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吟诵

    吟诵是什么？或者，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吟诵是什么？吟诵是传统文化、古典诗词不可或缺的一种美的表现形式，有着独特的文化和艺术内涵。

    初次接触到吟诵的人们，新奇之后，往往会问：古人是这么“吟”的么？这是原汁原味的古调子么？事实上，现在所有古典诗词的吟调，包括出自那些已经八九十岁、曾经接受过私塾教育的老人之口的吟调，都非古调。理由很简单，一是数千年语音变迁，所谓的“正宗”古音并不存在。其次，古人吟诵皆口耳相授，声音实况没有记载。古调绝响，无从谈起。但是，语音变迁之中，仍有不变的因素。比如“入声”被认为是一种“原生态”，华东、华南、西南以及台湾地区的方言就有入声，还保留了某些中古语音的特征，当地一些八九十岁老人还能以此为我们传递唐诗宋词微妙的声情韵味。

    吟诵这个词，其意既可指吟，也可指诵；或者两者兼有，泛指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诵读。吟诵合称，表明至少有两种方式，即吟和诵。从有利于传承的角度说，概念或者叫法还是统一为好。台湾统一叫吟唱，大陆统一叫吟诵。吟诵的叫法，好在把吟和诵组合在一起，提醒人们：吟是从诵之中来的。吟唱的“唱”也并非一般的歌唱，是从吟读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且不受固定乐谱束缚的自由唱。或许，比较方便简单的分类有三：诵、吟、唱。这当中，“诵”为基础，“吟”是结果，“唱”是升华。一个现代人，要想得到古人那种自由吟诵的境界，一是要吟出自己的调；二是要随“调”随出，想吟就吟；三是音情并茂，韵味十足。

    其实吟诵的根并不是一般说的古诗词文，而是传统蒙学经典。传统蒙学的本意在于“播种于心，求其日后自己发芽”，用“经典”打底，扎根在童心之内，故所读所诵必为精挑细选出来的好书好文好诗。中华文明，日积月累，不断生发，产生了众多的人文经典。多且文字繁难的经典，须经过“中介”的智慧，化繁为简，化难为易。这个转化的结果，便是各种蒙学教材的诞生。于是，中华“经典”的核心思想化作朗朗上口的韵读文字，随着熟诵、吟诵渗入人心。

    古人把作诗称之为“吟咏情性”，诗在性情里，把诗从情性里吟咏出来，即为诗。而诗的鉴赏，则是从相反方向进行，靠吟咏作出来的诗，还须回到声音里体会。所以，“吟咏”的作用，不单是所谓“语言的艺术”问题，或艺术的审美问题，最根本的是它内涵着传统的“性情”。

（选自2012.3.29《人民日报》，有删改）

【注】蒙学，即蒙馆，启蒙的学塾，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或小学。

沈从文的眼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沈从文一家居住在昆明呈贡的乡下，被敲响的搪瓷盆子震醒，加拿大老人彼得满村子奔跑，把喜悦传递给饱受战争灾难的乡村。一声声撼耳的敲击声，撕裂夜的安宁。破碎的瓷盆震动沈从文的心灵，他永远不会忘记。

    放下笔，抬头向窗外望去，天色放亮，新的一天如期降临。在澄澈的空气中推开门，沈从文离开了家，向着滇池的方向走去。

    清晨的大地，风播送让人抑制不住的兴奋。阳光下的野花，似乎开得和往日不同。叶脉上滚动的露珠，处子一般纯美，沈从文流泪了。这不是个人的小资的伤感，而是大爱和大恨。一个民族经历了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把侵略者赶出了家门。9月9日，是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报上刊登的消息，这天是日军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两件大喜事，像中国传统的双喜字，喜上加喜，对于情感丰富的沈从文来说，怎能在床上、在睡眠中度过不平静的夜呢？

    面对滇池，阳光在水波中欢快地跳跃，群峰在雾气中时隐时现。大自然清洗了淤积的痛苦，一缕雾岚，一朵阳光，扑面的风儿，把沈从文牵往远方。眼前流动着逃难的日子，在天津，在烟台，在济南，在武汉，在常德，在昆明，饥寒交迫的人们，在逃难的路上，生离死别。大好河山沉沦在战火硝烟的背景里，沈从文记住的情景，是不可愈合的伤口，不是文字所能录下的。想起了家乡，想起亲人，沈从文的眼泪流了出来。

