戏曲市场是街量剧种生命活力的重要标准，戏曲曲唱作为市场接受的重要方式，实际也为戏曲创作和传承提出更多的要求，能够传承创作适合观众曲唱的唱腔曲文是戏曲音乐创作的重要努力方向。

(摘编自李春沐《曲唱传统与戏曲传播》)

    戏剧和小说一样，在当代人的探索和实验中，出现过淡化情节、不要故事的倾向，但在外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似乎很难找到没有故事和情节的伟大小说或经典戏剧。英国小说家佛斯特曾强调“小说是说故事”。王国维曾断言：“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高尔基说：“对戏剧的基本要求是：戏剧应该是现实的、有情节的、充满着行动的。”小说、戏剧同为叙述艺术，都是讲故事的艺术。戏剧是由演员扮演人物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表演故事。小说和戏剧的不同在于，小说是讲故事，戏剧是演故事。而戏剧对于剧作家而言，还是讲故事，只是和小说家讲述的方式不同而已。因此，当代剧作家沈虹光坚持：“戏剧需要讲故事。”中外戏剧史上的经典戏剧所讲述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俄狄浦斯王》《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窦娥冤》《赵氏孤儿》《梁山伯与祝英台》《暗恋桃花源》……无不情节精彩，故事感人。

    《雷雨》的经典首先就体现在它戏剧故事的经典性上，虽然仅有精彩的故事情节并不足以使一出戏剧成为一部经典，但精彩的故事情节却是一部伟大的戏剧不可缺少的要素，是其成功的基础和具有顽强舞台生命力的前提。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第一次对悲剧进行理论阐释和总结时，曾把情节列为悲剧艺术的“六个成分”的首位，指出“情节乃悲剧的基础，又似悲剧的灵魂。”亚里士多德是在考察了古希腊戏剧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作出这样的判断的。他举例说：“情节的安排，务求人们只听故事的发展，不必看表演，也能因那些事情的结果而惊心动魄，发生怜悯之情；任何人听见《俄狄浦斯王》的情节，都会这样受感动。”亚里士多德谈的是悲剧，但适合于不同体裁的戏剧，如喜剧和正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重点讨论的“情节”指的是经过布局安排的故事情节，实际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戏剧故事和戏剧结构。

    故事情节之于戏剧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故事情节乃是剧作家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深入思考、有所发现、有所感悟，进而呈现于戏剧中的现实的或历史的人物状态。戏剧是生活的反映，戏剧中的故事情节就是生活的缩影、人生的写照。精妙的戏剧故事往往具有原创性，改编自历史或民间传说的戏剧经典往往能脱胎换骨、推陈出新，其故事情节能体现出创作者新的思考和发现，显示出创作者的智慧。原因之二，故事情节是作为叙事艺术的戏剧得以立于舞台之上的基本骨架，没有精彩故事情节的戏剧犹如身体羸弱的病人，既不能以健康的形象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也不能有饱满旺盛的生命活力。原因之三，故事情节既是剧作家反映生活、思考人生、拷问人性、探寻心灵的载体，更是戏剧吸引观众走进剧场、进而拨动观众的心弦，使之感动、沉思、悲伤、喜悦、激动、奋进的媒介。一出没有精彩故事情节的戏剧既难以集中再现人生的多变与精彩、人性的微妙与复杂，也难以将观众吸引进剧场并让观众在剧场屏息静气观赏至剧终。

（选自《兰州大学学报》2016 年 0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