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

    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驷”。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绿染戈壁

梁衡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柳，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密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农亩，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

    面对赤地千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摘编自201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相关链接：①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左宗棠《楚军营制》）②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左宗棠《楚军营制》）③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大师中的大师饶宗颐

    他与钱钟书并称“北钱南饶”，与季羡林并称“北季南饶”。他是第一位讲述巴黎、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学者，他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又是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他是撰写宋、元琴师的首位学者。当今之世，能集经学、佛学、史学、考古、文学、书画、音律、梵语于一身而扬名四海内外，堪称“大师中的大师”者，唯有饶宗颐。

    饶宗颐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出版论著50余部、论文400多篇，学问几乎涵盖国学的各个方面，并且都取得显著成就，既能博而又能深。

    别人做学问大多是从点做起，饶宗颐做学问的方法不同，他是从上下左右来找连带关系。他用丰富的想象力，在别人看着没有关系的地方探究出其中的关系，使得各个领域能够相互联系、互相启发，相得益彰。饶宗颐治学勇于否定自己，不断修正，自我改进。他曾经参加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在古史地方面进行自己的研究，引起了顾颉刚的重视。顾颉刚请他编《古史辨》第八册，饶宗颐为此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后来日本入侵，编撰工作耽搁下来，有些材料也在抗战期间遗失，有趣的是抗战胜利以后，饶宗颐的个人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古史辨》的某些地方比较草率，尤其是辨伪方法不成熟，有些提法不准确，所以《古史辨》第八册也就没继续编下去，他因此成了顾颉刚先生的“叛徒”。饶宗颐认为怀疑精神是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之一，学术上就要敢于怀疑。季羡林先生评论饶宗颐说：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饶宗颐严格要求自己，他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一般要先压一压，他的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比如《郭子奇年谱》是饶宗颐20岁写的文章，50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饶宗颐知古而不泥古，深植中华文化的沃土而能超越民族文化的局限，从世界人类文化的高度审视本民族文化及其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采用的治学方法却有异于传统，因而才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他史识广博，了解西方和东方一些国家的历史文化，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比照中，互动认知，不断发明，提出和解答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问题，想他人所未想，道他人所未道，具有很大开创性。而一旦公布，便成人所共想，其观点便为世所公认。“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饶先生这幅大气磅礴的对联深刻地说明了他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饶宗颐的学问好像与世事没有关联，读他的诗文，古风习习，俨然魏晋风范。其实这正是他的傲人之处，是大学问也。

    饶宗颐预言21世纪是我们国家文艺复兴的时代。如何才能实现文艺复兴呢？饶先生坚持认为重新塑造“新经学”。他说，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和宝库，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经书体现着国民思维模式，影响着知识含蕴基础。饶先生把整理古典文献上升到“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的光辉，培养我们对过去知识的新的理解”的高度去认识。他说，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对前人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生命点滴和宝贵经历予以新的诠释。饶先生说从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外来的冲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惜放弃本土文化，向外追逐驰骛，已经动摇了国本，现在应该是反求诸己的时候了。

    香港大学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潮州市政府也在其家乡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饶宗颐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名誉教授。2013年3月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饶宗颐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季羡林生前赞叹饶宗颐：“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饶宗颐为国际汉学界及海内海外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删改）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陈寅恪的眼睛

    1937年，陈寅恪刚满47岁。“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将不保。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此时已85岁，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叩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极劳累，直接诱发了陈寅恪高度近视的右眼的视网膜 脱离。陈寅恪不为日寇汉奸胁迫利用，决定不做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陈寅恪一家几经逃难，1943年底才到达成都，任教燕京大学，住入学校租赁的民房内。此时物价飞涨。灯光昏暗，且常停电，陈寅恪用高度近视的左眼，照旧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完成多篇论著。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

   失明之后，陈寅恪仍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了《论再生缘》和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在十余年的瞽者生涯里写出近百万字的著述，这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得益于他超人的记忆和毅力。在这段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有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手，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眼睛看不见的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年始终如一。

   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在感叹命运的的刻薄之余，我们不禁会问陈寅恪的眼睛为什么会失明呢？王锺翰先生在《陈寅恪先生杂忆》文中有段文字有助我们了解陈寅恪失明的原因：先生一日见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本之书，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

