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也有“特招”

廖保平

    中国每年无论中考还是高考，教育局或是高校都会公布年度艺体特长生招生计划和方案，要招多少，怎么招，考什么内容，怎么考等等，每年都会累坏一批特长生和他们的家长。

    人的天分禀赋是有差异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于常人的兴趣与偏好，经过学习有可能成为某方面的杰出人才，所以学校教育中专门为特长生留有一席之地是有道理的。不光现代教育如此，中国古代教育也对特长生另加对待。

    隋唐时期，中国考试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革，将此前的“察举制”改为“科举制”，分科考试，分科举人，这本身就有点针对不同人才进行不同的考试录取的味道。在唐代，常科考试之外设有“制科考试”。所谓“制科”，是有别于定期考试的不定期科举考试，又叫特科、制举，目的是防止常科考试埋没特长生，选拔“非长之才”，以弥补常科的缺陷和遗憾。据《云梦漫钞》记载，高宗李治在位时唐朝始设制科，显庆三年（658年）始有 “志烈秋霜科”，诗人韩思彦考中该科。之后，武则天又对制科考试作了调整，要求进行殿试，加试策文三篇。

    当然也有因国家有特殊人才需求而进行的“制科”。比如国家打仗急需军事人才，就设“足安边科”，选拔有特别军事才能的人；国家需要有音乐特长的人，就设“才膺管乐科”，选择能吹拉弹唱的文艺尖子。在史籍中，可发现“制科”的名目极多，诸如直言极谏科、文辞雅丽科、博学宏词科等等。由于这种考试是有针对性地选拔特长人才，不像常科有固定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时间，制科考什么，什么时候考，并不固定。

    唐代士子们科举考试后，及第者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被授予官职，而制科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通过者可以直接授予相应官职，这说明他们确实有某项特长而适合做某项工作，不必再经过吏部考试。据《通典》卷十五记载说：“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制科考试有点类似现代的“特招”，或者说现在的“体考”、“艺考”等，参加制科考试的人相当于现在的特长生，有某方面突出的特长。不过他们可能并不都是学生、“生徒”，也可以是普通百姓，还可以是已经获得进士、明经及第的中举者，也可以是在职官员，只要你认为自己有特长就可以经推荐参加考试，颇具开放性，不拘一格录人才，这对于严重偏科、有特长的人来说是福音，也使得教育更加公平，国家能招录到各种有用之才。

（摘自《长沙晚报》，有删改）

木版年画

    木版年画并不完全等同于年画。广义的年画是一种岁时的绘画，而狭义的用木板印刷的年画则是一种年俗艺术。只有大众过年时对年画有一种不可或缺的需求，即民俗需求，木版年画这一画种才会真正地确立起来。

    木版年画的雏形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等到祈福的愿望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庄稼丰收、老人长寿等等，都展现在年画上。其中，金钱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和希冀，充分展示了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的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规范。年画的张贴时间、处所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和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涉及历史、宗教、神话、传说、戏曲等，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曲多不胜数，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息，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出自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大量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落在民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

    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向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我国农业社会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以及永恒的人文价值。

中华美德的别样呈现

李捷

    ①纪录片《记住乡愁》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让人看完后回味无穷。一部纪录片为何会给人如此大的冲击力？

    ②这部纪录片抓住了当今时代最强音，即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部纪录片是中华美德的微缩版。片中展现了各地大小不一、历史悠久的乡村，以小见大阐述了乡村的丰富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美丽山村中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

    ③这些山村里涵养着我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流传至今，在现代仍然在发挥着它的价值，传递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让所有中国人看后激动、兴奋。因为乡愁是人们长大之后，最能触碰到内心深处的情怀，最能勾起民族记忆的情感。在乡愁中，每个人都会产生共鸣，每个人都能找到民族价值与民族认同感。乡愁，展现出来的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精神，这种精神发人深思，让人看后深受感染且受益匪浅。这种精神饱含“情”“义”“理”“美”，让人看后不禁落下思乡之泪。

