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中的“在河之洲”所指何地，多年来，从教科书到《诗经》的多种版本，均未明确注释。经我们考证，就在黄河中游，乃河南省济源市坡头镇西滩村也。

    翻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周代的版图上寻觅，便可以看到在万里黄河的中游，有一片像小岛似的滩涂，奔腾的黄河水，其主河道从这里一分为二，围绕着这片滩涂形成南北二水之势。然后，在滩之东端又合二为一，卷起滔滔巨浪，东流入海。这片多达万亩的滩涂，素有“万里黄河第一滩”之称。河南省济源市坡头镇西滩村的人们，世世代代就居住在这片被誉为“河心岛”的滩涂之上。

    从宏观上看，西滩与《诗经》十五国风“周南”所涵盖的地域有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指周南、召南等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关于周南，《辞海》解释中有“《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留滞周南’。《集解》谓即洛阳；《索隐》谓陕以东皆周南之地”之语。西滩与洛阳仅一河之隔，应属周南的统治区域。国风中的不少诗篇也都是河南地区的民歌。

    从微观上说，黄河古代称河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我国江河众多，但在古代尤其是汉代之前，除黄河外，所有的水系都不能称河。

    在周代的版图上，西滩可以说是万里黄河之中唯一人类能够定居的岛屿。多少年来，黄河西滩绿树掩映，农舍点点，瓜果飘香，渔舟晚唱，人们自给自足，民不交皇粮，官不征田赋，不谙水性的兵匪毛贼，轻易不敢越河进滩袭扰。村民们如世外桃源般地在此生息繁衍，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和文明。尽管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但是西滩从未被洪水淹没。

    西滩的形成和存在，自然也为《关雎》一诗的创作，奠定了基础，表现诗意的载体也就更加明确。

    《关雎》中的雎鸠鸟和主人公“窈窕淑女”采摘的植物——荇菜，西滩可觅其踪。荇菜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龙胆科类，今名莕菜，别称金莲儿、水荷、水葵。据《诗经植物图鉴》载：“荇菜分布于中国南北各省以及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生育于池塘及流动缓慢的溪河中。”1987年，济源中草药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在普查过程中，也在济源王屋山区的小溪边和黄河沿岸发现了大量生长的荇菜，当然也就包括西滩了。

    另外，从唐诗中也可以看出，西滩在古代就曾是古人的游览胜地。唐代诗人温庭筠有《河中陪帅游亭》诗曰：“倚阑愁立独徘徊，欲赋惭非宋玉才。满座山光摇剑戟，绕城波色动楼台。鸟飞天外斜阳尽，人过桥心倒影来。添得五湖多少恨，柳花飘荡似寒梅。”曾在王屋山学道的唐代诗人李商隐，也有《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诗云：“万里谁能访十洲，新亭云构压中流。河鲛纵玩难为室，海蜃遥惊耻化楼。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长与蒲津作胜游。”

    如今，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国家又在其下游15公里处修建了二坝——形成了一个23平方公里的西霞院反调节水库。昔日宁静的西滩，夹于其间。新西滩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小岛，但它无疑是一个充满人文特色的新景点。

（摘编自姚景强李立政《“河之洲”在哪儿？》）

怎样读中国书

余英时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功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功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做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需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地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的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地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 ，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

    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选自2013年第9期《悦读》，有删节）

不可复制的魏晋风度

张宏杰

    魏晋士人纵性任情，饮酒啸歌，其风度一直被后人追慕——除却清谈一面。孙登布衣蔬食，绝人间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阮籍“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

    许多士人的纵情越礼达到怪诞骇俗的程度。历史上最有名的片段是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阮修则“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饮”。阮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醉便眠其妇侧”。“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这些都令后世读者心向往之而行不敢至。

    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出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他们中的很多人视仕途为污秽之地，在权力面前表现出的傲慢令人吃惊：为拒做官，嵇康忍痛与山涛绝交；为拒权贵，阮籍曾一醉六十余日。《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既少年时期就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他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还是频招，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传统中国社会以功名利禄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魏晋时代坍塌了。

    从这些言说、举动和故事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傲视天地和独立不羁。如果说士族社会中的汉朝和唐朝更像贵族时代的西周，整饬有序，礼乐辉煌，文化雍容大度，那么魏晋就像贵族时代的春秋战国，是一个个性和才情能得以充分展示，因此极富创造力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春秋战国时代高度相似。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

    与皇权的不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世家大族的稳定性。许多世家大族势力急剧膨胀，甚至发展到“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类似领主状态。许多士族富厚过于王侯。东晋士族庄园遍布江左，他们“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园林拟上林，馆第僭太极”。正如柳诒微所说：“魏晋以降，易君如举棋，帝国朝代之号如传舍然。……当时士大夫以地方绅士，操朝廷用人之权。于是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仰亦所以抵抗君权也。”因此世家大族对皇权形成强大的牵制，以至于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

    在这种情况下，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许多旧门士人凭借门第资本，不再对权力俯首帖耳：“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世族们）犹昂然以门第自负。”一些门第高贵的士人，甚至对门第不如他久远的皇帝抱一种隐隐的睥睨之态。面对政治权威，他们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许多人甚至不屑于为皇帝服务。