   陈寅恪中年双目相继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于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陈寅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难以体会的。眼睛瞎了，对于陈寅恪会是怎样的一种毁灭打击？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归于宁静。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陈寅恪，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其人被学界誉为“教授的教授”，其著述被同行奉为上上之作、必读之书。②1941年受邀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同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物资奇缺，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寅恪拒受日人馈赠。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②1957年 “双百”方针提出，大家都在极力赞颂“双百”时，陈寅恪并没有“响应”，专心地研究“钱柳姻缘”。

“今天，人们终于可以发问，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未来，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或者说能否容得下这一类纯粹的学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

雨后青山铁铸成

吴为山

    中国画坛一代宗师潘天寿先生，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在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战争频发、文化冲突中度过一生。

    适逾而立之年，潘天寿便对“书画同源”古训有着不同以往的理解并践行于创作中，形成极富个性张力的艺术风格。熊秉明先生将此风格称为“基于楷书的静态造型美学”。楷书可谓最具儒家气质的文化符号，其中刚毅之道德意味和执着之生命情态恰与儒家的人格精神同构。元代以降，主流绘画的审美品格一直属于道、禅一路，而潘天寿意在表达“道力苍茫”的美学特质，正应和了晚清以来中国画重拾儒家美学的文脉走向。儒家知识分子的自强、弘毅、历史感和使命担当，则成为他“强其骨”的精神支撑。

    纵观潘天寿的艺术思想和实践，其儒家风骨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潘天寿从不认为绘画是闲暇的遣兴之举，而将其视为可比肩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事业。在潘天寿看来，中国画能够保存民族精神、体现爱国情绪、彰显国家实力，甚至发挥“救赎”功能。其次，潘天寿始终抱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自省意识。在上下求索的艺术征程中，潘天寿理性地审视着自己的探寻方向和方式，以对图式的极端性钻研考究，日益纯化绘画语言，使画面秩序丝丝入扣，图式与思想渐臻统一，在深刻的省思和勇猛的实验过程中形成独具一格的矜重超迈。最后，潘天寿笔下的花鸟草虫作为人格之投射，远远超出普通玩赏范畴的审美意蕴。他独辟蹊径，运用如椽之笔开启巨幅花鸟画创作的先河。可以想见，当画家面对擎天立地的画幅，屏息敛神，挥斥方遒，将不起眼的花鸟草虫放大到令人惊骇的地步，若非有雄视千古的大格局、海纳百川的大胸襟、俯仰天地的大观照、澄怀味象的大体悟、悲悯众生的大境界，绝不能为之也！

    他创造性地融合“奇美”与“壮美”两个审美范畴，既拓展了中国传统“阳刚之美”的内涵，也确立了中国审美文化史上的新视觉形式。潘天寿作品中的“奇美”，虽源于八大山人、石涛等前贤大师，却没有他们的悲情愤懑，而是充满了“思接旷古而入于恒久”的高华古意和“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浩然之气。古意，是对时间的纵深度与秩序性的表现，或言对宇宙感和历史感的传达。浩然之气，则是由创作主体存、养、充、扩而直通于天地之间的凛然生命力。两者涵映生辉，与“壮美”共同玉成了人格符号的价值取向。

    画品源于人品，技艺进于大“道”。潘天寿还从似断非断，似续非续，似曲非曲，似直非直的指画线条和斑驳烂漫、凝重浓郁的指画墨色中，窥见指画生拙的审美品格与自己朴崛的人生情调之间的深层对应。当艺术选择经由人生态度的萃沥，自然可以从中得到深刻的哲性感悟。因此，潘天寿钟情于笔情指趣的相互参证，显然是其“运笔为常，运指为变”观点的外化，助他切身体会“常中求变以悟常，变中求常以悟变”的辩证关系，进而将中国传统指画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透过一幅幅雄肆苍古的指画作品，我们看到画家“使墨如使指，使指如使意”，在身体直接面对纸墨并与之扑搏的过程中意参造化，左右逢源，通过积、泼、冲、破，点、涂、勾、勒，把本真自我最大限度地融化于无蔽的世界，更加直观地用生命去体悟大“道”的深湛节奏。

