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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2016-2017学年贵州思南中学高一上半期考试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小题

    在文化全球性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文化主体之间的实力不均衡、信息不对称以及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和抗冲击能力的不同,很容易使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面临安全风险,文化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创造力受到压制与削弱,甚至还会招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

    维护文化安全是各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防范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但防范绝非封闭自囿。最有效的防范,永远都是自强自律;而最有力的维护,则始终都是开拓创新。自强的最佳体现,是使文化产品精粹、文化服务优质、文化活动积极有意义,因为一切文化最终都是要寄寓在具体而实际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之中。自强要求我们自律,警惕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把群众文化看作“下里巴人”的态度,更警惕一味崇洋媚外,紧紧盯着国外的领奖台,把文化创造的着眼点一股脑儿放在对奖项的拼争上。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自律自强还要求我们警惕在文化建设与文化创造中的趋利、媚俗、浅薄、浮躁、恶搞、收视率为王、“娱乐至死”等现象,切实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上来。

    实际上,对我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除了诸多外部因素外,内部开拓创新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只有200多年建国史的美国为什么能拥有文化强势并称霸全球?关键就在于其始终坚持开拓创新。他们在文化创造中不仅将从欧洲带去的骑士精神、绅士精神和现代科技发挥到极致,还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中“猎取”要件和元素。对此若单纯防堵与抵挡,效力不大。只有不断加大我们自身的开拓创新力度,充分挖掘中华文化资源,创造出足以征服人心的文化产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文化与其他一切“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只有从被吸引、认同、接受、欣赏、消化与感动的过程中,才能获得生命并产生价值。

    文化有活力有魅力,是传播、影响和发挥功能的前提,也是维护自身阵地的基础。只有开拓创新,才能把文化资源化成精品佳作;只有精品佳作形成阵势,才能产生文化魅力;文化有魅力、有召唤力,才能在全球化交流中实现自身的壮大与发展,维护文化安全的信心与能力才会不断增强。文化的特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形势提醒我们,维护文化安全,需要我们有效防范,更需要我们开拓创新,变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

文化安全是民族传承、国家稳定、人民得享文明之光的重要保障,坚决而持久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势在必行。在文化创造、文化建设和文化服务的全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体,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性和包容性地吸纳,进行开放式地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交流融合中赢得主动权,保持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艾斐《文化安全:最有力的维护是创新》)

(1)、下列对于“文化安全”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化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创造力受到压制与削弱,甚至招致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这是一个国家文化安全受到冲击的体现。 B、维护文化安全是各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坚决而持久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民族就会传承,国家就会稳定,人民就会享受文明之光。 C、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日益发展,文化主体之间的实力不均衡、信息不对称以及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和抗冲击能力的不同,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便易面临安全风险。 D、维护文化安全,需要有效防范,更需要开拓创新,要变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这是由文化的特性以及文化交流的形势所决定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面对美国的文化强势和称霸全球的现实,我们要不断加大自身的开拓创新力度,充分挖掘中华文化资源,不断创造出优秀的文化产品。 B、如何在文化交流融合中赢得主动权,保持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是我们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C、在文化建设与文化创造中,我们必须反对趋利、媚俗、浅薄、浮躁、恶搞、收视率为王、“娱乐至死”等现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D、文化自律要求我们既要警惕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轻视群众文化的态度,更要坚决反对崇洋媚外、紧盯国外领奖台而拼争奖项的行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华文化要在全球化交流中实现自身的壮大与发展,就必须增强自身的魅力和召唤力,而这有赖于精品佳作的不断涌现。 B、美国不仅将从欧洲带去的骑士精神、绅士精神和现代科技发挥到极致,还从东方文化中“猎取”要件和元素,这种开拓创新精神值得借鉴。 C、中华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风险,这要求我们不断开拓创新,让文化产品精粹、文化服务优质、文化活动积极有意义,这也是文化自强的最佳体现。 D、始终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性和包容性地吸纳,这是中华文化保持活力和魅力的先决条件。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传统相声和相声传统

薛宝琨

    相声之所以采取最简易(也是最高妙)的对话聊天方式,其实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整合与沉积过程。文学史家们早就指出唐代由“参军”“苍鹘”扮演,“咸淡见义”“一主一从”的“参军戏”,就是“古代的相声”。但“参军戏”并没有直接向现代相声形式发展,而是从宋代“滑稽戏”开始,便向戏剧靠拢了。直至清末民初,相声才在吸纳诸多民间说唱技艺的根基上从戏曲中脱颖而出,从行当角色变为艺人本我,从情节的噱头变成叙述或评点的包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民族的喜剧意识。

