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第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长期需要坚持的方针。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不少国人眼中，非遗抢救没有必要，他们主张“淘汰论”，任其自生自灭；也有人认为民间传统艺术必须改造，主张要与强势文化接轨，要融进西洋文化。如此改造性破坏，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伤害早已有之且令人触目惊心。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倘若失去了独有的特性与特色，就会丧失自身的文化传统，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将无独立的地位。

    作为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传承中生存与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抢救与保护是通过抢救扶持稀有的人间国宝﹣﹣代表性传承人，使濒危项目能以鲜活的形态生存于民间。所以，抢救性保护的本质要义，在于维护濒危项目内在生命，增强其活态传承发展的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靠人为载体，口传心授、言传身教，世代相承，延续发展。我们实施的抢救性保护是要使其生命力延续下去，而不是使其成为标本珍藏在博物馆。有专家呼吁，每一分钟都有一个民间艺人去世，每一分钟都有一个民间艺术品种在消亡。事实也是如此，目前一些非遗项目依然面临着后继乏人，甚至后继无人的问题，在地方戏曲及说唱艺术中尤为突出。愿意投身戏曲、曲艺事业的年轻人太少，民间文艺团体难以靠演出维持运转，大批剧团面临生存的危机。传统艺术若缺乏创新意识，不能融进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内容，缺少具有经典品格和现代意识的传统优秀剧目，是很难赢得现代观众尤其是青年人喜爱的，应该说这也是传统戏曲、曲艺发展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

    濒危语言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亟待优先抢救与保护的。因为在语言丢失的同时，原来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也必然随之丧失，语言的生死存亡关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文化的传续和发展。今天，一些民族的语言已经或正在消失，一旦一种民族语言消失，这种民族文化特别是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消亡，最后势必严重损害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倘若语言的传承断档，离开了口头语言的诵唱，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江格尔》《玛纳斯》等就会失传、消亡。濒危语言的非物质文化特性，要求我们除了要及时对其语音、词汇、语法结构、语用等方面进行抢救性记录、整理、保存外，不但特别要关注濒危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所蕴涵的意义、功能系统﹣﹣这些系统是外在社会结构、权力争斗、阶层属性不断扭结、互动的结果；还要弄清族群固有的历史渊源、信仰凝结以及思维模式等深层次的内核。更为重要的是，应切实加强在现实生活与教育实践中对濒危语言的传承，提高各民族大众对本民族母语价值的认识，增强对母语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应从青少年抓起，学习和掌握本民族语言，使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得以群体性的传承。语言之本茁壮，文化之花方能灿烂。

（选自李荣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有删改。）

中国古代坐席

朱筱新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在相互交往时，经常会考虑如何安排坐席的位置，以此表示对来宾和长者的敬重。实际上这一传统习俗自西周开始，在我国已有3000年的历史，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

    形成于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最早采用规范人们日常行为准则的方式，将这一传统推行到上层社会和家居生活中。尽管西周时期“礼不下庶人”，建立礼仪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强化奴隶社会等级制度，以协调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关系，但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奴隶制度“礼崩乐坏”，又出现“知识下移”“礼下庶人”的局面，这一传统的礼仪制度也因此深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广泛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在中国古代家居生活中，桌、椅等家具尚未出现前，人们在室内活动时是坐在铺设于地面的席上的，故称其为坐席。中国的传统建筑平面为方形，故室内有四个墙角，称为四隅。“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东南隅谓之窔”（《尔雅·释宫》）。孔子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就说明古人对这种建筑已司空见惯。房屋平面为方形，室内的坐席也就按照方形布置，并以不同的朝向区分主次、高低。

    古人在安排主宾的坐席时，需要依据在场的每个人不同的身份、地位或年龄，选择恰当的位置朝向，以此突出长者、尊者的地位，表示对长者、尊者的尊敬。同时也使在场每一位人的坐席位置都“恰如其分”，以体现“长幼、尊卑有序”“主次有别”的原则。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宫室、衙署、府邸以及民居建筑，均将堂作为建筑群落的核心和主体，其建筑面积最大。在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一般称正房为堂。堂在家居生活中，是接待宾客和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按建筑形制区分，堂的位置因在室的前面，而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规格也比室高。

