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是整个文化生态中重要的一环，是富于智慧的人们对于文艺现象的评说与解释，批评言说的必要，在一个文艺蓬勃发展的年代里显得尤其突出，这是出于精神创作生产规律的一种必然需求——一切来源于人类精神创造的自觉冲动，因为，只有精神创造能够使人类更加明白自身的使命与高贵，知道这个世界的无限丰富多彩及浩瀚可靠。正是文艺批评，遵循着自身的规律，与作家艺术家们精神创造的努力同行，以自己的见识、智慧、力量，含蕴历史烟云、揭示人类内心，见证时代进步的一些关键时刻，助益于人性进步。但要意识到，批评很可能是一种最讲究发现的艺术，优秀批评家须像法国作家法郎士指出的那样，延伸各自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不落后于时代与艺术，从而让自己的言说经得起时间考验。

    文艺评论之为探险，其中一个题中之义，是要找寻有益的价值。文艺创作作为饱含价值取向的精神劳动，是由艺术地反映生活，审美化地评判生活来实现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价值裁定和是非观的文艺作品，正如不存在没有意义的话语一样。俄罗斯著名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说过，真正的批评“应当像镜子一般使作者的优点和缺点呈现出来，指示他正确的道路，又向读者指出应当赞美和不应当赞美的地方”，文艺评论要增强价值评判意识，是由其言说的理性、引领性所决定的，批评主体按照一定的理论主张和标准，对文本和文艺现象进行分析、鉴别、阐释、判断，从而作用于文艺现实，通过理性评判，对作品和文艺现象做出价值判断，对其文本意义进行适当的价值裁定，表达批评者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才能完成文艺评论的使命。

    人们需要文艺批评，很大程度上在于希望看到文艺评论对文艺现象、思潮、作品的理性评判和估价。没有价值判断的文艺批评会使言说陷于无灵魂、琐碎与苍白。鲜明的价值立场能够点亮文化言说。目前在文艺评论实践中，那种将艺术言说蜕变为细致解读的批发所、华丽辞藻集散地的情况是普遍的，在涉及价值评判的问题上变得言不由衷和不及物，是文艺评论的一大弊端。有位法国学者说过，批评是一种老得最快的东西，对抗时光的磨损，要积极弘扬在变当中其实永远不变的那些价值，以热情批评的真诚和人性体温，匡正创作风气，提振诗性精神。

    增强价值彰显意识，要加强文艺批评价值、评判标准建设，缓解文艺批评的文化、理论与精神价值的资源短缺紧缺状况。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尊重文本、从文本出发的精神，坚守主流价值，以“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开展文艺批评。要积极吸收古代文论的有益资源，以作为文艺鉴赏、评论重要尺度、依据和标准，鲜明体现中国人的善恶美丑观、义利观、责任观，体现中国文化的爱憎与是非观，发挥先进价值观引导文化思潮的作用。

（节选自梁鸿鹰《批判是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2014年7月22日《中国文化报》）

    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意境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山水画不是地理、自然环境的说明和图解，它当然包括自然地理的准确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思想感情，见景生情，景情结合。如果片面追求自然，花、鸟都会成为死的标本，画风景也缺乏情趣，没有画意，感动不了自己，更感动不了别人。古诗里往往有很好的意境，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四句诗完全描写自然的景象，却使人深深体会到诗人深厚的友情。古人说“缘物寄情”，写景就是写情。诗画有了意境，就有了灵魂。

    山水画意境的产生，有赖于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的产生，又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度有关。要深入全面地认识对象，必须身临其境，长期观察。齐白石画虾，就是在长期观察中，在不断表现的过程中，对虾的认识才逐渐深入了，也只有对事物的认识全面了，达到“全马在胸”“胸有成竹”“白纸对青天”“造化在手”的程度，才能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赋予对象以生命。对客观对象不熟悉或不太熟悉，就一定画不出好画。写景就是为了写情，这一点，在中国优秀诗人和画家心里是很明确的。无论写诗还是作画，都要求站得高于现实，这样来观察、认识现实，才可能全面深入。毛泽东《沁园春·雪》开头两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就充分体现了诗人胸怀和思想的高度境界。山水画不强调“光”，而是注重表现长期观察的结果。拿画松树来说，在山水画家看来，早晨八点钟或中午十二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表现松树的精神实质。像五代画家荆浩在太行山上画松树，朝朝暮暮长期观察，画松“凡数万本，始得其真”。一位画家出外写生，两个礼拜就画了一百多张，这当然只能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刻认识对象，更不可能创造意境。一棵树、一座山，观其精神实质，经过画家思想感情的夸张渲染，意境会更加鲜明，木然地画画是画不出好画的。一个山水画家对所描绘的景物，一定要有强烈的、真挚的、朴素的感情，有的画家没有深刻感受，没有表达自己亲身感受的强烈愿望，总是重复别人的，就不会有意境的独创性。

