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与苏东坡比肩的文化大家

    黄庭坚幼时聪颖早慧，属于神童。他5岁就能背诵五经，“坚幼警悟，读书五行俱下，数过辄忆。”他的父亲黄庶追慕古代大哲，用上古时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八恺”之一“庭坚”为其命名。良好的家庭环境，让黄庭坚从小就深受文化的浸染，他的出类拔萃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父亲的去世使得15岁的黄庭坚不得不跟着舅舅到淮南游学。在扬州，他认识了诗人孙觉。孙觉是著名经学家胡瑗的高足，对黄庭坚极为赞赏，后来干脆把自己的女儿兰溪许配给了他。两位长辈的悉心教育，让黄庭坚受益匪浅，他们清廉的官风，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嘉祐十一年乡试时考官李询击节称绝，谓“此人不惟文理冠扬，异日当以诗名擅四海”。第二年终登进士榜。

    对黄庭坚一生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苏东坡。他以一块洮河石砚作为见面礼，登门以弟子的身份拜见了老师，正式成为苏东坡的学生。随着师徒二人聚会京城，黄庭坚也迎来了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在汴京三年的时间里，黄庭坚与苏东坡朝夕相伴，得以亲耳聆听老师的教诲，受益良多。他对苏东坡极为仰慕，痛惜跟老师学得太晚。苏东坡也为这样的奇才弟子而十分高兴，说“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俩人在一起讲道论艺，酬唱赠答，切磋诗文，鉴书赏画，诗词唱和达百篇之多。此时黄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高峰，他的声名也越来越高，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以至有了双星闪烁、“苏黄”并称的说法。可以说，得遇恩师苏东坡，是黄庭坚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与黄庭坚过人的才华相比，他一生的仕途极为黯淡。当官不得领导喜欢，关键在于他总是坚持以民为本，“民为贵，君为轻”，把百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施仁政，抚黎民，建功业”。例如他在《虎号南山》中，对虐民的苛政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流民叹》则描述了震后又大涝，数万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图景。这些作品渗透出强烈的关心国运民生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仁政爱民也成为他从政的核心理念，他曾摘“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来勒石自警，展现了感人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随之，他终因朋党之争和文字狱而遭贬。贬谪诏书下达时，左右的人皆因蛮荒之地，少有人烟而替他哭泣，而黄庭坚却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

    或许正是在政治上屡受打击、生活上经历了太多的不如意，让黄庭坚有了更多对于人生命运的思考，反而成就了他文学艺术上的辉煌。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他首先为人所推崇的就是诗词。“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曼妙诗句，皆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对宋代诗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认为“诗，乃至一切艺事，不能落于俗格”。那何为“不俗”呢？“不俗”有两种：“语言高妙，似非吃烟火食”“笔下无一点尘俗气”，是为诗品不俗；“临大节不可夺”“与天地相终始”，则为人品不俗。在二者的关系上，他提出“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说到底在他眼中，没有人品的高洁，诗品必然俗不可耐。

    黄庭坚说得好，做得更好。他的一生，屡受恩师苏东坡的牵连，但他从未为避免贬谪而与老师划清界限，更不会暗施冷箭。这种人生境界，保证了他诗歌的骨力，读来不仅意境悠远，而且荡气回肠。

    与诗歌相比，黄庭坚的书法更为有名。

    黄庭坚书法师从周越，一学就是二十年，他行笔中一波三折之势即受益于此。尽管黄庭坚练字刻苦，但作品却难入高手法眼。一次应宝梵寺住持之请作草书数纸，苏东坡甚是赞赏，但钱勰认为太俗。钱勰说：“你如果见过怀素《自叙帖》，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黄自此不肯为人作草书。

    不过黄庭坚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一边从王羲之等大家的书法中汲取营养，一边师法自然，苦思突破的路径。船工划桨的整齐动作激发了他的灵感，得以初悟草书真谛。被贬为涪州别驾，意外地见到了怀素《自叙帖》真迹，将《自叙帖》借回家，废寝忘食地临摹和研究，草书技法由此突飞猛进。

    通过兼收并蓄，大胆创新，黄庭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终得自立门户，与苏东坡、米芾、蔡襄被时人并称“宋四家”。

    “诗品、书品、人品”，黄庭坚的艺术品格，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的风骨，更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求的精神境界。

