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我国互联网事业的高速发展，网络语言蔚为大观，成为互联网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现今网络时代，网络语言不仅是人们交流沟通的新兴语言形式，网络热词如“任性”、“点赞”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各个领域，这些词也成为近期全国“两会”上的高频词。在适应和满足网络交际需要的同时，具有戏谑、嘲讽、娱乐性质的网络语言充分展现了语言游戏功能的魅力，也给语言研究者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

    网络语言包括网络语境下的各种语言文字和图像、符号等，包括网络热词、网络言论、网络技术专业用语和网络文化词语等。当下，网络语言对社会的呈现与干预越来越显著，对社会的关切度日趋凸显。网络语言作为认识和理解社会文化的另一面镜子，体现了人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

    网络语言相关研究成果涵盖了从网络词语到网络语言运用的方方面面，较好地揭示了建立在汉语文基础上的网络语言传播过程；研究观念从常用常新的语言描写，到顺应论、模因论，不断与时俱进。

    网络语言的研究方法涉及语言学本体研究方法，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语义学、语用学研究方法，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目前学界对网络语言的研究，语言系统内主要集中在网络语言中词语的构词理据及特点、语义色彩及风格、修辞效果、语体风格等；语言系统外则涉及社会文化、社会伦理、舆论传播、传媒影响、思维认知等方面。

    网络媒体的“公共话语空间”的特性和功能为“任性”的网络语言提供了创造和传播的平台，在其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常常引起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等专家的共同关注，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其成因和特点，甚至预测其走向，这无疑对跨学科研究的深入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理论上说，网络语言将研究视角指向网络社会的人，弥补了现有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在网络时代的不足。网络语言研究成果几乎可以应用于网络社会实践的一切领域。此外，一种新的语言现象，如果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得到大家的共同认可，它就有生命力；反之，它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网络语言的发展也符合这样的规律。新词新语诞生后要有一个自然选择过程，其中一部分可能会自生自灭，另外一部分将从网上走下来，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也是语言自我丰富、自我发展的一个途径。因而，面对蓬勃发展、内容上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的网络语言，决不能一味地追捧或棒打，而是要规范和引导，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丰富的人文情怀以及多元化的视角，坚持“规范即是服务”的理念，科学、动态地分层次进行规范，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网络语言为社会语言生活服务。

    网络语言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话题，包括网络话语评论体系的表层和深层结构和意义，网络文体、语体、修辞表达与思维认知的关系，网络上不同领域中的语言使用规范，网络语言和语言生活主客体的关系，网络语言的心理学分析，网络语言和其他媒体语言的多元比较等。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摘编自中“国国学网”作者同题文章，略有删改）

    文明起源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尤为引人瞩目。5月28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布了十七年来的研究成果，掲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坚定文化自信、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丰富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揭示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的客观事实，使“中华文明西来说”等谬论不攻自破。探源工程以翔实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距今5800多年前，黄河、长江以及西辽河流域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这一时期中华先民所创造出的农业技术、陶器、玉器、青铜器、建筑等不仅工艺高超、规模宏大，而且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后来的中华文明与这一时期的文明一脉相承。在独立的基础上兼容并包，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证明，统一的多民族的现代中国格局，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这片土地上就已形成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多元一体格局。不论是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严文明的“重瓣花朵式”，还是张光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韩建业的“早期中国文化圈”，都以大量考古学证据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朝，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文明共同体。从中华文明的早期开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经济模式的群体之间，就已发生频繁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统一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就已出现，经过夏商周到春秋战国蔚为大观，最终在秦汉时期实现了实际的统一。从此，统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多元一体”的特征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活力、连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文化传统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稳重内敛、注重传统、爱好和平、重视礼节的民族性格，肇始于中华文明的早期，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独立发明农业的文明之一，农业发展需要定居和长时间的培育技术，精耕细作、春种秋收培养出勤劳节俭的生活态度；农业经济定居的特点使农业民族不需要将领土扩张至不适合农业的区域，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很早就形成了；农业社会注重内部秩序，于是中华先民发明出礼的概念，崇敬祖先、遵守礼制的传统源远流长。总之，中华文明是本土原生的文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早期源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丰富成果，刷新并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今天，我们追根溯源，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就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从中华民族筚路蓝缕、顽强坚韧、团结奋斗、开拓创新的文明史中汲取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选自201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从文明源头获取复兴力量》，有删减）

    我国的集市贸易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的“物物交换”。有组织的集市，大约出现在殷朝。《史记·平准书》云：“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也。”但在发掘周代以前城市遗址时，多见手工业作坊，还没有明确、固定的市场。

