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对精神的刷新

                                                                                                        白龙

      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从书本中获得的巨大愉悦，足以让人废寝忘食。一个角落、一本书，就能筑起一个完整而缤纷的世界。这也是阅读有别于其他文娱活动的根本特征，即它是不依赖其他感官的、高度个人化的精神活动。通过阅读，我们最终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并在这种周行而不殆的智识训练中使精神日益丰富。在这个意义上，阅读乃是每日必须进行的精神刷新。在一次次的刷新中，勤于阅读的人将逐渐成长为一个有着丰富心灵层次，心智成熟的现代人。

      古人讲“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这并不仅仅在讲旁观者的感受，更是在提醒自己，不读书就会让灵性蒙尘。那些带着墨香的书页在你指尖哗哗流淌，或记载着高深玄妙的思想，或传递着历史深处的信息，在你的脑海中排列为奇妙而华美的文字城堡。我们手捧书本阅读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升华的过程。我们在阅读中将重新发现自己，这也正是“人文日新”的真义。

      如果说和他人相处是一项必备的社会能力，那么与自己相处则体现一种可贵的精神定力。太多人习惯了众声喧哗，却无法和自己平静地相处片刻。只有阅读才能给人这种能力。我们在阅读中学着和自己对话，正如我们在终极的意义上独自面对人生一样。在某种意义上，阅读是对庸常生活的救赎，让我们得以暂时跳脱出琐碎的眼前之事，对永恒之物进行片刻的凝望。而这，正是精神人格养成的过程。

      阅读也是为了和这个世界更好相处。我们提倡阅读，并非为了闭门不出、与世隔绝。阅读不是为了逃避世界，而是为了更好地拥抱世界、热爱他人。从阅读中，我们不仅在与高尚人物的灵魂对话，更能见识到比眼前的世界更深邃、更辽阔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包括人类已知的历史空间，也包括历代经典作家们营造的精神空间。通过这种思接千载、神游八荒的精神活动，我们将学会谦卑，也将变得柔和、平淡，学着更深地理解他人与世界，更具包容心和同理心地看待这个世界上的诸种缺陷与不足。

       阅读是一项几乎没有门槛的活动，人人都可领略文字之美；阅读又是一项由浅入深的精神历练，需要持之以恒才能登堂入室、窥其堂奥。这个世界需要书籍的火种来点亮，而一个追求内心丰富的人，也总有赖于阅读带来的精神刷新。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

礼的毁灭、改良与重生

    在远古时代，基本不能理解一切带有灾害性质自然现象的人，相信在天地之间，除了有超越自然的神掌管着世间万物与人之命运，还有形形色色的鬼在作祟。而没有任何超自然能力的人，只能以虔诚的态度，用各种形式向神鬼跪拜敬礼，祈求祥福。所以在远古时代，人们“行礼”的对象主要为神鬼，并在长期持续的祭拜活动中，将各种程序与形式逐渐完善与固定下来，形成了最初的礼仪。

    在私有制与阶级、国家等制度出现之后，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人类文明开始出现，礼仪也随之从原始性的敬神仪式，发展至以阶级为基准的伦理道德观念。诸位神明变成了一种精神寄托，奴隶主贵族则取而代之，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行礼对象”。也正是在这个社会阶段，古代华夏族以丰富的礼仪文化成为“礼仪之邦”，并有“夏礼、殷礼、周礼”三代之礼。西周时代更是中国的“礼治”时代，由周公主持定下的《周礼》更是成为中国最早和最为重要的礼仪论著。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进入封建社会后，礼具有了严格的阶级属性，主要作用变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周礼》、《仪礼》和《礼记》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礼制经典，从唐朝开始即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基本科目，位列九经中的三篇。宋朝之后，朱熹将解说《周礼》与《仪礼》的《礼记》重新编撰，并将其列为儒家五经之一，进入科举考试科目。封建时代的礼更像是一门“人治之法”，能够通过礼稳固世袭的阶级结构，在保证整个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与交替的同时，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为人处世的良性规范。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之礼是建立在君权和父权的基础之上，那么西方封建社会之礼则建立在君权和神权的基础之上。而这两者也因为“君权神授”的观点有所关联。

