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巧若拙

朱良志

    ①道，即天道，大巧若拙，体现了崇尚自然的中国哲学思想。“大巧若拙”由老子提出。人的一生必然会追求巧。巧，即技巧、技能。老子所说的巧，却不是一般的巧，一般的巧是凭借人工可以达到的，而大巧作为最高的巧，是对一般巧的超越，它是绝对的巧、完美的巧。大巧就是不巧，故老子以“拙”来表达。

    ②老子为什么将笨拙的状态作为最高、最完美的巧？这涉及到老子关于天工和人为关系的思想。老子认为，最高的巧，就是不巧，不巧之巧，可以称之为“天巧”，自然而然，不劳人为。从人的技术性角度看，它是笨拙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从天的角度看，它又蕴涵着不可逾越的美感，它是道之巧，有纯全之美。在老子看来，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之巧，其实是真正的拙劣，是小巧，是出自人机心的巧。机心即伪饰，伪饰即不能自然而然。如果说它有什么巧的话，也是局部的巧、矫情的巧。这样的巧是对自然状态的破坏，也是对人和谐生命的破坏。

    ③大巧若拙，强调的是素朴纯全的美，自然天成，不强为，无机心，不造作，朴素而不追求浮华。如《二十四诗品·冲淡》中所说的：“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那就是：不刻意求取，一刻意即落有为，一有为就破坏物我之间玲珑微妙的契会，破坏冲和淡雅的意致。放弃目的、理智、欲望的追求，也即放弃对“巧”的追求。诗人是以心去“遇”——无意乎相求，不期然相遇，而不是去“即”——孜孜以追求。拙，在老子看来，就是素朴。道家认为，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④大巧若拙，突出了中国哲学以天为徒（徒：同类）的思想。在老子的宇宙论思想中，赋予天——自然作为创造性本体的特性，老子哲学中的天取代了原始宗教中的至上神地位，成为人的文化创造永恒的范本。老子大巧若拙的思想，就是要回到天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从天的角度寻找智慧的根源、生生的根源。

    ⑤大巧若拙，突出了道家哲学在其源头就存在的“反智主义”倾向。老子说：“慧智出，有大伪。”在老子看来，人企图运用知识改变世界，是一种愚蠢的文化冲动。老子强调拙，是因机心流行、文明发展所带来的虚伪性而提出的。老子看透了五色、五味、五声等对人的真性破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他倡导一种自然而然的哲学。老子时代的繁缛虚华当然和现今无法相比，但相对而言，那个时代也有了很高的文明。文明所带来的虚荣奢华席卷着这个时期，声色犬马之乐，虚与委蛇之势，乃至繁缛的礼节，巧言令色的风行，等等。其实，这也可以说是‘欲望的时代”，重视人的欲望享受，将世界客体化、对象化、异己化。老子反思这样的“流行文化”，这样的所谓文明，是不是符合人的真性？老子提倡的“为腹”，如王弼说：“为腹者以物养己，为目者以物役己”，就是融于世界中，与世界悠游，不是靠机心去破坏这个世界，而是与世界同在，以“大是懵懂”的智慧滋养生命。

    ⑥守拙的哲学，是一种存在之道，它促进了中国人关于人的存在状况的思考。“拙”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本来面目，一切技巧都是为了某种欲望而启动的破坏本性的行为。人的本性是生活在“拙”的状态中，而不是在巧中展示的，不是在绚烂的色相世界中展示的。

    ⑦守拙更是一种人生境界。比如，陶渊明不仅以其诗垂范后世，而且也以他的人格风标衣被百世，这并不在于他选择了退隐，不为官，而在于他树立了一种本然素朴的精神风范。“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去的是他生命的园田。并不是农耕牧歌更适合他，而是自然率真的境界更适合他的生命栖居。

    ⑧大巧若拙，明道若昧，见小若明，糊涂中有聪明，痴心中有智慧。

“慢慢来”的教育应成社会共识

闫涛

①有媒体报道，今年年初，上海市教委委托第三方机构面向15.5万多名小学一年级新生和家长开展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园没上过辅导班的孩子到了小学后更有后劲。