    ④“情”就是思乡之情，或为乡思之情，包括忠孝之情、父母之情、亲朋之情、手足之情等。中国人最讲究情理，现在华夏儿女遍布世界各地，但一个“情”字便能将我们的心连成一片。换言之，不论哪一个人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最后他都会时刻挂念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不论是山村，还是社区，不论是乡镇，还是城市，他总会回家看看。这种情，就是中国人代代传承下来的。

    ⑤“义”是为人的要领。族谱里渗透着乡规民约，为人的要领在这里展示得非常充分。何谓合格的中国人？不一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一定要有道德、有修养，经得起各方人士的评头品足，对得起列祖列宗和自己的父老乡亲。做人立住了，才能再谈干事业、做学问。修身、齐家做好了，才有资格去治国、平天下。

    ⑥“理”是家国之理，这是中国人思想中最认可的一个理，也是最能打动人的一个理。每个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尽忠、尽孝、报国，这里面渗透了很多故事。一个个小山村里，出了太多的爱国将士，他们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因此，一定要把这些人写进族谱里，让人们永远缅怀他们。中国曾经有屈辱的历史，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是一盘散沙，但是中国人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一盘散沙，只要把家国结合在一起，中国人就能够创造人间奇迹。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为什么能赢得这场战争，很重要的一点是凝聚力。

    ⑦“美”不仅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内在。片中展现了一个个美丽的小山村，这些山村中间不仅有乡约之美，更多的是人文之美。

    ⑧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抓住“情”“义”“理”“美”四个字，抓住了这一核心价值，抓住了印记在心中的共有共有精神家园。《记住乡愁》通过娴熟的影像表达手法充分展示出来一段段精美的篇章，触动了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引发了大家的共鸣。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3月23日。有删改）

天人合一——传统文化中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

张涛

    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始终是一个核心理念和重要命题。作为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根本意蕴就是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儒、释、道在比肩而立、相伴而行的过程中，都对“天人合一”情有独钟、多所阐扬、屡有创获，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周易》不仅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被道家、道教尊为“三玄”之冠，亦曾为佛教众多高僧大德所倚重，它还是最早表述“天人合一”思想的著作。《说卦传》指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文言传》更有精妙的总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些都成为“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渊薮，也成为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的经典表述。

    儒家核心思想“仁”不仅仅针对人际交往，也包括对大自然、对生态环境的热爱和友善，希望最终能够协助天地化育万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孔子具有效法天地而感化万物的优秀品质，将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推及自然界。孟子的“仁民爱物”也有按照自然时节进行生产、生活的思想取向。到了宋代，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中国传统生态世界观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被尊为道家和道教始祖的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则进而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教也继承了这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思想观念。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指明凡事皆可一分为三，“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三者同心相合，即可成就万物。佛教中“众生平等”“依正不二”等主张，也都体现了与“天人合一”异曲同工的生态世界观：人与自然构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世间万物之中，所有事物都显现着这种关系，所有事物也都因为这种关系而平等。人类保护了生态，也就是保护了人类自身。

    以上各家尽管在具体表述上有一定差异，但都致力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发展，而且都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作用。《周易》要求顺天而动、适应自然，但又强调“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使大自然造福于人类。《老子》有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这也是在凸显人在天人关系中重要的主体作用。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儒、释、道之所以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周易》固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被各家一致认同的“天人合一”生态世界观，应该也是出现这种思想文化盛况的重要思想前提和文化基础。我国开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天人合一”传统生态世界观在当代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选自2016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记载：“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瓷器（即“磁器”）称谓的史料。

    考古学证明，瓷器起于夏、商，成于战国两汉，从唐开始，文献中开始出现“越窑”“邢窑”等窑口名称。两宋时，农业生产、城市发展、工商经济、科学技术、教育出版、文学艺术、国际贸易等呈现出惊人进步，考古发现的“宋瓷”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展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宋瓷主体可分为十大窑系，相关窑口有百个以上。“窑口”是中国传统的瓷业命名方法，强调地域性和特色性的统一；“窑系”是考古类型学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强调不同地域的瓷业在特色性方面的彼此关联性、互动性。以窑口而论，“百花齐放”才是大美，“一枝独秀”是文化衰弱之表现。故就中华瓷史而论，两宋瓷业窑口“空前绝后”非为虚言。同时，两宋时代，不仅窑口众多，而且名窑辈出，各擅其能。