（摘自2014年第3期《文史天地》，略有删改）

我与父亲汤用彤

    白岩松问我：“你和你父亲相比，你觉得有什么不同？”我说：“我父亲主要注意的是‘为学术而学术’，关注的是民族和国家学术的发展，他把精力都花在写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上。听胡世华先生说，“九一八”后，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飞，我父亲照样讲他的佛教史。虽然我对学术研究也有兴趣，也写了一两本书，但功力比我父亲差多了；只是，可能我比父亲更加关注现实。”

    我自知在学术文化上是不能和父亲相比的。父亲从小就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等，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我自小上的是新式学校，小学时，学习平平，没有什么大抱负。由先修班升入北大本科也很勉强。到大学后，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但有些课程也只是考个及格，有的课程没有能坚持学下去。但有些课我学得比较好，如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西洋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等。从上述选课情况看，我是比较重视西方哲学学习的，但这比起父亲在美国学习的四五年是相差很远的。我从哈佛大学拿到一份父亲在哈佛研究院的成绩单，现列于下：

    1919至1920年，用彤先生选修了“比较文学”和七门“哲学”课；1920至1921年，选修了三门“印度哲学”、五门“哲学”和一门心理学课程；1921至1922年，选修了五门“印度哲学”、一门“宗教史”、一门“哲学”和一门“心理学”

    成绩单上还写明：

用彤先生于1921年2月28日获硕士学位。

    父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从事他的学术研究的。回国后的20余年，正是他人生最有思想活力的时期。他全心地做研究，常常研究到深夜两三点。其书数易其稿，才得以成为权威性之著作，至今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

    父亲的著作不多，真正成系统的书有四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印度哲学史略》和《隋唐佛教史稿》。他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而我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大体上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我本来有野心想写一部《魏晋南北朝道教史》，以期能和父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样为人重视，但是我仅仅在北大教了两遍“早期道教史”，就匆匆写出了那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一书，前后也不过两年多时间，怎么能理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那么复杂的问题呢！

    不过，我也许比父亲更加关注当前的现实社会。父亲自20世纪20年代后专心学术研究，是从长远考虑中华文化之复兴，或许有更深远的意义；但从另一方面看，他的“为学术而学术”使得他远离了现实社会和当时一般文化所关注的问题。1983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应邀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中国哲学圆桌会议”，这次圆桌会议是讨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途问题”。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在哈佛主讲“儒家思想”，着力要证明中国的“内圣之学”可蕴育出“科学与民主”，以此来和西方哲学接轨。对此我写了一篇发言稿，提出儒家思想的“真、善、美”可以用三个命题来表述，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刘述先教授对我的发言有这样的评论：

    会议的最高潮由北大的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探讨当前第三期儒学发展的可能性。汤一介认为儒家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番发言有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扣住了听众的心弦。

    1984年夏，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同仁创办了一所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为宗旨的“中国文化书院”，我被他们推为院长，这样我就非得关注当前中国文化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问题了。自此以后，我的学术研究方向起了变化，当前中国文化发展问题就成了我关注的重点。就这点说，我和我父亲对学术文化所关注的方向有很大不同。

（摘编自《我们三代人》，作者汤一介，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我们三代人》是汤一介先生的遗稿，经整理后于2016年1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书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汤用彤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学贯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学术大师之一。②先生（汤用彤）讲授西方理性派和经验派哲学时，只是对这些学说本身进行理论的分析与阐述，而不言其“用”，无论是“今用”还是“中用”。（杨祖陶《西哲东渐的宗师﹣﹣汤用彤先生追忆》）③汤先生（汤一介）还是一名活跃的学术活动家、大型中国文化学术工程的组织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掀起了一轮传统文化热潮。近年来，又组织主持重大学术项目《儒藏》工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盛世工程。（汤一介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广保）