    ②客观而言，上海市的调查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是符合教育内在规律的，同时也是对许多家庭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抢跑”这一教育乱象的一种有力回应，具有很强的纠偏意味和警示意义。其实，舆论引导上无论多么卖力地呼吁少给孩子补课，让家庭教育回归本源，都不如白纸黑字的数字调查更有说服力。

    ③放眼现实，频频“抢跑”或者视孩子“抢跑”为教育常态的家长比比皆是，长期奔波于各种辅导班的孩子也不在少数。父母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功利心态、短视思维之下，孩子虽然利用各种证书和特长敲开了名校的大门，但之后便将之废弃一边，学习的激情与兴趣、对生活的热爱等可能也随之一起抛掉了。

    ④人生是长跑，比拥有多少证书和特长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较高的学习兴趣，是否对自然和生活有一颗好奇心。而且，未来的教育发展方向和考查重点也越来越倾向于是否具有出色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的获得从补习班、填鸭式教学中是学不来的，更多地要在生活中学、在做中学，也离不开大量的阅读、探究和思考。对此，家长要做的是，不断完善孩子的知识结构，为孩子创造研究性学习的环境和条件，着力培养孩子的意志力等，这才是孩子的核心竞争力，是其真正的后劲所在。

    ⑤其实，从不久前颇受关注的阿尔法围棋之父哈萨比斯，“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以及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我们能看到有一个鲜明的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从小生活在宽松的成长环境中，父母没有带他们上各种辅导班，也没有将自己沉甸甸的期望寄予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童年生活是自由而快乐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

    ⑥很多时候，拼娃也好，拼教育也好，不只是拼家庭的经济实力，也是拼家长的教育理念。就像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不上辅导班的孩子或许短期内落于人后，但长远来看，只要教育的理念和大方向对了，孩子就会在日常探索中具备各种能力，未来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因此，无论是家庭层面还是学校层面，与其在起跑线上大做文章，不如从一开始就给幼小的心灵松绑，让孩子们在自由的探索与体验中逐渐丰满自己的羽翼，认知这个世界。

    ⑦报道中还指出，今年6月，上海市教委将继续向今年秋季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家长，以及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老师赠送《陪着孩子慢慢来——小学新生入学30问》宣传手册。笔者认为，这份手册应分发到全国每位新生家长手中。如果每位家长都有了这种慢慢来的心态，让自主探索成为孩子童年的主题，教育就多了一份从容和镇定，未来的大师也一定可以从这样的家庭中产生。

（原载于2016年3月29日《中国教育报》）

    一般的书法理论往往从审美特性这个角度出发来总结书法的成就，这种探索自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当我们过多地把目光集中在书法之“美”或书法所激起的“审美体验”上时，却往往忽视了书法和写字之间的朴素联系。

    我们觉得书法是艺术的，而写字却是实用的，可是说到底，书法家不过是无穷无尽的写字者中的一员。书法家卓然独立，只是因为他把某个字体写到了极致，从而使它具有典范的意义。书法家从来都不能无中生有。在书法家的书法产生之前很久，汉字已经在集体书写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形态，发展出了一套高度有序的偏旁、笔划体系，这套体系即使脱离了汉语，也一样具有汉字的魅力。