    东周后期列国兼并，一方面迎来了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第一个高潮，另一方面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共同催化了城市内的手工业作坊和商肆集中的“市”的发展。春秋时，齐国临淄出现了封闭结构的“市”。

    随着国家统一及其带来的人口激增，“市”不断壮大。发展至大一统的汉代，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更有东西两市遥遥相对；商人需具备市籍，且只准在市内按业设肆交易，并需缴纳市租。唐朝盛世，商业繁荣，大都长安则更进一步发展，对东西两市采用严格、集中的市制，把整个“市”划分为九区，中心区设有市署。直到唐代，市的设立、废撤和迁徙，都是官府以命令行之，并设有管理市场的专职官吏，监督和管辖着上市商品、度量衡、交易契据以及价格的评定、市税的收缴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城人口的急剧增长、消费需求日益增加，唐代后期的商业活动逐渐不限于两市，在两市附近，已有手工业者和商人摆摊、设店售货，甚至出现了夜市；与此同时，各行业商人形成联合组织，使城中出现了许多经营日用商品的“行”或“市”，并逐渐形成以之为中心的“街市”。这些变化自下而上地打破了以往封闭的市制。北宋时期的都城东京，其以宫城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结构，更是推动了街市的发展。到了北宋末年，东京沿街大量出现商店，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华场景就是例证。

    至此，街市的分布彻底改变了以往集市严格控制、集中市肆的方式。商肆沿街道分布，形成繁华的商业街，这更符合城市人民的生活要求，同时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商市集中在某一街道或街道某一段，为了补充商业街的不足和便于农民进行农副产品交易，有的城市还在城门附近设置草市；还有在大型建筑内定期举行的集市，比如开封的相国寺就定期举办庙会，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摘编自《中国古代城市市肆发展初探》寿劲秋、马宁）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长。就一个诗人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和宋（南北朝时期的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灵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鑢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玉门关既是丝绸之路重要关隘，也是唐代边塞诗的重要题材和各种文化传播的集散地。唐代有关玉门关题材的诗歌有百余首，这些诗作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玉门关题材诗歌丰富了唐诗表现天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地理空间。唐代玉门关题材诗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表现战争的诗歌；二是描写民族交流融合的诗歌；三是表现西北边塞风光的诗歌；四是反映边患给社会民生带来深广影响的诗歌。上述四方面都是唐代之前中国诗学涉之不深或未涉及的内容。如描写西北大漠风光的诗歌，唐代以前虽有乐府诗涉及，但多为虚写。有唐一代，西域山川、国度、物产大量出现在玉门关题材诗歌中。它们生动展现了玉门雄关的辽阔之景和西域的丰富物产、独特民俗，可视为民族志和民族文学的文本，无疑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内容，将中国文学地图向西北边疆拓展。

玉门关题材诗歌有力地提升了唐诗的刚健气度。唐诗的刚健气度得益于巍峨雄关的激荡。唐王朝国力强大，玉门雄关是中原王朝开疆拓土与对外开放的坚强后盾，也滋养着大唐诗人刚健向上、彪悍勇武的精神力量：“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其四）他们远赴玉关，效命沙场，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诗歌风貌，更使唐诗在对大漠雄关的歌唱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同时，玉门关、阳关、铁门关等雄关峙立，构筑起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体系，保障着丝路畅通，大量城外文明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粗犷胡风的浸润，成为唐诗刚健气质形成的另一重要动因。

玉门关将民族自信刻入中国文学的书写之中。作为护卫中原王朝的战略屏障，玉门关扼西域之咽喉，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之所在。“都护征兵日，将军破虏时。扬鞭玉关道，回首望旌旗。”（李华《奉使朔方赠郭都护》）唐人的民族自信跃然纸上。之所以有此，玉门关及其勇敢尚武品格乃是其力量之源。即使在晚唐日暮途穷的国运中，唐彦谦“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的歌唱，仍流淌着一腔激情锐气。

玉门关地处边陲，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加之周围茫茫黄沙、大漠戈壁、蜿蜒长城、亭障烽燧、西域胡风，构成了一幅幅辽阔、粗犷、荒凉、壮美的边塞图景，具有一种“巨大的、野蛮的、粗犷的气魄”（狄德罗语），恰好与唐代诗人昂扬豪迈的人生理想相合拍。“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明月、天山、云海、玉关，意象极为阔大壮观，语言极富张力，给人以壮美辽阔之感。这些带有原始性、异质性、不同文明交流融合而特有的雄健气度，“就可能给中原文学输进一些新鲜的、不同于原来文明的新因子”（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玉门关题材诗歌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由此而获得呈现。

（摘编自霍志军《玉门关上话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