    当天亮的时候，放下手中的笔，沈从文的心态和九年前相比发生了变化。时间不但改变了人的年龄，经历过的事情，也使人有了沧桑的味道。

    沈从文的眼泪复杂，他的哭声从胸中爆发出来，发出的呐喊伴着冬夜，向人生宣战，向黑夜宣战。饥饿和寒冷，贫穷和艰苦，虽然，会使人的肌体遭受磨难，但却让人坚定了信心。

     沈从文的眼泪纯粹，经受了人生的大起大伏，却没揉进一点杂质。对于沈从文来说，保持平常的心态，对人，对事物始终用善良和宽大的心胸迎接一切，不管是风，不管是雨，不管是阳光，都能在他大地似的胸膛上存留。这和他少年时留恋大自然有关系。沈从文喜欢听音乐，听肖邦，听贝多芬，听文图里尼淳朴的歌声。每次听，那音符如同家乡河水上的阳光，在情感的河流中跳跃，他露出久违的激动。沈从文在音乐的河流，驾驶文学的船，写下对家乡的思念，心灵世界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

    沈从文爱家乡的“傩堂戏”，有一次他和李辉在聊天，一说到“傩堂”两个字，平静的脸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张开嘴，笑出了声，那种开心的笑，到了沈从文这样的年龄，所有的功利都是云烟。但是家乡在他的生命中不是轻描淡写的场景，是他一生的牵挂。一句家乡话，尤其是从小就好听的“傩堂戏”，泪水涌了出来。

    沈从文的笔，触进大地的深处。他的文学和人生都带有童话的色彩，他用笔在童话的罐子中吸足了五彩的墨水，写出了淳朴的人，博大的土地，清澈的河流。沈从文关注民间，这和他从小喜欢沈从文的笔，触进大地的深处。他的文学和人生都带有童话的色彩，他用笔在童话的罐子中吸足了五彩的墨水，写出了淳朴的人，博大的土地，清澈的河流。沈从文关注民间，这和他从小喜欢“傩堂戏”有很大的渊源。民间形成了沈从文的艺术个性，在自己的思想脉络中，他选择人物，选择题材与众不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很多的作家，从大地走出来，但却没沈从文的个性鲜明，那么强烈。

    沈从文的眼泪有声音，有色彩，有记忆。

（摘自《浪漫沈从文》，有删改）

    ①黄梅戏是从民间的采茶调，发展成为如今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它的发展及艺术特点的形成是学习借鉴的结果。

    ②黄梅戏原名“黄梅采茶调”，起源于唐初。清乾隆时期，湖北黄梅县一带大别山采茶调传入毗邻的安徽省怀宁县等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其后黄梅戏又借鉴吸收了青阳腔和徽调的音乐、表演和剧目，开始演出“本戏”。但作为地方剧种，黄梅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念白及唱词，很多用的是地方语言，剧情反映的也是老百姓所熟悉的故事和人物。黄梅戏中经常演出的大本戏，只限于男女情爱、伦理道德等，很少演出反映重大历史题材及文学经典的剧目。黄梅戏长期以来局限在安庆地区以及安徽其他地区范围内演出，这也局限了眼界和视角。黄梅戏的传承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作出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③首先，在形体语言上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吴亚玲主演的《墙头马上》，就在形体语言上做了很大突破，这出戏把舞蹈和戏曲程式经过精心提炼，二者融成一体，戏中人物形象达到了现代古典艺术的审美高度。《墙头马上》的成功，使我们相信：形体语言的拓展与解放是可行的，甚至是必须的。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也不能本末倒置，失去剧种本身的特点，而应当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所以，黄梅戏在继承的同时，需要学习借鉴，与时俱进，逐步建立起具有自身特点的、完善的艺术体系，从而向更高的艺术领域 迈进。

    ④其次，要创新运用声光电等新技术手段打造感观盛宴。近些年来，大量的高科技声光电产品运用到舞台上来，这奠定了灯光在戏曲表演中的重要地位，它不光把环境和人物照亮，更把人物立体化，背景生活化，为舞台美术增色添彩。舞台灯光在戏剧舞台中有了思想，起到了刻画人物、转换时空、渲染气氛的作用。新创作的3D版舞台剧《牛郎织女》正是一部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视觉大餐，为黄梅戏舞台艺术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此可见，积极研究与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将会越来越成为黄梅戏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

    ⑤最后，要处理好新剧目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今，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如何处理好新剧目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这也是每一个文艺团体所面临的一个比较难的课题。黄梅戏剧团转企后，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一个企业要生存下去，经济效益是第一关注点。没有了效益，企业就失业了生存的基础，艺术创作也就无从谈起了。但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就会忽视艺术创作，忽视生存的意义，最终也会因为没有好的艺术产品提供给社会而退出市场舞台。所以，在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如何博弈，成为了在市场经济下顺利发展黄梅戏艺术的最重要的课题，这一点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也同样适用。