    符号学美学关心汉字和书法的有序性。书法系统的有序性无疑就是以汉字系统的高度有序性为基础的，无论是无名氏还是书法家，为了书写汉语和汉字，都不得不首先遵从汉字的规则。承认书法之美依赖于汉字符号系统的有序性，并不会削弱我们对书法艺术家独创性的评价。在西方传统美学的影响下，我们把创作者的迷狂状态看得过于神秘了。许多人觉得，不管是在作者那里，还是在读者那里，都有一种全然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审美经验”在起作用。然而，笼而统之用“审美经验”来说事，非但不能增加艺术性，反而会败坏具体而微的艺术感觉。相形之下，用“高峰堕石”、“夏云舒卷”等来形容书法的古人，反倒要离事情本身更为接近。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书法基本造型“材料”的汉字，既不是象形的图画，也不是抽象的图案，而是一套具有极强抽象性和系统性的符号。书法家并不关心如何在理论上把握文字的符号性，他们关心的是这些符号性的文字如何从感性上得以生动的显现。就跟玫瑰花的能指不会被它的所指（爱情）耗尽一样，在以写字为美的文化生活形式中，文字的能指也不会被它的所指耗尽——人们在读懂字义的同时，也停留在字的表面，琢磨如何把字写得更好。

    然而，在当今这个时代，汉字越来越成为一种单纯为语言服务的记号。数码化的汉字固然也保留了各式各样的字体，甚至各式各样的书法式样，但是今日之大众并不打算去临摹它们，而是更愿意像拣字工人那样消耗它们。书法家是精益求精的写字人，和拣字工人不同，他从不把汉字看作现成的可以消耗的材料，而是看作不确定的、需要不断反复才能形成的东西。当电脑键盘摧毁了书法赖以生长的广阔的民间土壤时，书写汉语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终结了。一方面，汉字变得越来越像纯粹的记号；另一方面，书法变得越来越像脱离语言的图像。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摘编自陈岸瑛《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字与书法》）

汉魏六朝的家教特点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古代社会就开始它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秦王朝的国运不长，而且秦王朝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所以在家庭教育方面没有什么建树。但是，随着汉王朝的建立和封建社会的持久安定，加上长期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采取科举取士和以经术取士的政策，注重以三纲五常之教统治人们思想和以孝道之教来稳定家庭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所以家庭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并且日渐形成了它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汉代形成的以经学作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继续推行之外，由于统治阶级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提倡，玄学、佛学、史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技艺及生产技艺等，也进入了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范围。总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家庭的生产与生活也缺乏稳定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与汉代相比，相差甚远，尤其是统治阶层受"九品中正"制取士制度的影响，豪门士族的子孙天生就是“上三品”的高官世袭者，而寒门士族的子孙即使学富五车也难以入上品，至于平民百姓的子孙就更不在话下，由此所造成的“读书无用”的观念也渗透到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家庭教育实践中，造成诗书教育日渐衰落的局面。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尽管有由盛转衰的趋向，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所以家庭教育的阶级性和等级性也日益明显起来。形成了以皇家宗室为主体的贵族家庭教育，以及在职文官为代表的官宦家庭教育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家庭教育的家教制度。这三类家庭教育，一直沿续和发展到清末，在客观上对我国封建社会政治、道德、家庭乃至社会秩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皇家的教育主要在于培养储君，所以皇太子及诸王子的教育受到特别的重视，乃至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件大事。皇家的家教具有特权性，在措施上一是尽一切努力把全国图书搜集在皇家图书馆，垄断文化以作为皇家宗室的教材；二是收买天下第一流的学者充任宫廷教师；三是建立一整套宫廷教师制度和完备的教学制度。官宦之家的家教，其目的在于造就其子孙的德才学识，教学内容主要是为官之道，所以十分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自汉代推行以经术取士和任官的政策以来，经学在官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官宦之家的子弟自小就学习《礼》《乐》《诗》《书》《春秋》《论语》和《孝经》等。其家庭教师大多是当地的名儒。除此之外。部分官宦子弟或外出从师，或跟随父兄习业。平民之家的家教，各因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富商大户或从事教育职业的文人之家，一般是注重儒术教育的，他们希冀其子弟通过读“圣贤书”而成为做官人。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之家多以传授社会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为主要内容，在道德教育上其内容与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封建纲常教化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孝悌之教。

汉代的“达人”

