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心里一团如花似锦的猜想，在四堡灰飞烟灭。

②在宋代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中，福建的建阳一直承担着那片那片大地上文明的传播。其他几个雕版中心如汴梁、杭州和临汾，总是随着战乱与京都变迁或兴或衰，惟有这“天高皇帝远”的建阳依然故我。从遥不可及的中古一直走到近代。我喜欢建安[注]图书的民间感。它自始就服务于平民大众，也就将先民们的阅读兴趣与审美融入坊间。明代以来，杭州、苏州，以及相继崛起的金陵派和徽派刻印的图书，一窝蜂地趋向文人之雅致，刻意地追求经典，建安图书却始终执拗地固守着它的平民性。大众日常消遣的故事、笑话、野史，农家应用的医书、药书、占卜、以及专供孩童启蒙的读物，都是建安版常年热销的图书。今天看来，这种由民间印坊养育出来的纯朴的气质便是建安版特有的审美品格了。

③然而，建安图书真正的福气，是它至今还保存着一个雕版印刷之乡——四堡。中国古代雕版基地大都空无一物，只剩下建安这个“活化石”。它犹然散发着书香墨香文明之香吗?

④四堡身在闽西，肩倚武夷山脉，一双脚站在连城、清流、宁化与长汀交界处。地远天偏，人少车稀，这种地方正是历史的藏身之处。但现代化法力无边，近几年古镇热闹起来了，不过令我吃惊的是，这里居然还完整地保留着二百年来声震闽西的印书世家邹氏的坊间与宅第。大大小小一百四十间房子，屋连屋，院套院，组成客家人典型的民居——“九厅十八井”。在四堡，这种房子都是一半用于生活，一半用于印书。可是，无论陪同我的主人，怎样指指点点地讲述，我也无法生出往日那种奇异又儒雅的景象来。

    ⑤俏若留意，那又细又弯高高翘起的檐角，鸟儿一样轻灵的木雕斗拱，敷彩的砖雕，带着画痕的粉墙，还残存一些历史的优雅。但挤在这老宅子里生活的人们，对此早已视而不见。历史走得太远了，连背影也看不到。高大的墙体全都糟朽，表面剥落，砖块粉化；地面的砖板至少在半个世纪前就全被踩碎了；门窗支离破碎，或者早已不伦不类地更换一新；杂物堆满所有角落，荒草野蔓纠缠其间。唯一可以见证这里曾是印务的，是一些院子中央摆着的一种沉重的石缸。它是由整块请市调出，岁月把它磨光。当年的印房用它来贮墨，如今里边堆着煤块或菜，上边盖着木板；有的弃而不用，积着半缸发黑和泛臭的雨水。

⑥生活在这拥挤的黏湿的腐朽的空间里，是一种煎熬。特别是电视屏幕上闪现着各种华屋和豪宅的时候，人们会巴望着逃脱出去，切盼现代化早日来到，把它们作为垃圾处理掉。这就是发明了印刷术的古国最后一个“活化石”必然的命运么?

⑦应该说当将邹氏家族的祠堂改造为一座小型博物馆，展示着从四堡收集来的古版古书，以及裁纸、印书、切书、装订等种种工具。还将此地雕版的源起、沿革、历代作坊与相关人物，都做了调查和梳理，并在这小展馆中略述大概。可是当我问及现存书版的状况时，回答竟使我十分震惊——只有一套完整的书版!难道这块生育出千千万万图书的沃土已然资源耗尽，贫瘠得连几套书版也找不出来?

⑧其实并非如此。知道今天，无孔不入的古董贩子还在闽北和闽西各地进村入乡、走街串巷去搜罗古书古版。四堡人穷，自然就那它们换钱。文化受到自己主人的轻视才是真正的悲哀。

⑨四堡的雕版印刷肇始何时，仍是个迷。但它作为建安版的一个产地，自然属于中华雕版印刷史源头的范畴。特别是宋代汴京沦落，文化中心南移，印刷业便在福建西北这一片南国纸张的产地如鱼得水遍地开花。明清两代，建安图书覆盖江南大地，这也正是四堡的极盛时代。可是到了19世纪，西方的石印与铅印技术相继传入，四堡的雕版便走向衰落。从大文明的系统上说，中华文明传承未断；但再许许多多具体的文化脉络上，我们却常常感受到一种失落！