    士人与文人虽然都是读书人，但两种人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明朝正德嘉靖以前，中国主流文化主要是由士人的人格引导的，他们具有强烈的用世精神和济民情怀，因而他们代表的文化就是人格文化，或表现为庙堂文化——达则兼济天下；或表现为山林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进为统治者服务，退则隐居山林修炼人格。士人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自己的欲望为出发点。士人的表率或是居庙堂之高忧国忧民的范仲淹，或是处江湖之远一边过苦日子一边心怀天下的陶渊明，或是杀身成仁的文天祥。从明朝隆庆万历起，以文人为表率的人性文化开始成为主流，强调真性情和享受。文人居于市井，热爱享受。他们热衷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市井文化。对他们来说，跻身官场往往琐碎险恶，隐居山野又过于清苦。当然士人有时也会表现出一些人性的温情，而文人也时常做出一副悲悯的样子，人格与人性不能说不可得兼，但崇尚人格高尚的士人往往视人性放纵为仇敌，而人性真实的文人又总是以仕途经济为笑柄。人格与人性“冰炭同炉”又“形同水火”。我以为，人格文化主张为社会、为别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它是伪道学，因为它压抑人性。明代之前中国也有零星的文人，如李白。李白与苏轼的区别就是典型的文人与士人之分。“太白有东坡之才，而无东坡之学”，“学”即为兼济天下的学问。

网给文学经历20年快速发展，当初混沌的面容、模糊的概念，已经被网络平台细化为玄幻、都市、历史等类型，已收获丰富的作品、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各方的关注。但在爆发式增长的同时，有关其价值及合理性的质疑也不绝于耳。

网络文学起始之时，互联网对公众是一片全新天地，在线写作带有拓荒性质。开放的网络环境更是降低了发表文学作品的门槛，网络文学作家日更的过程也是接受读者的建议调整思路的过程。互动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但读者在交流互动中的批评建议多是随感式、点评式的，只言片语中有赞赏也有恶搞，专业的文学评论的声音略显微弱和滞后，缺乏正能量的导向，缺乏有深度的客观评价，无法对海量网络文学作品进行及时引导。文学评论要拉近与网络的关系，网络文学也要拉近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对于网络文学来说，网络只是载体，文学才是核心。文学则应趋向经典，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志在创作经典的作家，都逃不开前人“影响的焦虑”，而步入经典行列则必须具备挣脱影响的“陌生性”，也可以称之为原创性。“影响的焦虑”和“陌生性”两个关键概念，恰可用来讨论当下网络文学如何趋近经典的问题。

那些早期网文作者，实际都充当着经典的媒介转化者一一创作平台虽然从论坛、网页到手机，心中构想的样式，却脱不开对优秀作品的经验认知，也就是以经典为参照系，使以往媒介中的经典借他们之手向新媒体拓展。其表达方式和界面是全新的、开创性的，但核心和本质却是对经典的继承。所以，网文呈现出的新奇特异，并不来自文学革新，而是在于媒介表现形式的新颖。《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诛仙》《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在网络上呈现出文学的新句式、新语体和新题材，表现出文学的新媒体面貌。它们天然具备表达的陌生性，是网文中最趋近经典的一类，它们的成功，离不开新媒介红利。

与网络文学知名度和高曝光率同时到来的，是网络文学的盈利模式对网络文学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题材方面，类型细化让创作范国收窄，甚至套路横行；二是在创作体裁方面，收费模式让长篇小说一家独大。如果网络文学作家以市场价值为旨归，网络文学就会陷入由盛而衰的境地。

国家相关文件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实施网络文艺精品创作和传播计划，推出优秀网络原创作品，这为网络文学发晨指明方向。网络文学在褪去新媒体光环后，要继续保持动力和原创性，也必须突破产业局限和利益刺激，立足长远，打造精品。当快速码字能传达出作者的审美感知，表现出内心世界的倒影，让读者回味蕴藉诗意，渗透出高尚的人文精神，网络文学精品就已经不远了。

（摘编自党云峰《网络文学需精耕细作》和《光明日报》2019年4月6日）

材料一：

任何一种区域文化，只要它自成一体，具有独特的结构与功能，都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区域地理的相对完整性，二是文化传统的相对独立性。一般说来，江南文化在区域地理上的相对完整性是大家公认的，而江南在文化传统上的独立性，则是一直很成问题的。