    形式的背后是内容观念。数百篇的传统段子,几乎覆盖了近世以来北方市民生活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同是“性—情—理—心”这一群落文化心理纵向深入的过程。

    物态文化源于性。“食色性也”,这是人们生存的需要。传统段子展示了近世以来市民意识中比“天理”更重要的“人欲”。不是羞羞答答而是无所顾忌,不是蹙眉颦泣而是笑脸高扬。并且,在欲望不能满足的“悲剧性”中,凸显人性被扭曲的“喜剧性”。《梦中婚》做梦娶媳妇的幻觉、《醋点灯》无钱打油的荒唐,无不在“含泪的笑声”中嘲弄、批判现实。

    行为文化依于情。传统相声的世俗性决定了它要“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延揽人际行为的一切方面。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渗透一切人际关系。父子、夫妻、兄友的伦理秩序因世道骤变变得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化蜡扦》《五人义》等深刻揭示了伪善的可鄙、陋俗的可笑。

    制度文化据于理。“人理”就是“天理”。传统相声比近世任何一部谴责小说都毫不逊色地展示了这丑陋卑劣的社会变态:《贼说话》——“贼”没偷成反而“被偷”,《小神仙》举世皆穷唯江湖术士发迹变泰,描绘着人心不古的一切。

    精神文化归于心。传统段子在《当论》《酒论》《赌论》《哭笑论》这诸多“论”中,抒发并释放了市民的愁绪,表述了人们朝不虑夕、六神无主的生存尴尬。《当论》揭露以实物为抵押的高利贷者,是怎样乘人之危不择手段地敲诈勒索。一件皮袄到了当铺往往被贬得一文不值。各种生意,无论是大是小,都以损人利己为目的。

    讽刺是传统相声的光华。传统相声的讽刺由情及理,以理驭情,始终遵循“婉而多讽”的方式。即使对贪官污吏的讽刺,也都令人感到铸就其性格堕落的社会和历史阴影。传统相声还充满着自嘲和自省精神,就在这一省一嘲之间坦露胸怀,寻找心灵的自由,“引起疗救的注意”。

    显然,作为市民艺术的传统相声,始终在世俗的沟壑里滚动,沾染上许多旧世界的尘埃不足为怪。尤其是深入骨髓的“小市民”趣味,更是其致命的地方;但情趣的提高,当伴随整个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各题。

国产电影“喜剧的忧伤”

    ①国庆长假,带着孩子走进影院看了两部“口碑好”的电影,一部是徐峥自导自演的《港囧》,一部是开心麻花出品的《夏洛特烦恼》。原以为走进影院便会倒头就睡的孩子,竟边看边哈哈大笑,很是过瘾。

    ②回来再看微信朋友圈里,对这两部电影各种刷屏点赞,从《港囧》里的经典老歌盘点,到《夏洛特烦恼》里的笑料段子回顾,有不少媒体人更感慨“值得看第二遍”。

    ③在我看来,这两部喜剧电影殊途同归,一个延续了徐峥“泰囧式”的搞笑风格,将人到中年的各种“囧”事很用心地攒到一起,一个则将开心麻花式的幽默段子,发挥到极致,凑了个东北风味的经典大乱炖,电影最后,都回归到了一个主题:珍惜眼前人,过好当下的生活。

    ④这也让我想起了去年发生在北京人艺的一件不太愉快的“囧事”。当时一群“90后”学生走进人艺看最经典的话剧《雷雨》,让人没想到的是,当演员全情表演时,台下的青年学子们竟“笑声不断”,后来有记者采访,笑场的原因是“演员表演太滑稽”。

    ⑤目前,我们的观影人群多为“90后”“00后”,这些看着《泰囧》《小时代》成长的孩子,对他们从小便接受、耳濡目染的流行文化相当熟悉,甚至是追逐热捧,而对如《雷雨》这样的经典文化却难以亲近,这也反映了当下我们的文化生态有所缺失,那就是少了对经典的敬畏和传承。

    ⑥今年两会上,习主席点赞的由路遥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重新掀起了一股“路遥热”。这部创作于80年代的文学经典,在今天读来,之所以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正是因为它透过少安少平兄弟俩的奋斗历程,透过润叶晓霞姐妹俩的善良人格,颂扬了人类永恒的主题——人性的真善美,这部作品传递的价值观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经典在今天读来,依然能让我们内心感动,不是因为它的滑稽搞笑,更不是因为它的华丽场景,而是人性之光。那些让人一笑而过的作品,注定在文化的长河中站不住脚。

    ⑦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微信圈里的媒体人正报喜,《夏洛特烦恼》逆袭《港囧》,成为国庆档里的票房“黑马”,并列举了剧中多处“让人忽略的搞笑细节”,如果一部电影,最终给人留下的只有搞笑的段子,我们是该开心还是悲哀呢?