天真大师金岳霖

    1926年赵元任邀请金岳霖接任他为学生开设的逻辑课，从来就没有学过逻辑的金岳霖居然瞎子摸象一样地教起逻辑来。直到五年后，金岳霖才到哈佛大学跟谢菲教授真正地学习逻辑。当谢菲听说金岳霖教过逻辑，却没有学过逻辑，不由得大笑起来，因为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合逻辑。身为哥大博士的金岳霖当时要在清华教书并不难，他却选择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领域，这不啻于一场冒险，如果不是出自天真爱玩的天性，我想没有人喜欢跟自己过不去。连学问都可以拿来玩，而且还玩得这么好，生活中的金岳霖是个如何率性天真的人，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金岳霖的癖好之多在朋友圈中是出了名的。他喜欢诗词，有时候兴起，还会做一些“歪诗”。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就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诗词之外，金岳霖对对联也很感兴趣，他作对联时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联中，妙不可言，他甚至会用英文作对联。在绘画领域，他对山水画的布局和意境有深刻的理解。不过金岳霖很少收藏画，不像一些人喜欢就要占有，他经常跑到朋友的家里去看画，有时候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画作照片也可以让他反复欣赏很多天。音乐方面，他是京剧的行家，他家中收藏许多名家的唱片。“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把他的唱机抄走了，幸而唱片还留下。听戏已经形成习惯的金岳霖便时常把唱片拿出来把玩，他认为看着唱片，也仿佛听到了声音，大家戏称他爱听“无声的唱片”。“但识琴中趣，何老弦上音”，陶渊明喜欢弹无弦琴，金岳霖已经得到他的真传。研究哲学的老金竟然还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不知道对于里面那些侠客非常不符合逻辑的飞檐走壁、内力轻功，金岳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金岳霖有一次给同学们讲《小说和哲学》，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讲着讲着，他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只跳蚤，得意地捏在手指里看看。这简直就是魏晋名士的“扪虱而谈”了。

    金岳霖向来憎恨收礼，但是有三样东西可以例外：年历，湖南菜，大梨。走进金岳霖的房间，往往第一眼被那些大水果吸引。老金喜欢搜集大苹果、大桃子、大橘子之类的大号水果摆放在案头，尤其酷爱大梨。即使晚年腿脚不便，他也要坐上三轮车到市场上把看到的最大的梨买回家。这些水果不是用来吃的，是用来观察的，除非老金最得意的弟子，很少有人得到他的“赏赐”；有时候老金会拿它们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输了，就送给小朋友，再去买。

    当然，金岳霖最有名的癖好还是养鸡。金岳霖头一次养的鸡是从北京庙会上买来的一对黑狼山鸡。在老金的精心呵护下，没多久公鸡已经长到了9斤4两，母鸡也超过了9斤。冬天来了，老金担心它们受冻，看到书上说可以喂点鱼肝油御寒。他就用灌墨水笔的管子灌了它们一管子的鱼肝油。结果，这两只宝贝鸡很快就在窝里寿终正寝了。

    后来，老金又养了一只云南斗鸡。这只公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老金在一个桌子吃饭，老金与鸡平等共餐，安之若素。晋朝的阮咸曾经与猪一起喝酒一样。偶尔，金岳霖会带着大公鸡出去溜达，引来很多路人围观，但鸡不在乎，老金也不在乎。

    贪玩的金岳霖像小孩子一样率性天真，我行我素，胸无城府，但又绝不单单是“天真”两个字可以衡量的。晚年的老金工资虽然高，但是每个月下来却很难盈余，因为他的钱除去生活费外，还要交党费，寄回老家一些，付保姆、厨师和拉车师傅的工资。最令人惊异的是，老金竟然连厨师和拉车师傅的退休金都预备下了，老金认为自己给这两位师傅终身工资，既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又可以保证两位老人家晚年的生活。后来，这两位师傅果然领着老金的钱直到去世为止。

    这就是金岳霖，身为逻辑学大师，却总是干着不符合逻辑的事情。逻辑是最为理性的学科，而老金却是最为感性的人，感性的让我们感动。

（选自潘剑冰《民国课堂》，有删改）

【相关链接】在“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金岳霖虽然也受到冲击和批斗，但是纵观其各种回忆文字，不论是过程还是结局，老金都比绝大多数的“臭老九”要好得多。老金的法宝就是他的天真无邪。（潘剑冰《民国课堂》）“文革”中，“革命派”不准金岳霖用公车，让他坐运货板车去医院检查眼睛。本想揶揄一下他，没想到老金却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到就诊之日，他准时自携一木制小马扎，端坐于平板三轮车上，任人一路踩过去，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潘剑冰《民国课堂》）

郑哲敏院士：给力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孙自法

    为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不遗余力、倾尽全力的著名力学家郑哲敏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爆炸力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力学学科建设发展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给力祖国，祖国给予他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殊荣。

