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周制、尚文、礼乐是一组连续性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推崇周制，原因在于它的尚文，即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而周制之所以被认为是尚文的，原因则在于它在诸多治国方略中选择了礼乐。有一套贯通天道人心的价值体系：首先，就礼乐与人内在精神欲求的关联看，它是“尽精微”的。孔子云：“礼云礼云，玉帛云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就是强调礼乐在人心灵深处的奠基性。其次，就礼乐与天道自然的关系看，它是“致广大”的。《礼记·乐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则将礼乐看作了充塞天地、洋溢万物的普通概念。

    那么，在心灵的精微与天地的广大之间，礼乐如何存在？礼分为礼制、礼仪、礼容、礼器等诸多维度，乐则可分为乐德、乐语和乐舞。在礼乐之间，礼为人的行为建立秩序，为了使这种秩序洋溢出生机活力，要以乐弘礼；乐作为使人性释放的力量，则极易导致人欲的泛滥，所以又要反过来以礼节乐。礼与乐两种相互制衡的力量，共同塑造了一幅和谐社会的理想图景。至孔子时代，诗与乐分离，礼乐并举被进一步具体化为诗、礼、乐三分。个体的成人之路和国家的致太平之路，统一被规划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式的三段论。这样，在由周制、尚文、礼乐、诗礼乐等一系列概念规划的价值体系中，又进一步显现出一种阶梯式的上升之路，即在诗、礼、乐之间，存在着次第性的超越关系，乐境代表了理想政治所能达至的最高境界。

    至此，我们当能总结出一个儒家政治次第上升的价值序列：首先，在礼乐与刑政之间，刑政是现实性的，礼乐是理想性的；其次，在礼乐之间，乐对礼具有超越关系。再次，春秋晚期，虽然诗与乐发生了分离，但在根本意义上，中国上古时期的诗、乐、舞是不分的，它们共同归属于“乐”这个大概念。据此，如果说“乐”代表了中国政治追慕的最高境界，那么理想的政治也必然是被富有乐感的艺术表征的政治。

    从以上分析看，礼乐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概念，它既具有内在的深邃性和饱满性，又具有外在的弥漫性和上升性。就其深邃性而言，它奠基于人的自然本性，即“人不能不乐”（《荀子·乐论》）。就其饱满性而言，它以诗、礼、乐、舞等艺术方式诉诸人间教化，使现实世界成为一个被诸种艺术元素配置而成的美好世界。就其弥漫性而言，礼乐不仅规范人世，也通达自然，从而使礼的秩序和乐的和谐成为一种贯通天地人神的宇宙精神。就其上升性而言，礼乐在世而超越。按照儒家的三世说，人类社会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进化，其中的“太平世”正是礼乐政治最终实现的时代。据此来看，如果说审美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那么诗、礼、乐、舞等则是它的践履和展开形式。

（选自刘成纪《中国美学与传统国家政治》，有删改）

怎样读中国书

余英时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做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

    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正如苏子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选自《悦读》有删节）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转变，不少老年人不再单纯满足于“老有所养”，而是追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文化养老日益盛行，老年大学因此“一座难求”。虽然很多老年大学都想方设法增加课程、扩大招生，但仍难满足老年人热情高涨的“求学”需求。

    比起适龄儿童“入学难”，老年人想要进入老年大学继续学习无疑更难，因为“僧多粥少”的矛盾更为突出。资料显示，国内面向老年人的教育机构已经超过7万所，有800万老年人正在进行学习。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4亿人，约占全国人口数量的17%。两相对比可以得知，在相关教育机构学习的老年人，仅占老年人口数量的3%，老年大学“入学难”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以“大学”为名，老年大学与普通大学还是有较大差别的，其中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体现在学历文凭上。实际上，老年大学之所以受到追捧，并不是老年人想要如年轻人一样获取更高学历，而是老年人想要通过学习提高技能、扩大交往，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对老年人来说，兼具学习与社交功能的老年大学，无疑是满足精神赡养需求的绝佳选择。因此，老年大学“入学难”的另一面是一些老年大学的学生迟迟不肯“毕业”。例如，郑州一位九旬老人已经上了28年老年大学，从建校开始持续至今，决心做一个“永不毕业”的学生。

    老年大学普遍收费不高，鲜明的公益性是老年大学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从扩大老年人“入学率”的角度打量，老年大学应该设置一定的毕业年限，但从实际操作层面却很难付诸实践，一方面是因为能够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场所还太少，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老年大学都是企事业单位自主开设。