    “达人”作为社会称谓，很早就已经出现。《左传·昭公七年》记录了鲁国贵族孟僖子推崇“礼”的一段话，其中称孔子为“达人”。他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他追溯了孔子家族的光荣，又引了臧叔纥的话：“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臧叔纥认为“达人”的出现和“明德”的理念有一定关系。他的所谓“圣人”如不当世，其后代必有“达人”的说法，可以说是“达人”称谓比较早的记录。“达人”虽然不是“圣人”，却和“圣人”有某种颇相亲近的关联。

    汉代人说到“达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于贾谊撰写的一篇文采特异的文章。他在《鵩鸟赋》写道：“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则写作：“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可见，在当时人看来，“达人”和“通人”的意思是大体相近的，都是说通达之士。“达”就是“通”，是汉代语言文字学常识。《仪礼·士昏礼》“下达纳采”，郑玄的解释就是“达，通也”。

    东汉晚期，“达人”的出现比较密集。所谓“月旦评”形式与士人阶层对风誉的普遍追求，可能是这一现象的文化背景。后来在中国民间被看作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就被称作“达人”。《艺文类聚》卷六四引晋习凿齿《诸葛武侯宅铭》对他有“达人有作，振此颓风”的高度赞美。

    汉末作为社会称谓的“达人”，通常的涵义大约是指有地位、有身份、有影响、有名望的人。一位于天文占相“无不精微”、作卦预卜“其言皆验”的方士管辂，在一位退职返乡的官员王经来访，就他卜筮的可信程度“有疑难之言”时这样说：“君侯，州里达人，何言之鄙！”由王经的身份，可以知道当时“达人”称谓的涵义。管辂这里所说的高踞于“小人”之上的“达人”的“达”，推想已经隐约有显达的意思。但是汉代“达人”称谓的“达”的涵义，并不宜与“穷”“达”的“达”完全划等号。

    大致在更晚近的时代，“达人”这种人称符号似乎又有了特别重视名誉的层次，即俗语出风头、得风光的意思。唐诗所见卢照邻、权德舆、孟郊等，都可以说依然继承了古意。然而储光羲以及卢纶等人的诗句所见对于“名”的追求，似乎体现时人对“达人”品格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达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虚荣标志，与汉代“达人”风范是有所不同的。虽然郤正《释讥》关于“达人”的文化品质也说到“身没名灭，君子所耻”，但是对于“名”的迷恋如果超越常限，自然会完全背离汉代“达人”的人生原则。

    要救治中国出黑暗，不仅要靠民主，而且要靠科学。陈独秀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又告白社会：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等对科学的认识比前人要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所提倡的科学，已不限于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他们认为，科学不仅能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且能解决宇宙人生问题，具有开发民智、反对宗教迷信、反对专制和解放思想的功能。科学与民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缺一不可。离开了民主，科学无由发展。而离开了科学，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愚昧、迷信、盲从是同专制相联的。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无法实现民主政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首先表现在尊重现实，一切制度、思想，都要拿到现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辨别其是否有存在的理由。“五四”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都要吐弃殆尽。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根据尊重现实的精神，他们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的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学，大倡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五四”科学精神还表现于推崇理性，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启蒙思想家们认为，思想遵循理性，迷信可斩，无知妄作之风可息。为了冲破数千年来教条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提倡尼采的“重新估价一切”和赫胥黎的“拿证据来”，宣传批判精神。李大钊说：古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真理正义且或在邪说淫辞之中。胡适认为，“五四”时期的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评判的态度。凡事都要分别一个好与不好，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独立思索，不可盲从。他说：“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旧学有很深的根底。他们坚决地不妥协地反对旧思想，反对孔教，但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认为儒家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体。陈独秀说，以国粹而论，“阴阳家明历法，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即使对孔子，他们也并不全盘否定。他们承认孔子在他的时代是伟人，有其历史价值，孔学有其优点。他们一再申说，他们批孔教，并不是批孔子个人，而是因为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社会生活，成了文明进化之大阻力。所以，以全盘反传统来概括五四精神或五四传统是不符历史实际的。

（摘编自许全兴《简论五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