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濡以沫究可哀

林贤治

    女主人太忙了。

    白天，她得外出买办日常生活的各种用品，有客人来，便上街买菜，回来还得下厨。此外，还得抄写，校对，甚或派送稿子。如果说有闲，就打毛线衣，剪裁，缝纫。海婴是极顽皮的，又得常常哄他，陪他讲故事。待到鲁迅卧病，她就更忙了。每餐，亲手把小心选好的饭菜端上楼去，按时间给病人吃药，按时间探试体温，试过以后还要在医生发给的表格上填写度数。为了鲁迅能够静养，一般的客人都由她在楼下接待。还有书报信件之类，都要她亲自拆看，必要的时候就告诉鲁迅。家庭的许多琐事，一一要她照管，比如年老的保姆病了，需要请假；海婴脱了牙齿，需要看牙医之类。她简直成了一部每天都在磨损着而又从不停止运转的机器。她陷入大量的事务里了。

    她是一个刚毅的人，承受着沉重的家务，以及各种忧患，却没有一个亲属朋友可以分担。她也不需要分担。她把一切辛苦默默地吞在肚里，没有怨恨，没有倾吐，积蓄多了才化作泪水悄悄溢了出来。

    鲁迅深切地体会到许广平的那一份牺牲。平时，当他觉察到许广平的疲倦，会催促她赶快休息，抱歉于自己的不断工作而没有多聚谈的机会。许广平临睡前，他每每赎罪似的陪坐几分钟。“我陪你抽一支烟好么？”“好的。”于是他便躺在旁边，从容地谈些国家大事，文坛情形，直到友朋往来，家中琐事。谈到高兴时，还会说：“我再抽一支烟好么？”同意了就更起劲地谈下去，直到许广平睡熟了，他才轻轻走开，回到写字桌跟前去。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题在《芥子园画谱》的扉页上，赠予许广平。全诗是：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究可哀。

聊借画图娱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回首间，流露着内心的深深的感激。但是，两个人也不是没有隔膜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愈到了后来愈见隔膜，这才真正是“可哀”的。年龄的差异，师生的尊卑，生理上的病态与健康，都在无形中造成了一定的距离。作为女人，许广平对鲁迅更多地表达着一种敬爱与同情。此中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当鲁迅病重时，她把纸烟听子从床边拿走，若想吸一根，则由她亲自付给。收电费的打门，她得赶快往楼下跑，生怕多打几下，惊了他的梦。

    她从原来五四新女性，学运领袖的立场，向中国传统女性回归。为了应付家务，她断笔，完完全全成为爱人和孩子的附庸。关心家庭多于社会，关心鲁迅的病体多于关心他的心灵，她倦于跟踪先生思想的发展，她甘于庸常。这在一个不断探索的思想战士看来，太遗憾了。

    这能怪她吗？你自己没有责任？事务的泥沼注定要淹没思想的，难道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把一切家务全都搁在她的肩上呢？

    他一面渴求理解，一面又满足于孤独。感激，反抗，无奈，就这样一直纠缠下去。大大小小的冷战，也就相应地循环出现。冷战是可怕的。有时候，只要许广平说了一句在他听来不以为然的话，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连茶烟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或者在半夜里大量地喝酒，或者像一匹受伤的羊，躲到草地去舔自己的伤口一样，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睡倒。有一次夜晚过后，他就睡到黑暗的阳台地上，后来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睡下，这时他才爬起身来。

    “做文学家的女人真不容易呢，讲书时老早通知过了，你不相信。”事后，他常常抱歉似的说。

    “我得反抗一下，实地研究研究看。”这有时是许广平的答复。他或者会叹息着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

    许广平会回答说：“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

    这时，他会说：“这我知道。”

    冷战虽不可免，许广平和海婴毕竟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了。每到灾难降临，他都会立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保护人的身份。他所以不愿意到异地疗养，固然有政治上、创作上的缘由，但也因为放不下家室之累。他说过：“相依为命，离则两伤。”他愿意承受这份负累。他是一个充满赎罪感的哲人，他比谁都更为清楚。

    人类的宿命，他无法超越。

(选自《人间鲁迅》，有删节)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

    周汝昌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了辉煌。这当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分不开，不过，周汝昌多年以来孜孜不倦，锲而不舍，早已有了丰厚的积累，则是根本和基础。这正像地下的潜水早已滔滔汩汩，一旦压抑的地壳被打破，自然就一涌而出，喷发倾泻为壮丽的射泉瀑布了。又可以比作一株植物早已在土中养育生长，蓄势待发，春天一到，就破土而萌，长叶开花，五彩纷呈，蔚为大观了。