    北京、济南等地相继发布《关于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意见》，不约而同提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要推动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办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促进老年教育与相关产业联动。面对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现状，“社会化”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面向社会办学，意味着企事业单位老年大学敞开校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意味着民办老年大学可以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在发展老年教育的基础上，有必要不断丰富文化养老的形式和载体，如果老年人能有更多“老有所乐”的去处，自然能大大缓解老年大学的压力——老年大学应成为培训文化技能的基地，而不应成为享受文化生活的“避难所”。

    为了满足老年教育需求，今后5年之内，我国计划将目前3%的老年人学习人数提高到20%，由此意味着，至少有5000多万老年人将在老年大学或教育机构里学习。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关乎千万老年人的福祉，而且体现着文化养老的政府责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步子不妨再大一点。

《光明日报》（2019年03月01日11版）

    以反映现实生活为己任的文艺创作，既是时代的视窗，又是精神的花朵，并由此而铸就其“新”的禀赋与“美”的特质。这就使任何内容与形式的文艺创作，都必须以独具的魅力和特殊的方式传递出一种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以使人们在审美的过程中既可观瞻生活的胜景，又可实现认知的提升；既能获取艺术的欣悦，又能采撷思想的果实；既会驱散心灵的空虚，又会增强进取的信心。

    文艺作品所充盈和辐散出来的向上、向前的力量，其最大的聚焦点就是真善美，而真善美在意识层次和社会层面，则属于道德范畴。虽然各种文艺作品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文本与辞章、形象和故事永远都是其基本的构成要素，并由此形成了文艺创作的道德决定论。诚然，文艺作品中的道德传递确实不像社会伦理学那样富于思辨力和逻辑性，但这只是存在方式的不同。

    事实上，自从《诗经》《离骚》开启了文艺创作的先河之后，道德含蕴与道德评判就一直是文艺的主体形态和至高绳墨。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被广泛接受和认同，并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甚至被奉为经典，正是隐匿于其中的道德内曜所致。孔子所作的《春秋》，之所以能让乱臣贼子闻而生“惧”，便是因为书中融贯了强大的道德力量；鲁迅的小说，看似在讲故事、写人物，但力透纸背的文字无一不是鲜明而强烈的社会道德评判。

    这并不是个例，而是一道铁律。任何文艺创作都必须恪守和遵从。否则，只玩形式、玩技巧，忽视作品的精神品位与道德内涵，注定是难成正果的。文艺的天性和天职从来就是发现美和创造美，就是弘扬良知与布达道义，就是宣示真理和传播文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文艺始终以创造文明和弘扬道德为己任，并以优美的形式和诗性的表达忠实记录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足迹，使我们得以从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并为此而由衷地将之称为“经典”与“史诗”，永远地将之定格为思想的圭臬和道德的范式。

    在文艺创作中，真善美是道德的最大极和文明的最高值。创作主体只要在创作实践中抓住了这个关节点，并加以艺术化、审美化的实施与表达，就一定会创作出社会认可、受众认同的优秀作品。做到这一切是创作优秀作品的必备条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切，则是须经过多方砥砺和艰苦磨炼的。除了艺术技巧方面的艰苦磨炼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思想、精神、道德上的不断淬冶与提升。处于改革时代与发展大湖中的艺术家们，更应当源源不断地用精品佳作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点亮人生、纯化生活、助推发展。

（摘编自艾斐《发掘和表现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使命》）

    宋代年间，广州的外商聚集区——蕃坊之繁荣。主要为外商服务的翻译也逐渐增多，但据史料记载，在京城礼宾院（宋代专为接待各国使节设立的机构）服务的译员，身份地位很低，逢年过节接受朝廷赏赐的时候，不过与奶酪匠同列。

    但由于翻译与外商甚至外国使节打交道，时有突然发达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当年有个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贫困，到庙里打杂谋生，遇见了一个通晓“南蕃诸国”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将自己通晓的外语渐渐传授于他。后来王元懋逮了个机会随船出海，来到占城国（位于今越南南部）、，当时占城古国正急着跟大宋朝廷“攀亲戚”，以获得保护，通晓两国语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充任翻译之职，后来又娶了公主，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变身“驸马爷”。

    像王元懋那样靠外语技能改变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见。据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广府地区已有很多有胆识的商人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诸多古国“闯世界”去了。他们脑子好使，在国外待久了，逐渐熟悉当地语言，就可以凭借“双语”优势，充当贸易中介，甚至为向朝廷进贡的使团做做翻译，地位比在国内高很多。

    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锺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诬“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

（摘编自《宋代广州就有翻译了，然而这个行业说起来很心酸》2019年2月22日《广州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