    堂的朝向为南，堂内北面亮而南面暗。因此堂内的座次，以南向为尊，西向次之，东向又次之，北向为卑。

    在中国古代的宫廷建筑中，宫殿亦属于堂的性质。所以皇帝在宫殿上的坐席为南向，即所谓“背北朝南”，实际就是依据始于西周时期礼仪制度的规定，以此显示其至尊的地位。在宫殿内这样安排坐席，更含有凌驾于群臣、庶民之上的意思。

    堂的后面是室，与堂之间有户相通。室一般是主人居住或家庭内部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室内的四个墙角中，西南隅奥是室内的祭祀之所。所以奥在四个墙角中地位最尊。因此室内的座次，以东向为尊，南向次之，北向又次之，西向为卑。

    无论是堂内还是室内，在坐席的位置即座次中，位尊之座是其他位置坐席的中心。在这个坐席入座的人，自然成为在其他席位上的人共同尊敬和拥戴的人。不过在交谈、宴饮等活动中，还有一位起着组织、协调作用的人士，实际上也就是活动的主持者。在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士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人，被称为“主席”或“主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中，“主席”逐渐成为领导者的代称。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日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家教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溶“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节选自《光明日报》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文献查阅和逻辑推理方面已经超越人类，正在取而代之。根据国际知名的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企业高德纳（Gartner）咨询公司预测，到2018年，20%的商业内容将由机器自动产生，将有超过300万人处于“机器人老板”的领导之下。

    机器人甚至已经具备了文字创作能力。日本去年举行了一次小说比赛，机器人创作的小说与人类创作的小说一起通过了评委的初选。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已经正式出版。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技术支撑的智能媒体，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自从大众传媒问世以来，人类的信息分发模式经历了三种主要形态：专业编辑—社交传播—算法推送。“智媒”时代，算法盛行。这意味着，人们以后接触到的信息，将越来越多地由“智能机器人”制作，而以往不可或缺的“人工编辑”角色，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人工智能作用于媒体，意味着媒体从“众媒”走向“智媒”。这将是一次革命性的重大转变。过去，传播载体的变化决定了传播形态的变化。未来，进入“智媒”时代，不仅传播载体会发生变化，万物互联，万物皆媒；更重要的是，传播主体也会发生变化，由人主导传播变为人在智能机器的辅助下进行传播，并且有可能变为智能机器人取代人主导传播。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重新塑造人与媒体、人与信息的关系，带来新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产品形态，颠覆并重构媒体生态。

    因此，走向“智媒”的过程中，首先是掉队的风险。互联网时代，谁掌握了先进技术，谁就能够占据媒介载体的制高点。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后发晚至，已经给传统媒体留下了深刻教训。但是，与“智媒”时代相比，那只是步行与马车的差距。一旦在“智媒”时代掉队，那就可能是马车与飞机的差距。技术门槛提高引发的“本领恐慌”，也增加了编辑记者的“掉队”风险。在一个人工智能辅助甚至主导传播的编辑部，编辑记者的日常责任和地位都可能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特殊的技能要求。面对剧变，他们是否会产生心理落差，甚至引发“文化休克”？

    其次是偏见的风险。“智媒”和人一样，也会具有“偏见”。当下，社交媒体平台的圈子化社区，以及依托算法生产的“个性化定制日报”，让网络成为了我们的“回音壁”，形成“信息茧房”，特定价值取向的内容，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流动，你看到的永远是你想看到的和感兴趣的。这很容易固化原有认知，放大信息偏差，加速意见分化。“智媒”的出现，会不会强化这种算法的偏见？

    再次是伦理的风险。“媒介即人的延伸”，从理论上说，人工智能不仅助力新闻生产的高效和精准，也可以提升人性化的用户体验。但不应忘记，新闻也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在价值判断和伦理审视方面的作用是技术所不能替代的。过度依赖“智能”，可能导致情感温度的缺失，伦理把关的缺位。更不容忽视的是，如果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智慧，甚至突破“机器人三原则”，控制并危害人类，那就可能产生信息安全灾难。

    未来难以预知，科技发明创造的不确定性远远大于确定性。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变化本身。人工智能必将改变世界，但是不会改变媒体的基本逻辑，即以人为中心，进行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

