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雅玛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探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是不堪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不能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钳制思想、束缚行动的本性，常常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会引出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于千里之外，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惟古是尚，应该保护其斑驳陆离的面貌，切忌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的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随气温变化而穿脱的外衣，甚至也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决裂。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徒劳无功，而且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选自庞朴《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谈到绘画，首先应打破传统的书、画同源，或书出于画的似是而非之说。从我国龙山期、仰韶期的彩陶，以逮殷代的青铜器，其花纹的情形，在今日犹可考见。这可以说是今日能够看到的中国最古的绘画。彩陶文化期的花纹，多彩多姿；青铜器的花纹，威重神秘；但两者皆系图案的、抽象的性质，反不如原始象形文字之追求物象。一直到战国时期，才有一部分铜器上的狩猎、动物的花纹，带有活泼的写实意味。由这种古代实物的考查，可以明了我国的书与画，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系统。由最早的彩陶花纹来看，这完全是属于装饰意味的系统，所以它本身没有象形不象形的问题。例如把这类花纹应用到衣服器物上面，以表示服用者的不同身份，这依然是对被装饰的对象，由装饰的象征性而赋与以当时所要求的意味。由甲骨文的文字来看，这完全是属于帮助并代替记忆的实用系统；所以一开始便不能不追求人们所要记忆的事物之形。等到约定俗成之后，便慢慢从事物之形中解放出来，以追求实用时的便利。所以文字与绘画的发展，都是在两种精神状态及两种目的中进行。何况我国六书中指事的起源，没有人能说它会晚于象形。因造字之始，即有指事的方法，即可斥破由象形文字而来的文字是与绘画同源，或出于绘画之说之谬。

    书画的密切关联，乃发生在书法自身有了美的自觉、成为美的对象的时代；其引发此一自觉的，恐怕和草书的出现有关系。因为草书虽是适应简便的要求，但因体势的流走变化，易于发挥书写者的个性，便于不知不觉之中，成为把文字由实用带到含有游戏性质的艺术领域的桥梁。在历史中最先在书法上受到艺术性欣赏的，当为后汉章帝时杜度的章草，由此流衍而为崔瑗的草贤，张芝的草圣。而张彦远的《书法要录》，一开始便录有后汉赵一的《非草书》。非草书，是对草书加以非难。赵氏认草书为“示简易之旨，非圣人之业”，所以他劝大家把这一番精力，应“用之彼七经”和“稽历协律”这一方面。由此不难窥见自杜度的草书成功后所引起的对草书的欣赏与学习的狂潮。我以为书法是在此种狂潮中才卷进了艺术的宫殿。书法从实用中转移过来而艺术化了，它的性格便和绘画相同。加以两者使用笔墨纸帛的同样工具，而到了唐中期以后，水墨画成立，书与画之间，更大大地接近了一步，遂使一千多年来，大家把两者本是艺术性格上的关联，误解为历史发生上的关联。

    即使在艺术性的关联上，后来许多人，以为要把画画好，必先把字写好的看法，依然是把相得益彰的附益的关系，说成了因果上的必然的关系。书与画的线条，虽然要同样的功力；但画的线条，一直在吴道子晚年的“如莼菜条”出现以前，都是匀而细的，有如“春蚕吐丝”的线条，这和书的线条，也是属于两种形态，自然需要用两种技巧。事实上，固然许多人善书同时也善画，但吴道子本来是“学书于张长史旭，贺监知章。学书不成，因工画”。而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的倪云林，“初以董源为宗。及乎晚年，画益精诣而书法漫矣。”沈颢《山水法》在《落款》项下谓“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隐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画局。”这即足以证明绘画的成就，原与书法并无关系。宋以后，有一部分人，把书法在绘画中的意味强调得太过，这中间实含有认为书法的价值，在绘画之上，要借书法以伸张绘画的意味在里面。这便会无形中忽视了绘画自身更基本的因素，是值得重新加以考虑的。

（摘自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在艺术生产领域，只有中国油画这种艺术形式最典型地包容着它的国际性形式和它需要表达的民族记忆的冲突，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油画从材质、观念、方法上都积淀着西方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经验，当它被用来塑造中国的形象和承载中国的记忆时，它会以何种方式“出场”呢？

    从中国油画发展史来看，在革命意识形态占据支配地位之前，以徐悲鸿为代表的中国油画艺术正经历着和西方大致相同的发展进程：从古典写实的再现的艺术逐步过渡到抽象的意象的表现的艺术。但这些不同的艺术表现方法都力图和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与艺术形式衔接起来，都力图表达中国的民族记忆。革命胜利以后，从西方传承过来的艺术进程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苏俄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系格局下所形成的艺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绘画传统和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被移植到中国，形成了在中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写实主义油画。

    和所有的具有古典写实背景的艺术形式一样，中国的写实主义油画充分地表达了一个特定时期的中国民族记忆，它叙述和再现了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着力宣扬这个时期一直倡导的革命意识形态；至“文革”时期，写实主义艺术蜕变为“革命”的艺术，一种观念的艺术，艺术纯粹为观念而存在，艺术本身却被消解了。具有反讽意义的是，正是写实主义油画的这种观念性，为后来的中国流行艺术的蓬勃兴起，提供了适宜的温床和可以利用的材料。

