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

    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他曾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到延安，拜见毛泽东、朱德，为他们当翻译。1936年7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陈翰伯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1958年8月，陈翰伯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

    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文革时期写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接手商务印书馆后，陈翰伯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此后8年，可谓功勋卓著。汪家熔曾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社会科学经典395种；经济学著作115种；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有93种；历史和历史学66种；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说到先行者，是说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略举两例：

    其一，为国家开列辞书建设的书单。1972年，遭受迫害的陈翰伯从干校调回北京。1975年，着手制订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那时，很少人相信这个规划能够实现；但是翰伯却固执地认为它可以实现，因为有人民。陈原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1975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13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13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是现实的。”

    其二，创办《读书》杂志。《读书》创刊号发表了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在叫好声中，也引起了数不清的质疑。1981年4月，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砭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读书》就是这样，触摸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在社会大势中保持了自己的领先地位，成为一面旗帜。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陈翰伯（1914﹣1988），中共党员，新闻家、编辑出版家、国际问题评论家。解放后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摘自“百度百科”）②在政治运动中，一批学者和翻译家被划为“右派”，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陈翰伯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卷着铺盖到北大“蹲点”，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众多“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得以出山，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来大的影响，但在“文革”中，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被批判为“招降纳叛”。（摘自吉祥《陈翰伯是谁？》）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离开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

    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 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穿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含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匠人”县官

洪克非  周洁

    坐落于湖南南部的安仁，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县城的总体规划更是沿用十多年前的方案。地方主政者发现，无论是住房还是工业发展，这里都几乎无地可用。县城里，多数是市民买地自建的高密度房屋，几条主马路和背街的小巷没有交集；甚至连垃圾中转站、公共厕所、广场和公园都罕见。城区的三条主干渠，一到发大水就能淹了房子。

    在湖南城市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的80后张强，来安仁县挂职规划局副局长时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他基本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在安仁也没有朋友。可这反而成了张强的优势——不需要忙于应酬的他，查遍了安仁现存的所有规划档案，到了晚上，他还自带纸笔出行，将当地所有的背街小巷一一走过。半年多时间，县城里哪栋房子旁边有大树，哪套房子属于古建筑，张强都能如数家珍，新县城的蓝图也在心中暗暗铺就。闲暇之余，张强是房门一关认真看书。

    在县主要领导支持下，张强按照建设“全国独具魅力的山水田园生态城市”的城市发展定位，围绕“一江两岸四区”的战略布局，突出没有工业污染的安仁特色，建立了完整的规划编制体系，并依照“20万人、20平方公里的中等城市规模”着手修改县城总体规划，向湖南省住建厅、国土厅、发改委申请做城市总体规划修改。这一工作成了当时全县的头等大事。2013年年底，安仁县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经走完审核程序。

    2012年8月，张强挂职即将到期，后被提拔为安仁县副县长，分管规划、旅游、国土等工作，挂期两年。工作中的张强坚持专业性第一的原则，力求每一个规划方案科学合理，每一张规划图纸尽善尽美。他的执着与倔强，不少开发商、同事甚至连局长谭文贵都“领教”过。作为手握规划重权的副县长，规划方案、容积率、绿地率等指标牵动着众多开发商的心，游说、利诱、施压者不乏其人。然而人们看到，张强为了规划容积率和占用水域面积的事情和开发商争吵，并始终不改初衷。“规划者其实就是一个画匠，心中只能容下专业之美，而不是私利。”他认为一个城市规划人就是为了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就偏离了城市规划学的价值取向。

    2014年8月，张强又一次应县委县政府的强烈挽留延长挂期两年，继续留任副县长。此时，他分管的工作除了国土、城乡统筹、重点项目建设、侨务旅游外，还增加了民族宗教、体育、文化、新闻出版等工作。

    安仁县传统旅游业发展滞后，但自然生态资源丰富、神农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在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的大背景下，县委县政府期望能利用当地绿色环保的优势。