（出自谢国明《人工智能：媒体的机遇与风险》，有删改）

记者：你被译成中文的作品里，我是先读了《南京安魂曲》，之后就是这部《通天之路：李白传》。虽然两部作品属于不同体裁，但都涉及对大量材料的处理。当然，同样是处理材料，你的取舍，还有使用的方法很可能是不同的。就这部传记而言，以我看，最是与众不同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你详细写了有些传记作者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的李白在老家江油当小吏的经历；二是你只在序里谈到李白诗歌里的月亮意象，在正文里就很少提及，更没做什么渲染，而是偏重分析与李白生平遭际、日常行止相关的诗歌。你在写作前后一般怎么处理材料？

哈金：我的基本原则是有趣。一开始出版社就强调不要学术著作。如果大量分析李白的诗歌，可能使叙述松弛下来，对多数读者来说会乏味。但传记的核心人物是伟大的诗人，所以我必须要解读他的一部分诗歌。这本传记主要是给英语世界中诗歌的爱好者读的。把这个故事讲好，主要还是靠细节，特别是新鲜有趣的细节，同时对这些细节要有自己的看法。

记者：你在写李杜相遇，还有李白与孟浩然交往等细节时，显然融入了合理的想象。而《南京安魂曲》虽然是小说，因为高度依托于史料，也必然包含某些非虚构的部分。很多人认为，既然是非虚构就得写眼见的真实，融入想象会让写作偏离真实。但以我看，写作者对真实的理解本身，就需要在想象中展开，所以想象不可避免，没有想象也写不出深度的真实。

哈金：英语世界中有“创意非虚构”之说，我倒并不刻意追求非虚构的手法。在这部传记中有些地方，不虚构一些，故事就会出现漏洞，比如李杜相会。这么大的事情，不能几笔带过，一定要写得丰满些，所以我就根据已有的诗文资料做了一些推想。这样做是为了把故事讲好，在现在的非虚构的写法中并不出格。

记者：基于材料之于这部传记，乃至《南京安魂曲》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你看来，材料之于写作，尤其是小说写作，有何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作家写作如果过多依赖材料，会更多产生以分析性见长的匠人的形象，就好像他的写作在艺术创造力和表现力上是打了折扣的。

哈金：材料当然重要，就像厨师没有食材，无法做饭，但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饭菜不一样。想象力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怎样组织运用材料，当然小说可以大量发挥，特别是在没有多少原始材料的情况下。但《南京安魂曲》的情形比较特殊：资料太多，太杂乱，不好整理出一条清晰的叙述线路。英语文学理论传统中从浪漫诗人柯尔律治（Coleridge）开始就强调想象力的核心是综合能力（unifying power）。降低姿态是写作的一种正确态度，很多作家对自己的人物有种优越感，比如《阿Q正传》中的叙述者。果戈理有“虫子仰视”的说法，那是他幽默的主要来源。鲁迅非常崇拜果戈理，却没像他那样谦卑地写作。

（摘编自《哈金：我写的不是文化想象中的李白》，《文学报》2020年7月）

材料一：

人类擅长分析，但机器可以做得更好。机器可以分析数据，并针对不同用例需求找到相应的规律——不管是诈骗信息识别、垃圾邮件检测、预测快递送达时间，还是为你推荐可能感兴趣的短视频——而且它们还在不断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这种机器被称为“分析式人工智能”。

但人类不仅擅长分析，还擅长创造比如写诗、设计产品、制作游戏与编写程序代码。以前，机器在这些方面无法与人类抗衡，它们只能做些分析型或机械式的认知计算。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工智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机器已经可以创造有意义并具备美感的东西了。这一新型的人工智能被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机器并非如之前那样仅分析已有的数据，而是生成了全新的东西。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正在变得更快、更便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其生成的结果比人类创造的还要好。从社交媒体到游戏，从广告到建筑，从编程到平面设计，从产品设计到法律，从市场营销到销售，每一个需要人类原创力的行业都将有可能被颠覆。某些岗位将完全被生成式人工智能取代，有些则会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更好地进行人机协作。总体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有非常广泛的终端应用市场，帮助人们更好、更快并以成本更低的方式去创作。最理想的情况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会把创作与知识类劳动的边际成本降为零，极大提升生产力并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