    宋代陶瓷业中的不同窑系甚至同一窑系的不同窑口、窑厂，都发育出自己的工艺体系，在印花、刻花、铭刻及釉装饰等各方面都创造出至高的水平。宋代几乎各个窑系或窑口的工艺内容犹如两宋书画词章一般美不胜收，展现了中国不同地域的民众各具风情和特色的文化创造力、审美力和表现力，是中华文明大格局内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与多样性文化能够彼此互动滋养但又坚守各自特色持续发展的生动写照。

    宋瓷在功能造型上也已驾轻就熟，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功能系列，如日用系、茶饮系、宗教系、观赏系等，每个功能系具体造型及其装饰图案和技法又是千姿百态，花样翻新，极具匠心。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造型塑造能力的基础上，瓷器全面进入了人们的创作、生活、信仰、审美、典仪、交友、风俗、经济诸领域，成为中华文明在两宋时代进入高峰期的又一实证。

    中国瓷器外销，至迟起于东晋南朝，在唐代，瓷器已成中国外销产品之大宗，但只有到宋代，瓷器才完全取代此前的丝绸外销之地位，从而一举夺得中国外销产品之冠的地位。东亚、中亚、北非及东非沿海国家等都有宋瓷之出土。中国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瓷业生产。如朝鲜、日本、埃及、伊朗等都受到中国陶瓷工艺影响。这时，沿海地区都大面积兴起了外销瓷的生产，相关窑口、窑场难以计数，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海港城市及国际化城市兴起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的深度交流，“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瓷都”景德镇和“陶都”宜兴也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获得发展的机遇并奠立了坚实的根基。

（摘编自贺云翱《瓷器中折射出宋文化的特质》等）

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刘倩

    鲁迅的通过转变国人的思想意识，振兴疲弱的旧中国的理想，我们称之为“精神至上观”或“精神至上主义”。精神至上主义是鲁迅思想模式的一个特征，而这一思想特征的形成依据又主要与儒家文化传统有关。精神至上主义作为鲁迅的一种思想模式，它需要长期的环境、心理、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训练才能形成。就鲁迅的精神结构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而言，鲁迅从小受到的是正规的儒家文化的教育，他的最直接的文化环境是一个以儒家传统为信仰的正统家庭，鲁迅的精神结构在本质上是与儒家传统紧密传承的。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民族魂”，之所以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而没有成为昙花一现的思想者，之所以始终没有失去他的现实意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脚踏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民族传统保持着积极的联系。

    鲁迅的“个人”是指一种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又是在个性精神的支撑下实现的，所以他才把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最终归结到“尊个性而张精神”上来。在鲁迅看来，个人化的思想是历史进化和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他所强调的人的精神，不仅是一种民族解放和文化重建的历史需要，而且常常在他的历史文化评判中不声不响地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他所提倡的是与肯定个性精神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地位合拍的文化价值，他所反对的一般也是否定和压制精神至上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生思想和作为虽也不断地变化，但始终没有放弃思想启蒙这个追求。

    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是出于他看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迅，也正是自觉用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接受文化的选择。鲁迅批判政治和张扬文艺并非他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他所急于实现的历史功能是人的精神的改变，即人的精神的独立。概而言之，从存在角度说，这种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的自觉十分复杂，但无可辩驳的是鲁迅的思维所触及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精神至上的思想倾向。同时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一生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某种反复和不断出现的现象，这说明精神至上主义已经成为鲁迅的分析范式。

    儒家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心学模式。心学模式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深入人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儒学的突出人的心智功能的思想倾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逻辑，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史中，在实际的历史行为里，人们也也从未忘记“民心”，忘记“人的因素”等，对人的精神的表达、理解和强调有时甚至有些过分。由于这种思想模式是以一种文化基因的形式在鲁迅的精神结构中加以延续的，因而他本人没有清醒地察觉或是干脆没有察觉也是十分正常的，我们却不能因此对鲁迅的思想模式与儒家心性之学的密切关系视而不见。

（选自《文学教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