    画画要有意境，否则力量无处使，但是有了意境还不够，还要有意匠；意匠即表现方法、表现手段，简单地说，就是加工手段。齐白石有一印章“老齐手段”，说明他的画是很讲究意匠的。意境和意匠是山水画的两个关键，有了意境，没有意匠，意境也就落了空。杜甫说“意匠惨淡经营中”，又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画家为了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别人，一定要苦心经营意匠，才能找到打动人心的艺术语言。

（摘编自李可染《山水画的意境》，有删改）

    在我国公众持有的各种幸福观中，有两种十分流行。一种可谓之为资源占有幸福观，它把幸福等同于占有资源（金钱、财富、权力等等），认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幸福。另一种把幸福看作是感性欲望（物质欲望）的满足，以为感性欲望越是得到满足、获得的享受越多越是幸福。这种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

    这两种幸福观自古以来就存在，它们虽然在人性中有其根源，但受到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激发，从过去的羞羞答答走向了今天的大胆直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谋求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们行为的普遍动机。所有社会资源本身都是利益，而且可以作为带来更大利益的资本。于是，在不少人那里，占有资源便不再是作为幸福的必要条件，而成为人生的目标，成为自我实现的标志。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消费主义盛行。市场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断刺激和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给人们欲望的满足提供了目不暇接、花样翻新的产品和服务。在这种消费主义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很容易以为欲望得到越多满足、得到越高层次的满足就越幸福。于是，物质享受幸福观便流行起来。

    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幸福观，已经导致和可能导致人生与社会问题。

    资源占有幸福观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人生异化，即将作为幸福条件的占有资源当作了幸福本身，并受控于占有欲，从而损害人生和社会。占有一定的资源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幸福的条件而不是幸福本身。一旦将资源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加以追求，当作幸福本身，那么占有欲望就会不断膨胀，最后充斥整个心灵，人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成为不断膨胀的贪欲的奴隶。

    物质享受幸福观的问题不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在于仅局限于此而忽视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容易导致心理问题。人的需要或欲望有不同的层次，物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除此之外，人还有情感的需要、社会尊重的需要，以及马斯洛所说的基本需要之上的自我实现需要。所有这些需要都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心理才能平衡与和谐，否则就会发生心理问题，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性循环：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郁闷、愤懑，得到满足又会感到无聊，于是又会追求更多、更强烈的欲望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心灵不能承受欲望之重。

    如果我们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幸福呢？或者说，幸福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美的光辉，人格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创意和充满魅力。显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就是人的幸福状态。

（节选自江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幸福观》，2017年1月23日《光明日报》）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等。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①据2018年相关统计，中国网络文学用户已超4亿，注册作者超过1000万。“零门槛”使网络文学拥有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作者队伍。其中一些作家通过筛选，获得和网站签约资格，再经过激烈竞争，一部分成为职业作家，只有极少数脱颖而出，成为一线作家，而最终能进入文学史的可能更少。如何评判这个金字塔生态系统里塔基的价值呢?有人说，在以类型文学为主体的网络文学界，绝大部分写手都是跟在流行类型后面模仿炮制。然而，这些似乎千篇一律的“套路文”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读者乐此不疲呢?其价值在哪里?

