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声音”的精神追求

张颐武

    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获得了诸多好评，也引发了对于选手的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近年来中国选秀文化变化和发展的一个新的状况的投射，也是中国电视文化的新的变化的投影。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的选秀文化经过了2005年以后的第一波的高潮之后，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某种困局。一是造就超级明星的功能业已减退。通过选秀为公众所认识好像越来越难。这既是由于这些年唱片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的问题复杂，也是由于歌手的形象风格都相当接近，难以脱颖而出。一开始通过选秀的梦想舞台选出青春偶像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反而是许多参加各电视台选秀的选手都差不多，观众的印象模糊。二是观众的新奇感消退之后，对于选秀的形式已相当熟悉，各个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也都有重复之嫌，使得观众产生了疲劳感，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了。这几年选秀一直处在瓶颈之中。

    当下引发观看热潮和争议的“中国好声音”一出现就引发了轰动效应。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从音乐专业方面着力，从“好声音”中寻求新的可能性。让刘欢、那英等这样最有声望的音乐人来指点新人，让迷人的好声音得以展现。通过这些华语歌坛的最重量级的人物收徒，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的做法，使普通人能够成为音乐人，进入这一专业领域得到更多的培养和深造，从而能够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其实是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进入专业领域。这个构思另辟蹊径，让选秀不再一下子就能实现梦想，也不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通过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这是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学习的长期的努力的过程，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后90后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的社会环境，而独生子女的适应和抗压能力又相对较弱。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的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诸多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而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地磨炼，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和向上的价值。这样，音乐大家和青年选手的双向选择就有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所标举的是脚踏实地，所倡导的是一种正面而积极的价值观。通过艰苦的奋斗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也不是梦想遽然实现的展台，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又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具有魅力的。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和思考也值得我们反思。“好声音”的几位选手的经历和过去的生活引发了一些争议，这些问题曾经是电视节目为了制造效果而经常存在的，但这一次引发的争议似乎相当大。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并要求电视节目有更严格的自律，要求出现在屏幕上的人更为真实。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曾经相当盛行的“托儿”或者胡乱编造的情节。因为人们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进发。青年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更加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经得住追问，节目才可能赢得更多的成功，因为只有真实的人的努力和梦想才有价值。这其实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气节是我国传统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立身处世之道。气和节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

    “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提高和责任的加重。

（选自朱自清《论气节》，有删改）

    家谱也称族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题的家族世系繁衍的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家谱有约3000年的 历史，素来与国史、方志并称为“三大历史文献”，属珍贵的人文资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遣产。

    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 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现今可以知道 的最早的家谱雏形，是殷商时期留下的一片牛肩甲骨，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乃武丁时期所刻，是某一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之记录。另外，商周两代，还有刻录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家谱。用代的《世本》，曾对创作《史记》有过参考作用，目前学术界公认它是中国家谱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启我国家族史籍以“谱”名之先河。

    周代的《世本》，在于“莫系世，辨昭穆”，它所奠的系世，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贵贱的亲疏。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制度，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礼崩乐坏"，趋于瓦解。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至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选用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 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家之婚姻，必由讲 系”，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主要依据。与之适应的是修家谱 之风极为盛行，国家设谱局，置谱官，“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同时，伪造世系门第的造假现象应运而生，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唐朝初年，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为了打击旧有的门阀势力，抬高李氏皇族社会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力量编纂《氏族志》，“以今日官爵为等级高下”。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直到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是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上也由过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明清以来， 私修家谱之风盛行不衰，目前存世的家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后撰修的。

     “凡国必有史，有家必有谱。”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一个家族、家庭的历史文化汇总和历史档案。同时家谱对历史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续修、新修家谱既是一个家族的头等大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乡村：民族的记忆和想象

雷雁抒

    ①曾经的乡村，是一卷卷蓝布封皮的线装书。手工刻制的木版文字，在薄薄的宣纸上印满了炊烟、古屋、插秧、刈麦，印满了拱桥、溪流、杏花、荠菜；平平仄仄的一些低吟浅唱，长长短短的一些唐诗宋词，都写在卷卷线装书的册页里。

    ②当然，还有滚滚的征尘，有“苛捐猛于虎”的悲号，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劳作，有“田园荒芜胡不归”的呼唤……

    ③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起根发苗，发展壮大就在农村；农村，刻写着我们民族的记忆和想象。

    ④权力和商品造就了城市。古老的城市控制和剥夺着乡村，如果说城市是一座座砖砌的奶桶，乡村只是一头头散落田野的奶牛。乡村喂养着城市。衣衫褴褛的乡村父母，吃糠咽菜送儿子走进学堂，开始了逃离农村，逃离劳动，逃离贫困与低贱的第一步。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就是教育农村人离开农村，然后用权力和金钱来控制农村。

    ⑤思念乡村的人也有，多是政治上的失意者，商战中的败北者，战场上的伤残者，是激烈的争斗之后寻找宁静地方的疗伤者。乡村以善意的同情接纳了他们，用源源不断的温情和取之不尽的中草药为他们医治创伤。而这些受伤者往往如受伤的鸟，强健之后，又挣脱农人的双手飞进城市。所谓“世外桃源”，只是都市受伤者的幻觉和梦呓。农村依然清静而贫苦，美丽却落后。他们远在都市的子女，西装革履、粉面彩裙，记忆里只是星星点点的乡情和偶尔由芭蕉暮雨生发出的淡淡乡愁。

    ⑥没有谁想去写一部乡村史，像写一部王朝史那样，写乡村的发生、发展和变迁，写农人的劳作、灾难和贡献。充满想象和幽默的乡村版文学，也只在口头上流传，随风起落；充满真诚和情感的乡村版歌谣，偶尔为都市人采集，一唱竟成明星。

