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理发处

丰子恺

    我的船所泊的岸上，小杂货店旁边的草地上，停着一副剃头担。我躺在船榻上休息的时候，恰好从船窗中望见这副剃头担的全部。起初剃头司务独自坐在凳上吸烟，后来把凳让给另一个人坐了，就剃这个人的头。我凝神纵目，眼前的船窗便化为画框，框中显出一幅现实的画图来。这图中的人物位置时时在变动，有时会变出极好的构图来，疏密匀称姿势集中，宛如一幅写实派的西洋画。有时微嫌左右两旁空地太多或太少，我便自己变更枕头的放处，以适应他们的变动，而求船窗中的妥帖的构图。

    平日看到剃头，总以为被剃者为主人，剃者为附从。故被剃者出钱雇用剃头司务，而剃头司务受命做工；被剃者端坐中央，而剃头司务盘旋奔走。但我看来，适得其反：剃头司务为画中主人，而被剃者为附从。因为在姿势上，剃头司务提起精神做工，好像雕刻家正在制作。听说今春杭州举行金刚法会时，班禅喇嘛叫某剃头司务来剃一个头，送他十块钱，剃头司务叩头道谢。若果有其事，我想当他工作的时候，“活佛”也是默默地把头交付他，任他支配的。被剃者不管是谁，都垂头地坐着，忍气吞声地让他弄。纯粹用感觉来看，剃头这景象中，似觉只有剃头司务一个人；被剃的人暂时变成了一件东西。因为他无声无息，呆若木鸡；全身用白布包裹，只留出毛毛草草的一个头，而这头又被操纵在剃头司务之手，全无自主之权。独有被剃头的人一声不响，绝对服从地把头让给别人弄。因为我在船窗中眺望岸上剃头的景象，在感觉上但见一个人的活动，而不觉得其为两个人的勾当。我很同情于这被剃者：那剃头司务不管耳、目、口、鼻，处处给他抹上水，涂上肥皂，弄得他淋漓满头；拨他的下巴，他只得仰起头来；拉他的耳朵，他只得旋转头去。这种身体的不自由之苦，在照相馆的镜头前面只吃数秒钟，犹可忍也；但在剃头司务手下要吃个把钟头，实在是人情所难堪的！我们岸上这位被剃头者，耐力格外强：他的身体常常为了适应剃头司务的工作而转侧倾斜，甚至身体的重心越出他所坐的凳子之外，还是勉力支撑。我躺在船里观看，代他感觉非常的吃力。人在被剃头的时候，暂时失却了人生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

    我想把船窗中这幅图画移到纸上。起身取出速写簿，拿了铅笔等候着。等到妥帖的位置出现，便写了一幅，放在船中的小桌子上，自己批评且修改。这被剃头者全身蒙着白布，肢体不分，好似一个雪菩萨。幸而白布下端的左边露出凳子的脚，调剂了这一大块空白的寂寞。又全靠这凳脚与右边的剃头担子相对照，稳固了全图的基础。凳脚原来只露一只，为了它在图中具有上述的两大效用，我擅把两脚都画出了。我又在凳脚的旁边，白布的下端，擅自添上一朵墨，当作被剃头者的黑裤的露出部分。我以为有了这一朵墨，白布愈加显见其白；剃头司务的鞋子的黑在画的下端不致孤独。而为全图的主眼的一大块黑色——剃头司务的背心——亦得分布其同类色于画的左下角，可以增进全图的统调。