    ②网络文学读者们有自己一套语汇称呼那些跟随模仿的“套路文”，如“速食”快餐”“粮草”“千草”，背后的心理是，这些“套路文”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套路本有价值，并且是原创价值，就像老北京炸酱面的独特配方。只不过，网络文学套路配方是开放式的，有开创者，没有专利拥有者，是在无数“跟进”创作者的积累中自然形成的。可以说，类型套路是网络时代的文学发明，扎扎实实的类型构成网络文学的“核心资产”。

    ③一般说来，套路是对一种流行类型的模式总结，是一套最易导向成功的成规惯例和写作攻略，那么，那种流行类型是怎么来的呢?答案却是不可预测。网络文学发展20年，借助媒介优势，创造出远远多于纸质类型小说的类型，但是，基本没有哪一种类型是作者或网站设计的结果。往往是一本书火了，引爆一个类型。网络文学自建立VIP在线收费制度以来，无数作者想迎合读者口味，但问题是不知道怎么迎合。原因是，读者也不知道自己还喜欢什么。他们知道的都是已经被戳中的“萌点”，那些已成套路。

    ④所以，一本引爆潮流的书，就是把一个时期一个人群的心理（甚至是潜在心理）赋予文学的形状——这本身就是一种发明，如果再能发明一种特殊的设定（如穿越、重生），就能把这种心理放置在一个叙述模式里，放大其尺度，以便全方位地开掘、拓展，有层次有节奏地满足——这就发明了一个类型。在类型文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形成类型套路。

    ⑤在网络文学的创作实践中，类型套路的形成总是一项众人参与的群体工程。当一个类型空间被打开后，就会引来很多跟进者。这些跟进者未必只是模仿，很可能同时也在创造。他／她未必是很有文学才能的人，但在一个“新大陆”被勘探之际，想出一个脑洞、戳中一个萌点、开发一个桥段，都可能引起读者关注。待积累到一定程度，可能会有“集大成”的作家将该类型推向高峰。这样的作家还可能同时出现几个，那就会有几种不同的风格。之后，可能还有升级换代。直到所有功能都被开发尽，招数变老，就会形成“套路”，这时可能出现“反类型文”，这就意味着这种类型被“终结”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套路是某种类型的背影。类型过时了但并没有消失，会成为后来类型的背景设定，所有的类型元素都将进入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被反复重组挪用。

    ⑥如果说媒介是人的延伸，网络类型文学就是它的创造者们心理愿望模式的文学延伸。网络文学20年的发展，无论从社会功能而言，还是从文学成果而言，都值得肯定。我们今天总结网络文学20年发展的成果，可以从类型入手，这些类型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学成果。

（摘编自《网络文学在类型写作中不断进化》，2019年4月9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第三届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日前在布鲁塞尔落下帷幕。本届大会首次设立中国馆，以视频、海报等多种形式介绍中国在生物航空燃料、生物柴油、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的最 新科研和应用成果。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已经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为推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由比利时法兰德斯技术研究院牵头创办。比利时研完院负责 人德克•弗朗萨尔说，许多科技创新成果已为特定领域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但这种解决方案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则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 制定者、企业家和科技人才搭建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让科技创新成果在实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本届大会的一大亮点是中国的深度参与，”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组委会政策部主任菲尔勒•方德沃得表示，“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为其他国家作出了很好表率。在能源和科技创新领域，中国也是世界领先。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的成功举办，中国不可或缺。”

    中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赶超西方，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重视可持续发展，大力建设生态文明。“海洋可再生能源是新能源的未来发展方向，目前还处于产业培育期，需要战略性先期投入。中国政府从长远出发，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着想，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摘编自人民日报《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中国成功经验值得推广》）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于2016年正式启动，该议程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为实现全球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作为该议程的签署国，中国于2017年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初步总结了中国在国家层面的做法和经验。

    在科技领域，中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形成社会共识。近年来，中国一直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创新是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徐南平认为，中国下大力气推动创新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也符合世界发展潮流。为什么科技在中国现在这么重要？实际上是基于国家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考虑，国家对创新是很支持，这也是中国发展一个很重要内容。

    （摘编自人民日报《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资源消耗呈加速趋势，在不久的将来.大部分矿物资源将会消耗殆尽，加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类面临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戏。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在现有技术装备条件下，人类经济増长已经接近上限。如果不能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全球经济难以走出低速増长的窘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不断进步和创新。由于缺乏重大创新成果，自2004 年起，全球经济增长活力显著下降。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今后如果生产率不显著提升，全球经济増长率将大约下降40%。为了提高生产率，在重视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必须做好两点：一方面新兴工业国要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保持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要更加重视弥补企业和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陈庆修《以科技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