⑩在龙岩、泉州和厦门，我都刻意去古董店考查建安书版的流散状况。在四堡见不到的书版，在这些商店里很容易见到。不过一位贩子对我说：“你出大价钱也买不到明代的贩子了。”我相信他的话。受制于经费的拮据，在这些文化沃土上，到处是古董贩子，反倒很少看到专家的身影。

长江和黄河虽然同为中华文化的母亲河，都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果，但从夏商周到西晋末，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长江流域。然而，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多次遭到游牧民族的冲击，历次兵燹带来大规模北人南迁，而相对安定的长江流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优越的自然条件日益凸显。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皆具水热条件，故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而长江流域拥有更丰沛的水热资源。但在原始社会末期至商末这一文明初始阶段的气候条件下，中国先民所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更适合开发北方黄河流域。在全新世中期，全球气候变暖，长江、黄河流域较之现在更加温暖湿润。黄河流域森林密布，受低温和干旱的威胁较轻；而气候炎热潮湿的长江流域则经常发生洪涝灾害。

当时的原始农业以木石农具为主，黄河中上游的粟作农业依托肥沃疏松的黄土和黄河及其大小支流的灌溉，通过精耕细作实现了蓬勃发展，各早期文明也借此绵延不绝并逐渐融合；而长江流域则因其红壤的土质较为紧密，水稻种植所需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劳动量大、技术要求高，而当时人员、技术所能达到的稻作生产方式又较为粗放，且常受洪水威胁，故其农业产出量不及黄河流域。这种农业生产上的差异在进入青铜时代后仍长期延续，直至铁质农具产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现、防洪手段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长江流域的水热优势才逐渐彰显。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农业生产重心的转变过程中，近 5000 年来的中国气候总体向干冷演变，这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趋向脆弱，而长江流域则变得更适宜人类居住和农业开发。另外，黄河流域因过度开发而导致水土流失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总体而言，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长江流域铁农具的推广和兴修水利工程的力度仍不及黄河流域，“火耕水耨”仍是南方水稻耕作的主要方式。直到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才摆脱“火耕”，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并且部分地区还开始使用牛耕，出现了秧苗移栽与双季稻，灌溉农业模式也日臻成熟，这些都为日后长江流域农业生产的腾飞打下基础。

六朝时，长江流域的灌溉与防洪事业进一步发展。如东晋时期的荆江筑堤，南朝的鄱阳湖筑堤建闸等，长江流域的丰富水热资源得到较大程度开发，形成足以与黄河流域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此外，造船业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长江流域开始展开大规模航运，史载南朝宋孝武帝西巡“龙舟翔凤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无比”。为方便水路交通，各处运河开始修筑。比如孙吴开凿破冈渎以汇通秦淮与江南运河，使建邺（今南京）成为联络长江与吴会水运的中心城市，商贸迅速兴起。东晋南朝时期，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天文历法学取得重大突破，东晋虞喜发现岁差现象，稍后，祖冲之将虞喜的岁差学说引入历法（大明历），隋唐因之，对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帮助甚大。

唐朝政府极重农田水利工程，将兴修水利提高到了法律层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水利管理机构，长江流域也随之开辟出了大量良田。尤其是安史之乱过后，长江中下游的淮南道和江南道成为长安朝廷的财赋供应基地，其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农业生产随之日盛。中唐时期权德舆指出：“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唐代后期，江东人民还从长期水田耕作的实践出发，改进笨重的直辕犁为曲辕犁，明显降低了犁的受力点，既减轻了扶犁农户的体力消耗，又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畜力，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中国旧式步犁至此发展成熟，完全定型化”。曲辕犁沿用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除此之外，唐朝江南地区还出现了稻麦复种制、茶林间作与鱼草轮作之法，这不仅令长江流域丰富的水热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而且还有利于保持生态的平衡，江南水稻区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宋朝时，江南的水田耕作工具已较为配套，起秧、碎土、稻谷扬净等都有专门工具，复种（双季稻和稻麦两熟）技术也较为成熟，加之当时圩田盛行于江南，“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唐末引自越南的较为耐旱的占城稻此时也在江南普遍种植，江南水稻产量得到了极大提高，故南宋中期以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

综上所述，春秋以迄宋代，随着技术的进步，自然条件更为优厚的长江流域在农业生产方面逐步赶超了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粮食财富供应基地。

（摘编自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外因与内因》，有删改）