    船主人给十个铜板与小杂货店，向他们屋后的地上采了一篮豌豆来，现在已经煮熟，送进一盘来给我吃。看见我正在热心地弄画，便放了盘子来看。“啊，画了一副剃头担！”他说：“小杂货店后面的街上有许多花样：捉牙虫的、测字的、旋糖的，还有打拳头卖膏药的……我刚才去采豆时从篱笆间望见，花样很多，明天去画！”我未及回答，在我背后的小洞门中探头出来看画的船主妇接着说：“先生，我们明天开到南浔去，那里有许多花园，去描花园景致！”她这话使我想起船舱里挂着一张照相：那照相里所摄取的，是一株盘曲离奇的大树，树下的栏杆上靠着一个姿态闲雅而装束楚楚的女子，好像一位贵妇人；但从相貌上可以辨明她是我们的船主妇。大概这就是她所爱好的花园景致，所以她把自己盛妆了加入在里头，拍这一张照来挂在船舱里的。我很同情于她的一片苦心。这照片仿佛表示：她在物质生活上不幸而做了船娘，但在精神生活上十足地是一位贵妇人。世间颇有以为凡画必须优美华丽的人，以为只有风、花、雪、月、朱栏、长廊、美人、名士是画的题材。我们这船主妇可说是这种人的代表。我吃着豌豆和这船家夫妇俩谈了些闲话，他们就回船梢去做夜饭。

（有删节）

无争议陷阱

余秋雨

    在我们的心理习惯当中，与创新意识最有抵触的是什么呢？是“无争议陷阱”。中国民众长期以来愿意接受一种“无争议”的成果，一有“争议”，就皱眉存疑。这一点，正好与创新意识水火不容。大家知道任何创新，必然是对既有成果的挑战，必然是对过往信条的否定，必然是对公众公认秩序的撼动，也必然是对原定规则的触犯。因此，也必然会引来一大堆争议，而且极有可能形成包围，构成围猎或者围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争议的创新不叫创新，如果一种创新一旦现身就远近都接受，那一定是利用了权势，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

    在一个健康发展的时代，“有争议”是一个褒义词，“无争议”是一个贬义词。

    中国文化把这个“无争议的陷阱”挖得很大，要求一项创新不仅在专业领域里边无争论，而且最好在民众中也无争议。这种从众的惰性对创新而言是一种更险恶的陷阱。历史上哪有一项真正的社会改革方案或者学术研究成果，一出来就广受民众拥护的？我也是民众的一员，我发现，如果以民众的身份来考虑一项不是我们专业的成果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标准一定是陈旧的、世俗的、平庸的。这不能怪民众，因为民众面对一种陌生的创新总会缺少精神扶手，总会惊慌失措，以他们的标准，就很少有创新空间。当不争议创新项目的时候，大家就去争议这个人，使他的创新无法进行。可见，“无争议陷阱”真正是中国文化产生创新空间的最重要的障碍。

    据我所见，多数创新即使不被人家争议，创新者本身在待人接物上也确实有很多缺陷。因为他们多数不太合群，而且有点骄傲。他们有时候会面对失败，因此也经常暴露出他们的怨恨、衰弱、愤怒，却又未必有明确的对头，很可能在愤怒自己，就情绪不好。艺术上的创新者那更是这样了，独特的灵魂中的灵感使他们产生非常怪异的习性，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使他们很难认同世俗的潮流，甚至他们也故意不遵循世俗的规范。因此无论从脾气到外型常常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对这一切，正常的社会都应该理解和容忍。不能设想一切创新者都是温良恭俭让的完人和圣人。据我观察，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完人是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创新的。如果说，对所有创新项目略有争议是可以的，但对创新者的人品却绝对不要争议，因为没有争议的理由。如果老是去争议创新者的人品、习性、性格，那么，中外文化史上那些可爱的人一个也不可能留存。

    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什么人？要防范的是以“争议”为名目来扼杀创造者的人。在现在中国社会上，这样的人的总数很大，他们是勤恳工作人的百倍，是创造者的百倍。有人说真正的比例可能比这个更大。很奇怪，他们制造了一个个可“争议”的人物，但是自己却避开了“争议”。他们自己就成了洞察一切的评判者，只等待着一切被他们“争议”了的创造者投去求饶的目光。