    ⑧我们的电影,固然需要像《港囧》《夏洛特烦恼》这样能娱乐大众的搞笑电影,就好比我们做网站新闻,明星娱乐新闻总能吸引眼球,但能体现一个网站的品味和格调的,更是那些有情怀、有内涵、有底蕴的作品。

    ⑨北京人艺话剧 《喜剧的忧伤》,2012年上演时曾一票难求,剧本改编自日本著名编剧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留给人们的不只是好笑。但愿我们的国产喜剧电影,让人笑过之后,更多一些感悟,更多一些感动,更多一些思考的余味。

    ⑩我们的国产电影今后向何处去?我以为,既需要流行,更呼唤经典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经典是说不尽的。对于经典,人们总要追问,何谓经典?哪些是经典?经典是怎样确立的?又是什么时候被确认的?这些,自然是见仁见智了。在关于经典的多重含义下,我想是指那些真正进入了文化史、文学史,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具有原创性和划时代意义以及永恒艺术魅力的作品。它们往往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完美的体现,按先哲的说法,它们是“不可企及的高峰”。当然,这不是说它们在社会认识和艺术表现上已经达到了顶峰,只是因为经典名著往往标志着文化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时代的最高表现力,而作家又以完美的艺术语言和形式把身处的现实,以其特有的情感体验深深镌刻在文化艺术的纪念碑上,而当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其完美的艺术表达和他的情感意识、体验以至他们对现实认识的独特视角,却永恒存在而不可能被取代、重复和超越。

    经典作品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书”。我们不妨拿出几部人们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小说文本,说明它们是如何从不同题材和类型共同叙写我们民族心灵史的。比如,《三国演义》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是一部“权谋书”。相反,它除了给人以阅读的愉悦和历史启迪以外,更是一首宏大的英雄史诗。它弘扬的是: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胜利之本。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在雄浑悲壮的格调中弥漫与渗透着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悟。它作为我们民族在长期的政治和军事风云中形成的思想意识和感情心态的结晶,对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看《水浒传》,我们会感到一种粗犷刚劲的艺术气氛扑面而来,有如深山大泽吹来的一股雄风,使人顿生凛然荡胸之感。刚性雄风,豪情惊世,不愧与我们民族性格中阳刚之气相称.据我所知,在世界小说史上,还罕有这样倾向鲜明、规模宏大的描写民众抗暴斗争的百万雄文,它可不是用一句“鼓吹暴力”就可以简单评判的小说。《西游记》是一部显示智慧力量的神魔小说。吴承恩写了神魔之争,但叉绝不严格按照正与邪、善与恶划分阵营。它揶揄了神,也嘲笑了魔;它有时把爱心投向魔,又不时把憎恶抛掷给神,并未偏于任何一方。而就小说的主调来说,《红楼梦》既是一支绚丽的燃烧着理想的青春浪漫曲,又是一首充满悲凉慷慨之音的挽诗。小说执著于对关的人性和人情的追求,特别是对那些不含杂质的少女的人性美感所焕发着和升华了的诗意,正是作者审美追求的诗化的美文学。

    在反复阅读中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经典的阅读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初读经典与重读经典、浅读经典与深读经典的过程,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经典名著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和历史的严格筛选,本身的存在证明了它们的不朽,因而需要反复阅读;也不仅仅因为随着我们人生阅历的积累和文学修养的不断提升而需要重读、深读、精读,以获得新的生命感悟和情感体验。这里说的经典阅读,是要从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着眼,摒弃种种错误阅读思想的影响,不断抵近经典作品的精神本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冲破禁区,经典名著重印,给读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气。重读或深阅读却绝非“再看一遍”,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可能是无用的重复。重读的境界应当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所言: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新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它启示我们,初读也好,重读也好,都意味着把经典作品完全置于新的阅读空间之中,即对经典进行主动的、参与式的、创造性的阅读。而这需要的,是营造一种精神氛围,张扬一种人文情怀,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一种期望之外的心灵激动。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化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化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化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着。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往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问题。

韩愈的师道思想对宋代以后儒学教育的发展和我国儒家师道传统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钱穆就提出:“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韩愈提出和坚守的“为师之道”是在“耻师”的社会风气盛行、缺乏足够的外部引导与约束的条件下的自我道德建设,体现的是教师的文化使命与道德担当。考诸韩愈的师道思想,在强调“以德育德”的当下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韩愈所谓的“道”是相对于佛老而言的儒家之道,韩愈所谓的“师”则是相对于经师而言的传道之师。由是,“道”与“师”在此形成同构关系:一方面,“道需要通过儒师的论说传述,才能得以绵延不绝”,教师成为道统传承的保证;另一方面,儒师需要维护“道”的神圣性,以保证社会身份的尊崇,儒学成为教师地位的背书。显然,“句读之师”不能承担起这样一种“师”“道”同构的重任,因此韩愈在重塑“师道”传统的过程中,赋予了教师更为深刻的“为师之道”。

