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状元到实业家

    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家中世代务农。张謇自幼读书，颇有造诣，但家中突生变故，他只有放弃科举，到淮军将领吴长庆手下做了一名幕僚。

    朝鲜壬午兵变，吴长庆受命入朝平乱。张謇跟随吴长庆入朝鲜时，年近而立，当幕僚已有八九年，视野日渐开阔，思想日渐成熟。张謇在朝鲜期间写下《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善后六策》，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读了以后很赞赏。但是张謇的身份只是秀才，翁同龢爱莫能助，唯寄希望于张謇科举考试成功，获得进士头衔，取得通向官场的通行证。

    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府乡试，获第二名。然而，接下来的四次会试他都没能考中。他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参加了第五次会试，终于顺利通过并获得参加殿试的机会。殿试考河渠、经籍、选举、盐铁等题，这些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是张謇的强项，他引经据典，论述透彻，文字古朴练达，主考官经过集体讨论，将张謇列为状元。

    考中状元以后，张謇照例被授六品翰林院修撰。在翰林院供职轻松又有前途，过几年往外一放，就是学政或是知府、道台。再过几年升一升，就是今天的省部级高官。但对张謇来说，他的理想是济世救国，在做官与做实业之间，他宁可选择后者。

    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清王朝割地赔款。消息传来，举国震惊。这使张謇彻底断绝了继续为官的念头。

    张謇与两江总督张之洞相识后，两人在兴办实业方面非常投机，张之洞委派张謇主持南通州商务局，让他兴办纱厂和丝厂。有张之洞支持，张謇心里很高兴，可是兴办纱厂所需的巨额资金成了一大难题。

    张謇百般奔走，但筹措资金相当困难。为筹措资金，哪怕有人拿十元八元钱入股，张謇也都感激地收下。一位老太太只有六元钱，张謇也给她鞠一躬，把钱收下。张謇费尽周折，受尽刁难，终于筹到15万两银子。

    纱厂开工以后，连收棉花的钱都没有。张謇孤注一掷，一边卖纱一边收棉。苍天不负有心人，大生纱厂开工以后，恰逢棉纱价格上涨。第二年，纱厂还清亏空，第三年获利达10万两白银。到1908年，获利累计190万两白银。

    纱厂走上平稳发展道路之后，张謇想起通州、海门交界处荒废的沿海滩涂是一个良好的商机，他倡导建立了通海垦牧公司。公司建立之初，张謇亲自在芦苇荒草中跋涉考察，带领工人修拦海堤坝，张謇共建21个垦牧公司，每年生产棉花20万担，可以有效地保障大生纱厂的棉花供应。

    1904年，张謇在崇明外沙建大生二厂。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纱厂利润节节上升。张謇又建广生油厂，利用大生纱厂轧出的棉籽榨油；建大隆皂厂，利用广生油厂的下脚料生产肥皂；建复新面粉厂，建资生冶厂、铁厂、建港口、船运公司，修铁路，建懋生房地产公司，还有盐业公司、渔业公司、染织公司、电话公司、火柴厂、玻璃厂及旅馆、俱乐部等企业69家，总资产达3400万银元，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轻工业体系。

    张謇利用企业利润，在南通疏浚河道、修筑公路，建起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建起包括图书馆、公园、气象台、公共体育场、养老院、公墓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服务机构，提倡人们像西方人那样文明游苑、文明看戏。张謇从轻工业开始，带动南通文化、教育、社会风貌全面发展，使南通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选自《中外书摘》，有删改）

徐乾清：清水徐徐洒乾坤

    1月9日上午11点15分，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水利事业。

    徐乾清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心系水利，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水利工作者。

    徐乾清1925年出生于陕西城固，汉中人。汉水自西而东横贯于汉中盆地，建于秦汉的众多水利工程和灌区，真实反映了汉中盆地稻作农业的繁荣景象。1949年9月初，23岁的徐乾清从国立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被选派到泰州苏北行署水利处，开始了其一生的水利生涯。

    此后，从苏北到上海再辗转到北京中央水利部，他当过工程技术人员，担任过专家工作室技术组组长并兼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助手，在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过……后来担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水利部副总工程师。

    60余年的水利生涯，从长江到黄河，从松花江、辽河到淮河、海河、珠江流域，徐乾清跑遍了祖国的各大江河湖泊，推动参与了全国主要江河流域规划的编制、修订、审查工作，参与了长江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的论证和审查工作，先后担任“黄河治理”“长江防洪”“西北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国家科研项目的专家组长，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乾清几次从宏观角度指出我国水资源短缺给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严重影响，提出了明确的对策。

    当“八五”攻关即将结束之时，徐乾清又敏锐地将视野投向了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的西北地区，提出要尽快开展西北地区生态需水研究。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西北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生态保护研究”被列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项目的及时设立和成果产出，为20世纪末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了解徐乾清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出席的大小会议无数，但每次话都很少，却句句铿锵有力。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事先他都会进行充分的论证。