（节选自凤凰卫视《秋雨时分》，有删改）

梨花风起正清明

丁立梅

    祖母走后，祖父对家门口的两棵梨树，特别地上心起来。有事没事，他爱绕着它们转，给它们松土、剪枝、施肥、捉虫子，对着它们喃喃说话。

    这两棵梨树，一棵结苹果梨，又甜又脆，水分极多。一棵结木梨，口感稍逊一些，得等长熟了才能吃。我们总是等不得熟，就偷偷摘下来吃，吃得满嘴都是渣渣，不喜，全扔了。被祖母用笤帚追着打。败家子啊，糟蹋啊，响雷要打头的啊！祖母跺着小脚骂。

    我打小就熟悉这两棵梨树。它们生长在那里，从来不曾挪过窝。那年，我家老房子要推掉重建，父亲想挖掉它们，祖母没让，说要给我们留口吃的。结果，两棵梨树还是两棵梨树，只是越长越高、越长越粗了。中学毕业时，我约同学去我家玩，是这么叮嘱他们的，我家就是门口长着两棵梨树的那一家啊。两棵梨树俨然成了我家的象征。

    我家穷，但两棵梨树，很为我们赚回一些自尊。不消说果实成熟时，逗引得村里孩子没日没夜地围着它们转。单单是清明前后，它们一头一身的洁白，如瑶池仙子落凡尘，就足够吸人眼球。我们玩耍，掐菜花，掐桃花，掐蚕豆花，掐荠菜花，却从来不掐梨花。梨花白得太圣洁了，真正是“雪作肌肤玉作容”的，连小孩也懂得敬畏。只是语气里，却有着霸道，我家还有梨花的。——我家的！多骄傲。

    祖母会坐在一树的梨花下，叠纸钱。那是要烧给婆老太的。她一边叠纸钱，一边仰头看向梨树，嘴里念叨，今年又开这许多的花，该结不少梨了，你婆老太可有得吃了。婆老太是在我五岁那年过世的。过世前，她要吃梨，父亲跑遍了整条老街，也没找到梨。后来，我家屋前就多出两棵梨树来，是祖母用一只银镯换回栽下的。每年，梨子成熟时，祖母都挑树上最好的梨，给婆老太供上。我们再馋，也不去动婆老太的梨。

    我有个头疼脑热的，祖母会拿三根筷子放水碗里，嘴里念念有词。等筷子在水碗里终于站起来，祖母会很开心地说，没事了，是你婆老太疼你，摸了你一下。然后，就给婆老太叠些纸钱烧去。说来也怪，隔日，我准又活蹦乱跳了。

    那时，对另一个世界，我是深信不疑的。觉得婆老太就在那个世界活着，缝补浆洗，一如生前。有空了，她会跑来看看我，摸摸我的头。这么想着，并不害怕。特别是梨花风起，清明上坟，更是当作欢喜事来做的。坟在菜花地里，被一波一波的菜花托着。天空明朗，风送花香。我们兄妹几个，应付式地在坟前磕两个头，就跑开去了，嬉戏打闹着，扎了风筝，在田埂道上放。那风筝，也不过是块破塑料纸罢了，被纳鞋绳牵着，飘飘摇摇上了天。我们仰头望去，那破塑料纸，竟也美得如大鸟。

    祖母走后，换成祖父坐在一树的梨花下叠纸钱。祖父手脚不利索了，他慢慢叠着，一边仰头望向梨树，说，今年又开这许多的花，该结不少梨了，你奶奶肯定会欢喜的。语气酷似祖母生前。

    我怔一怔，坐他身边，轻轻拍拍他的手背。我清楚地知道，有种消失，我无能为力。祖父突然又说，你奶奶托梦给我，她在那边打纸牌，输了，缺钱呢。我听得惊异，因为夜里我也做了同样的梦，梦见祖母笑嘻嘻地说，我每天都打纸牌玩呀。我信，亲人之间，定有种神秘通道相连着，只是我们惘然无知。