师以传道的使命担当

《师说》开篇即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要自觉地把“传道”作为自身的文化使命和道德责任,将儒家的圣王之道传承下去。魏晋时期儒学衰微,除了有社会动荡的客观因素外,也有儒家学者在“家法师守”的过程中忽视对儒家文化本身的传承与创新的因素。这样的人在韩愈看来,不过是“经师”,远远称不上“人师”。中国教育传统强调的“以文化人”,关键在于化,而不在于文。具体而言,“文”就是“古文、六艺经传”这些承载“道”的“业”,而非“道”本身。换言之,文是教育的载体,而不是教育的全部。作为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受业”,将传授给学生一些实用的文化知识视为教育任务的达成,更重要的是向学生传递人之为人的文化精神和道德精神。韩愈对“师道”的重塑,乃是树立起教师作为社会道德担纲者和传承者的身份地位,“师道尊严”无疑建立在对教师使命的高度张扬之上。

一方面,韩愈的师道思想为教师树立了道德身份,教师要以道自任。韩愈在儒家哲学上创立了“道统说”,并将自己纳入传承谱系,为教师的道德身份建构了合法性。这一师以载道、师以传道的谱系构建为后世所继承,成为我国师道传统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韩愈的师道思想也要求教师“敢于为师”,使“传道”成为道德自觉和行动自觉。韩愈本人即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敢为人师事实上也意味着教师要做到主动施教,把提高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作为自身的教育动机和教育责任。韩愈的士大夫身份促使他试图去重建儒家的社会伦理体系,以维护岌岌可危的李唐王朝,多次的贬谪并没有动摇他对孔孟之道的坚定信念,他仍然坚持基于教师身份的“舍则传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

①____

首先,为师之人应当探究“道”的精神内涵。韩愈所创的“道统说”打破了师法、家法的儒家教师观,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够与原本的教诲合而为一,就可以是一位好老师。这固然为从事教学的儒家学者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但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能够向学生说明经典文本的含意之外,还需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向学生阐明经典文本所蕴含的“道”的人生指导意义。历史是流变不居的,教师如果没有能够基于儒家之道,赋予其现实的社会价值,那么教师及其所谓的“道”就可能被学生乃至社会所抛弃。换而言之,教师对于经典必须有所探究,只有对儒家精神进行充分的理解和创新,才能使学生信服,才称得上“人师”。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即在于此,探究精神是教师教育活动的学识保障。

其次,为师之人应当参与“道”的社会表达。韩愈积极参与道德辩论,以儒家之道抨击佛老之道,认为“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若不胜,则无所为道”。师者之传道,应当有“道”可传,如果只是抱残守缺、自视清高,没有积极表达自己对儒家经典的道德理解、对社会生活的道德理解,那么学生难免会被其他学说的社会表达所吸引,教师就会陷入无道可传、无生可教的困境。文章就是教师特有的道德表达形式,韩愈的“文以贯道”重道而不轻文,既强调通过文章来阐释对社会现状的道德理解,以此促进学生对教师和儒学的认同;又寄望通过文章来扩大儒家学说的传播范围,突破汉魏家法的神秘性,使更多的人了解儒家的道德主张。

②____

教师身份是相对于学生而言的,师道、师德亦是在教学关系、师生关系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不同于一般社会伦理关系的道德要求。

其一,教师要热爱学生,帮助学生安心学习。师生的平等主要指的是人格上的平等,而非社会关系上的完全平等,教师不仅需要从其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角度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也需要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其他困难给予关照,由此才能将教师的职业性上升为职业道德,凸显“为师之道”。

其二,教师要奖掖后进,发挥主导作用。闻道在先,意味着教师对于“道”的文本意义和社会价值有深刻的理解,以先觉觉后觉,通过引导学生学习来塑造学业志向。可以说,韩愈所构建的师生关系,绝非知识的传递关系、儒家之道的传承关系,在其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也积极发挥作为教师的主导作用,指导、鼓励学生的学习活动,充满了奖掖后进的深厚情谊。韩愈以“闻道在先”的教师身份,敢于、乐于“成就后进士”,才能在“耻师”的社会风气中形成“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的现象。

(摘编自戴红宇《论韩愈的“为师之道”及当代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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