    ⑦广大的乡村，散乱的乡村，到处都闪烁着星星点点金沙的乡村，如今面临一次新的机遇，它将把落后变为先进，把贫困变为富庶；卫生与文明将取代肮脏与粗野。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变革，是都市前所未有的对乡村的亲情反哺。

    ⑧可是，我还是有一点杞忧。既往的每一次变革，哪怕是最小的，都伤害过乡村的美丽与个性。这一次，会不会也有一些难免的伤损？美丽的村舍被单一的水泥楼房代替，宁静的生活被喧嚣的市声淹没，一卷古朴柔软的线装书被生生地改造成硬壳子西装书，让我们的子孙永远失去了印证唐诗宋词意境的物证，使我们民族丰富的人文想象只留下冷冰冰的经济。

    ⑨乡村，是我们最后一片诗意的栖居地。乡村以其古老的存在，成为整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许多古老村落历经数千年，保留着深厚的为正史所缺失的宝贵记忆，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有力的物证。

    外卖行业最近频频出现负面新闻。最初，舆论关注较多的是外卖小哥群体的交通违法现象，而这两天一篇题为《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的文章引人关注。该文的主要意思是，外卖使塑料餐具使用量增长，会破坏环境，为了保护地球，保护下一代，请远离外卖。

    总的来说，舆论对外卖行业的批评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提出的很多解决问题的策略却让人啼笑皆非。比如，针对外卖小哥引发交通事故这一问题，有人认为问题的根源是“外卖小哥素质不高，公共交通安全意识缺失”，而提出让外卖小哥上岗前参加驾照考试。这种观点充满道德批判意味，似是而非，没有什么价值。“外卖小哥素质不高，公共交通安全意识缺失”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判断，在此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策略自然难以服众。

    外卖小哥频频引发交通事故的根源是什么？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外卖行业既要配送准时，又要服务价格低，还要途中安全，这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今外卖行业竞争激烈，价格很难拉高，而外卖平台对服务效率有要求，于是就出现了外卖小哥进入后厨成为“炒菜哥”的现象，出现了更为普遍、更让人担心的外卖小哥引发交通事故的现象。外卖行业现有的收入机制也是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外卖小哥的收入与送餐量及用户对服务体验的评价直接挂钩，对外卖小哥而言，必须尽快将餐送到消费者手中，从而通过跑量的方式获取更高的收入。总之，外卖小哥带来交通安全隐患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就行业现状而言，外卖小哥在为消费者提供较低价格的外卖服务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交通风险。而要降低这种风险，就必须改变外卖行业现有的收入机制。最近，南京市交管局在规范外卖服务方面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之一是要求外卖平台“主动调整现行的配送自由抢单模式，制定更加科学的任务分配制度”。南京市交管局似乎看清了外卖行业目前的症结，所提的这条要求也具有可操作性。

    至于外卖行业破坏生态环境，则是一个看似正确但充满哗众取宠嫌疑的观点。使用塑料餐具会污染环境，这个逻辑可以成立。但要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靠消灭外卖这个行业是不行的，而要切实减少对塑料餐具的使用。但就环保这一具有公共价值的话题而言，似乎《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这种持逻辑简单粗暴的观点的文章更容易动员人。在对该文的批评声中，一个常识被反复提及，那就是环保是一个专业问题。该文注定只是哗众取宠，而提不出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

    塑料餐具污染环境和外卖小哥频频引发交通事故，这些绝不是外卖行业、外卖小哥引发的社会问题。对于外卖行业以及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我们不能用纯道德的眼光去看待。

（选自何小手《对外卖的许多批评已经走偏》，有删改）

    李白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一个特征是多宏伟意象。他的诗中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大鹏、巨鱼、长鲸以及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都是他喜欢吟咏的对象，气势磅礴，雄奇壮伟。

    李白拥有极广的胸襟和极高的视野，他蔑视权贵，睥睨一世，这体现在山水诗中，便形成了开阔明朗、浩淼空旷的意境。他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二个特征便是意境开阔。“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高山随着平原的到来而逐渐隐去，大江汇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这视野是何等的开阔。“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诗中的山水画面，写山的巍峨雄姿，写水的浩浩汤汤，视野开阔，一望无际，使人心旷神怡，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的大气魄、大气象。

盛唐诗歌的神韵，被李白发挥得淋漓尽致。“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指出了豪迈、飘逸是李白的一大风格。其山水诗中也有体现：“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那样美的湖水，那样美的传说，空灵、明净，表现出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的皎洁明净的心境。“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他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字字流淌出俊逸风神和爽朗情韵。

    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早在青年时期，他怀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雄才大略，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希望登上政治舞台做一番惊天伟业，而后功成身退。他这种“功成身退”的生命理念，正是对盛唐时代精神的独特表达。他幻想“平交王侯”“一匡天下”，仰慕鲁仲连、郦食其、范蠡，希望在风云际会中能遇上明德圣主。在过于理想化的人生当中，现实生活当然不断遭受失败，但他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他是把盛唐士人的入世进取的精神高度地升华了，带进了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李白热衷功名，但是他傲骨铮铮，蔑视权贵，狂放洒脱。他渴望摆脱束缚，融入自然，毕生追求不受约束的逍遥的境界。在山水诗中也表现出他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最直接的表白。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也称赞他的傲岸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人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华的产物。”

    盛唐时代的开放包容成就了李白，他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他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独立不羁的人格和豪放洒脱的气度，亦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李白把盛唐气象融合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运用在山水诗的创作中，谱写了中国山水诗光辉灿烂的一页!

(选自陈立群《李白山水诗与盛唐气象》，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