    祖母走后三年，祖父也跟着去了。他们在梨花风起时，合葬到一起。他们躺在故土的怀抱中，再不分离。

百年震柳

梁衡

    ①地震能摧毁一座山，却不能折断一株柳。

    ②1920年12月16日，宁夏海原县发生了一场全球最大的地震。是日晚8时，风暴大起，四野尘霾，大地颤动，山移、地裂、河断、城陷。黄土高原经这一抖，如骨牌倒地，土块横飞。所有的地标都被扭曲、翻腾得面目全非。大地瞬间裂开一条237公里长的大缝，横贯甘肃、陕西、宁夏。裂缝如闪电过野，将城池村庄一劈两半，庄禾田畴被撕为碎片。当这条闪电穿过海原县的一条山谷时，谷中正有一片旺盛的柳树，它照样噼噼啪啪，一路撕了下去。但是没有想到，狂震之后，有一棵虽被撕为两半，但又挺起身子，顽强地活了下来，至今仍屹立在空谷之中。

    ③为了寻找这棵树，我从北京飞到银川，又坐汽车颠簸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在一个深山沟里找到了它。这就是那棵有名的震柳。它身高膀阔，站在那里足有一座小楼那么大。枝叶茂盛繁密，纵横交错，遮住了半道山沟。地震已经将它从下一撕为二，现在两个半边树中间可穿行一人，而每一半也都有合抱之粗了。经过百年岁月的煎熬，这树皮已如老人的皮肤，粗糙多皱，青筋暴突。纹路之宽可容进一指，东奔西突，似去又回，一如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地震之时它已是400岁的高龄，而大难后至今又过了100岁。

    ④看过树皮，再看树干的开裂部分，真让你心惊肉跳。平常，锯开一根木头，无论从哪个方向切入，那剖面上的年轮图案都幻化无穷，美不胜收。但是现在，面对树心我找不到一丝的年轮。如同五马分尸，地裂闪过，先是将树的老根扯断，又从下往上撕剥树皮，然后再将树心的木质部分撕肝裂肺，横扯竖揪。但灾难过后，它又慢慢地挺了过来，在这人迹罕至的桃源深处，阳光暖暖地抚慰着它的身子，细雨轻轻地冲洗着它的伤口，它小心地自疗自养，生骨长肉。百年的疤痕，早已演化成许多起伏不平的条、块、洞、沟、瘤，像一块凝固的岩石，为我们定格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⑤柳树这个树种很怪。论性格，它是偏于柔弱一面的，枝条柔韧，婀娜多姿，唐人有折柳相送的习俗，取其情如柳丝，依依不舍。贺知章把柳比作窈窕的美人：“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但在关键时刻，这个弱女子却能以柔克刚，表现出特别的顽强。它常年扎根寒冷干旱的西北，尽力给大地最多的绿色。当年左宗棠进军西北，别的树不要，却单选中这弱柳与大军同行。“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它的根系特别发达，能在地下给自己铺造一个庞大的供水系统，远远地延伸开去，捕捉哪怕一丝丝的水汽。

    ⑥我想，那海原大地震，震波绕地球三圈，移山填河，夺去28万人的生命，为什么单单留下这一株裂而不死的古柳？地震最常见的遗址是倒塌的房屋、错裂的山体和沉默的堰塞湖，这些无生命之物，只能苦着脸向人们展示过去的灾难。而这株灾后之柳却不同，它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以过来人的身份向我们宣示：活着多么美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扼杀顽强的生命。

    ⑦我出了沟口翻上山头，再回望那株百年震柳，已看不清它那被裂为两半的树身，只见一团浓浓的绿云。一百年前，在这里地震撕裂了一棵树；一百年后，这棵树化作一团绿色的云，缝合了地缝，抚平了地球的伤口。震柳不倒，精神绵长，塞上江南，绿风浩荡。这不只是一幅风景的图画，更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一本历史的教科书。

