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流派概述

    清代的词坛被誉为词林发展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清词只是宋词的简单重复或再现，而是以一种经过了时代浸染和词自身蜕变之后的新发展。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词家辈出而又流派纷呈。

    流派是指具有共同的或者相似的理论主张，以及相同或相似的创作风格的若干作家组成的一个团体或者群落，流派的产生是文学繁荣的标志。清代词坛上的流派纷呈，是建立在对词这种文学样式的群体认同基础之上的，或者说到了清代，词才最终确立了自己与诗、文一样的独立地位，才真正从创作实践到理性认同都进入了成熟时期。而地域是文学流派形成的客观环境因素，清代词坛的风格流派便呈现出一种很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从明崇祯初年到清顺治朝的四十多年的时间，是以陈子龙、李雯等为领袖的云间词派盛行的时期，云间属于当时的松江府（今上海松江）。这一派词人标举南唐、北宋词，称他们的创作是“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陈子龙《幽兰草·题词》）。他们标榜天机自然的高浑境界，追求典雅婉妍的风格旨趣，但因纠缠于传统的“词为艳科”的观念之中，有意同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保持距离，所以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并非相一致。虽然如此，云间词派还是开启了一个词风转变的历史时代。另外，在明末清初的词坛上还有浙江嘉善地区的“柳州词派”，以及以王世祯为首的广陵词人群体，后者是清代第一次形成的大规模的词人流派。

    从清顺治七年到康熙二十七年之间的四十多年，为阳羡词派活跃的时期。这是清初另一个规模更大的词学流派，将陈维崧作为自己的宗主和领袖。这一词学流派开始从观念上反拨“词为艳科”“小道”的传统偏见，在理论上主张崇情主意、不拘一格，把词提到与“经”“史”并驾齐驱的地位。从创作实践来看，他们把“哀民生之多艰”和“惟歌生民病”的诗学传统，运用到词的创作之中，用民生疾苦和家国之痛的切肤感受，代替词人风流的“浅斟低唱”和“偎红倚翠”，从内容的深厚和广博上提升了词的格调。可以说，到了这一词派出现，清词的嬗变才真正形成。

    正值阳羡派衰落和浙西词派渐兴之间，在北京的词坛上活跃着被称为“京华三绝”的曹贞吉、纳兰性德和顾贞观。纳兰的《饮水词》以才气运词，凄绝冷艳的格调辅以深厚真挚的感情，得南唐二主词之情致，其悼亡篇可称千古一绝，读之令人心碎肠断。他们三人虽然没有立帜结派，但走的都是“独抒性灵”的创作道路。

    康熙朝时，词坛上再次诞生了另外一个影响更大、延续时间长达百年之久的词派，这就是以朱彝尊为旗帜的浙西词派。浙西词派的词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浙江人。朱彝尊作为该派的宗主，其词既有愤然慷慨之作，又有轻逸流丽之篇，或重情的渲染，或主景的描绘，多有足以传世的不朽篇章。

    嘉庆、道光而后，清代词坛上重新出现一个较大的词派——常州词派，这一词派也长达百年之久，但其中堪称大家的词人并不是很多。张惠言是此词派的宗主。

    道光咸丰以后的清代词坛，在常州词派以外产生了不少的词作名家，如龚自珍、项鸿祚、谭献等。他们把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纳入到词的创作之中来，就像杜甫的“诗史”一样，创作出了一批堪称是“词史”的作品。还有所谓“清末四大家”的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和况周颐，他们的作品成为清代词坛即将衰落之前的一丝回光返照。

（节选自张毅《词林观止》前言，有删改）

中西医互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西两种医学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到了近代。

    尽管西医的实验研究有着巨大的先进之处，但是当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正以崭新的手段横扫中世纪西方医学的陈迹，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时候，在揭开疾病微观奥秘的欣喜之中，在事物发展的另一个侧面，却又孕育着一粒不祥的种子。人们的思路由微观到超微观，由细胞到细胞核、线粒体、核糖核酸，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脱离整体调节作用的客观事实。这一倾向一直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医学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致命伤。于是在西方医学的营垒里，便相继出现了巴甫洛夫的神经反射学说、塞里氏的应激能学说，1937年哈里斯发现了丘脑垂体——内分泌的全身调节作用。他们的研究和观点旨在使西方医学由局部再回到全身，由微观再兼顾到宏观。这种观点通过近30年来免疫学方面的长足发展，同样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再看中医的近代发展史，虽然不像西医那样显明，但隐约中也可看到有识之士试图把认识由宏观移向微观的尝试。吴有可的“戾气说”，王清任的“解剖学”，唐宗海、张锡纯的“中西汇通”，都是这一尝试的具体表现。

