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不少诗篇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勤政爱民，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德治思想的另一含义是“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并非不要刑罚，而是强调实施教化，先教后罚，以刑辅德，不专以刑杀立威。“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理念。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强调治国要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达到的理想状态。

    德治思想是“周孔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探索，深化了德治思想的内涵。

    战国时，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仁政主张。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做到孝悌忠信。西汉初，陆贾告诫刘邦，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要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德治思想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

    唐朝前期，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唐太宗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既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要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在唐太宗等人德治思想的影响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遵循先人遗训，缓刑用仁，谨慎治国，天下大治。

    宋代理学形成阶段，德治思想深深打上了理学烙印。朱熹从仁心的角度解释德治。仁心表现在政策上就是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惜民力等。理学诸子概括出了“三纲八目”的治国模式，期望君主志向确定而达到天下大治。理学家提倡教化，整肃人心，通过书院讲习等传授儒家伦理，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后世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与理学家及其追随者的讲学不无关联。德治思想从确立始，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围绕“礼法并治，德主刑辅”的逐渐深入，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当今社会，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有人认为法治与德治不能并存，否定“以德治国”。古代社会提倡德治并非不讲法治，而是主张加强教化，做到礼法并用，宽猛相济。我们要借鉴古代重视教化的传统，为“依法治国”打下“以德治国”的根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生活，使大家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华美德的别样呈现

李捷

    ①纪录片《记住乡愁》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让人看完后回味无穷。一部纪录片为何会给人如此大的冲击力？

    ②这部纪录片抓住了当今时代最强音，即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部纪录片是中华美德的微缩版。片中展现了各地大小不一、历史悠久的乡村，以小见大阐述了乡村的丰富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美丽山村中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

    ③这些山村里涵养着我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流传至今，在现代仍然在发挥着它的价值，传递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让所有中国人看后激动、兴奋。因为乡愁是人们长大之后，最能触碰到内心深处的情怀，最能勾起民族记忆的情感。在乡愁中，每个人都会产生共鸣，每个人都能找到民族价值与民族认同感。乡愁，展现出来的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精神，这种精神发人深思，让人看后深受感染且受益匪浅。这种精神饱含“情”“义”“理”“美”，让人看后不禁落下思乡之泪。

    ④“情”就是思乡之情，或为乡思之情，包括忠孝之情、父母之情、亲朋之情、手足之情等。中国人最讲究情理，现在华夏儿女遍布世界各地，但一个“情”字便能将我们的心连成一片。换言之，不论哪一个人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最后他都会时刻挂念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不论是山村，还是社区，不论是乡镇，还是城市，他总会回家看看。这种情，就是中国人代代传承下来的。

    ⑤“义”是为人的要领。族谱里渗透着乡规民约，为人的要领在这里展示得非常充分。何谓合格的中国人？不一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一定要有道德、有修养，经得起各方人士的评头品足，对得起列祖列宗和自己的父老乡亲。做人立住了，才能再谈干事业、做学问。修身、齐家做好了，才有资格去治国、平天下。

    ⑥“理”是家国之理，这是中国人思想中最认可的一个理，也是最能打动人的一个理。每个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尽忠、尽孝、报国，这里面渗透了很多故事。一个个小山村里，出了太多的爱国将士，他们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因此，一定要把这些人写进族谱里，让人们永远缅怀他们。中国曾经有屈辱的历史，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是一盘散沙，但是中国人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一盘散沙，只要把家国结合在一起，中国人就能够创造人间奇迹。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为什么能赢得这场战争，很重要的一点是凝聚力。

    ⑦“美”不仅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内在。片中展现了一个个美丽的小山村，这些山村中间不仅有乡约之美，更多的是人文之美。

    ⑧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抓住“情”“义”“理”“美”四个字，抓住了这一核心价值，抓住了印记在心中的共有共有精神家园。《记住乡愁》通过娴熟的影像表达手法充分展示出来一段段精美的篇章，触动了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引发了大家的共鸣。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3月23日。有删改）