十年时光，可谓成果十分丰硕。从内容上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红学研究、书法研究和诗词文论研究三大领域。从“继往开来”的角度而言，红学研究是《（红楼梦）新证》中包含的红学几个方面的内容全面铺开，逐渐趋于各分支独立成学并向深细发展。书法研究是将多年书法实践的心得作一理论小结，为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奠基。诗词文论研究则是《杨万里选集》《范成大诗选》等的自然延续扩衍。80年代的这些收获既是50.60.70年代已有成就的竿头更进，也是90年代到21世纪初未来集大成式学术的先声和基础。

    周汝昌红学方面的奠基之作《（红楼梦）新证》，以考证为主体内容，其实可谓包罗万象，与《红楼梦》研究有关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都有所涉及。经过从1954年版到1976年版的充实提升，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体系化”理论潜势已经基本形成，只是还没有十分自觉地提出来而已。一个偶然的机缘，使这种学术自觉性瓜熟蒂落，周汝昌正式提出了红学四大分支的理论框架，创建了“探佚学”这一学术概念。

    在红学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展现出真正的作者、时代、背景；研究《石头记》的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

    从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连一般性的考释注解《红楼梦》书中的语言、器用、风习、制度等等这支学问，都未必敢说能与以上四大支并驾齐驱。

    “如果允许在序文中讲到序者自身的话，那我不妨一提：我个人的红学工作经历，已有四十年的光景，四大支工作都做，四者中最重要的还是探佚这一大支。”

    “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是一门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它还将发扬光大。我敢说，红学（不是一般小说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对此，我深信不疑。”

    周汝昌先生上面两段话，虽然不长，也没有拿捏什么“理论架子”，其实具有深远的开拓性理论意义，针对导致红学停滞、阻碍其继续深入发展的现实困惑和思想混乱，抓住了突破口，为红学的前进与超越指明了方向。周汝昌自己的认识，也是在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逐步明确的，其理论意识，也不是一下子就十分自觉的，这是他积四十年研究红学的经验，在给拙著作序时碰到机缘，促成了“灵机一动”，而后获得的清醒觉悟，即周汝昌经常强调的做学问的“触磕”之功。周汝昌深感自己的这一理论突破意义重大，由于拙著的出版要等待较长的时日，且序文毕竟不能展开论述，周汝昌乃又另撰《什么是红学》一文。当时河北师范大学的韩进廉教授刚于1981年10月出版了《红学史稿》，周汝昌为之作序，有此因缘，乃将此文发表于1982年第3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后来，又在《红学的艺术，艺术的红学》《红学辨义》等文章中再作申说。（摘编自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相关链接】①红学家梁归智认为周先生是一个“解味道人”，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梁归智用“痴人”和“赤子”这两个词语形容周汝昌，他说周先生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红学研究中，为红学发痴，为人单纯。（《“红学泰斗”周汝昌》）②周汝昌所作的诗，数量极多，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咏红诗最为世人推重。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40位人物，每人配写了一首诗，令画册增色不少。他在诗词上的造诣，使他选注的《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一直为学林推重。周汝昌的书法也自成一体。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的书法理论研究，曾和朋友讲过：“平生在书学上所下功夫，比红学要多得多。”有人当面夸他的字是“瘦金体”，他不以为然，说：“‘瘦金体’是宋徽宗所创字体，法出薛稷；我习右军，与之无涉。”（《周汝昌：诗成掩卷去脂斋余香沉》）

游侠李白

    李白的生命是由西域移植到大唐版图的。

    异域情调、漂泊情怀其实充满李白所有诗文。李白是没有故乡的，或者说无处不是故乡，醉酒的地方就是故乡。他由碎叶入蜀，由蜀入荆楚入山东，由山东又辐射到大唐各地，沸腾的血液使他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安住，他永远行走在漂泊的长路上，饮他的酒，洒他的泪，唱他的歌。“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诗人眼中的时间和宇宙——天地间只有逆旅和过客。诗人拒绝根的存在。这是彻底的漂泊情怀：把生命看做一场纯粹的漂泊，并这样实践着，在中国文化史是没有第二人的。