    按照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要求，张强制定了旅游发展整体规划：立足安仁县优势，有机融合生态、文化元素，以国家5A景区为标准，建设和整合“稻田公园”“神农殿广场”“熊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神农十大景区”，开辟一条集祭祖寻根、农业观光、生态休闲为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带。

张强担任“稻田公园”“神农殿广场”“神农泉景区”等项目的副指挥长，对规划设计、现场施工都细致检验。建设期间，他几乎日日泡在工地里，弄得全身是泥，满脸是灰，俨然一个“泥瓦匠”。不到一年时间，全国第一家以“稻田”为主题的农业湿地公园开园，园内已建成5万亩、核心区1.6万余亩的连片稻田。“稻田公园”不仅被列为全国三大最佳观赏油菜花胜地之一、“全省两型示范基地”，更被誉为“中部县域农业转型的安仁实践”，为百余家海内外媒体所关注。

    短短几年，安仁县的城乡建设和旅游业在郴州市、湖南省乃至全国异军突起，“国家4A级景区”“旅游业最美中国榜”“全国生态魅力县”“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等国家级荣誉纷至沓来。如今的安仁县绿水环绕，楼房高低掩映；旅游区繁花似锦，硕果飘香，山水掩映。这般世外桃源，在4年前还只出现在张强的规划图纸上，如今已变成了现实。

（节选自2016年4月《中国青年报》，有删减）

冯士筰：符号数字皆诗情

    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世家的冯士筰，从小就刻苦好学。清华读书时，更是出了名的“苦行僧”。他大学的同窗好友孙文心教授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冯士筰每天都是最后一个从图书馆或者教室回宿舍的。回来后，饿了还会抱着冰冷的窝窝头啃几口。1964年，他在深入研究了当时享有盛名的物理海洋学家Munk大洋风生环流模型的基础上，找出该模型未考虑热盐因素的不足，建立了大洋风生——热盐环流模式。正当他准备发表关于这一模型的重要论文时，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地发生了。

    冯士筰被关了牛棚，但幸运的是他和赫崇本先生关在了一起。白天他们一起劳动，晚上赫先生不仅会给他讲海洋科学的历史和前景，而且还鼓励他不要因暂时的困难而气馁。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冯士筰的心总是热乎乎的，对未来也充满着期盼。

    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我国风暴潮研究起步了。冯士筰从牛棚里被解放了出来，接受了这一极有挑战性的课题。

    风暴潮是发生在海洋沿岸的一种严重自然灾害，一次大的风暴潮可能使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丧生，经济损失可达几亿甚至几十亿元。我国是风暴潮高发国家之一，从历史资料看，几乎每隔三四年就会发生一次特大的风暴潮灾。世界主要海洋国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风暴潮的预报研究工作。而我国直到20世纪70年初还对风暴潮理论和我国风暴潮的实际状况几乎一无所知，风暴潮研究在我国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冯士筰的研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没有资料、没有实践、没有理论。

    为了获得风暴潮的第一手资料，1970年冯士筰等人环绕渤海湾进行了两次实地考察，足迹遍及渤海周围数省的40多个县市，行程4000多公里。其中的2000多公里完全是徒步跋涉的。他们走村串户向渔民、农民和盐民了解风暴潮的一般常识；走访当地政府、查阅当地县志，寻找有关记载；他们还反复到水利部门和验潮站搜集有关数据。冯士筰终于获得了国内第一批关于风暴潮灾害的珍贵资料。