你为什么该摆脱“权威偏误”

    如果不服从权威，会发生什么事？《圣经》第一章就说得明明白白：会被逐出天堂。各个领域的权威们——政治家、科学家、医生、首席执行官、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体育评论员、企业顾问和证券大师们——也想让我们相信此事。

    关于权威有两个问题。首先是令人警醒的跟踪记录。这个星球上有大约100万受过培训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位精确预言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更别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信用违约互换的瓦解直到通货膨胀引发的经济危机的顺序了。再没有哪个专家群体失灵得比这更惊人了。

    其次，经常可以证明，权威也会出错。出错是人类的通病，但重要的是，面对权威我们会将独立思考调低一级。面对专家意见时我们往往会比面对其他意见粗心许多。还有，我们会服从权威，哪怕是在理性或道德上毫无意义的地方。这就是权威偏误。

    年轻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61年做了一个试验，将权威偏误揭示得一览无遗。试验时他请求一位受试者电击坐在玻璃窗另一侧的一个人，并逐渐增加电压。从15伏开始，然后是30伏、45伏，以此类推，直到几乎致命的450伏。即使受折磨的那个人痛得大喊大叫，浑身颤抖（事实上没有电流，那只是一位演员），受试者想中断实验，但只要米尔格拉姆平静地说“请继续，实验要求这样做”，大多数人都会继续做下去。半数以上的受试者将电压升到了最高——纯粹是在服从权威。

    近几十年来，航空公司明白了权威偏误有可能造成危险。许多意外事故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机长犯了错，副机长察觉了错误，但出于相信权威不敢指出来。大约15年以来，几乎所有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都接受了所谓的“机组资源管理”训练，学习坦率、迅速指出毛病。 换句话说：他们训练自己努力摆脱权威偏误。

    几十年后，许多公司纷纷向航空公司学习。特别是当有一位强势的首席执行官时，员工患上权威偏误的危险就更大，这对公司很不利。

    专家们希望被人认出，为此他们必须用某种信号显示他们的身份。医生和研究人员是通过他们的白大褂，银行行长则是通过西服和领带。领带没有作用，它只是一种信号。国王们头戴王冠，军队中有军衔标志，基督教会里的权威信号更是明显。其他信号还有名人访谈的邀请、图书和其他出版物等。

    任何时候都有不同的权威“流行”。有时是神职人员，有时是国王、武士、罗马教皇、哲学家、诗人、摇滚明星、电视制作人、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对冲基金经理、银行总裁。因此存在权威时，社会总是乐于跟从。如果权威们想跨界得到认真对待，将会引起混乱。比如，当一位职业网球运动员推荐咖啡机或一位女演员推荐治疗扁桃腺炎的药的时候。

    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一位专家，我都会设法向他挑战。请你也这么做。你对权威的批判性越强，你就越自由，就越相信自己有更多的能力。

    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应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内核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

说“孝”

许天笑

    两千多年前神州大地上一对师徒的对话，揭开了人类这条河流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徒弟子路在河边问道：“老师，我想听听您的志向。”老师孔丘想了想，说了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这三句话，也可以用三个简单的字概括：老者安之，是孝；朋友信之，是信；少者怀之，是慈。请注意，为什么孔子把孝而不是信、慈排在首位？同样，为什么此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呢？

    也许有人会说，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后辈需要向老人学习，以传承各种知识和技能，所以当然要孝敬老者。然而此情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孝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而且考古资料也表明“孝为首”的情况未必自远古就如此。在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并没有“孝”字，孝字出现于更晚些时候的商周金文中。

    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段论述。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在力量、速度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却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胜过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群体合作。人为什么能做到群体合作，就在于每个人都知其本分，各行其正，各安其所。所以，人不能无群，既在群体中，就不能不讲本分，否则，就不免会陷于纷争、动乱和瓦解。无疑，为了群体的共存，人还需要把自己天性中那些合作、利他的因素利用起来。