    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他的浪漫、癫狂、爱恨情仇、寂寞与痛苦、梦与醒，他的豪气义气，他的漂泊，全都达于极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所有读书人心目中的偶像却不是他的偶像。他有时也说孔丘几句好话，那是他向往功名富贵了。在他眼里，游侠比皓首穷经的儒生光彩多了。“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意轻千金裘，顾向平原笔。吾亦坦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古风其十》只有鲁仲连这样的侠客才是可与之同调的朋友。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传说中他曾手刃数人。他二十几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维扬（今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这都是此游侠行径。他与朋友吴指南游楚，吴不幸病死于洞庭，李白抚尸大哭。大约那时洞庭一带还是很荒凉的，老虎来了，李白坚守不动。老虎走了，他将朋友权且葬下，后又返回旧地，起出朋友骨殖，就着湖水洗将，背着这骨殖走了很远的路，为朋友重新选择了葬地。有这份超乎功利之上的痴情，就是一位真正的游侠了。即便闯进了朝廷，他那强横的乃至有无赖的游侠脾气也不会改的。力士脱靴，贵妃捧墨，御手调羹，他要求权贵尊重他，皇帝也应把他当朋友待才好。他不习惯仰视。他信任自己远胜过别人对他的信任。这一切足令权贵齿冷，令谦谦君子瞠目结舌。

    鲁仲连功成却拒绝平原君赏赐给他的富贵功名，因而取得了不仰视权贵，进而折服权贵的资格。李白大呼要功名，要富贵，要酒，要女人，要朋友，却仍然要求权贵与平交，不得小看他。这个李白呀，他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妄想！

    在喀什、若羌、阿勒泰、伊犁这些西域城市之间跋涉，每个地方的人文地理都给我有力的震撼，几十个世纪以来，这片广袤的大地为游牧民族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游牧者后裔的单纯与猛烈。昆仑山、天山、阿勒泰山，像横亘中亚细亚的三架竖琴，将咚咚的马蹄声传递到最遥远的地方。骑士们贲张的血脉不理会任何荒凉。成吉思汗的马队从塔尔马哈台从伊犁河从阿勒泰山掠向中原，将浩瀚的里海变成内陆湖。多么凶蛮单纯而强烈的节奏啊。这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大汗可真是大手笔啊。李白从另一个方向来了，大地高山冰川骏马胡姬，他为他精神的马队。他不在意中原已有的温柔敦厚细腻空灵，大笔横扫，狂飚突进，给大唐诗坛注入西域骑士的剽悍与纯粹，令所有骚人墨客为之一惊。沿庭烟波，赤壁风云，蜀道猿啼，浩荡江河，全都下子飞扬起来。

    游侠李白飒沓而来，他的双脚和诗生动了大唐山水。

春雨润物细无声

——记教子有方的刘伯承元帅

    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如稍不注意，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容易滋生一种依赖心理，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即使不掌握本领，也能在父母的保护伞下安逸自由的生活。对这种现象，刘伯承早有察觉，因此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孩子，要当普通一兵，要好好学习，努力读书，掌握一种或几种本领，长大以后独立生活，靠自己的本领吃饭，而不是靠父母的功劳过日子。

    建国初，刘帅率军进入大西南。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业，便将他们留在北京。每次因公回京，总忘不了叮嘱一番。有一次刘帅回京开会，尽管时间紧迫，她还是在吃午饭的时候把儿子太行和女儿密群叫到自己的住处，要兄妹俩读一篇讲述一位父亲在儿子犯罪被判刑后，悔恨自己没有及早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文章，题目叫《审判后的谈话》，还让他们谈了自己的体会。

    刘帅曾说“我们是打扫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就是把舞台整理好，创新要靠你们，你们要想唱好戏？就要好好学习，要有真本事”“我的诀窍只有一个，就是刻苦学习，”他还结合自己在苏联的学习经历谆谆教导：“当初我在苏联学习时，尽管汉语的水平较高，但俄文连字母都不认识，但我只有一个念头：学，刻苦的学！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人家学十遍我学一百遍。”

    刘帅的话，每一个字都震撼着孩子们的心，他们决心刻苦学习。

    有一次，太行不仅没有完成父亲留下的背诵任务，还把书中的一页撕去了半页。刘帅发现后并没有发脾气，而是拿出自己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上读过的书给儿子看，这些书籍的质量很差，用的年头又久，但都平平整整，书中有不少眉批，还有不少粘贴的地方，看起来仍十分清楚。他就此教育孩子：“书是一位百问不厌的老师随便你问他多少次，他都不会生气发火，总是耐心地回答你的问题。你要爱惜书”说完，便将太行撕掉的半页用白纸补上粘好，用毛笔一笔一画地把缺页的内容写上去。