    要从本质上认识和最终解决风暴潮，当然首先要探讨其机制，因为只有弄清风暴潮的发生机制，建立一定的模式，风暴潮预报预测才能科学准确。研究中冯士筰发现：在南方风暴潮多有强台风引起；而在北方，寒潮也能在渤海掀起风暴潮。虽同为风暴潮，但二者的动力源和引发机制并不尽相同。冯士筰的这一发现，不仅具有深远的理论研究意义，而且具有相当的应用价值。1975年，冯士筰及其合作者一连发表了数篇论文，系统论述了风暴潮的概念、理论和数值预报的力学模型，建立了独特的超浅海风暴潮理论。1982年，冯士筰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撰写成《风暴潮导论》一书，这是国内外第一部关于风暴潮的理论专著，它标志着我国对于风暴潮的研究已经进入世界风暴潮研究之林，也标志着冯士筰已经跨入我国一流物理海洋学家行列。

    1983年，冯士筰作为高级访问学者，飞抵美国旧金山，同美国相关单位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这次合作又使他的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拉格朗日余流及长期物质输运。

    “拉格朗日余流”是当时学界最有争议的前沿课题之一。冯士筰和他的合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解析了欧拉余流理论的缺陷，深入分析了拉格朗日余流和欧拉余流的本质差异，提出了一种拉格朗日余流和长期物质输运的理论模型，导出了一个全新的长期物质输运方程。该方程一问世，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同行们的重视。回国后，冯士筰在对该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从根本上改造近海或河口环流传统理论的研究工作。此后十年，他建立了以拉氏时均速度的最低阶——近似物质输运速度来体现浅海环流速度基本场的新理论框架，导出了浅海潮生——风生——热盐环流基本方程组，建立了一种新型的长期的输运方程。此理论在中国陆架海环流研究中起到了指导作用。冯士筰的这一研究成果，为近海污染物理自净、悬浮质输运、海洋环境预测和近海生态系统动力学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海洋环境流体力学基础。

    工作之余，冯士筰是个爱好比较广泛的人。冯士筰很爱作诗，这既是他陶冶性情的方式，也是表达内心情感的途径。“心系大海连天碧，符号数字皆诗情”，这两句对仗工稳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真实写照。

中国之蒿

    1969年，屠呦呦和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几位同事一同参与到“523任务”中。那一年，屠呦呦39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谁能想到，诗句中的“野之蒿”，竟真的与屠呦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屠呦呦很快崭露头角。她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4名小组成员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时，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胡椒上。这种在中国极为常见的植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数据，但此后的深入研究却事与愿违。屠呦呦发现，胡椒只能抑制疟原虫的裂变繁殖，灭杀效果却非常不理想。放弃了胡椒，她把目光又转向了效果并不突出、却在中医药典籍治疟药方中屡屡被提及的青蒿。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抗疟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但是，当屠呦呦利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青蒿提取物的抗疟能力时，结果却并不理想，最初，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为68%，但效果极不稳定，有一次实验，它的抑制率只有12%。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为什么同样的提取物却得出千差万别的结果？屠呦呦一时找不到答案，她重新翻出古代医学典籍，一本一本仔细翻查。直到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绞汁使用的办法，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这是不是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福至心灵的一个闪念，推开了紧锁青蒿素奥秘的大门。

    此后的情节被众多的讲述者概括为，屠呦呦用沸点只有53℃的乙醚，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其实，提取青蒿素实验的真实过程是繁复冗杂的。

    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屠呦呦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这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中记载的实验过程，穿插着大量的化学分子式、专业术语和数据，在记者这样的外行人看来如同“天书”。只有几句高度概括的纲领性描述能够大致明白，读起来亦颇为艰涩：

    “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在实验数据的一份效果对比图表中，利用水浸得到的提 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低只有6%；乙醇浸膏得到的挥发油毫无效果；乙醇冷浸得到的提取物则可达到95%的抑 制率；乙醚提取物的抑制率则是100%！那是一种黑色、膏状的青蒿抗疟物质粗提物，离最终的青蒿素晶体尚有一段距离，但确定无疑的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