    潘天寿的一生，凭悲悯之心参悟世相，借理性目光洞彻人间，恃非凡天赋铸就艺魂。面对来自西方、来自现代的冲击，他坚持发乎内心的真诚选择，坚信民族艺术的普遍意义，以对传统精华的自觉自给，对造化生活的拳拳之心，身体力行，守经达权，在集大成的基础上摧陷廓清，创造出极富生命意志的心灵图式，用匹配时代的陈述方式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化。如今，当我们再次面对他那些极具创造性和启示性的作品，必将重见澄澈的内心世界，又闻深沉的文化心语，复感刚健的人生意识，再品高蹈的人格理想，使生命退场之后的精神力量穿越时空暌隔，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为我们回归精神家园指明方向！

（选自2017年5月7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潘天寿一生的奋斗，正与西方美术思潮对中国美术的起伏冲击同时，他认为中外美术的混交，可以促进美术的灿烂发展，但他自己的创作却毕生坚持从传统自身求出新，不伸手向外来因素借鉴。”（选自人民网评）②潘先生始终置身于社会上的因循守旧和学院的西化倾向的双向涡流之中，感受中国画学传承与出新的重任。一方面，他研究历史后得出了对于外来文化结合的肯定；另一方面，他对中西混交的态度又逐步趋向审慎。他在对域外绘画流入中土分期考察之后指出：“原来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进而尖锐地指出：“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在那样一个时代，处在艺专的氛围中，这种识见无疑是振聋发聩的。（选自许江《立最高峰 唱大江东》）

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

文欢

    张大千与齐白石并有“南张北齐”的美誉，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大千”二字是他19岁时在上海郊外的松汀县里的禅定寺出家时所起的法号。至于他为什么会出家，这里又得引出他的一个爱情故事来。张大千有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表姐，叫谢舜华。她比大千大三个月。童年时两人常常结伴玩耍、同进同出。两个年轻人都深爱上了对方。双方的父母也一起替他们定下了这门亲事，只待大千从日本留学回来便给他们成婚。谁知等张大千从日本回来，竟猛遭迎头痛击——谢舜华因思念过度，正值花样年华却凋零去世了。这一感情上的打击对年轻的、刚刚初恋的张大千来说，简直是致命和毁灭性的。突然他萌生一个念头：只有出家不再和别的女人有情缘才能对得起表姐的一腔痴情。于是他便真的去出家了，禅定寺的住持逸琳法师为其取“大千”二字为法名。从此便再没用过原来的名字“张正权”，并常以“大千居士”自诩。三个月后，他对人生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就主动回家了。佛学对他的洗礼最主要的是使他对生活和艺术有了一种超然的达观态度，这种达观使他在尘俗世界中爱美食、爱热闹、爱朋友、爱赚钱、爱花钱、爱名声等。这种看似极端矛盾的既能入世又能出世的思想在他身上竟能如此的对立而统一，不得不说都是赖于宗教对他的影响。

    张大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全能画家，更是一位精通鉴定、善于模仿的造假高手。如今，在国内和海外不少文物收藏机构中，都收藏有张大千模仿徐渭、石涛、八大、石溪等历代名家的假画。有的已被鉴定确认是张大千所为，有的至今还未被认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美国某著名美术博物馆开了一次规模不小的中国画家石涛作品特别展，并邀请了世界上许多资深的学者、专家，当然，其中也邀请了大千先生。大千先生到展厅匆匆地转了一圈便出来了，随即对秘书莞尔一笑，说：“这些画中有1/3是我早年的仿作，嘿嘿……”其实张大千最初的仿画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二是因当时没有名气，所以有些名画家没看重他，为了赌气才格外张扬，多少有些少年狡狯的游戏心理。

    1949年，画家张大千羁留海外，为世人诟病，其实他自有一番隐衷。据大千先生自己所述移居海外的理由：“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烦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肤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由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他的太太曾正蓉与儿子张心智，按照他离开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125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完成了他的心愿。张大千的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文化。而他那挽袖挥毫、落笔抚须的神态，确也堪称一位表里相符的中国“文化大使”。张大千自巴西移居美国后，虽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思，但他仍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1982年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拜访张大千，并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下，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结，享年84岁。

    为了纪念这位终生致力于中国绘画艺术研究、发掘、整理的一代艺术伟人，张大千的家乡人民建造了张大千纪念馆和张大千石雕坐像，并将此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张大千逝世的地方——中国台湾省台北市，也建有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在海峡两岸都建有纪念馆的艺术家，张大千是唯一的一位。

（选自《三峡文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