    小儿子刘蒙解放初期生于南京。刘帅有感于三国东吴名将吕蒙发奋上进，从而留下“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的佳话，就给儿子取名“阿蒙”。

    1967年的一个早晨，刘帅让阿蒙背诵《辨奸论》。阿蒙觉得这篇文章太难了，怎么也背不通。于是，便预先想好了一个借口，便跑到树林里去玩。在父亲检查背诵时，他说：“《辨奸论》是苏洵影射王安石的，王安石，主张革新变法，所以这不是一篇好文章，我不想背它。”

    刘帅知道儿子的鬼心眼，但没有揭穿，而是沉静地说“你从小就想做个勇士。你现在大了，应该懂得勇敢，就是不怕困难，勇者不惧嘛！只要你不怕困难，半个小时后，一定能够背下来。”

    在父亲的鼓励下，阿蒙真的花了半个小时将《辨奸论》背熟了。那天晚上，他问儿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学《辨奸论》吗？”阿蒙思考了半天，仍然感到茫然。刘帅和蔼地说：“让你学习《辨奸论》，是要你在学习细致观察问题的方法，从而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读文章，一定要多思考。”刘帅知道儿子阿蒙有点鲁莽，为了让儿子克服这一缺点，一天晚上散步的时候，他给儿子讲了西汉张良的故事。

    刘蒙曾深情地说：“爸爸不仅教我们学习文化知识，提高各方面的修养，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们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教育方法灵活。想起这些，我也像许多孩子一样，觉得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节选自《共和国元帅家风》，有删减）

材料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面对国民党调集的50万重兵，面对规模空前的“铁桶围剿”，面对党内严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带来的生死存亡危机，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当86000多人离开中央苏区时，没有谁能预知即将开始的远征，他们不过是怀揣一个简单的信念：改造中国。

万里长征路遥迢，青史长留照古今。红军用脚步丈量出胜利的征程，行经15个省份，转战地域超过半个中国；翻越20多座高山，其中5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渡过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几乎和法国的面积相等……面对“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这支年轻的队伍平均每天急行军50公里以上，平均3天就遭遇一次激烈的战斗。扭转敌我力量悬殊的劣势、战胜恶劣自然环境的障壁、通过严峻党内斗争的考验，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的西北角迎来了光焰万丈的日出。

在这条征途上，年轻的共产党人以对国家的深刻忧患、对民族的责任担当，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创造了世界军事史的惊人奇迹，谱写下中国革命史的光辉篇章。从东南到西北，从红土地到黄土地，每一步都是创造历史的脚注。被国民党认定“流徙千里，四面受制”的红军，走出了一条“把活路堵死、向死路求生”的新路。

这是一条牺牲之路，一支队伍舍生忘死、抛洒热血。“如果要念一遍倒在湘江边的官兵的名字，我会从黄昏念到黎明。”湘江战役，红军浴血奋战7个昼夜，战士马革裹尸，湘江血可漂橹，当地居民“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激战独树镇、强渡乌江、浴血娄山关、飞夺泸定桥、鏖战腊子口……万水千山之路，也是万死千伤之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时的86000人，抵达陕北时只剩6000多人；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倒下，每14人只有1人到达陕北。“青山有幸埋忠骨”，这条血色之路上，至今仍有大量红军墓、红军碑，诉说80年前这支队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英勇与坚贞。

这是一条转折之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涅槃蜕变。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的一栋小楼里开了3天会，“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而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从确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路线，到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个创立刚刚15年的政党，在这条路上完成自己的“成人礼”。

这是一条锻造之路，一代新人朝气蓬勃、淬火成钢。长征队伍中，大约54%的人都在24岁以下，只有4%的人超过40岁。“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推翻了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伦理体系和政治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经过长征锤炼的同志，“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1000多位将军中，90%以上参加过长征。那些经受过生死考验的幸存者们，增长了胆识与才干，成长为革命的中坚。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多少人千难万险中跋涉，多少人枪林弹雨中战斗，多少人壮怀激烈中牺牲，多少人上下求索中坚定……旗帜指引理想，鲜血铸就丰碑，让长征成为萦绕于世界东方的“红飘带”。

（选自任仲平：铸就我们民族的精神航道——写在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有删改）

材料二：

毛主席接着说：“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只二百六十七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长征万岁！”会场里霎时升起欢呼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

毛主席打断口号声继续说：“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来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节选自杨成武回忆录《长征胜利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