    孟子曾把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四种合作、利他的因素，称为“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端”，是起点的意思。仅仅有一个起点，当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合作、利他的因素，通过怎样的道路，渗透到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实践中去。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基督教文明等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相信轮回的文明中，这些合作性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来世许诺的形式向信众颁布的。人们安守本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诚实善良，不杀人、不偷盗，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去往天堂，或修得善果减除后世轮回之苦。

    然而在中国，在热衷鬼神祭祀的商代被周代取代之后，人们似乎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世界、慎言死后世界的传统。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精练表达。相应地，中国人摸索到了一条立足于现实世界、发扬合作利他天性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要从一个人出生时最先相遇的两个人——父母开始，从自己和这两个人无法割舍的关系开始。如此设想，我们似乎就容易理解，孝为什么被无数中国人作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

    在人类社会中，代际关系具有不可选择性。人能够选择职业、住所、生活方式，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一不可选择的事实从消极的一方面理解，是无法逃避的深深的无奈。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代际关系的不可选择性，恰恰使“孝”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处于与父母的实际关系中，正因为如此，“孝”是每个人都不能不终生面对的事情，同时也就为每个人的合作利他品德的修养提供了牢固的依靠。你想修养你的德行，成为一个仁慈、有合作精神的人吗？请从那个你一出生起就必须与之合作的人开始，请从孝开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孝”字的结构：上面是一个老人，下面是一个孩子。老在上，子在下。孝的含义，就这样清晰地呈现着。

（摘自《国学》，有删改）

    那么，说历史是我们的乡愁，对于中国人可能还具有更特别的意义。

    所谓乡愁，对于大多数非专业人士来说，对历史的认识的变化总是深深扎根于我们自己当前的真实处境。历史学家学术成果的“外溢”，总能对我们的固有认知产生影响。这些认知，对于学术圈外的人们而言，实则又是价值观的内在基础。乡愁，不是哀怨，其实是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反思自己活法的出发点。当人们沉溺于一些虚幻的迷思的时候，是不会有乡愁的。比如，当大量的上千年前中外交流的史料，或者民族融合的史料被挖掘出来后，人们对“开放融合”就会多了更强烈的感受。不是说以前这样的史料就没有，而是当这样的历史叙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将开始变得不一样，相应的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有一个学者引用了丘吉尔的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看过去有多远，那么看未来就有多远。当我们越来越强烈感受到多少年前的自觉不自觉的开放融合带给我们的改变有多大，对于当时的人们突破历史困局，打开新的空间有多重要，那么我们是不是对今日文明之间日益频繁的碰撞，更多了一份积极和从容的心态呢？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对于历史的重新叙述已经越来越丰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在做这个工作，取得的成果越来越多，对人们固有认知的改变也越来越大。这其实正是要回答我们今天的样子是怎么来的。回答我们是怎么来的，实则又是要回答我们未来将会怎么走。这其实是我们回应时代命题的一股合力。

    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历史学充分体现了自己迷人的一面。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幕，也是我自己内心长久以来的一个困惑，就是历史真相到底存在不存在？历史当然是有真相的，我们一般都是这么理解的。但历史就是这样，当你自以为真相在握的时候，它总是会给你一点点教训，尤其是表现在，当你觉得一种说法很有说服力的时候，别人再给出一个不同的说法，你可能马上觉得也很有说服力。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也许是这样的：历史真相肯定是有的，但与其我们去问历史真相到底有没有，不如对历史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去看待历史的。历史是恩格斯说的合力的结果，历史真相也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而不会有绝对正确的无可辩驳的答案。

    对历史叙述的开放包容，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开创未来、凝聚共识的时代需要所带来的自然结果。它所培育的，也是一种面对大变局，设定我们未来方向时的一种开放和从容的自信心态。

    正如习近平主席说的：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

（节选自《历史，说不尽的乡愁》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