    在封建社会式微、新兴资产阶级兴起时，西方掀起文艺复兴运动，将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以神为本”转换成“以人为本”。以出生定阶级、以阶级定行事标准的礼仪系统，以及贵族与仆役之间不相容亦不平等的“互相对立”的人际关系，在文艺复兴时代均被重新审视。贵族并不天生高人一等，仆役亦有权选择学习与实现阶级上升。属于封建社会的“阶级式礼仪标准”，被逐渐转换成为“人人平等式礼仪标准”。

     进入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之后，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充分继承了封建君主的“征服”美德——大批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与老钱阶级相对应的new money（暴发户）群体的出现，使得看似“人人平等、自我实现”的资产阶级式处世之礼有了变化：在英国与法国，出现了一批用钱买贵族名头的“伪雅族”，在美国，出现了用不同价钱隔离不同收入人群的商业形式。虽然一度只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奢侈品产业，在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阶层下放，但它也同时转换成为了“有钱才能买到”的新式礼仪准则：财富取代了阶层，成为新的“敬仰”对象。

     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盛行，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阶段：消费主义社会。在这个神权不存在、阶级被消灭、人本主义盛行的阶段之中，无处不在的商品造就了以金钱为基准的新式社会阶层：贫穷阶层，中产阶层，以及富人阶层。而因经济危机与抢夺资源催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则让人们开始反思以金钱为本的社会体系之中，曾经被神权与阶级所压制的人权是否又陷入了对于人性新的压制怪圈：消费至上。

     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时期，消费主义与反消费主义同时盛行，精英团体与嬉皮士团体相安无事。在经历无数次的社会与文化解构之后，需要正装出席的礼仪场合依然存在，只是“正装”的概念变得五花八门——你当然可以穿着三件套配双运动鞋，也可以套着华美长裙外搭一件朋克小皮衣。多形式的生存理念、多方式的生活选择，都被逐渐的尊重和扶持起来——在这个时代，礼所构建的基础并非社会付诸与人的一切名头与称号，而是人类彼此之间所天然拥有的尊重、理解与相互独立。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礼仪”的养成永远与一个时代的气质与变迁有关。奴隶时代的敬神礼仪被封建时代毁灭，并建立一套以人之阶级为重心的礼仪系统。封建时代的等级礼仪被资产阶级毁灭，在保留王室的基础上进行了看似“人人平等”其实“尊重资本”的新式礼仪系统。两次世界大战又让人们全面反思资本对于人性的毁灭，重新建立一套以尊重他人为基础的礼仪（日常礼貌）系统。不同时代，“礼”所需要尊敬的对象、“礼”的概念的构成也有所不同。但它永远是人类的执念。

新媒体技术推动阅读模式变革

    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新的阅读方式——社会化阅读，它是以读者为中心，强调分享、互动和可移动性的全新阅读模式。

    首先，新媒体技术打破了区隔的空间、整合了碎片化的时间，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递的时效，推动了信息的跨域传播，孵化出一个个集合的阅读社群；其次，以兴趣和情感为核心的亚文化传播，让网络社群升级到文化层面的情感共振及价值认同，促使阅读从传统的私人化行为演化为一种以互动和共享为核心的社会化行为；最后，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生活场景不断转移到线上，线上的社群文化也开始嵌入现实生活，这使碎片化的信息互动升级为更具系统性的知识交流，让阅读的社会化作用更加凸显，这就是社会化阅读。

    社会化阅读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需要注意的问题。为适应移动状态下的阅读需要，社会化阅读的内容大都以浓缩的形式出现，可谓短平快；微信朋友圈或群推荐的阅读材料，基于熟人、朋友关系，容易引起重视并被优先阅读，也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效应。一般来说，群主或群里比较活跃的人的推荐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引导性，甚至经过了“再创造”。群友在分享阅读材料时，会有即时的评论发表，这就形成社会化阅读的一个突出特点：阅读分享与舆论的酝酿、形成几乎同时出现，没有留给理性思维以时间。以微信朋友圈为例，因其转发分享功能十分强大，如果不注意，很容易让“朋友圈”变成“谣言圈”。