（选自2015年2月下《杂文月刊》，有删改）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是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如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宽视野，完善知识结构，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已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学科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在时间上是现代文学的两倍多，但却是一个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年轻学科。在当前我国大力倡扬“文化自信”的背景下，直面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问题与困惑，并寻求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应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不容回避的议题。

    当代文学的学科建构离不开“外源性”的理论资源，而且事实上，它在推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热衷于向“西方取经”，过于偏重这些“外源性”资源。上世纪80年代我们崇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90年代服膺阿尔都塞的“历史总体性”和詹姆斯的“永远历史性”，新世纪迷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以及德里达的“解构学”。对于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同样顶礼膜拜、趋之若鹜。举例说，美国华裔汉学家王德威的论文《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发表，就无异于在国内现当代学术界扔进了一颗深水炸弹。一时间，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到处都是“被压抑的现代性”话题，甚至“没有……，何来……”的句式也到处被模仿。

    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不应失去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本范畴、主体身份和当代性品格。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要将落脚点转移到“内源性”理论资源上来，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二是中国的本土经验，三是清代“朴学”的实证方法。比如传统文化中的文章学传统、《史记》对理想文化人格的塑造和高超的叙事技巧，都可以成为我们撰写当代文学史的参照，并促使当代文学史家去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当代文学如何回归或复活传统的叙事美学与诗学，等等。当代优秀作家已清醒意识到：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演绎，也不是技术主义的炫技，而必须植根于本民族的沃土中，并通过“本土经验”的形象化和具体化，以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情怀、高贵的精神气质，引导人类走向真善美的新高度。关于清代“朴学”的方法论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的文明古国，也是作为史籍最为宏富的国度，在历史化问题上自有其广博而又独特的资源、思路和方法。”不过，必须看到，清代“乾嘉学派”那一套方法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是有用的，但它的琐杂考证和重学问而轻人文的理论对于建构当代文学史应有的广度、厚度和深度，则是无效甚至是不利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王瑶说过，文学史学科“总要发展，要突破过去，要后来居上。每个时代都应该达到自己时代的高度”。期待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文化自信心的恢复，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也将脱羽成熟。

（摘编自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

    “江南”自古以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更是一个文化生命的概念。王阳明走向江南之江南，徐霞客也走向江南之江南。南方的司马相如、苏东坡、郑珍、莫友芝也走出去了。只有走出去，才有精彩的东西表现出来。很多人都往更远的南方走。作为人文渊薮，历史上的江南不断将其蕴蓄丰美的生命能量，向其他地区辐射，而其他地区被江南文化影响之后，其固有文化也往往被激发出别样的光辉，反过来影响江南文化，如佛家《华严经》中所说的两镜互照，重重相映，交光递影，以至于无穷。

    不必讳言，黔贵文明虽然历史悠久，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一直到明代中后期文教才逐渐昌明起来。由于历史上地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化互动也当然主要以江南对西南的影响为主，这是一个历史的主基调。在此过程中，有两个关键词。第一是“人能弘道”。移民、政府所派官员以及迁客谪官等人在文化传播中起到很大作用。如所周知，阳明留居贵州虽仅三年，然而在此期间讲学授徒，以其非凡的精神高度与人格魅力使得黔中俊才云集景从，影响至为深远。作为一代大儒兼诗人，阳明先生对黔贵文化的影响，不仅在于倡导知行合一的良知之学，化民成俗，改善民风，也体现于对诗书文明的传播。黔地诗人名家辈出，实自阳明来黔之后。中国文化是人文文化，人在文的前面，人能弘道。人可以化成天下，阳明之于黔贵，正如文翁之于四川、韩愈之于潮州、苏轼之于海南的文化影响。而阳明一生中至为关键的“龙场悟道”，则与他在黔贵特殊环境中动心忍性的磨砺有直接关系。

    第二个关键词是“时代震荡”。就像地震产生地震波，某些重大的时代变革往往更促进并深化江南向更南方的文化波动。明清易代之时，中原及江南一并沦陷之后，使得滇黔边徼之地成为文化精英避地之所，一时黔中士人与江南士人萃集一地，互动频繁。待明社既屋之后，诸人为全志节或隐居不仕，或遁入空门，隐居者如贵阳吴中蕃与朱文，逃禅者如遵义黎怀智与玉屏郑逢元，这些黔中士人与避地来黔士人一同构成明遗民诗人群体。值得注意的是丹徒钱邦芑，他曾隐居余庆他山，聚众讲学；还曾邀请语嵩和尚到贵阳牟尼山讲法，振黔地宗风。而钱邦芑后来为躲避张献忠部下孙可望的逼迫，也祝发为僧，宗教与政治在这一阶段关联甚深：心系故国、志图恢复者不得已则逃禅方外，逃禅方外者也往往心系故国而有忧世之思。钱氏周围凝聚了一大批有志节之士，对当地文化产生了相当影响。可见江南以一代人物、宗教文化开拓华夏新境，变边疆而为中心，化宗教而为政治的重大贡献。

（选自《文汇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