    “徐院士的科学作风十分严谨，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句话、每个词都非常准确。他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个数据都不能含含糊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春宏对此深有感触。

    徐乾清做人做事求真务实，在全国水利系统是出了名的。徐老总结他一生的治水经验，希望能将其精华传授给后人，而这精华，就是要实事求是，要尊重科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治水安邦的大业。

    对年轻学者的请教，徐乾清是从来不吝啬的，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平时，经常有年轻的水利科研人员在评职称、报奖等方面请徐乾清帮助推荐，而他立了三个“门规”：一是被推荐的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二是草拟的材料必须提前送去，他认真看完及时通知对方结果，并注明“可以签”“做修改后再签”“能否请其他专家推荐”等意见；三是凡他签过字的材料，必须给一份复印件留存。

    “徐老开会发言语气十分平和，且都围绕着‘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展开，从不以专家身份凌驾于别人之上。”同事有两个深切感受：一是“实”，徐乾清向来没有空话和套话；二是“有收获”，言之有物，从不漫无边际。

    大家都说，徐乾清一生把名利看得很淡很淡。徐乾清一辈子不要奖，谁给他个荣誉证书，他都要着急。直到2009年9月，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也是他平生唯一接受的个人荣誉。

    “我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水利科技工作者，根本够不上‘专家’的称号。这一生辛勤劳累有余而业绩成效甚微，不能不说是终生遗憾。”徐乾清在日记里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但我尽了我的一切能力，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无负农民给我的饭，工人供我的衣和生活用品；一生未做对不起社会和周围同志和亲朋好友的事。大概还算是一个可以问心无愧地度过这一生的普通劳动者。”

    斯人远去，魂系水利。徐乾清走了，而他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将永留史册。

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

    对于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来说，当年他选择留学的胆量，丝毫也不下于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个年代留洋充满风险。中国与欧美等国家隔着太平洋、大西洋，坐上船从启程到抵达，途中经过无边无际的海域，需要大半年时间。更何况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完全陌生的西洋国家，然后忍受遥遥无期的隔洋相望、鱼雁传书，这对于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传统中国父母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容闳出身于穷苦人家，十三岁时，家居澳门。当时，澳门是来粤贸易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华洋杂居。在澳门，他在马利逊学校读书，受教于美国传教士布朗。当时他们班上只有6个学生。后来由于家人和自己健康的考虑要提前回美国，布朗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想带几个跟他学习多年的学生回国，继续完成学业。布朗说完，要求愿意跟他去美国的孩子站起来。当时班上只有3个学生站起来，而容闳是其中的第一人。容闳的母亲起初并不同意，经过容闳的劝说才勉强答应。布朗为此特地为准备随他去美国的学生找了资助人，这些资助人不仅负担学生留洋的全部费用，还承担了他们留洋期间学生家庭两年的生活费用。因此，容闳获得了赴美学习的机会。

    容闳初到美国，进了马萨诸塞州孟松城的孟松学校。“那时美国的生活、膳宿都非常便宜。贫困的学生都有很好的机会找点工作做，以解决学费问题。我记得当时的食宿费，包括燃料、灯和洗涤在内，每人每星期仅1元2角5分美金。”

    容闳从孟松学校完成学业后，获得的资助就此结束。他放弃了去苏格兰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同时又可以继续获得资助的机会，坚执地要留在美国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有教授建议他申请一份贫困生救助金，但条件是学成后必须做传教士。容闳不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去做传教士，并以此换取获得救助金的机会。为此，他的大学生活很艰苦，最后是通过当地妇女协会的帮助，才获得了生活的救助。

    容闳在耶鲁学习，由于入学前准备并不充分，尽管他学习很努力，但是在总体成绩上并没有取得高名次。他在写作和抽象论方面却是出类拔萃的，因多次夺得英语作文奖而名扬校园内外。就读期间，因为贫穷，容闳很少参加校园内外的社交活动，所以也没有至交，显得孤独。可是他严于律己、刻苦学习的品行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蓝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朝着这一目标奋斗着。”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毕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决然离开美国回到中国。那个年代回中国的路程何其遥远，航程那么漫长，回程的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154天，况且又不是舒适的客船，那次航程被容闳描述为“令人厌倦的、最难以忍受的、漫长的”航行。况且他在美国呆了几年，中文水平已经退步到不能流利表达的地步，在船上与中国领航员甚至无法沟通，领航员听不懂他的话，他也很难明白领航员说的是什么。

    回到祖国后，他更换了无数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是那么短暂。从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发展成为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容闳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坎坷的路。

（摘自香港《大公报》，有改动）

【注】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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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

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

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

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

——周汝昌诗一首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他的第一任夫人李蕙仙因病离世，而丧事初了，爱子又远行留学。因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他称小儿子“老baby（老白鼻），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病逝时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有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注】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1912年，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他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

    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得译出诗人之剧。朱生豪在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极富才华，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了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才会更加感同身受，化至笔下。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朱生豪深爱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是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

     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自朱生豪的翻译。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戏剧导演陈薪伊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