    在当前网络时代下，信息知识过剩、信息污染、信息干扰等问题，容易造成阅读浪费。社会化阅读潜藏着一些危机，如时间和空间的碎片化促使“浅阅读”大行其道、过多地沉迷虚拟空间会使得现实社会的文化互动变得稀缺等。

    社会化阅读方式对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在传统社会中，出版物是经过审查、去杂质化的，社会化阅读则很难实现对内容的把关。因为在社会化媒体上，微新闻、微评论、微小说等随时可以上线，对于内容管理而言也是一个挑战。

    社会化阅读内容的管理者，应当了解社会化阅读的特点、规律与诉求，以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促进社会正效应和正能量的最大化。借助社会化阅读这种迅速直达受众的通道，尽可能多地提供质量高、营养丰富、满足读者需求的内容，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多年以前中国诗人艾青先生写过几句诗：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出现，当然是因为有了蚕丝，有了丝绸，有了丝绸制作的华丽衣服，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希望，人的追求，人的实践。所以丝绸之路是时间的产物，是人的实践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在北京的舞台上出现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舞剧《丝路花雨》。这部舞剧不仅在北京好评如潮，一票难求，后来这部剧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累计演出场次高达1800多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观众通过这部舞剧，了解丝绸之路，欣赏中国的艺术，也加深了对中国的理解。可以说，这个舞剧所表现的历史故事，依然在当今社会发生着，所塑造的人物依然活在我们周围。如舞剧所塑造的美好艺术形象“反弹琵琶伎乐天”的造型，取自于敦煌壁画，体现了当时的艺术创造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妙飘逸的审美观。随着舞剧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演出，这个艺术形象也深入到欧洲、美洲、非洲很多国家的观众脑海里，成为关于中国、关于丝绸之路的一个标志性记忆。这样一部作品唤醒了大家对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激活了历史想象，再现了历史上的辉煌。好的艺术作品的力量很大，因为它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给人以美的感受，同时给人以教育、给人以联想、给人以启迪。所以它产生的作用是超出文化，超出艺术的。

    凡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凡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留下了痕迹的东西，文学和艺术都不会忘记，多年以后会重新用艺术的形式再现那段历史。凡是精心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必定给现代的人以很多的启迪，除了让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艺术欣赏来回顾历史之外，也会让我们借鉴历史经验，面对现实，创造新的更美好的生活。我们的世界长期存在着各种矛盾，但是好的艺术作品向我们昭示，善的、真的、光明的总是会战胜恶的、假的、黑暗的。通过艺术的创造和艺术的欣赏，我们的思维不应再局限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未来。

    丝绸之路，是政治合作之路，也是经济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艺术融汇之路。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化，留下了诸如敦煌莫高窟这样的伟大文化遗产，也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们现在面对新的丝绸之路，在新的丝绸之路上已经发生了很多新的故事，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应该不仅仅关照历史、回忆历史，更应该把眼光放到现在，甚至要看到未来。我们要了解新的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新的故事，发现新的文化的雏形。

    在以往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艺术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沙漠、骆驼、大帆船、滔天巨浪、敦煌壁画等等，我想在未来的关于“一带一路”的艺术创作当中出现的很可能是高铁、飞机、巨大的货轮，以及更加丰富多彩的现代化的生活。时代发展了，生活变化了，有关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政治之路，也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人类的文化的共融之路，是人的情感的理解沟通之路，是人类新的文明的创造之路。所以，丝绸之路是人的道路！

（莫言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讨会”上的发言，2018年10月9日，光明网）

    ①最近，大众传播领域的学术语言越来越像在恶搞：一会儿有人吆喝“孔子是丧家之犬”，一会儿有人叫喊“李白是古惑仔”；左边的场子在用京韵大鼓语言讲经，右边的场子在用单口相声语言说史。一个劣质学术“秀场”，正在商品展销会的角落里悄悄地拉开了灰色的帷幕，试图与吴宗宪、小S争风吃醋，一较高下。