    在中国的写实主义艺术长期一统天下的格局下，流行艺术从波澜不兴到蔚为大观，成为当下足以和前者并驾齐驱的一股最重要的艺术力量，原因何在？按西方艺术史的变迁规律来看，流行文化的兴起是西方艺术在古典写实时代终结之后历经印象主义、现代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等不同的艺术发展阶段后，由美国的文化霸权所扶持起来的一种话语形态，它力图通过消解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来消解艺术的神圣性，进而消解具有几千年文化积累的艺术欧洲的中心地位；它倡导的是一种平民化的艺术，主张艺术是通俗的、可复制的、可批量生产的；它实际上又重新确立了观念对艺术的崇高地位，艺术的任何形式在流行艺术那里都成了图解某种观念的符号和工具。很显然，流行艺术是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在美国的文化背景下，它实际上从来没有对现状的批判，它批判的只是艺术本身。中国流行艺术的崛起，有文化工业的既有逻辑，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作为国际潮流的流行文化在中国的反映，本质上它是一种移植的文化。

（摘编自荣剑《第三空间：抽象艺术的中国力量》）

信息时代更需经典阅读

    信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利，世界变得既立体又平面。所谓立体，是指信息的丰富性使我们很容易较为全面地了解事物，使我们处在一个与世界的立体联系之中；所谓平面，是指大家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威似乎在逐渐消逝。

    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普遍的焦虑弥漫在年轻人中间：我想知道一切，我也似乎能够知道一切，但却不知道我应该知道什么——选择的自由，使年轻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前辈们从未有过的恐慌。

    网络信息与传统出版业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较少受到社会理性的约束和过滤。网络上，越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就越具有吸引力，越容易受到追捧，这样的东西有很大几率是“脾气”，而不是具有深厚时代文化内容的个性。阅读上的羊群效应使人产生从众心理，很多青年人在潜意识里以为通过这种“海量”阅读就可以产生知识和智慧，就可以建立“三观”，但最终，他们得到的却只有空虚和焦虑。

    这时候，基础阅读或者叫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永不过时的东西，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共同选择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文化基础。

    经典阅读，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习得珍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比如读四大名著，孩子首先会为故事所吸引，而这些故事本身，都深深镌刻着中国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故事的演进，会帮助孩子们辨别正邪、建立是非观念，也使他们从中感受到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快乐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燃起追求正义的热情等等，而这些，都是生活的精神原动力。

    如果说小说主要作用于人的思维方式，诗词则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模式。比如小儿皆可诵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光美好，生命美好，不能因贪睡而错过，对春光的珍爱与对生命的珍惜已拆解不开，春光与生命，时代与生活是如此让人爱恋，以致使人们不愿放弃片刻的光阴；诗中即使含有一丝丝的伤感，也立刻在这种青春的情绪中蒸腾为对生活与生命的深情感受。爱读这些诗的孩子，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打个比方，经典阅读带来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最佳操作系统。越早安装越好，任何时候安装都不算晚。有了这个操作系统，我们就能更从容地面对海量的信息，摆脱喧哗和浮躁，消除恐惧和焦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沉静下来，知道哪些是要选择的，哪些是可以忽略的，世界因此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有意义。

（201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

    ①随着智能化时代大幕的开启，人工智能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迎面而来，不仅冲击着各行各业，也改变着我们的认识和观念。军事是对技术变化天生敏感的领域，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发展和应用正迅猛发展。当前，信息技术、传感器、大数据和物联网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将在未来战场上贡献独特的“机器智慧与力量”。

    ②恩格斯曾言，尖端科技的应用最早是从军事领域开始的。新科技显著提升军事作战能力时，便促成军事变革的发生。从军事变革史看，科学技术在历次变革中发挥着源头促发性、基础支撑性作用，谁具有技术变革的敏感性并首先实现技术上的突破，谁就能掌握新的战争规则。对一支军队而言，不能正确预判军事科技突破方向、把握战争形态变化，不仅会导致“技术代差”，更会导致国家安全等危机。美、俄等传统军事强国预见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都把人工智能视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智能化战争，并已提前布局，希望抢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先机，力求与潜在对手拉开“代差”。几个月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正式发布关于成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的备忘录，这将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在美军军事项目上的应用力度。俄罗斯也视人工智能为未来军事竞争的制高点，正加紧研制可以驾驶车辆的类人机器人。

    ③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成为人类迄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也可能成为最糟糕的事。”霍金对人工智能的这一评价，启示我们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要保持足够的审慎。未来，随着大量智能化无人系统运用于战场，战争成本将大大降低，作战人员的“零伤亡”有望成为现实，这极易导致军事强国在武力使用上更加随意。而在复杂战场环境下，高度智能化的无人作战系统极有可能出现识别错误、通信降级等问题，而诸如滥杀无辜、系统失控等潜在风险更会让智能武器成为人类的无穷隐忧。由此可见，事关战争的重大问题决不能轻易交由机器做抉择。即便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日益完善成熟，也不能放任智能武器的“野蛮生长”，需要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伦理等诸多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各国应加强社会安全监督管控，形成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军备控制的讨论与谈判贡献人类智慧；牢固确立人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的思想，实现对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控制让其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服务。

    ④今天，面对科技发展之“大变局”“大突破”，我国应站在设计战争、掌握制胜规则的高度，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对战争形态演变的内在驱动性影响，切实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我们需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搞好战略规划，密切跟踪前沿技术，以积极主动的作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摘编自《AI军事应用是一把双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