表面看来，与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江南地区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这是康熙写给江南大小官吏的两句诗。这两句诗很值得玩味，一方面，它表明政治家的眼光看得很准，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江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特别是明清以来。另一方面还可以说，政治家毕竟只是政治家，所以只能看到对他们统治有用的物质财富与人力资源。但这个江南，与一般人心目中的“江南”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两方面显然不能看作是江南文化最核心的东西。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江南更多的是一个诗与艺术的对象，是“三生花草梦苏州”的精神寄托，也是“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宿。它可能很大，大到是白居易诗中的杭州，也可能很小，小到如李流芳画里的横塘，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超功利的审美存在，与帝王那种实用的江南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有必要问一下，什么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它自身所独有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来发现。第一，仅仅有钱、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即政治家讲的“财赋”，并不是江南独有的特色，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以与它一比高下。第二，政治家讲的文人荟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地区，在这一方面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江南之所以会成为中华民族魂牵梦萦的一个对象，恰是因为它比康熙最看重的“财赋”与“文人”，要再多一点东西。多一点什么呢？这也可以在比较中去发现，比如，我们可以说，与生产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比，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而与自然经济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区相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围。但使江南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真正拉开距离的，老实说却不在这两方面，而是在于，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之向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基本上没有涉足。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才超越了“讽诵之声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如果说，由于文化本身是无所不包的，在江南文化中同样有伦理的、实用的内容，它们与北方文化圈也是一脉相通的，那么也可以说，只有在审美自由精神这一点上，才真正体现出古代江南文化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是其他区域文化不能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把审美精神看作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南是古代诗意生活的一种象征。它并非一个实在的地域概念，而是一种观念，或者说是皇帝与士人脑中的想象。江南不是政治、经济、地理上的长江三角洲，而是一种在中国文化地图上的一片永恒的青山绿水；它不是现实世界中那片富足的养活了无数南国儿女的鱼米之乡，而是一个从唐诗宋词乃至更早的南朝就开始的只有诗性心灵才能忆起的美丽梦境。

另一方面，在这里也需要做一点补充，把审美精神看作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并不是说中国其他区域文化都没有审美创造，而是说这不是它们最显著的贡献。以齐鲁文化为例，它当然也有自己的审美性格，如孔子就说过，他最赞同的人生境界，就是带着几个大人、几个小孩，到春天的郊野中去春游。但在儒家文化中，由于沾染了太多的道德色彩，儒家的审美活动就不够纯粹，它经常发生的一个异化，就是“以道德代替审美”。

（摘编自刘士林《江南诗性文化》）

材料二：

明清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从表现形态来看是起居、饮食、养生、娱乐、消遣等几个方面，他们以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作为审美对象，一枝一叶，一琴一鹤，一饮一啄都能以审美眼光看之，我们可以说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是审美的、艺术的。张潮说：“松下听琴，月下听箫，涧边听瀑布，山中听梵呗，觉耳中别有不同。月下听禅，旨趣益远；月下说剑，肝胆益真；月下论诗，风致益幽。”江南士人审美的日常生活形成的原因是他们具有审美的心胸，以审美的视野去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因此原本平凡的事物就具备了审美的意义，这既是士人的人生态度，也是生活策略。

从美学的本体来说，江南士人将“闲”看作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和意义，“闲”是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美学的根源和最后的归宿。“闲”能使士人以别样的视野审视人生和寻求人生的意义，其归属在于从生活中去寻求这种无关功利的闲适，是一种疏离了现实利害关系之后的超然心态，是感性生命活力的自然释放。

“闲”的内蕴是生命意识的审美化，是在一种情感维度中来感受生活，它常常依附于一些简单的事物中，比如下棋、钓鱼、赏花、闲侃等等事情。由于懂得生之可贵，因此那些看似简单细微的事情在生命的语境中变得具有意蕴。士人将生命的价值寄予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意味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名缰利锁的困扰，生活也就在毫无牵绊的顺畅中如行云流水一样悄然滑过。正如李渔所言：“把钓观棋，一朝即过，不信日长如小年。”又云：“枕上闻啼鸟，花间鸣素琴。闲来理残编，悠然自古今。”

明清时期士人将“闲”作为日常生活的广泛追求和臧否人物的尺度，“闲”与“忙”是有区别的，“忙”有着鲜明的功利色彩，这是一种苦的生活方式。“闲”带着生活的审美色彩，诸如游山玩水，四处闲荡。“闲”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关键是要换一种视角去看生活，人只要暂且放下心头的名利之思，也可以发现生活中的一时闲乐。另一方面，这种“闲”与儒家赋予道德审美意义的“闲“不同，儒家关于“闲”最为著名的就是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颜回这种闲且乐的生活一直是儒家所推崇的境界，因为它和人的道德相关，能够在物质简陋的情况下悠然自得，是人的道德境界的体现。很明显，江南士人并没有这个特点。他们更多注重的是自己的感受，追寻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而相应淡化了身上的道德责任感。

摘编自赵洪涛《明末清初江南士人日常生活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