    ②与其说孔子是丧家之犬，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丧家之犬：它离家出走，自暴自弃，在娱乐文化的垃圾堆边东闻西嗅，四处溜达。与其说李白像古惑仔，不如说今天的学术语言自身更像古惑仔：在街头扮鬼脸、吐舌头、哗众取宠，既挑战了“家长”的权威，又骚扰了过往的行人。学术语言已经沦落到“古惑仔”和“丧家犬”的地步，暴露出传统学术思维方式的致命病理。

    ③既不能感受斗室里枯燥和寂寞的乐趣，又缺乏对学术语言自身应有的热衷和信念，更没有找到进入公众传播领域的有效途径或话语方式，于是选择“离家出走”，到街头去卖狗皮膏药，还制造了一种学术思想进入公共领域的幻觉。这种思维放弃学术话语的理性原则，将它翻译成最时髦、最热门的“无厘头”语言，甚至不惜娱乐化（大话、恶搞、骇人听闻的新名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与公众对话。对此，公众惊诧不已——这就是学术？怎么越看越像初次登场的娱乐小明星滑稽、拘谨的业余表演？这种拙劣的方式，是学术思维中的小媳妇心态的表现：在强大的娱乐话语这个“婆婆”面前哆哆嗦嗦，并以模仿“婆婆”为荣。

    ④传统学术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大学讲堂、学术沙龙和专业杂志。公众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一般的报纸和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或“公众论坛”。民间话语的传播，主要是靠生活空间（饭局、客厅、酒馆、街道、广场），再加上今天的网络BBS等。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过程中，单一的话语形态的孤立状态，没有对话和交锋，只会使它日渐枯萎。让各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学术思维、公众诉求、民间语言）相互碰撞，取长补短，或许会使它们同时呈现出一种积极活跃的状态。但前提是，彼此必须坚守自身的原则和底线，不是放弃原则而同化为一种更低级的东西。

    ⑤学术思想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情，目的是将各类思想从讲堂和斗室的狭小空间，转移到更广阔的公众空间，参与公众对话。但是，如何转移，是否有效，却一直是一个难题。毫无疑问，无论是将传统学术思维强行插进公众传播，还是将学术完全变身为娱乐，都是无效的方法。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将“左”的道德观与“右”的认识论融合防止僵化保守。这种融合，要求对传播知识的语言进行探索和创新。

    ⑥今天的学术明星和学术贩子所采用的语言，似乎摆脱了传统学术话语的弊端，其实并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是租借娱乐明星哗众取宠的语言。学术话语仿佛从娱乐垃圾堆里随手捡起的一个塑料袋，将孔子、老子、李白们塞在里面兜售。他们从一种极端（抽象化的极端）转向另一种极端（娱乐化的极端）。这正好应了民间的一句谚语：戴了狗皮帽，丢了狐狸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民族保持生命力的精神支柱、保持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在新时代，我们要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准则和必由之路，在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中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相契合，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物，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要坚持辩证的方法，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有所保留、有所抛弃、有所转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前提是科学评判传统文化，区分精华和糟粕。这种评判不能仅仅凭感觉、凭主观情感，而要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形成科学的评判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标尺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传承和弘扬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协调、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滋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提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力量。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不少相关文化产品还缺乏吸引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呈现方式与体验方式过于单一，互动性差，缺少趣味和韵味。随着数字技术及新媒体的发展，不仅文化的生产方式、储存方式、表现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化的传承方式、传播方式、体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要注重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内容、形式和渠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转化，努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让人们在形象化、互动化的感知中爱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守正出新，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转化，将其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使其与节日庆典、礼仪规范、民风民俗相衔接，与文艺体育、旅游休闲、饮食医药、服装服饰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道德建设、文化创造等之中。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还要弘扬中华民族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为旨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应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坚守基本思想元素，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着眼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大胆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通过转化吸收、吐故纳新、博采众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新的发展。

（摘选自夏建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