    综观中西医近百年动态，双方已各自开始了针对自身缺陷的纠偏。一切事物，但凡发展，都是以逐步纠偏、逐步完善为前提的，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西医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一部分，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中，为了自身完善的需要，向一切可以提供营养的对象全力索取，从而达到壮大自身的目的。

    近年来西方世界掀起了中医热，虽然临床治疗的需要也是其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含义则是西方已开始向中医借鉴，必欲取其精华而用之。可以断言，蕴藏在中医宝库中的整体观点、天人相应观点等当是西医首先掘取的内容，然后加以实验研究，在短期内为其所用，力图出现西医学术的再腾飞。时至今日，将中医学术体系由宏观推向微观已是当务之急，这是当前发展中医的惟一途径。

    现代科学技术已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中医至今沿用推理思辨的古法缓缓行进。这种局面的形成源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个体农业和分散手工业没有给中医发展提供向微观进展的机会，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但是时至今天，中国当代工业已跻身于世界行列，中医向微观推进的条件已完全具备。当代中医工作者要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大胆地把思维推向微观，把西医的实验手段接过来，为我所用，发展自身，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期达到保住中医特色，并且开创现代中医的新局面的目的。在当前条件下，发展中医最有效的方法是首先向西医索取，因为西医之长正是中医之短。中西医结合是向西医索取（当然也包括中西医互相索取）的主要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的内涵中，作为中医工作者应该始终把握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发展中医的目的。

颠覆传统的读书方式——移动阅读

    《2011年中国人移动阅读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中，国人共进行了9亿分钟（相当于17个世纪）、6亿次移动阅读。上班路上成为移动阅读的高峰期，其次人们也喜欢在床上、沙发上、洗手间、下班路上阅读。

    移动阅读是什么？移动阅读是指人们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数码终端如手机、电纸书、平板电脑等进行阅读。阅读的内容包括数字化的书籍、报刊杂志，也包括博客微博、视频等。

    谈到移动阅读，不得不提手机报。自从2004年7月中国首份手机报诞生以来，手机作为“装在口袋里的媒体”开始步入人们的生活。它的移动性、便携性、互动性、贴身性等优势，满足了信息时代受众在“碎片化时间”中阅读的习惯，用手机进行移动阅读得到认可和追捧。

但是，基于2.5G网络的手机报只能看做是移动阅读的“前世”。随着3G无线互联网时代来临，阅读必将朝着丰富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阅读内容单一的手机报，在电纸书、智能平板、PSP等具有通信功能的移动终端上阅读成为潮流所向。这些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平台，使得随时随地可读、海量信息聚集、声像图文并茂成为可能。移动阅读时代到来了。

    移动阅读与传统的阅读方式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目前，移动阅读可以分为电子阅读器（电纸书）和阅读客户端两大类。电纸书可以阅读PDF、TXT等大部分格式的电子书，一些电子阅读器的电子墨水技术使得辐射能耗低、不伤眼睛、效果逼真，阅读时好像玻璃下压着一本纸质书一样。而阅读客户端是通过阅读应用软件向读者推送电子书，用户可以下载或在线阅读。

    历史上，人们常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藏书多，存放时可堆砌至屋顶，运书时让牛也出汗。然而在移动阅读时代，书房将不再“汗牛充栋”，一部普通的电子阅读器就可以存储成千上万本书籍，并把他们放入口袋中随身携带，这种方式使得阅读“飘”了起来。

    同时，阅读器或阅读软件的书签、笔记、分享功能大大提高了阅读的效率和深度。读到精彩处，兴起时，轻点按钮，用微博等移动社交工具和他人分享阅读心得。这样，通过小小的阅读终端，便能以书会友。

《新民晚报》总编辑、上海市记协副主席陈保平在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演讲时说：“移动阅读将成为未来一种主要的生活方式”。CNNIC统计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另据易观国际报告，手机阅读已成为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高频率使用的应用之一，每天阅读一次及以上的用户占比45%。摩尔定律预示着移动阅读将汇入这样的科技潮流：阅读器更便携，性价比更高，阅读体验更好，阅读量更大。可见，未来移动阅读将在手机上大有作为，“飘”起来阅读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海量信息是把双刃剑，带来丰富选择的同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移动阅读让人们买的书越来越多，加上阅读器上从一本书切换到另一本书的功能很方便，使得读者更难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并且，在公交、地铁等嘈杂的环境中阅读，知识的吸收难免会大打折扣。因此陈保平也提出：这种碎片化的“浅阅读”是否会对人的思维方式、分析能力有负面影响，这也是人类每次拥抱新技术的同时，值得警醒的地方。