在徐志摩的故乡

张同吾

    去年晚秋时节，在北方已是万木萧疏了，而在江南海宁却仍是杂花生树，层林尽染，浓浓的绿荫掩映着红顶楼房，一派幸福安详的景象。

    海宁是个神奇的地方，我曾三次登临百里长堤观潮，白光耀眼，惊涛裂岸，声如万马奔腾，状若山倾海翻。我因而理解了：是海洋文化和潮文化，在海宁人聪颖细腻的文化性格中增添了大气、潇洒与果敢，所以这里才会诞生国学大师王国维、训诂大家朱启凤、语言学大家许国璋、书法大师张宗祥、佛学泰斗太虚、红学家吴世昌、金石家钱君匋、军事家蒋百里、电影艺术家史东山、诗人穆旦、作家金庸等。

    海宁又是诗人徐志摩的故乡。他以博爱精神、青春气息和人性光彩谱写出情韵悠长的诗章，它们恒久的艺术魅力穿越时间的帐幔，至今仍辐射光芒。我来到位于硖石镇的徐志摩故居，重温他短暂而又潇洒浪漫的一生。

    这座略带浅红的灰色楼房约600平方米，周围是一片美丽的草坪，围绕着铁铸栅栏，是典型的花园洋房。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徐父尽管反对这桩婚事，却拧不过儿子的韧性，为之建筑了这座典雅的住宅。庭院和廊下均由名贵大理石铺就，一层厅堂是西式地板和吊灯，摆设着中式桌椅，二层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卧室则是一派西式陈设。徐志摩十分喜爱这座中西合璧的宅第，称其为“香巢”，又将他与陆小曼的起居室题名“眉轩”。每天清晨他都去买一束鲜花送给妻子，新婚燕尔娇宠之至。

    徐志摩确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林徽因的清纯隽美、风华绝代，陆小曼的能歌善舞、柔美娇艳，都令他奋不顾身的追求，诚如他对恩师梁启超坦言：“我之甘冒世之不韪”“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灵魂得以救度，生命却殁于英年，他是为赶赴北京听林徽因讲演而在空中遇难的。一年之后他热恋的“徽徽”痛定思痛，写下这样的诗句：“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样是明月，/一样是隔山灯火，/漫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而唤作“眉”的小曼在多年之后有《为志摩扫墓》一诗：“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两位才女，前者情深义切，后者痛断肝肠。瞻视橱柜中的种种实物和墙壁上的许多照片，眼前仿佛有朗朗新月冉冉升起。他是“新月派”的灵魂，那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才俊，胡适、闻一多、朱湘、孙大雨、邵洵美、林徽因、陈梦家、沈从文、卞之琳等都围绕着他，如群星拱月。徐志摩一生追求爱、美和自由，此亦是他诗歌美学的精髓。由于历史的倾斜和观念的偏颇，他在半个世纪中受到贬损，但其美丽的文学光焰无法遮拦。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他的诗又重暖人间。有人说他是过分西化的，殊不知他的文化之根植于中国沃土，他自书楹联“山高水长中有神悟，风朝雨夕我思古人”。因此他的诗才有优美的意境、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和精湛的语言。一篇篇抒情短章广受读者的喜爱，那首仅有五行的《沙扬娜拉》堪称短诗极品，而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更是家喻户晓、历久弥新：“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走了，却把诗歌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财富留给了中国和世界。

    站在徐志摩故居的庭院，仰望湛蓝的天空，我想起他乘飞机时的感言：这座飞机带着我的灵魂飞过高山，飞过大潮，飞在丛林间。我当时就希望这样飞出这空气的牢笼，飞到整个宇宙里去……着隔世的玄思和遐想，已成为现实，如今有多少诗的后继者，在更广阔的时空里飞翔。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