——（节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0月25日）

相关链接：①疟疾，又称为“打摆子”。在人类与疟疾的持久战斗中，起初最有效的治疟药物源于另一种植物—金鸡纳树。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金鸡纳霜”。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氯喹药物一度是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但是，疟原虫渐渐表现出了强大的抗药性，上世纪60年代，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蔓延到无法控制的局面。②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吴祖光：旷世才情不平则鸣

    吴祖光，当代中国影响最大、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老人之一。戏剧导演牟森曾这样评价：“吴祖光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作家，极具名士风范。”

    吴祖光的祖籍是江苏省武进县。父亲吴瀛是位饱学之士，以诗、文、书、画闻名，又是一位文物鉴赏家。母亲也识文断字，经常念诗给他听。家庭的文化氛围给少年吴祖光以一定的熏陶和影响。他酷爱戏曲，常泡在戏园里看戏，接触了大量戏曲。

    中学毕业后入中法大学文学系，在抗战爆发的一九三七年，二十岁的吴祖光完成了他的话剧处女作《凤凰城》。该剧是根据东北抗日义勇军苗可秀烈士的事迹写成的。剧中歌颂了苗可秀领导“中国少年铁血军”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展开的艰苦顽强的斗争。该剧成为全国戏剧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这部剧作，曾得到当时戏剧大师曹禺的大加称赞。曹禺称他“一出手就是战士”。但对这部剧作，晚年的吴祖光在《“投机取巧”的〈凤凰城〉——我从事剧本写作的开始》一文中介绍说：“这个剧本写得太幼稚，今天一看会让我感到脸红耳赤。譬如剧中苗可秀别家出征总带着义仆张生，完全是旧戏里公子与随身的书僮那样的主仆关系。”

    随后几年间，他笔耕不辍，陆续创作了《正气歌》、《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少年游》和《风雪夜归人》等声震文坛的剧作。其中完成于1942年的《风雪夜归人》是吴祖光的代表作。这部剧作集中体现了吴祖光以戏曲思维创作话剧的另一种思路，他将中西戏剧“写实”与“写意”艺术手法相融合，尝试不同题材和富有异趣的创作风格，对民族戏剧的现代化和现代话剧的民族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除了艺术上久负盛名，吴祖光还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作为剧作家，吴祖光连续撰文抨击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审查制度，称之为“奴隶的审查制度”。他抨击国民党删除曹禺之作《蜕变》中“打游击”的情节；他嘲讽蒋介石因自己是秃头而将张天翼的童话《秃秃大王》改成《猴儿大王》；他愤怒自己创作的《正气歌》被国民党删去关于朝廷昏庸的所有内容。

    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吴祖光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1945年，他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了毛主席词《沁园春•雪》。毛主席诗词的突然发表，极大地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形象与文化形象。为此他遭到国民党通缉追杀。

    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拐点，作为社会中的个体，难免也会深随其中而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1957年吴祖光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对于这种不期而来的遭遇，他以诗明志。诗云：眼高于顶命如纸，生正逢时以至此。行船偏遇打头风，不到黄河心不死。“生正逢时”，正是他一生最喜欢的词语。

    唐代王维在《酬张少府》云：“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但吴祖光即便到了晚年也绝非万事不关心的人。1991年12月23日，两位女顾客在北京国贸中心购物，遭到服务员无端怀疑，并受到解衣、开包检查的侮辱。关于此事，吴祖光写了题为《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职工》一文，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这就是吴祖光，虽然和他没有关系，但是他也要说出来。

    未被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吴祖光作为一代大师，风雨动荡，而良知不失。如今斯人已逝，但精义长存。

（选自《大公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黄佐临在《吴祖光剧作选》序言中评价道：“他的每个戏里都有一种统一的格调，字里行间都洋溢出来一种诗情，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情，从中挖掘出一种美来。”（摘自百度）

②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这样评价吴祖光：“吴老是一个在艺术上要求极为严格的人。记得当时我曾因不理解他的剧本而将其中的念白做了改动，后来吴老师跟我说，我剧本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的，可以说是字斟句酌。”（摘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