中华文明转型的意义

贾文山

    尽管西方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方市场经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被借用过来，而是经历了中国化的历程。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创新，它能包容不同的文化并使之汇聚为一体，这种包容不是简单地混合，而是把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时空和功能分区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一种互补的文化结构。此外，中华文化的创新也是极具特色的。在前期，中华文化以内源性的自我创新为主，而之后则以外源性的创新为主。其中，外源性创新更加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这种创新方式自儒释道文化融合开始，就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种主导型创新模式，也是中华文明转型的一种范式。古代儒、释、道文化融合的文明转型，近代以来以马、中、西融合的文明转型，都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通过外源性创新和内部自我创造的内源性创新结合进行的。

    从目前阶段来看，如果说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在过去曾是一个大熔炉的话，那么现在则有种种迹象表明它逐步走向紧缩、保守和内敛，而中国则日益开放，今天的中华文明是一个融合了多元文化的体系，在这种文明体系中不仅包含了东方的智慧，还包含西方的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自古就是中华文化的本性，一种明智的文明绝不会以“纯正性的名义”原封不动地把外来文化拿过来，而是要把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之后方能为我所用，结合中国古代儒、释、道文化融合和现代中、西、马文化融合的经验及效果都能证明这一点。

    中华文明的转型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的范式，这种范式同样可以应用于世界秩序的构建上。我们并不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他国利用或隐或显的方式推行西方文化价值，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是输出具体的文化内容，而是要与世界各文明一道，打造一套各个文明之间交流、沟通、和谐共生的实践范式。从中国文明转型的历史经验不难看出，不同民族之间应该坚持差异基础上的对话，寻求文化之间的契合性和互补性，调和传统与现代，取缔中心与边缘，融合自我与他者，形成一个全球跨文明的“沟通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出包容、平等、和谐的世界安全、利益、命运、责任的共同体。

（摘编自贾文山《中华文明转型为世界提供实践范式》）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材料一：

    伟大的思想开始于纸上，教育是在纸上完成的，商业是由纸质确立的，爱情是由纸质给予认定的，重要的新闻通过报纸得以传播……

    纸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几十年来，文明的进步已经尝试超越纸而拥抱一个无纸化的世界，纸迅速地被像素和屏幕替代。它应该如何立足？将走向何处？为什么做出了如此多贡献的纸张必须不断 创新？

（摘编自百家号《鼓吹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无纸化世界还没到来？》）

材料二：

（摘自《无纸化时代已经开启——基于区块链的可信电子凭证应用》，《金卡生活》杂志）

材料三：

    我国是纸张使用大国，纸浆进口量逐年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纸浆进口量高达2107万吨，出版印刷企业用纸量64299.06万令。大量消耗纸张，不仅导致成本增加，还带来环境污染问题。1万张A4纸，就是一棵100公斤的大树。近年来，我国开始在办公、交易、物流等领域推行“无纸化”，居民也习惯了电子存储、电子阅读等方式。有专家解释，“无纸化”是对“电子化”的一种通俗表达，是现代社会各行各业经历了移动浪潮、“互联网+”等技术洗礼之后的必然趋势，是信息时代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必然结果。

    …………

    如今，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习惯使用纸张，无论是订立合同还是获取交易凭证，依旧认为“白纸黑字”更可靠。同时，由于政策层面整体设计不够，尤其是一些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衔接。有的部门还坚守纸质办公方式，不承认其他部门提供的电子材料，要求重新提供相关的盖章纸质材料才能通过。这给办事者带来麻烦，还造成纸张浪费。纸张替代型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也影响了“无纸化”进程。比如，市场上有些电子书制作粗糙、定价不合理，导致公众电子阅读的习惯没有完全培养起来，不少人依然选择纸质书。有关人士表示，“无纸化”不意味着一定要取消纸张，但应从政策方面进行引导，培育健康的市场秩序。“我喜欢看书，阅读纸质书感觉还是很不一样，但培养‘无纸化’的意识和习惯也很重要。希望能加大宣传，规范市场，推动降低电子书的成本。”相关技术不够完善也是一大影响因素。信息的保密、电子签名的认定、电子发票的开具使用等，尚有拓展与改善空间。另有人认为，电子发票技术从开始应用到逐步普及需要一个过程，眼下还属于新生事物，系统正在逐步完善。现在通过电子签名等技术手段加密和认证，可进行比对，防止发票造假；如有需要，电子发票也可以打印出纸质发票，与传统管理方式有效对接。

（摘编自《“无纸化”生活，你准备好了吗？》，《人民日报》2018年0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