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吏》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几乎完全背离。清代，小说日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所作，他们厌弃流行的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吴敬梓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认识，目光变得敏锐。同时，他以他的朋友和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为创作原型，用讽刺的笔触现实地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意在将小说从流行宗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此前的《西游补》《醒世姻缘》皆系纯粹虚构之作，它们的作者仍然用职业说书人的惯用文辞。相反，《儒林外史》则极少这样做，在这部小说里，多运用口语化的散文笔调，使得描绘的片段第一次与叙述的正文有机结合起来，让那种运用诗词和骈文进行的雕琢描写明显消失。作者有意避免那些公式化的诗词描绘用语，从而证明他已根据自己对不同人物和地点的观察来描写。南京、杭州等江南城市中的美丽风光和丰富的日常生活在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再现。此外，方言和俚语已很少使用，他已自觉地使用“国语”或民族的白话写作，这种纯净和富有表现力的叙述文体，成为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竟相模仿的对象。

    吴敬梓写作的时代，正值乾隆年间，满族统治达到极盛阶段。他的小说写的是先朝明代事情，他对于退出官场的正直性格的褒奖经常被认为是对满族统治的间接批评。但是在他现存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他有意和统治者不合作的例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假托在明代不仅是便利的缘故，而是他对明代历史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并予以尖锐深刻的评论。

    （节选自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有删改）

    老子不是美学家，《老子》中也很少谈文学艺术，但其中某些用语如“妙”“朴”“虚实”“有无”，某些命题如“大音希声”“大巧若拙”“知白守黑”等，却对后来的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和艺术创作的基本法则。而其中最具根本性、最广为人知的则非“道法自然”莫属。

    “道法自然”语出《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而道则取法于自然。对老子所说的“自然”，今人容易产生两个误解：一是将“自然”理解为一个比道更高级、更抽象的存在物；二是将“自然”等同于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但事实上，老子所说“自然”并不是一个居于道之上的抽象存在，也不是那个外在于人类自身的客观之物，而是本然，是自然而然。因此，“道法自然”的意思其实就是遵循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它的另一种表述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者，顺其自然也，因其本然也。唯其如此，道才能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自然成就一切。

    老子所说的“自然”非客观之物，但“道法自然”并不反对以自然造化为师。既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天地万物无疑是人取法的对象。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法者并非物之表象，并非天地、自然万物的客观形态，而是显现于其中的某种意蕴。老子有关道的认识，来自他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和思考。正是从对草木由盛而衰的生长周期，对水流冲击、侵蚀岩石过程的观察中，老子意识到“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和“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道理，进而总结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规律。万物各有其道，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人道、地道、天道莫不如是，而皆以自然为依归。

    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把隐含在老子哲学中的潜在美学思想充分地展开了。在《庄子》一书中，“道法自然”的思想以寓言的形式得到了具体生动的阐述，如通过“东施效颦”“混沌开窍”等故事说明自然为美的道理，通过“伯乐治马”“鲁侯养鸟”等故事批评人为改变事物自然本性的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庄子并不绝对否定人为的作用。固然，“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但如果是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从事人的创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便能巧夺天工、妙造自然，臻于“刻雕众形而不为巧”的境界。较之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庄子上述见解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更为直接。

    在“道法自然”等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孕育出了独特的美学系统。与西方哲人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不同，中国古人并不赞成逼真地复制现实，而主张在作品中呈现自然昭示的意蕴。相应地，中国古代艺术家在观察事物，进行创作时，其目的也不止于对物象外部形态的把握和描摹，而更着意于传达物象背后的理趣。进而言之，中国古典艺术之所以重神贵虚，如书法讲究神采为上，绘画追求气韵生动，诗歌推崇意在言外等，与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

    武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材料一：

    芜湖市政府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日前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智慧城市研究院。双方签约共建智慧城市研究院，旨在充分发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大数据、未来网络、新医学、机器人、微电子等前沿学术的科研优势，结合芜湖产业发展需求，汇聚全国高端人才与技术力量，开展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城市超脑体系研究联合研发和产业孵化，打造一流的先进技术研发中心、科技成果转移中心、高技术产业孵化基地、高端人才实训基地等，不断提升芜湖相关应用研究水平，转化应用研究成果，加速孵化。培育智慧产业生态集群，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其中，智慧城市建设要有合理的设计，否则可能导致失败，并给城市留下大量的废弃物。

（摘编自沈宫石《芜湖携手中科大共建智慧城市研究院》）

材料二：

整体规模—增长速度              智能城市投资及收益状况

中国智慧城市整体市场规模及增速

（摘编自《中国智慧城市生态系统白皮书2017—2018》）

材料三：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案件多发、资源枯竭等“城市病”给城市治理带来烦恼，给人们生活带来麻烦。近几年，银川等城市建设智能政务、智能社区、智能交通等系统，实行了一套接地气、有效果的做法。银川部署了交通综合监管等系统，通过潮汐车道、红绿灯配时、100个智能公交站台等信息化手段，让群众充分享受交通数字化管理带来的便捷。利用在线监测设备来实时采集影响市民生活的参数，对可能造成环保问题的企业实施污染环境数据全面采集，实时察看，并在线公布，让原本陌生的环保数据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服务于民。银川还拥有五级智慧医疗，能够帮助居民在家中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况，网络医院可以给居民提供在线医疗诊治，一些疑难杂症患者还可以直接与北京、深圳的专科医院的资源对接。

（摘编自黄鑫等《用创新解决智慧城市建设实际问题，一起走进智慧生活》）

材料四：

    位于济南市委市政府办公楼一层的智能泉城运行管理中心是全市的大数据中心，是城市“大脑”，大屏幕上实时变换显示各种数据，城市各个路口交通情况、学校门口人员情况等一览无余，还有宏观经济、城市发展、旅游发展等各领域的具体情况统计也尽收眼底。这里汇集了全市各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运行情况，决策者可以进行现场指挥调度，让一些单凭人力无法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截止目前，智管中心已实现61个部门互联互通，汇集1066个数据集，近2000万条数据量向社会开放共享。数据的资源共享，打通了各个部门，把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统一汇集到城市大脑，让沉睡的数据活起来跑起来，更便于科学施政，实现了现代化的智慧城市治理、智慧社会治理。

（摘编自黄鑫等《“智慧城市”的济南实践：城市有“生命”，群众有幸福》）

    “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在历史上，汉字“和”与“合”有相近含义。唐代学者孔颖达在解释《礼记·郊特牲》时说，“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存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理念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必须按礼行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应和睦共处、相互合作。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摘自陈秉公《“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