    1943年，郑哲敏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次年转入机械系。1946年，郑哲敏所在的工学院回到北京清华园。同年，钱伟长从美国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在他的课上，大四的郑哲敏首次接触到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等近代力学理论，钱伟长严密而生动的理论分析引起了郑敏的极大兴趣。1947年毕业后，郑哲敏留在清华大学做钱伟长教授的助教。多年后，郑哲敏回忆，钱伟长重视数学和物理等基础学科对自己影响很大，使他确定研究力学的道路。

    1948年4月，在钱伟长等人推荐下，郑哲敏获准入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一年后成为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在加州理工学院，郑哲敏深受钱学森所代表的近代应用力学学派影响：着眼实际问题，强调严格推理、表述清晰、创新理论，开辟新的技术和工业。

    1955年，郑哲敏与钱学森师生俩相继回国。郑哲敏回国前夕，钱学森特地跟他谈心：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1956年1月，钱学森回国后，创建中科院力学所，郑哲敏成为力学所的首批科技人员之一。任弹性力学组组长。在钱学森指导下，郑哲敏建立起爆炸力学学科。1984年2月，郑哲敏接过钱学森的接力棒，出任中科院力学所第二任所长。

    郑哲敏最早期科研生涯主要从事热弹性力学和水弹性力学的研究，回国后曾根据国家的需要从事地震响应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后因国家科研布局调整，郑哲敏选择高速高压塑性动力学研究方向，并于很短时间内在爆炸成形方面取得完整、深入的研究成果，从而拉开爆炸力学研究的序幕。

    郑哲敏在爆炸力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一是提出流体弹塑性体模型，促进形成完备的爆炸力学学科体系；二是建立爆炸力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武器设计与武器效应评估提供崭新的力学基础；三是开辟爆炸成形、爆炸筑堤等关键技术领域，并发展水下爆炸及其与结构相互作用的理论，解决了重大工程建设核心难题。

    郑哲敏还通过对瓦斯突出的机理研究，认为瓦斯突出的动力来源于煤层瓦斯中含有的机械能。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郑哲敏参与和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力学学科及相关科学规划。他总体把握中国力学学科发展方向，积极倡导、组织和参与热弹性力学、水弹性力学、材料力学行为、环境力学、海洋工程、灾害力学等多个力学分支学科或领域的建立与发展。

    在材料力学研究中，郑哲敏提出的硬度表征标度理论，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并被广泛引用，还以他与合作者的姓氏命名为C-C方法。引领中国力学发展的郑哲敏为促进中国力学界与国际力学界的交融、提升中国力学国际地位等做出重要贡献。

    当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郑哲敏认为，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原因。“科研需要耐心。现在，一些人都急于求成，沉不下心来坐冷板凳，这样做出的最多是中等成果，很难有出色的成果。有的人急于要实效；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最终会极大地制约整体科技的发展。”在郑哲敏眼里，现代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古希腊时代传承下来的自由探索的精神。纵观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自由探索精神相对薄弱，这也是造成中国科学创新不足的核心问题。要真正激活科技界的创造力，自由探索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精神，也应成为一种人生目标。

    郑哲敏指出，中国当下的青年科研人员压力很大，各种评奖评审、项目申请等，把人搞得很浮躁，东迎西迎，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年轻人急功近利，必然影响到他们从事科研的决心。他呼吁尽快给青年科研人员减压，把他们从浮躁的包围圈中解放出来。

    已89岁高龄的郑哲敏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近年来，他将研究重心转向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技术与安全性等方面，带领相关研究团队为国家海洋安全和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作贡献，并指导有关课题组继续进行爆炸与冲击动力学研究。

（选自《中国新闻网》2013年1月18日，有删改）

绝密30年“于敏”被雪藏

李洪鹏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一天只休息6个小时左右。数十年来，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

    少时，于敏家境贫寒，受同窗父亲的资助才得以继续攻读大学。到了北京大学，于敏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同学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老夫子”。

    但是，于敏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酸腐“夫子”，而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进步青年。当时国民党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北大经常闹学潮，于敏常常与大家一起上街游行示威。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参试人员个个激动万分。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2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他隐姓埋名30年，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

    很多人称呼于敏为“中国氢弹之父”。对于这样的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常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实在追问之下，他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对工作心无旁骛的大科学家，对生活就有点“不上心”了，竟有迷路的时候。一次，他去驻地外，回来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路了，结果绕了很远的路，才总算回来。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于敏记忆力稍逊从前，当学生安慰他时，他还幽默地说：“我现在是‘硬件’老了，‘软件’不老！”

（选自2015年1月9日《法制晚报》）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志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竟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

——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

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

——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