（摘编自Sonya Huang、Pat Grady、GPT-3《生成式AI：充满创造力的新世界》）

材料二：

Chat GPT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成果，显示出不同于分析式人工智能的若干新功能。比如，生成对某一问题的回答从而成为聊天高手，生成人所需要的文案或艺术作品从而成为写作或创作助手，生成计算机程序代码从而成为编程能手……它正在不断成为“知识生产”甚至“创造性工作”的断载体，以至于被视为横空出世的“新物种”。

其实，Chat GPT的生成功能根源于机器学习算法，迄今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基于这种算法，是经验主义或归纳逻辑的认识论原则在算法理论中的体现。不同于分析式人工智能所遵循的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从个别中归纳出一般，从大量的数据训练中形成模型，然后用这种模型去“指导”对新的个别的认识。

当Chat GPT以生成的方式进行信息处理时，确实显示出与以分析的方式处理信息时的不同效用。然而，是否一旦具有生成功能，人工智能就可以威力无穷？并非如此。其一，生成有生成的长处，分析也有分析的长处。两者在人类智能活动中是互补的，在人工智能中也是如此。其二，即使是生成，也要进一步看是“何种生成”。就智能的生成性来说，也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如果将Chat GPT的生成性与人类智能的生成性相比，它还只是一种初级的生成性，较人类智能的生成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尤其还不能实现后者的创造性生成。

从严格意义上看，Chat GPT的生成只是信息的生成而非知识的生成。哲学界一般认为，知识是“被验证的真信念”。Chat GPT所生成的东西，既未被验证，也不一定为真。事实上，它常常会输出错误的答案，生成一些“一本正经的胡说”。它不像分析式人工智能那样基于演绎推算在输出结果上具有唯一性，而是会因归纳和综合材料的变化而使生成结论也发生变化。当归纳或综合了错误的歪曲性的信息时，就会生成“扭曲事实”的错误结论。所以，至少在目前的水平上，Chat GPT所做的“工作”只能算是“信息的加工”，所生成的是“新信息”而非可靠的“真知识”。

Chat GPT的生成是一种“从有到有”的生成，即一种“有”生成另一种“有”，而非“无中生有”的生成。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成，是“无中生有”的生成。Chat GPT的生成，是将“既有”的东西经过浓缩或转译后生成为另一种“有”，无非是“既有”的改头换面，这是只具备初级智能就可以完成的任务。而人则不然，在少信息甚至无信息的情况下，人类智能也能生成有，形成全新的信息或知识。这才是真正的“创造性生成”。

Chat GPT生成能力的增强，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人机之间的主客关系。它并没有形成可以与人的创造性生成智能媲美的能力，因而也没有从实质上取代人的智能和职能，两者的关系仍旧未变：人是Chat GPT的使用者，Chat GPT是人的工具；人提出问题，机器生成答案，答案服务于问题，机器满足人的需要。另外，Chat GPT只是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生成了类似人回答问题的文本，还不可能生成自我意识、主体意向、动机欲望。而人在应对环境的智能活动中，是不断生成自我意识的，而这才是“高端生成能力”即创造能力的本体论根源：所以，Chat GPT还停留在弱人工智能的水平上。从本质上，它仍然只是模式识别技术，是机器学习算法范畴内的模型和场景应用的一次飞跃，还够不上“革命”的称谓。

但即便如此，Chat GPT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将机器思维的长处发挥得更透彻，借助它可形成人与机器之间协同式、互联式的知识生产，造就混合智能或脑机互惠的新形态，由此进入人机分工的新阶段：由智能系统更多更高效地完成工具性的智能工作，人类则能够更充分地发挥自己作为主体的作用，即向技术系统提出任务、设定月标、启动其运行并享受其带来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Chat GPT恐惧”和“Chat GPT崇拜”一样，都是不必要的。

鉴于此，一方面Chat GPT确实因为对机器智能生成性的新开发新应用，展现了新的功能甚至新的神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生成仅仅是智能模拟的初级功能，还不是真正“知识创新”意义上的知识生成，所以需要以平常心看待它的意义，需要在Chat GPT的“附勉”热湖中加以必要的“祛魅”。

（摘编自肖峰《何种生成？能否创造？——Chat GPT的附魅与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